瞭望 | 双向奔赴锻造现场工程师

　　职业本科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具备在产线上发现复杂问题、完成工艺优化、服务设计和技术微创新的能力，成长为能独立解决非标难题、拿出改进方案的“现场工程师”储备军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岳栋 郑天虹 王莹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中德机器人学院毕业生黄烈群，入职企业成为自动化技术工程师不到3个月，就参与打造出一套定制化产线优化方案，帮助客户降低设备故障率，生产效率直接提升28%。

　　这不是个例。随着全国职业本科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发展，一批兼具理论基础与现场创新能力的青年技术人员，正快速成长为产业一线的“技术生力军”。与职业专科侧重熟练操作不同，职业本科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具备在产线上发现复杂问题、完成工艺优化、服务设计和技术微创新的能力，成长为能独立解决非标难题、拿出改进方案的“现场工程师”储备军。他们更懂原理、更擅创新，正在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截至2026年6月，全国职业本科学校已有124所，在校生规模突破50万人。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迫在眉睫——作为职业本科育人的重要路径，校企合作正在经历一场从“浅层对接”到“深度共生”的质变。

　　产业升级“重写”岗位说明书

　　产业升级对一线技能人才的要求，正在从“操作工”向“设备管理者”转变。

　　2025年，我国制造业重点领域人才需求总量接近6200万人，高技能人才需求缺口约3000万人，缺口率达48%。缺口的“结构性”特征更为突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6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制造业岗位求人倍率达1.58，即每100名求职者对应158个岗位。其中传统普工岗位求人倍率仅0.85，供大于求；而工业机器人运维、PLC电控调试、数控数字化编程等智能制造复合岗位的求人倍率高达2.3，属于极度紧缺。

　　“现在企业不缺按按钮、拧螺丝的工人，大量缺少能独立排查故障、微调程序、优化产线效率的复合型人才。”长三角一家制造业企业的HR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这种变化在高端产业集聚区域尤为剧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江涛告诉记者，深圳产业升级迭代极快，传统产线逻辑下，企业一线技能人员重在具备实践操作能力、上手快即可；而现在，一名合格的工程师需要同时掌握多领域知识。

　　百度Apollo开源平台负责人苏菲菲举例说，一名自动驾驶测试工程师既要懂汽车动力学和传感器原理，又要掌握编程、操作系统，还要熟悉车路协同通信协议，“这种‘人－车－路－云’多域融合的能力要求，几年前几乎不存在。”

　　能力要求升级，直接推高了人才培养成本。苏菲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培养一名可以独立上岗的智能网联汽车技能人才，需要投入约8万至15万元，且社会招聘的技能工人入职后要花6到12个月学习软件基础、掌握传感器原理与标定技术，才能顶上一个岗位。“企业等不起，但人才‘长不快’。”

　　北京博联众睿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捷等多位受访企业负责人表示，“入职后再培训”的隐形成本正成为企业的负担。校企合作不再是职业学校的“独角戏”，而是企业降低用人成本、精准储备人才的必然选择。相比社会零散招聘，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的高端技能人才，岗位匹配度更高、成长周期更短。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事业部总监陈潇男说，近年公司产品从电机、传感器快速拓展到变频器、小型PLC等品类，迭代速度快、技术跨度大，企业需要的人才不仅要吃透全系列产品，还要能直接为客户输出综合解决方案，“这种能力，至少需要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才能系统培养出来。”

　　当产业升级彻底改写了一线岗位的“能力说明书”，传统“学校送学生、企业接人”的浅层次合作模式也必须随之升级。

2024 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展台（2024 年11 月 21 日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把“孵化器”建在产线旁

　　面对产业端日益迫切的人才需求，一批职业本科院校与头部企业率先破题，从人才培养前移、技术协作深挖、成本共担共赢三个维度，把校企合作推向纵深，在产线旁建起一个个“现场工程师孵化器”。

　　培养前置，把“入职培训”搬进学校。过去学生毕业才开始的岗前培训，现在被直接前移到大学校园，企业把真实岗位的能力要求嵌入人才培养全流程，学生毕业时基本具备独立上岗能力，直接省去半年到一年的入职适应期。

　　在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长鑫集电订单班，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培养方案：学生既要系统学习半导体存储、机电控制相关理论，又要重点攻克设备故障快速排除、机台异常根因分析、维修成本优化、产品良率提升评估等复合能力模块。学生入职后，能快速对接企业设备工程师岗位要求，节省漫长的二次培训时间。

　　“职业本科订单班，瞄准的不是简单顶岗，而是高端技能人才定制培养、一线复杂工艺优化、中小型技术迭代攻关。”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伟介绍，目前该校近50%的学生进入订单或定向培养通道。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则与华为、大疆、比亚迪等企业共建产业学院，把企业真实项目搬进课堂，把企业工程师请上讲台，学生从大二开始就进入项目化培养轨道，在校园里完成多轮“模拟上岗”。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学生孙宇航因为在实训课上表现突出，被一家煤矿电机制造企业录取为技术员：“学校的数控设备比很多公司都先进，到企业后我几乎不需要再培训。”

　　“职业本科培养的学生有基础、愿意动脑、肯钻研，入职之后基本两周内就能独立上手，为企业减轻了入职培训的负担。”陈潇男表示。

　　技术共生，让师生深度参与一线攻关。校企合作不再停留在“学生参观、企业冠名”的层面，而是向联合技术攻关延伸——学校把实验室建到企业里，企业把技术需求带到课堂上，师生深度参与产线微改造、工艺小创新，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完成能力淬炼。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大学针对合作企业提出的“汽车零部件柔性装配线节拍提升20%”的实际需求，组织学生在企业导师与学校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生产流程分析、瓶颈定位、方案设计与实施验证，最终使装配线节拍提升幅度达21.8%，该方案已被企业采纳并投入应用。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设立“智慧交通科教融汇创新工作室”，整合学校专业教师、研究机构专家、企业工程师等资源，集中攻克合作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技术难题。截至目前，该工作室已承担企业委托技术服务课题45项，为企业获取经济效益约1.2亿元。

　　王伟表示，职业本科学校成为企业技术验证的“低成本试错平台”，降低了企业在中试、工艺优化、产品测试等环节的投入成本，找到了一条兼顾技术深度与落地效率的中间路径。

　　成本分担，让“划算”驱动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前移和技术协作深挖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如何让企业从“被动配合”转向“主动参与”，成本分担机制是关键。

　　2019年出台的《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规定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企业可享受“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针对职业本科，近年来一些区域进一步出台细化办法。2025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修订《校企合作管理办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将实习生补贴范围扩大至本科生，标准为每人每月4000元；学生毕业后与培养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社保满1年，按高职毕业生每人1万元、本科及以上每人2万元给予企业资助。

　　除了政策补贴，校企双方还借助校内科研平台分担中试、检测、定制生产等环节的大额投入。集创北方与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共建集成电路中试基地，企业投入3条生产线，学校投入12条生产线。

　　“这对公司来说是一笔划算的账——学校提供了场地和基础运维，企业只需投入核心设备和技术人员，整体投入比自建中试线节省约六成。”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腾飞表示，“双方共享收益的模式，也激发了公司参与的积极性。”

　　深化合作仍待突破“卡点”

　　尽管模式探索初见成效，但职业本科阶段的校企合作时间更长、深度更大，让部分校企合作中的普遍矛盾更加凸显。

　　教学节奏与产线节奏有待对齐。学校有固定的教学周期，对课程时间、实践时长等有刚性规定；企业也有自身的生产排期和订单节奏，二者难以完全同步。一位职业本科院校教务负责人反映，职业本科四年学制中，理论课与实训课穿插安排，可供灵活调配的实习时段比专科阶段更少，节奏适配的难度有所增加。

　　万捷建议，实现节奏适配需要从无规律的“迁就”走向“弹性制度化”。校企双方应提前对接全年生产计划，采用分段式、错峰实训等方式，把实习时段作为生产周期的一部分来管理。

　　技术协作规则亟须厘清。知识产权归谁、收益如何分配、技术秘密如何保护，这些问题在职业本科层面的校企合作中更加突出。有受访职业本科院校校企合作负责人表示，专科阶段的技术合作较少涉及专利和成果转化，更多是提供“解决方案”；本科阶段的技术合作程度更深，可能产生可专利化的成果，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等规则缺位成为绕不过去的障碍。

　　杨腾飞认为，需通过明确的前置规则划定双方边界。例如，针对企业生产内部机密，双方可签署保密协议，明确涉密范围、责任划分与违约处理。国家层面可探索利用风险补偿政策，降低企业参与合作可能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风险。

　　企业导师制度亟待落细。“职业本科教师能力建设需破除单一学术导向，重点引育兼具扎实理论素养与突出实践能力的‘双师型’队伍。”王伟说。由产业一线的工程师和技术骨干为学生传授真实的企业需求与工作经验，是多所学校实践中的共同选择。但企业导师参与课程多，身份模糊、回报机制不清晰，难以形成持续动力。受访业内人士建议，校企双方需完善企业导师聘用机制，明确导师的职责边界、工作量认定标准以及相应的薪酬或激励方案，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模式。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将企业导师纳入“产业教授”序列，给予正式聘任证书和年度津贴，同时将授课时长计入企业工程师的职称评审业绩。通过“名分＋回报＋职业发展”的三重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导师的参与积极性和稳定性。

　　此外，当前政策补贴和资源置换等成本分担机制更多集中在大型企业层面，中小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门槛依然很高。王伟建议，应通过政策托底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将这些企业纳入区域产教融合认定目录，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降低其投入成本。同时，中小企业可借助行业协会或区域产教联合体联合参与，共享实训基地与课程体系，摊薄单个企业的固定投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