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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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

来源：《文史精华》2001年03期

作者：罗平汉

一

天灾及人祸使公共食堂

的“大锅饭”无法再吃下去

1958年“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全国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并且将其视为“共产主义萌芽” ，公共食堂成为当时人民公社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59年上半年，在纠“左”和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公共食堂按照群众的要求得以解散。但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办不办公共食堂当作了是否“坚持社会主文阵地”的标准之一，一些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度散伙或解散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5忆农民再次吃起名副其实的“大锅饭"。

1960年，我国遭受了比1959年更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仅受早灾面积就达6亿多亩，水灾面积1亿多亩，再加上虫、风、雹等灾害共约9亿多亩，占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受灾面积之大，灾情之严重，是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也为历史所罕见。加之以平均主义为支撑点的公共食堂，严重地损伤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年的粮食生产原计划是6000亿斤，实际上只收了2870亿斤，比 1959年还低近500亿斤，比“大联进”前的 1957年减产26%以上。

可是，由于1958年和1960年的两次“大跃 进”，全国出现了两次大办工业的高潮，导致了非衣业人口骤增，1960年的非农业人口比1957年增加了3124万人，从而也使得城镇商品粮供应量大大增加，从1958年开始年年征购过头粮，当年即征购粮食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1960年在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仍征购了1024亿斤，占年产量的35.7%。由于征购过头粮，使农村的留粮大为减少。1957年，全国农村留粮2940亿斤，1959年减为2052亿斤，1960年仅为1846亿斤。按人口平均， 1957年为409斤，1959年为366斤，1960年只有264斤。

据河北省1960年4月对全省35000个生产队的调查，社员平均吃粮1斤以上的，有7759个生产队，占21.7%；12两（当时1斤为16两，12两合10两制1斤的7.5 两。下同） 以上1斤以下的21292 个生产队，占59.6%，半斤以上12两以下的5316个队，占14.9%；不到半斤的有1346个队，占3.8%，最少的只有3-4两。这个3-4两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的1.88一 2.5两（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衣村人民公社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29日）。到这年11月，河北省宣化市农村粮食消费水平是平均每人每天5.4两。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为了解决粮食不足，各地出想尽了办法，如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所谓“增量法”，一些地方召开“吃饭大会”，甚至开展全国规模的生产“代食品”运动，等等。但是，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的匮乏日趋严重，不少公共食堂只得停伙或半停伙，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二

中央着手解决“共产风”，

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要从根本上抓转困难局面、就必须调整农村政策，尤其是必须取消群众意见最大的供给制和解散公共食堂，调动农民生活自救的积极性。在这极其困难的日子里，陈云尖锐地指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整农村政策已成了国家领导人的共识。但是，政策调千头万绪，从何下手？中共中央决定着重解决“共产风”的问 题 “共产风”曾在庐山会议前有所纠正，但随后的“反右倾“使“共产风”有增无减。196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也曾针对这一问题发出过文件，要求各地纠正，但并没有得到切实质彻。当年夏天，各地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等所谓各种“大办“过程中，以”—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再度蔓延.并且愈演愈烈。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共产风”问题，这年秋、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中共有12 条措施，所以又简称“十二条” 。10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于11月3日发至人民公社生产队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组织。这12条的主要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等等。

《紧急指示信》标志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停止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反右倾”运动，开始转向重新 纠“左” 。这是个重大的转变，为扭转农村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12条仍有很大的不足，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意见最大的公共食堂问题，12条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 只有在北方的严寒季节和缺乏燃料的地方，在经过县委一级批准后，方可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因此，广大农民一面对12条表示由衷地欢迎，一面又迫切希望进一步解决困扰他们积极性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

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使毛泽东的头脑清醒起来，他心情异常地沉重。12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通，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364页）作为一个有崇高威望的领袖，在全竞面前承认错误，这是不容易的。

这年12月24日至翌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所有社队都必须以中央的12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 、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 “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在12条的基础上，会议确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国家准备再拿出10个亿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拿出 15 个亿来作为 “共产风”的赔退补贴；社员的家 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j 人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12条 的5%提高到7%； 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进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等。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毛泽东就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建设方针、国际形势等阐明了意见，着重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要求与会的高级干部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要去做调查研究。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又于1月中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又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问题，说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随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对于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月6日至8日，毛泽东到达杭州。他把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华东各省、市的第一书记找来，听取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公共食堂问题。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汇报中说：食堂耗粮特别大，而且不分老少，不管轻活重活，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的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江渭清还认为，食堂浪费很大，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不能继续办下去了。江渭清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当即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派胡乔木、田家英分头到湖南、浙江农村作调查，时间1个月；二是调查以后，中央开会讨论食堂问题，

按照毛洋东的指示，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浙江的嘉善，选择了一个办得好的生产队和个办得差的生产队分别进行调查。这两个点的调查结果，一个由于没有深入下去，受框框束缚，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如何把食堂办好；另一个点由于真正了解到群众对食堂的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以为继，应该解散。田家英参加了后一个点的调查，也赞同解散食堂。然而，食堂当时仍是一个敏感问题。年前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中，还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应该坚持，“反右倾”运动中有人因食堂问题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对许多人来说仍然记忆犹新。但是，田家英还是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听了江渭清和田家英等人的汇报，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表示，对公共食堂，按群众的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30户中有5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养猪的要求家里做饭，是可以的。总之，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此时，毛泽东了解到有相当多的群众不愿在公共食堂吃饭，认为对这一部分群众不要强求其留在食堂：同时又感到公共食堂不能一风吹，只要有人愿意在食堂吃饭，就要坚持办下去。

三

“三南”，“三北”会议及《农业六十条 〈草案）》，仍没有解决公共食堂问题

还在杭州的时候，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建议中共中央摘一个人民公社的条例。毛泽东找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和田家英等人商量后，认为搞个条例很重要，乃采纳了这个建议。2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条例。

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西南3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与此同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的主持下，“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讨论人民公社条例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讲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队与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可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一天，他致信刘少奇说，希望对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以便参加会议的人回去之后指导各级第一书记对此进行认真切实的调查。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讲到了公共食堂问题。他说，广东有个大队党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役有肉吃，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都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内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10年也还得散伙。 现在河南有些食堂难以为维，非停办不可。没有烧柴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3月14日，“三南”、三北”两个会议合并在广州继续举行。

第二天，刘少奇在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插话说，对五保户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同的，但其余要统统拨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质。所谓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 刘少奇的这段话，表明他对供给制的弊端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已持否定态度。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对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作了一些调整，如缩小社、队规模，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等，但是，对于广大农民最关心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公共食堂，草案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公共食堂必须严密制度，杜绝贪污；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定期选举工作人员和公布账目。“尽管草案中也规定公共食堂必须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既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办农忙食堂，对于一些居住分散和燃料不足的地方可以不办食堂，但有“积极办好“这个大提的存在，各地依然不敢解散食堂。

《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没有解决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但它毕竟是大兴满查妍究后取得的一个成果，表明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已经开始解放思想。

四

高层领导纷纷深入农村，

真实情况浮出水面

同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在五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利用会议召开前的这一段时间，就食堂、粮食、供给制、山林分级管理等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的苦功夫，切实了解情况，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开好中央工作会议。

于是，广州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扎实的调查研究。

4月2日，刘少奇到了湖南宁乡离家乡炭子冲 仅10多里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进行了6天实地调查。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在同湖南省委商量后，他来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衣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刘少奇到来之前，中共中央曾派一个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和生活都搞得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大队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在天华，刘少奇一共住了18天。在调查中，他感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决心以天华为试点，解散公共食堂。他对天华的干部说：看来，1958年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多数社员不愿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散。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后，办不办公共食堂上升到了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广大干部明知公共食堂为绝大多数群众所不满，但又不敢解散食堂。刘少奇表示，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而是平均主义阵地。他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这个决定得到了天华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得知天华解散食堂的消息，附近大队的公共食堂也闻风而散。

在天华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回到了阔别36年的家乡宁乡县炭子冲，继续对农村情况进行调查。

他在炭子冲大队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上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放柴，专人担水，专人春米，一个食堂占用了1/3 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条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 刘少奇接着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随后，他又将近期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就在刘少奇回湖南调查之际，周恩来于4月底 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周恩来发现，不少社员对公共食堂很不满。于是他提出找一个食堂进行试验，宜布自愿加入食堂，不愿人的可以把粮食领回去。当时估计会有20%的社员留在食堂。结果，作为试点的胜利街大队第一小队宣布这个决定后，除了炊事员外，其余的社员全都退出了食堂。

5月7日，周恩来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 迫场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记工评分的办法。毛译东对周思来的意见极为重视，当即将电话记录批发给中央各部及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他领导人对公共食堂的问题也很关注。广州会议后，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4省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于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的群众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的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未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了家乡福建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5月13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全部停办。当然大忙季节要办农忙食堂，群众也有此要求，但也就应采用由各户自己放米拿到食堂蒸煮的办法。至于单身汉和孤寡老人，平时也要办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组，不能将现有食堂这批人马原封不动地留下，菜地也应该转归小队所有，作为商品菜地。食堂账目应该清算公布。”（《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0页）

在此之前，胡乔木率领的调查组来到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公社，和社员共同讨论《六十条（草案）》。调查组发现，公共食堂是社员最关心的问题，大多数食堂实际已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群众对食堂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了许多不便。这个生产队在讨论《六十条（草案）》时，群众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公共食堂上。《六十条（草案）》中虽然只讲了一句可以不办公共食堂，却说中了群众的心愿。调查组所在的旺冲生产队除了1户困难户和1户干部家属，其他人都主张解散食堂。

对于旺冲食堂解散的情况，胡乔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他建议对解散食堂的问题“应该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就是群众确实要办的，也要独立核算，同生产队的分配分开，以提高劳动日的工值和克服社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中共中央派往各地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的调查组，也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历数了公共食堂的缺点和弊端。驻河北邯郸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在报告中说，调查组在5个生产队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是90%的社员赞成停办食堂，愿留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只有10%。中央辽宁海城调查组负责人胡耀邦在报告中说，青壮年、妇女、老年人、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中央驻河北安国、徐水调查组的杨尚昆在报告中称，两县不少社队食堂已经散了，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出现了一批“支应食堂”，或各户轮流派代表去食堂吃饭的“代表食堂” 。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纷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到了此前在机关大院见不到的真实情况，对因难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深切地感受到解散还是维持公共食堂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汇集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手中，从而促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散公共食堂的决策。

五

公共食堂烟熄火灭，

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继3月广州会议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和修改广州会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草案）》，同时决定精简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对几年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会上，党的领导人对这几年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作了认真的分析。毛泽东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刘少奇更是明确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严重的缺点错误。”（《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 页）他还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8页）

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农村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第36 条规定：

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

生产队对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与帮助，但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会议结束前，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详细研究这个修正草案，抓紧利用农闲时间，把修正草案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社员听，深入地展开讨论，并且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 《指示》还明确宣布，中共中央以前的规定，“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为准”。这些重要修改，表明了中共中央在农村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对于扭转农村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各地对《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作了广泛的宣传贯彻，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自愿这一条，最受农民欢迎。广西区党委调查组对石龙县的三里、象州、寺村、罗秀等公社，就《六十条》宣传后的反映做了一次调查，在给区党委的报告中说：

食堂确实是一个大盖子，只要一揭，如沸汤漫溢，不可遏止。对干部来说，又确实是一个大框框，有许多迷信，破除不了，但只要交给社员讨论，又如疾风卷浮云，很快会吹得天气晴朗。盖子是我们上边盖的，樵子是我们上边做的。有了盖子和大框框，基层干部才又套上许多小框框。大框是社会主义阵地，小框框是一些清规戒律。大框框一拆除，小框框也随之开放。当把六十条和十七条向社员做了宣传，并且由领导上明确表明态度之后，社员立即沸腾起来，成为一时舆论的中心。

调查组在三里公社一个大队调查时，原本想先让一个食堂解散做一下试点，没想到全大队的食堂都要求散。原以为即使散也要经过一段准备时间，但社员早已等不及了，他们说：“哑巴弹琴，越快越爽神。”有的食堂只经过一夜的时间，社员就把食堂家具的分配办法，集体猪的养法，五保户的安置法，可能吃过头粮食户的控制办法等等都讨论出来了，可见社员对解散食堂积极性之高。原来少数大队干部还想办三、六、九的农忙食堂，但群众谁也不同意，干部只得不再提。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通过后，湖北省食堂的数目和参加食堂的农户都大大减少。据湖北省统计局6月底的统计：全省原有食堂237062个，此时只剩下 74979个，而且即使仍在办的食堂近70%也是农忙食堂，12%是劳力食堂或半日食堂，常年食堂不到18%。食堂解散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增，许多群众说：“要是这样办，我们保证进一步把生产搞好。”

在《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贯彻过程中，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相继解散，农民对自己分得的粮食精打细算，真正做到计划用粮。随着各家各户回家重新起火做饭，社员可以利用碎米、糠皮、潲水等喂猪、养鸡鸭，再加上《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对社员的自留地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允许社员开垦零星荒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社员可以在自留地种菜，在零星荒地种粮，搞家庭副业等来弥补粮食的不足。 这对于克服严重的困难、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1961年下半年起，我国农村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加上天灾而凋零的经济开始复苏，随着各家各户的炉灶冒出炊烟，形势也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

作者简介:罗平汉, 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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