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签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手是抖的。
笔尖在“陈浩”两个字上划过,墨水洇开一个小点,像一滴没落下的泪。护士站在旁边,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是器官捐赠同意书和脑死亡确认报告,两张纸隔着一层玻璃纸,薄得能透光。
“您……确定了吗?”护士声音很轻。
陈建国点点头,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他站起身,膝盖咔嗒响了一声,老了,他想,四十岁的人,七十岁的关节。
走廊尽头是ICU,灯光白得刺眼。十二岁的陈浩躺在里面,浑身插满管子,监护仪上的波形平得像条死路。三天前,他从学校五楼的天台摔下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同学说他最近总是一个人发呆,老师说他在本子上反复写同一句话,可陈建国翻遍了他的书包,什么都没找到。
“陈先生,请节哀。”主治医生走过来,手里捏着张纸,“按照流程,我们会在三小时内进行器官获取手术。您确定捐献所有可用器官?”
陈建国又点了点头。他想说“他能帮到别人也好”,但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属地显示岳阳。陈建国盯着屏幕看了三秒,拇指划过去。
“喂,请问是陈建国先生吗?”是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点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温温柔柔的,“我是岳阳中心医院的护士,您儿子陈浩在我们这里……”
陈建国的脑子嗡了一声。
“您说什么?”
“陈浩,他今天下午在学校晕倒了,我们在他的书包里找到了您的联系方式……”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他现在意识清醒,就是有点虚弱,您方便过来一趟吗?”
陈建国攥着手机的手指节发白。他转过身,透过ICU的玻璃窗看着里面那个一动不动的身体。监护仪上,那条该死的直线还在。
“你……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在抖,“我儿子……陈浩?”
“是啊,陈浩,初一三班的。您是他父亲对吧?他书包里学生证上写的……”
陈建国猛地推开ICU的门。床上的陈浩闭着眼,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发青。他冲过去抓住儿子的手,凉的,像冬天没暖透的被窝。
“大夫!大夫!”他转头嘶吼,“我儿子还活着!他还有救!”
主治医生快步走进来,看了眼监护仪,又看了眼陈建国,脸上露出那种医生面对家属崩溃时特有的、努力保持的平静。
“陈先生,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脑死亡是不可逆的……”
“我接到电话了!”陈建国把手机举到医生眼前,“岳阳医院打来的,说我儿子在学校晕倒了!不是这个,是另一个!”
医生怔了一下,接过手机翻看来电记录。那个号码确实是岳阳区号,但当他回拨过去时,听筒里传来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陈建国抢过手机,又拨了一遍。空号。
再拨。空号。
他瘫坐在床边,手指还攥着陈浩的手。监护仪上的直线突然跳了一下,又一下,变成了规律的波形。
“陈先生!请您出去一下!”医生推开他,几个护士冲进来。
陈建国被挤到墙角,看着他们给儿子做心肺复苏,电击,推药。监护仪上的波形起伏不定,像暴风雨里的船。
半小时后,医生摘下口罩,脸上有了血色:“暂时稳定了,但还在危险期。陈先生,您刚才是怎么发现……”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空号,再看一眼ICU里重新有了呼吸的儿子。
走廊的时钟指向下午五点三十七分。三天前,就是这个时间,岳阳中心医院给陈浩的班主任打电话,说有个男孩在学校天台晕倒,被送医后抢救无效。
那个男孩也叫陈浩,初一三班,书包里有张学生证,照片上的人和陈建国手机屏保上的儿子一模一样。
陈建国慢慢滑坐到地上,手机从指间跌落。屏幕还亮着,通话记录里那个岳阳的陌生号码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封没拆开的信。
ICU里,陈浩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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