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代大儒潘光旦病痛求助费孝通，学生无能为力

1967年6月10日晚上，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教职工宿舍里一片寂静。

老保姆推开潘光旦的房门，看到床上的老人脸色惨白，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

他疼得蜷缩着身子，嘴里发出低沉的呻吟。老保姆慌了神，急忙跑到隔壁去敲费孝通的门。

费孝通冲进房间，看到老师的模样，心一下子揪紧了。

潘光旦睁开眼睛，看见是费孝通，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有没有止痛片？”费孝通翻遍了抽屉和柜子，什么都没有。

潘光旦又问：“安眠药呢？”费孝通还是摇头。

这位曾经学贯中西、桃李满天下的大儒，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连一片止痛药都要不到。

费孝通站在床边，看着老师被疼痛折磨得浑身发抖，自己却什么都拿不出来。

他只能坐到床沿上，把潘光旦轻轻揽进怀里。

潘光旦就这样靠在学生的怀中，呼吸越来越弱，越来越慢，最后彻底停了下来。

那一年，他68岁。

潘光旦他1899年出生在江苏宝山一个书香门第。14岁那年父亲去世，同年他考进了清华学校。

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他喜欢运动，特别爱跳高。有一天跳高落地时右膝盖像触电一样疼了一下，他没当回事，继续照常活动。

过了几天膝盖越来越疼，去医院一查，感染了结核菌，已经耽误了治疗时间，右腿只能锯掉。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失去了一条腿，换成谁都承受不住。

但潘光旦挺过来了，他给自己住的地方取名叫“胜残补缺斋”。

休学一年后回到清华，他照样拄着拐杖上课、做学问，从不忌讳别人提起他的腿。

后来他去了美国留学，在达特茅斯学院学生物，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

1926年回国后，潘光旦在上海和北京的多所大学教书。

他的学问特别广，社会学、优生学、民族学、性心理学、教育，样样都钻得很深。

费孝通比他小11岁，两人在上海就认识了，那时候费孝通还是个学生。

后来在清华，两人住隔壁；再后来到了中央民族学院，还是住隔壁。

几十年间两人几乎是天天见面，费孝通后来说，他和潘先生的关系“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

潘光旦在学术上对费孝通影响很大。40年代的时候，潘光旦批评费孝通的研究“只见社会不见人”。

意思是说，费孝通光盯着社会结构看，把人给忽略了。

这个批评费孝通记了一辈子，到了80年代他公开承认潘先生说得对。

在费孝通眼里，潘光旦就是一部“活字典”，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去问他。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了，潘光旦调到了中央民族学院。

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罪名之一是“破坏民族关系”。

到了那场运动中，他的日子更难过。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人，被安排到菜园里拔草。

他站不住，想搬个板凳坐着干，连板凳都不让坐，只能坐在地上。就这样着凉感冒了，病一天比一天重。

家里被抄过，被子都拿不出来。费孝通想办法拿来一件大衣和一床薄被褥给他御寒。

潘光旦的夫人1958年就去世了。到了1967年5月，他的病已经很重了。

住过院，但得不到什么像样的治疗。他坚持回了家。家里就剩下一个老保姆照顾他。

女儿们不能来探望，他一个人躺在那里，疼得受不了的时候，连个能叫的人都没有。

于是就有了6月10日晚上那一幕。

费孝通后来回忆起那天晚上，只说了12个字：“我日夕旁侍，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潘光旦去世后，费孝通第二天去找了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告诉她：“你父亲在昨天晚上去世了。”

潘乃穆没有哭。她把父亲的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想把骨灰存在公墓，人家说没有这个制度，不给存。

她只好把骨灰带回家，和母亲的骨灰放在一起。

就因为把骨灰放在家里，她后来又挨了一顿批判。最后她和姐姐把父母的骨灰埋在了住处附近的一棵树下。

潘光旦走了以后，他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资料散落各处。

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那套日记，在烛光下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没地方藏、没地方存，女儿们只能亲手销毁。

1979年，潘光旦被平反。

1980年6月10日，在他去世13周年的那天，中央民族学院和民盟中央联合办了一场追悼会。悼词是费孝通修改并宣读的。

来的人很多，他的女儿们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得父亲。

又过了19年，1999年，潘光旦诞辰100周年。这时候费孝通已经89岁了。接到纪念会的邀请，他一连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女儿劝他不要太激动，少讲点。

但费孝通说，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难。

在那天座谈会上，费孝通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

他说，潘先生那一代人“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不是做给别人看，是对得起自己。

“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

潘光旦一辈子拄着一条拐杖走过来，从清华园到哥伦比亚，从上海的课堂到西南联大的讲台，从土家族的深山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他从来没因为少了一条腿就放慢脚步。

1956年他57岁，还跟着考察队在湘鄂川的山区里跑了65天，走了7000多公里，去识别土家族。

山里的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他拄着拐杖，脚趾头要钻进泥里才能站稳，手要攀着树干才能往前走，走得满头大汗，还不要人扶。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临了连一片止痛药都讨不到。

费孝通站在他床边，手里空空荡荡，只能把他抱在怀里，眼睁睁看着他走。

潘光旦去世32年后，费孝通在纪念会上说：“潘先生这一代和我这一代就差得很远。

他是个好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

但那些被销毁的日记、那些被抄走的手稿、那些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谁也算不清到底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