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万国来朝”只是表象，美国霸权走到拐点了吗？

2026年7月，美国迎来两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时刻——世界杯和建国250周年。前者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美国，后者则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这个超级大国的历史坐标。从大西洋沿岸的新生共和国，到塑造现代国际秩序的全球霸权，美国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也在今天迎来新的考验：国内分裂加剧、全球竞争升级、霸权成本攀升，昔日的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值此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洞见全球》栏目联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推出“神话的裂缝”系列深度评论，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从历史、政治、外交战略与世界秩序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美国崛起的逻辑、霸权运行的机制，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方向。

01 从“山巅之城”到世界中心：霸权的养成史

1630年春，阿贝拉号载着一批英国清教徒驶向北美。此行的领导者约翰·温斯洛普并非牧师，而是一名律师，后来多次出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在启程前后留下的《基督教仁爱的典范》中，他告诫同行者：“我们将如同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征引，成为“美国例外论”最著名的象征之一。但在原来的语境中，它首先不是一份优越宣言，而是一则严厉警告：一个自称承担使命的共同体，必须团结、自律并忠于承诺，否则必在世人面前可悲地失败。责任先于荣耀，这是“山巅之城”最初的含义。

北美殖民地的生存与扩张，并不是一条单线发展的传奇。新英格兰的宗教共同体、切萨皮克湾的烟草经济以及后来遍布大西洋沿岸的商业网络，各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基础。殖民者逐渐学会适应当地环境，从跨大西洋贸易、持续移民和土地开发中获得力量；与此同时，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契约劳工与奴隶制的扩展，对原住民土地的侵占、战争和驱逐。信念、商业和暴力从一开始便纠缠在一起，共同塑造了这个新国家的底色。

从1607年的詹姆斯敦、1620年的普利茅斯，到十三个殖民地在1783年赢得独立，美国用了一个多世纪完成从殖民社会到共和国的转变；此后又在不到七十年里，通过购买、兼并、战争和条约迅速向西扩张。1846年的《俄勒冈条约》和1848年美墨战争后的领土变动，使美国的疆域真正横跨两洋。这一扩张带来了土地、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也留下了原住民灾难、奴隶制扩张和美墨历史创伤。1823年的门罗主义当时更近乎是某种战略宣示，即美国尚无力单独把欧洲列强排除在西半球之外，其实际效力也受益于英国海上力量与美国利益的阶段性重合；但它确乎表达了一个清晰意图：美国不愿永远做欧洲中心秩序的边缘国家。

19世纪60年代惨烈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国家能力成形的关键关口。把这场战争简单解释为美国摆脱英国经济控制并不准确：南方经济确实高度依赖奴隶制棉花生产和对欧出口，但战争的核心仍是联邦存续、奴隶制及西部新领土制度选择的冲突。北方获胜、奴隶制被废除，大大强化了联邦政府权威，为统一市场、铁路网络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扫除了重大制度障碍。美国由此不仅保住了完整国家的躯壳，更确定了此后以大工业、保护性关税和全国性市场为支撑的强国道路。

内战后的“镀金时代”常被概括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高峰。这一概括抓住了监管薄弱、资本集中和劳工保护不足的现实，却不意味着国家完全退出经济。铁路建设获得土地和政策支持，高关税保护工业，联邦和州政府也在社会冲突中不断介入；1887年的《州际商业法》和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已经显示出纠偏的开始。然而问题在于，监管远远追不上垄断扩张的速度。斯宾塞式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财富高度集中提供了方便的解释，钢铁、铁路、石油和金融巨头则在剧烈的劳资冲突中完成集聚。美国的国力由此跃升，社会裂缝同时开始加深。

到19世纪末，美国已跻身世界最大的工业经济体之列，政治上的孤立主义随之松动。1898年的美西战争使美国取得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并在古巴获得强大的排他性影响力，标志着它从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公开引用“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方能远行”的格言；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又把门罗主义由反对欧洲干涉，推进为美国有权在拉丁美洲进行“国际警察式”干预。19世纪的“昭昭天命”、20世纪被重新发现的“山巅之城”，以及关于制度优越的论述，后来逐渐汇合成一套强国责任叙事：美国的力量被描述为使命，扩张则被包装成秩序供给。

两次世界大战把美国推向国际权力中心。美国参加一战虽晚，却几乎展示出影响战局和设计战后安排的能力；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美国参议院最终拒绝批准相关条约，导致美国未加入国联。这第一次暴露出美国领导世界的抱负与承担长期责任的意愿并不总是一致。二战则完成了根本转变：欧洲和亚洲主要工业区遭受重创，美国本土生产体系空前扩张，战争结束时拥有全球约一半的制造能力。此后，美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马歇尔计划并组建北约，把军事实力、美元中心地位、市场开放和制度设计结合起来。美国霸权不再只是“有力量”，而是能够把力量写进规则，把盟友、资本和安全安排组织成一个精密体系。

冷战为这一体系提供了持续四十余年的外部压力。美国与苏联都倾向于把竞争解释为制度和历史方向之争，也都在军事同盟、经济援助、意识形态和代理冲突中不断确认自身领导权。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后，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胜利者美国进入“一超独大”时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迅速扩展，资本、技术和产业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境流动。华盛顿相信，开放市场、自由资本和美国主导的制度可带来繁荣与稳定。它确实推动了生产力增长，也让美国的金融、科技和文化影响抵达新的高峰。然而，后来浮现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也不令人诧异地形成：产业外移与财富集中、全球收益与国内分配失衡、普遍规则与美国例外之间的张力，开始一点点侵蚀霸权的社会基础和共识。

7月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参加美国独立250周年飞行表演

02 权力、责任与秩序：美国霸权的制度逻辑

国际秩序从来不是一套一劳永逸的坦途，而是在危机、协商与对抗中不断重建平衡的动态过程。战争与和平、贸易与金融、能源与气候、技术与安全，每一项迫切挑战都要求各方分配权力、责任和成本。这种分配在现实中往往带有层次：实力更强的国家拥有更大的议程设置权，也被期待承担更多公共责任。领导权正是在这种权责关系中确立并反复接受检验。只有力量而没有责任，仅是外在的威权支配压服；只有承诺而没有能力，则难以形成远近咸服的秩序。

任何秩序都需依赖被不断生成的规则、执行机制和基本正当性的稳定预期。主导国通常提供安全保障、开放市场、流动性或危机协调等公共产品，更从规则制定和体系低功耗运行中获得最多利益。它既要约束他者，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国际联盟的失败并非仅因缺少一条惩罚条款，而是美国缺席、大国意愿不足、决策机制僵化和集体安全承诺无法兑现共同造成的。规则若没有力量支撑会变成空文，力量若不受规则约束则会变成恣意。霸权能否维持，取决于二者能否长期的内在胶合。

历史上的主导国家往往披着相似的权责外衣，却拥有不同的权力基底安排。英国依托海军、殖民地、工业优势和全球贸易网络维持“英治和平”；美国则更多依靠联盟体系、国际组织、美元与金融市场、科技标准和文化传播来塑造环境。美元的中心地位并不等于美国可毫无代价地“无限印钞”，却确实赋予其更低的融资成本、更强的制裁能力和更大的危机调度空间。好莱坞、大学和硅谷也不是单纯的宣传工具，而是美国吸引力和规则影响的重要来源。相比直接殖民，这种霸权更制度化，也更依赖他国半带信任和半带惧心的自愿配合。

霸权并非建立一次便可永久有效，它须在每次危机中重新证明自己。英国的海上领导权经由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全球贸易反复确认；美国的领导权则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一系列金融和安全危机的成功管理中得到强化。每一次确认都包含同一笔政治交换：其他国家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和约束，换取可预期的安全、市场与规则承诺；主导国获得超额影响力，同时承担维持体系的成本。当交换仍被多数参与者认为“虽不平等但尚可接受”，秩序便能延续；当主导国只强调特权利益，或者无法再交付公共产品，离心力和分裂碎片化就会增长。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显著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贸易、投资和技术扩散，也伴随着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与减贫进程。但这并非一场利益均沾的盛宴。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不愿言说的巨大利益，华尔街、跨国公司和高科技产业尤其受益，这是公开的秘密；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工业地区经历就业流失、社区衰败和社会流动受阻。问题争论的症结不是美国“没有获利”，而是收益在国内政治中如何公平分配。宏观上的赢家地位，未能自动转化为普通家庭的安全感，这为“被世界占便宜”的政治叙事提供了肥沃土壤。

从2018年的激烈贸易战到2025年进一步强化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美国越来越频繁地诉诸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金融制裁。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因成员空缺长期无法正常运转，供应链被更多地按安全阵营重新布局，经济相互依赖也日益被视为可用来施压的谈判武器。然而，这尚不能简单推论认为全球化已经终结：跨境贸易、资本和技术联系依然庞大。但规则的普遍性正在削弱，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正让位于安全优先、阵营化和区域化并存的新格局。美国没有完全退出它创建的体系，却在不断扩大自己的例外。

美国为何要削弱一套曾让自己受益的规则？答案不是隐藏在幕后的单一意志，而是相对收益、维持成本和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其他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能力上升，美国仍在获利，却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压倒性份额；当全球承诺增多，选民对海外投入的耐心却在下降；当产业调整的损失长期得不到基于政治意志的补偿，对外施压就比艰难的国内再分配博弈更容易获得掌声。于是，内部治理问题被转化为外部竞争问题：关税被赋予复兴制造业的期待，盟友分摊被描述为公平，技术封锁被包装成安全必需。

这里的危险在于，对外索取可以在短期内赢得让步，却不能替代国内改革。财富和机会的高度集中、教育与医疗成本、地区发展失衡、基础设施老化，都不是提高几轮关税就能解决的。美国政治中金融、科技、能源、军工、劳工和地方利益彼此竞争，也不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资本意志”；但竞选融资、游说制度和政策碎片化，确实使长期公共投资比即时利益交换更难推进。当国内政治体系无力重新分配全球化收益时，“从外部拿回更多”便成为诱人的替代方案，经济民族主义因而与民粹政治同流合污。

历史经验表明，主导国最容易在优势仍然明显时误判成本。19世纪末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让英国以高昂的财政、军事和声誉代价赢得胜利，推动其重新评估“光荣孤立”。这场战争不是大英帝国衰落的唯一转折，更不能被直接说成一战的原因，却说明一个普遍问题：当主导国习惯以压倒性力量解决局部问题，它就可能为了有限收益投入过多资源，并激起更广泛的警惕与制衡。优势由此不再只是资产，也可能成为过度承诺的诱因。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同样出现了如此倾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消耗了巨额资源，却未能建立预期中的稳定秩序和威望；在叙利亚、俄乌冲突以及2026年美国与伊朗的直接军事冲突中，美国继续面对军事目标、盟友诉求和国内承受力之间的拉扯。但公允而言，不能把美国所有民生问题都归因于战争，也不能把每次干预都简化为“对外掠夺”。更准确的说法是，频繁使用军事、金融和科技强制手段，会产生长期财政负担、信誉损耗和反向结盟；而这些后果又会提高下一轮维持优势的成本。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大国过度扩张”，本质上正是全球目标与经济社会基础之间的缺口持续扩大。

美国的困境因此不是力量骤然消失，而是力量、目标与责任之间越来越不协调。它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体系、最深厚的资本市场、一流的创新能力和广泛的盟友网络，霸权的“架子”远未坍塌；但国内共识、制度信誉和组织盟友的能力已出现肉眼可见的内部锈蚀。如果主导国为降低成本而反复破坏规则，其他国家就会分散风险；它越感到控制力下降，越倾向于加码施压；施压越多，信任流失越快。这个反馈循环并非不可逆，却很难仅靠更强硬的姿态打破。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日23时30分（北京时间19日11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

03 优越叙事的反噬：美国的身份与能力困局

美国霸权的深层困局，不只存在于财政表格和军力对比之中，也存在于国家如何理解和建构自身的叙事。这里有两组相互交织的张力：一是多元社会与共同身份之间的张力，二是普通国家利益与“特殊使命”之间的张力。二者都曾为美国扩张提供强大动员力，也都可能在相对优势缩小时放大焦虑。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殖民扩展和制度选择共同塑造的复合型政治共同体。它并非毫无传统：英语、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文化、英国普通法、地方自治和启蒙思想，都留下了深刻印记；联邦制、总统制、司法制度和政党竞争，也在两百多年的冲突与妥协中形成了本土传统。但与历史悠久、族群结构相对稳定的民族国家相比，美国更依赖一套政治信念维系认同——宪法、自由、机会平等以及“美国梦”。这种认同具有开放性，也有脆弱的一面：当制度不能兑现向上流动，当种族、地区和阶层裂缝加深，共同信念便比共同血缘更容易受到现实绩效的检验。

第二组张力来自美国例外论。1845年出现的“昭昭天命”，最初是为大陆扩张辩护的政治语言，后来又同“山巅之城”、自由民主使命和制度优越感结合起来。它把美国的成功解释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路，也把对外行动赋予高尚的道德目的。必须看到，这种叙事并非美国社会从未争论过的全民信条：废奴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都不断挑战它。然而在国家上升期，连续的扩张、工业化和战争胜利确实一再为“美国受到历史眷顾”的想象提供证明。

这种叙事曾帮助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形成共同目标，也使美国能毫无内心障碍地把本国利益表达为国际公共利益。但成功越是同“特殊性”绑定，挫折就越难被当作普通的政策失败来消化。外部威胁叙事可在特定时刻凝聚社会而发挥聚旗效应——二战和冷战都提供过这样的经验——却不能自动修复贫富分化、文化冲突和治理失灵。今天，美国政治仍不断借助中国、俄罗斯、非法移民或“全球主义者”等外部与内部他者来组织选民，但高度分裂的媒体环境使同一威胁也会被解释成完全不同的故事。制造敌我边界变得更容易，形成持久共识反而更难。

“美国不能成为第二名”，因此不只是一句竞选口号。它背后既有现实的战略竞争，也有身份认同存疑层面的不安：如果美国不再遥遥领先，“美国梦”是否仍有号召力？如果别的制度也能实现成功发展，例外论是否仍然成立？这种焦虑会推动创新和改革，也可能诱发过度反应——把相对变化理解为生死存亡，把正常竞争塑造成终极对决，把盟友的自主选择视为背叛。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美国人珍视自身制度，而是把制度信心建立在他国必须永远居于次位之上的零和意识。一个只能通过持续领先来证明自己的国家，往往比它表现出来的更缺乏安全感和焦虑。

2026年1月10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帕萨迪纳市，一名抗议者手持标语牌参加反暴力移民执法活动

04 250年之际：重构还是失序

2026年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热闹庆典所纪念的，是一个共和国从大西洋沿岸走向世界中心的非凡历程；富有争议的庆典仪式之外，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美国：党争极化、社会信任下降、财政压力累积，外交上面对欧洲、中东和亚太的多重挑战。曾经的“山巅之城”仍然灯火通明，但灯光已难以遮住墙体上的裂缝，留下重重的阴影。美国并未失去强国地位，它失去的是对方向的从容。

“美国优先”试图给出一套重构方案：对内以关税、制造业回流和边境控制重建经济与文化边界，对外则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费用，把市场、技术和安全承诺转化为可逐项谈判的筹码。要求盟友增加防务投入并非全无道理之强索，重建产业能力也有现实必要；不容回避的难堪现实在于，若只强调收费和服从，却让安全承诺变得更不确定，所谓“责任分担”就滑向单方面转嫁。昔日美国领导力的核心交换是权力与责任相匹配，如今的诱惑则是保留规则制定权，却把成本尽可能推给他人。

这种交易化领导虽可带来短期收益，但在掏空霸权的叙事正当性。关税威胁或许能迫使伙伴让步，金融和科技制裁也能迅速制造痛感，但盟友并非没有记忆。欧洲加快讨论战略自主，亚洲国家努力扩大回旋空间，全球南方推进本币结算和多元融资，尽管并不意味着一个整齐划一的“反美阵营”已经形成，更不意味着美元会在一夜之间失去中心地位。但它毫无保留地意味着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准备备选方案。霸权的向心力很少在一次决裂中消失，通常是在一次次规避风险中被慢慢稀释。

外部竞争也越来越难替美国弥合内部矛盾的努力。对华贸易与科技竞争延续多年，反讽地未产生清晰、低成本的终局；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欧洲安全秩序仍在震荡摇晃；2026年美国与伊朗的直接军事冲突又把华盛顿更深地卷入中东风险。这里面有真实的安全冲突，不能一概说成凭空“制造”的敌人。但威胁如何被选择、放大和用于国内动员，始终是政治过程。当每一场挑战都被说成决定美国命运的最终较量，战略便容易失去优先次序；当军事强制、关税和制裁成为通用工具，领导力就可能退化为不断发号施令的强制。

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时有一句著名判断：“繁荣使衰败的原则成熟；征服范围扩大，毁灭的原因也随之增多；一旦时间或偶然移去人为支撑，这座庞然大物便屈服于自身重量。”这不是一条可机械套用到美国身上的预言。美国拥有罗马所没有的选举纠错、科技创新和社会更新能力，其联盟也不是古代行省。但吉本的警戒提醒人们：最强大的体系也可能被自身成功制造的负担压住。大国的危险往往不是外敌突然攻破城门，而是承诺不断膨胀，能力与共识却未能同步增长。

美国精英并非看不到这些问题。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谈论产业政策、供应链安全、盟友分担和中产阶层复兴。真正困难的是，美国政治已经形成大量否决点：党派竞争奖励短期动员，利益集团阻碍成本重新分配，文化战争挤压政策讨论，联邦与地方之间又难以协调。于是，大家都承认旧模式难以为继，却无法就新模式达成稳定共识。霸权重构需要做减法，需要承认边界、安排优先顺序并重新提供公共产品；而民粹政治更擅长许诺美国可以同时获得更多权力、付出更少责任。

250年前，美国要回答新共和国能否在旧帝国体系之外生存；250年后，它要回答相对优势收窄后能否保持内部活力，并学会在多极世界中领导而非独占排他。美国霸权的架构和力量仍在，难以掩盖的是能力与目标之间的缺口。真正危险的不是美国不再无所不能，而是一个仍握巨大力量的国家逐渐失去担责、组织共识和自我约束的意愿。若“美国优先”只剩权力优先、责任退场，它重构的便不是可持续的领导秩序，而是一种更鲁莽、更交易化、更缺乏道德内省力的丛林霸权。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编辑｜Peter

本文为《洞见全球》栏目“北美追踪”系列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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