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与大历史：在动荡的中东，人性光辉的曲折

当贝鲁特的晨雾裹挟着柴油发电机的轰鸣漫进狭小的公寓，当八十岁的母亲扎尔法头上裹着用作染发围布的红白格纹的蜡布桌布对儿子拉贾吼出那句标志性的吐槽，拉比·阿拉梅丁（Rabih Alameddine）用这帧充满烟火气的场景为我们拉开了一部描写横跨四十余年的黎巴嫩历史图景小说的大幕。这位 1959 年出生于安曼、拥有黎巴嫩德鲁兹派血统的作家，堪称 “跨界行者” 与 “创伤记录者”：早年在科威特与黎巴嫩度过童年，17 岁后辗转英美求学，先以工程师身份立足，后转型写作与绘画，其作品始终游走于身份认同、战争创伤与边缘视角之间。

从 1998 年聚焦艾滋病流行与黎巴嫩内战的处女作《库赖兹》，到斩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奖的《望远镜的另一端》，再到这部荣膺2025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轻信者拉贾（与母亲）的真实故事》[The True True Story of Raja the Gullible(and His Mother)]，阿拉梅丁始终以 “局外人的清醒” 与 “局内人的共情”，书写着故土的苦难与坚韧。作者将自身的边缘体验注入叙事，让其小说体现的 “爱” 与 “抗争” 呈现多重维度，这种跨越文化、性别与信仰的生命体验，恰是他能精准捕捉黎巴嫩国民情绪之“爱恨交加”的核心密码。

《轻信者拉贾（与母亲）的真实故事》以丰富的想象力与手术刀般的细腻笔触，将个人命运的褶皱与国家历史的裂痕无缝连接。在看似琐碎的母子拌嘴、日常对话、餐桌争执中，半个世纪前爆发并持续十几年的黎巴嫩内战的硝烟、六年前银行崩溃的阴霾、紧接着呼啸而来的新冠疫情间的隔离层层浮现，与此同时，拉贾与母亲扎尔法的坚韧、智慧与不离不弃的爱，则如穿透乌云的微光，在大历史的粗暴碾压下，彰显着人性最动人的光辉。

《轻信者拉贾（与母亲）的真实故事》[The True True Story of Raja the Gullible(and His Mother)]的英文版书封，该书获得202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撰文 | 金衡山

日常叙事中的历史印记：

琐事承载的时代重量

阿拉梅丁的叙事魔法，在于将黎巴嫩五十年来的深重灾难，溶解于最平凡的日常肌理之中。但在看似絮絮叨叨的叙述中，一根隐藏着的暗线把浸满了血和泪的历史托举出来，而这一切灾难的根源，则是埋藏在这个国家 20 世纪中叶后的历史轨迹与地缘困境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黎巴嫩曾是中东地区的 “异类” 与 “奇迹”：凭借基督教与穆斯林群体的权力平衡、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贝鲁特成为 “中东巴黎”，银行、旅游、贸易业蓬勃发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与资本交汇的枢纽。但这种繁荣始终脆弱。作为阿拉伯世界中宗教与教派最复杂的国家（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等多元并存），其权力分配体系暗藏裂痕；更尴尬的是，它夹在以色列、叙利亚、伊朗等地区强国之间，既渴望保持中立，又难以摆脱大国博弈的裹挟，成为中东冲突的缓冲带与牺牲品。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打破了原有的人口与宗教平衡；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黎巴嫩因默许巴勒斯坦武装从其领土袭击以色列，遭到以军报复性打击，国内教派矛盾进一步激化。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后，得到伊朗支持的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崛起，时常与以色列燃起战火。

这种 “夹缝中求生存” 的地缘困境，让黎巴嫩始终处于 “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完全融入西方” 的尴尬境地，而这种国家层面的身份焦虑，最终转化为国民对故土 “爱之深、责之切” 的复杂情绪。正如小说中叙述者拉贾所言：“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确定自己在贝鲁特，但感觉又不像是贝鲁特。……我知道，像每一个贝鲁特人一样，如果我能到达海边，我就能找到方向。空气中盐的味道和触感，大海起伏的脉动，会指引我走向地中海，而地中海那永恒的存在会带我回家。”拉贾这段感言发生在内战开始之时，他自己也经历了一段因离奇而不知所措、因残酷而刻骨铭心的时光，但最终“回家”还是成为他死里逃生的驱动力。家国间的冲突与牵连让拉贾的叙述支离破碎，夹在中间的小人物其实更能够体悟历史的曲折。

1975年至 1990 年的黎巴嫩内战，彻底击碎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脆弱的繁荣。这场持续十五年的血腥冲突，源于基督教马龙派与穆斯林群体的权力争端，最终演变为多方势力割据、外国势力介入的乱局：叙利亚驻军、以色列军队、巴勒斯坦武装、黎巴嫩各派民兵相互厮杀，造成约 12 万人死亡、40 万人受伤，近百万民众流离失所，贝鲁特被硬生生分割为基督教东区与穆斯林西区，绿线两侧成为 “死亡地带”。1985 年内战正酣时，拉贾为避免日语退化而开始的写作练习，最终成为记录战争创伤的《与贝鲁特的日本幽灵同行》一书。书中没有宏大的战役描写，只有 “狙击手曾盘踞的屋顶”“火箭弹留下的大坑”“十七个无辜者倒下的街道”—— 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恰是内战留给普通民众最真实的烙印。

内战结束后，黎巴嫩并未迎来真正的和平，而是陷入 “虚假稳定” 的循环：教派分权制度被保留，腐败滋生蔓延。2006 年以黎战争、2011 年叙利亚内战溢出效应、2020 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让这个国家在灾难中反复沉沦。这种 “动荡 — 短暂平静 — 更大动荡” 的历史轨迹，塑造了黎巴嫩人独特的生存哲学：既对国家充满失望，又在灾难中坚守家园；既痛斥政客的无能与贪婪，又在日常中践行着对土地与同胞的爱。小说中母亲扎尔法的 “街头抗议” 与 “餐桌守护”，正是这种矛盾情绪的生动体现：她骂政府 “混蛋”，却在抗议时自豪地喊出 “我是黎巴嫩人”；她抱怨贝鲁特 “糟糕透顶”，却也像儿子一样，流露出死守家园的情愫，只因 “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贝鲁特》剧照。

这种 “以小见大” 的叙事智慧，在 2019 年黎巴嫩银行崩溃事件中达到顶峰。这场被联合国称为 “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 的灾难，根源在于黎巴嫩央行自 2015 年起推行的 “金融工程” 骗局：银行通过高利率吸引美元存款，再将资金大量投向政府欧元债券，形成 “庞氏骗局” 式的虚假繁荣。结果是骗局崩盘，政府债务违约，欧元债券价格暴跌，商业银行资产缩水过半，存款人账户沦为 “数字幻觉”—账面上的数字真实存在，却无法取出。黎巴嫩镑在短短几年内贬值 98%，无数家庭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小说中，拉贾积攒半生的六位数存款无法支取，“梦想没有褪色，而是彻底崩塌”。这场灾难并未以血泪控诉呈现，而是通过母子日常徐徐铺展：扎尔法对着天花板痛骂政客 “偷一个八十一岁寡妇的积蓄”，面对着电视上昧着良心说大话的政府发言人，她发誓“要用奶酪刨刀刮他那张恶心的脸”， 这种个人情绪的宣泄，实则是对内战创伤未愈、正义缺席的集体控诉。

小说详述了一个细节：母子俩清晨五点守在银行门口，最终在秘书扎伊纳布的帮助下，偷偷取出 4350 美元现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从储蓄中提取大额款项。最具象征意义的十六人座实木餐桌，由拉贾曾祖父手工打造，历经奥斯曼帝国末期、一战、饥荒而幸存，在银行崩溃后成为精神图腾。

小说中，历史事件从未作为主角登场，却如空气般渗透生活。新冠疫情期间，母子俩的隔离生活充满时代印记：扎尔法用稀释的漂白剂喷洒外卖包裹，将钞票放进微波炉消毒，担心柴油短缺而严控发电机使用；拉贾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散步，享受 “多年未见的清澈空气”。这些细节精准捕捉了疫情对黎巴嫩的独特冲击 。它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更是对本就脆弱的社会秩序的致命一击，让 “反抗的火焰被扑灭，现状得以维系”。美国国家图书奖赞词恰如其分：“这部作品以艺术手法探寻存在最幽暗的本质，却偏偏荒诞得令人发笑，唯因如此，意味深长。”这种在日常叙事中照见历史之不可承受、生命之不可承重的叙述语调赋予此书一种深沉的厚重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时常用非常个人的视角来透视现实中巨大事件的影响，在表达个人情绪的同时，历史作为一个背景走向了前台。场面由此鲜活。2020年发生的贝鲁特大爆炸事件被写入了小说。当量相当于一次小型核爆炸，这个源于政府失责、社会失效的事件从叙述者拉贾的口吻中得到了表述：“建筑成批持续崩塌……残片、碎屑与鲜血覆盖了一切。我的目光被迫从一个场景移向另一个，从一种恐怖转向另一种恐怖。而人们－和我一样前来目睹的人们，或成群或独行，聚在一起，却又各自孤立。我们－这群震惊、骇然的人，除了呆立凝望，什么也做不了。”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是如此渺小，但作为一个这块土地上的居住者，心中的愤懑油然而生。拉贾紧接着发表感叹道：“我们的故事充斥着无尽的死亡、暴力与毁灭，却以一种漠然的口吻娓娓道来。”所谓“默然”是因为个人被抛出大历史之外，再天大的事也与己无关。但读者知道，这是叙述者用一种讥讽的方式来表达对被官方所支配的“大历史”的不满，无论如何个人才是这种巨大破坏的承担者。

阿拉梅丁深知，对普通人而言，历史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染发时突然抽搐的脖颈、餐桌旁的争执、银行门口的等待、隔离时的消毒流程 、大爆炸后瓦砾中的目瞪口呆者—这些被宏大历史忽略的 “小事”，恰恰是个人与时代最深刻的连接点，也是黎巴嫩人 “爱恨交加” 情绪最真实的载体。

《黎巴嫩》剧照。

非线性叙事：

局外人视角的意义

这部小说能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其叙事方式的创新性功不可没。阿拉梅丁以 “局外人” 的独特站位，融合非线性叙事与悲喜剧交织的笔法，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桎梏，构建出传统形式下的非传统格局。

阿拉梅丁的 “局外人” 视角，源于其跨文化成长经历：出生于安曼，童年在科威特和黎巴嫩度过，辗转英国后定居美国，这种不完全归属任何文化的身份，让他既能深入黎巴嫩的生活肌理，又能保持清醒的审视距离。小说中，拉贾的三重边缘身份：同性恋者、哲学教师、战乱中的幸存者，正是作者视角的投射。他被家族视为 “异类”，被哥哥辱骂为 “不生育的儿子”，这种社会边缘性让他天然疏离于主流叙事；作为教授法国哲学的知识分子，他习惯以理性视角解构现实，用尼采的 “上帝已死” 对抗宗教保守主义，用萨特的 “存在主义” 解读个体选择；作为战乱幸存者，他见证了太多历史荒诞，从而拒绝宏大叙事的笼统性。这种三重边缘视角，让拉贾的叙述既饱含共情又不失批判，比如他描述内战时，既没有美化抵抗，也没有渲染悲情，而是以 “日本幽灵” 的隐喻，将创伤转化为诗意的反思；谈论银行崩溃时，既痛斥政客腐败，又理解银行秘书扎伊纳布的生存困境，这种 “不站队的清醒”，让叙事更具张力。

非线性叙事是小说最显著的形式特征。阿拉梅丁曾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有许多头，像河流的分支与细流。”小说没有遵循 “过去—现在” 的线性时间轴，而是以 2020 年新冠疫情隔离期为叙事支点，通过记忆闪回、插叙、旁白等方式，将四十余年的历史碎片编织成网。比如，拉贾在阳台观察楼下年轻男孩时，突然回忆起内战时期躲在地下室的恐惧；母子俩讨论餐桌时，自然引出曾祖父的移民史与家族饥荒记忆；提及银行崩溃时，又穿插扎尔法在迪拜被儿媳虐待的往事。这种叙事方式看似碎片化，实则高度模拟了记忆的真实逻辑 —人类对历史的感知本就是非线性的，重要的不是时间顺序，而是事件之间的情感关联与因果共振。当拉贾将 2019 年的银行崩溃与 1985 年的内战创伤并置时，读者能清晰地看到：黎巴嫩的历史悲剧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腐败、暴力与不公的循环往复。这种叙事结构，让小说既保持了日常叙事的亲切感，又具备了历史厚重的纵深感。

《贝鲁特》剧照。

悲喜剧交织的笔法，则消解了沉重主题的压抑感，实现嬉笑滑稽中见深沉的艺术效果。阿拉梅丁擅长用幽默包裹痛苦，用讽刺对抗荒诞。扎尔法的 “毒舌” 是喜剧元素的核心：她骂拉贾 “屁股太大”，嘲笑他的哲学是 “没用的废话”，用吐槽回应所有困境；拉贾的自嘲同样充满智慧，他调侃自己的艺名 “艺伎肥胖” 过于冷僻，笑称自己的写作是 “避免日语退化的副产品”。但这种幽默背后，是深沉的悲情：扎尔法的强势，源于丈夫早逝、子女背叛的孤独；拉贾的自嘲，源于不被接纳的边缘处境；母子间的拌嘴，是灾难中彼此慰藉的方式。当扎尔法在抗议时被催泪瓦斯呛到，却让学生抬着她撤离，喜剧场景与悲剧内核形成强烈反差，让人性的坚韧更具感染力。这种笔法不仅缓解了阅读的沉重感，更揭示了苦难中的生存智慧。幽默不是逃避，而是对命运温柔的反抗。

此外，小说的 “互文性叙事” 拓展了文本的意义边界。拉贾的《与贝鲁特的日本幽灵同行》作为 “书中书”，与主线叙事形成互文：前者是对内战创伤的诗意记录，后者是对当下危机的现实书写；前者用日语写作，后者用阿拉伯语思考，语言的差异暗示了历史记忆的不同呈现方式。同时，小说与黎巴嫩的真实历史事件、国际形势形成互文：银行崩溃与贝鲁特港口大爆炸、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全球资本的掠夺性，都在文本中形成回响。这种互文性，让这部 “小故事” 突破了个人叙事的局限，成为折射时代危机的镜子。

人性的坚韧：

爱与勇气构筑的精神力量

在黎巴嫩这个 “小偷遍地、见者有份” 的国度，个人在历史漩涡面前的羸弱显而易见：拉贾的积蓄被政府挪用，扎尔法被儿子法鲁克欺骗变卖房产，无数家庭在战乱与腐败中流离失所。但阿拉梅丁并未止步于描绘苦难，而是通过拉贾与扎尔法的形象，展现了人性在绝境中的多重坚韧。这种坚韧不是悲壮的抗争，而是我行我素的勇气、无所畏惧的智慧，以及发自内心的爱的力量。

扎尔法无疑是小说中最耀眼的灵魂人物。这位八十余岁的老太太，有着 “用叹息作为致命武器” 的狡黠，更有着在绝境中蓬勃生长的生命力。年轻时，她在丈夫的严苛预算下，用学徒染坏的红褐色头发自嘲；中年时，她在丈夫去世后重拾自我，上大学课程、画糟糕却自豪的水彩画、为孙子孙女做保姆；晚年时，她被骗往迪拜忍受儿媳的虐待，却在法语课程被拒后彻底爆发，最终在拉贾的帮助下重返贝鲁特。回到儿子身边后，她并未沉溺于受害者的悲情，而是迅速掌控了小公寓的主导权：规定 “不洗拉贾的内裤”，要求获得银行账户的使用权，将拉贾珍视的日式门楣从餐桌上移走，换上鲜花花瓶。面对银行崩溃，她没有消沉，而是带领拉贾 “占领” 银行办公室，一边痛骂秘书 “撒谎”，另一边在得知对方的恐惧后立刻拥抱安慰，最终凭借智慧与共情拿到救命钱；面对政府腐败，她以八十岁高龄走上街头抗议，成为示威人群中 “最年长的参与者”，用 “你妈妈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质问警察，用 “别逼我把我儿子带来” 的标语震慑当局。

扎尔法的坚韧，本质上是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生命本能。她会在抗议时被催泪瓦斯呛到，却让学生们抬着她撤离；会在隔离时感到无聊，却用 “与枫树说话” 的方式自我排遣；会在儿子抱怨生活时，用吐槽和玩笑话化解沉重。她的爱更是直接而炽热：为了让拉贾看起来年轻，坚持要给他染发；为了让独居的儿子不孤单，频繁不请自来地拜访；为了保护拉贾，在他十五岁遭遇创伤后，“不离开房间直到他说出真相”，并一生为他辩护，驳斥其因性取向而被诋毁的恶毒谣言。这种爱没有温情脉脉的表达，却体现在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挺身而出中。

拉贾的坚韧则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内敛而持久。他在保守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坚守自我：年轻时以“夸张艺伎”（Geisha Hyperbolea）为艺名做行为艺术家，中年时坦然面对邻居男孩的调情，晚年时羡慕学生优素福作为男生却 “像穿自己喜欢的跑鞋一样自在地展现女性气质”。他的 “轻信” 并非愚蠢，而是在残酷世界中对善意的坚守：他给母亲一笔钱做整容手术，只因 “看到她开心的笑容”；他拒绝相信哥哥的谎言，却在母亲坚持时买下那张 “毁掉公寓格局” 的餐桌，只因它承载着家族记忆；他收到美国基金会的虚假邀请时，明知自己二十五年未写作，却因 “绝望而愿意相信”。这种 “轻信”，是对 “更好生活” 的最后一丝憧憬。

拉贾与扎尔法的母子情，是整部小说最温暖的底色。他们的关系充满了矛盾与张力：拉贾抱怨母亲 “闯入隐私”，却在她生病时悉心照料；扎尔法嘲笑儿子小心翼翼，却在他遭遇创伤时成为唯一的避风港。他们的争吵永远以标志性的吐槽开头，以默契的和解收尾。正如小说扉页中所引美国女诗人、民权活动家奥德雷·洛德的话：“我们最深的羁绊，既是镜子也是武器”，镜子映照彼此的脆弱，武器则共同对抗外在的残酷。

《贝鲁特》剧照。

这种坚韧并非黎巴嫩人的专属特质，却因深嵌于中东动荡的背景而更显珍贵。在这个被贪婪的政府和邻国环绕的国家，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扎尔法与拉贾的选择，不是改变历史，而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守护自我与所爱之人。 这种 “向内的坚守”，比向外的抗争更具持久的力量，也让人性的光辉转化成了抗击外在力量的武器。

此书之所以能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核心在于它回归了文学的初心：故事讲述、人性探讨、历史透析。阿拉梅丁用传统的叙事框架，包裹着极具创新性的叙事内核。他以 “局外人” 视角打破偏见，用非线性结构还原记忆本质。以悲喜剧笔法平衡轻重，让日常叙事承载历史重量。这种传统形式下的非传统叙述，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而作者自身的跨文化经历与对故土的复杂情感，更让这部作品成为个人记忆与国家历史互文的一个范例。

在这部小说中，小故事与大历史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渗透、彼此成就的共同体。历史或许是残酷的、不可抗拒的，但作为见证者的个人，尤其是其身上体现的闪光之处—爱、勇气、智慧、包容，却能穿透大历史的默然而绽放光芒。在被动荡与分裂困扰的世界里，如同一束微光，照亮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生存之道：或许不是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看到周遭的变化轨迹，并以自己的心绪、幽默、坚毅，一步一步走下去。这种看似微小且日常的选择，恰恰是对历史之粗暴最有力的回应，也是文学最永恒的价值所在。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金衡山；编辑：李永博；校对：张彦君。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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