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巴拉那州库里提巴,一名心理学家通过电脑摄像头,为前往乌克兰参战的巴西人提供咨询。据介绍,这些人正在“崩溃”,极度害怕死亡。他们会直白讲述极端暴力场景,以及尸体被摧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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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事情太可怕了,我甚至没有勇气复述。让人作呕。”54岁的精神分析学家克劳迪娅·塞拉秋克在接受《圣保罗页报》采访时说。塞拉秋克是乌克兰移民后裔,与巴西的乌克兰社群联系密切。去年,她开始接待前往乌克兰对俄作战的巴西人。提出这项心理援助请求的是一家帮助在乌巴西人的非政府组织。
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说明到底有多少巴西人已经前往乌克兰军队作战,但塞拉秋克说,社群内部估计人数约为2000人,其中200人死亡。巴西外交部截至7月10日统计的数据显示,有86人失踪,33人死亡。这些巴西人大多没有乌克兰血统,也与乌克兰社群没有联系。塞拉秋克说:“我知道的从巴西去参战的乌克兰裔,可能只有1人,也许2人。”
到目前为止,这名心理学家已经接待过10名仍在战场上或已经返回的巴西人。其中一些人后来失联,她不知道他们是放弃了心理治疗,还是已经死亡。塞拉秋克还组织了一个由5名心理学家组成的小组——这些人都没有乌克兰血统——义务为在战争中死亡的巴西人的家属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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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拥有巴拉那联邦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是圣保罗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研究员,也是美洲精神分析与政治研究网络成员。她对这些巴西人的接诊经验,将成为其博士研究的基础,研究主题是:这些年轻人为何愿意把自己置于一场本不属于他们的战争之中。
“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听他们讲述尸体如何被摧毁、人们如何受伤、如何死亡。”谈到为这些巴西人提供咨询的最大挑战时,塞拉秋克说,他们会非常直白地描述暴力场景,“那些可怕的事,我甚至没有勇气复述。让人作呕。墓地和火葬场都没有空间了,到处都是运尸体的卡车”。
她说,另一个挑战是让他们愿意接受心理援助。在战争环境里,这通常被视为软弱的表现。真正来接受咨询的人,往往已经濒临崩溃,或处于创伤后应激状态。她还说,从抵达乌克兰开始,一切都非常艰难。很多人到了之后甚至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有些旅没有翻译,他们听不懂当地语言,也不懂各种指令和规则。紧张感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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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和一群完全不认识的男人住在一起,所有人都紧张,还都带着武器。那里有大量饮酒、违禁物品和打架。”在她看来,尤其沉重的是朋友或亲近之人的死亡。她曾接待过一名年轻人,对方的兄弟追随他前往乌克兰参战,结果战死。这名来访者因此感到愤怒,也充满内疚。
谈到来接受咨询的巴西人当时的状态,以及前线心理治疗如何进行时,塞拉秋克说,她接待过已经回到巴西的人、在乌克兰等待回国的人,也接待过仍在前线的人,而所有人都深受冲击。“他们睡不着,始终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即便是在训练阶段就放弃的人,也会受到冲击。因为他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真正离开,在那期间一直焦虑,害怕自己会死。”
她说,即便是她在前线接待的人,通常也都想回国。一般来说,他们待在距离交战地点几公里的某个基地里。咨询时几乎没有隐私,身边常有其他巴西人或哥伦比亚人,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拿着手机,试图找一个能独处的地方,但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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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也很难保持规律。“他们约了却不出现,要么是不明白心理治疗是怎么回事,要么是根本没有条件完成咨询。”她说,有些人后来失联,不再接她的电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在执行任务,还是已经死了。有些人受了伤”。其中一人甚至是在医院里完成咨询的。塞拉秋克说,那名年轻人曾被一架无人机追击。无人机飞入他藏身的一所房子后爆炸,他因此失去了一条腿。
她说,所有回来的人都受到严重创伤,有些人甚至害怕自己会“用机枪扫射家人”。而在巴西,现有的心理援助体系尚未做好准备。一位母亲告诉她,自己曾带儿子去看精神科。这个年轻人说自己去过乌克兰战争前线,精神科医生却说那是妄想。母亲进一步确认后,那名医生又说,母子两人都在妄想。
谈到阵亡者家属面临的困难时,塞拉秋克说,这些家庭首先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要想通过乌克兰司法系统开具死亡证明,必须先立案,而这通常要在失踪5个月后才会发生。如果有遗体,就需要辨认;如果只剩下身体的一部分,也必须证明那确实属于当事人。但她说,这类情况其实是少数。通常什么都不会留下,因为他们往往死于爆炸,或者死在敌方控制区域,根本无法把遗体运回。她们会建议家属举行一场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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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像所有失踪案件一样,很多家庭会一直带着亲人可能归来的希望生活下去。对于前往乌克兰作战的巴西人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特征,塞拉秋克说,这些年轻人大多曾梦想成为军人,进入军队。她怀疑,这与巴西近些年对军国主义的社会推崇有关,而这种推崇又与保守政治力量的上升相联系。她说,这些人想证明自己是英雄,想嵌入一种如今被推崇的男性气质和行为方式。而关于性别和军国主义的这些观念,又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
总体来看,这些人普遍难以获得归属感。大多数来自小城市,也有人想逃离痛苦的家庭处境、司法问题,或者女友怀孕带来的压力。她举例说,有的人还拖欠子女抚养费。谈到此前媒体报道的一名圣保罗大学法学院学生前往乌克兰后失踪,其家属称他学习投入,并说自己去参战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塞拉秋克表示,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像是例外。
她说,自己看到的情况是,无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还是较好,这些年轻人大多都处于漂泊状态,在巴西缺乏能把他们固定下来的东西,无论是学业、工作还是家庭。大多数人没有进入高等教育,有时甚至连中学都没读完。即便是家境较好的,也常常缺乏前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这似乎并不适用于那名圣保罗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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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也强调,在这类招募中,社交媒体的吸引力必须被考虑进去。“而且,一个人的内心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触及的,对家庭、朋友,甚至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不透明的。”谈到一名来自巴西帕拉州的男子近日被俄军俘虏,并在视频中指责乌克兰方面的宣传误导他,说他原本会留在后方,结果却被送上前线时,塞拉秋克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她所知道的有乌克兰血统并前往乌克兰的人,只有1人或2人,其他人都与乌克兰没有关系,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参与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她说,在互联网上,人们评论这些巴西人前往乌克兰时,常会说“因为他们是右翼”或“因为他们是左翼”。但她表示,去参战的决定并不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在于他们在巴西得不到社会认可,无法融入,也感受不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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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当地民众非常看重这些外国士兵。所以他们会在街头感受到善意,人们把他们当作英雄。”至于乌克兰军队提供的薪资最高可达约20000雷亚尔,这些年轻人在巴西很难赚到这么多钱。塞拉秋克表示,经济因素可能是部分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她举例说,自己曾接待过一名年轻人,此人在巴西做加油站员工,无法养活自己的4个孩子。去了乌克兰后,他会给家里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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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此前曾在巴西服过兵役,一直想成为职业军人,却没能实现。“对于一个连生命都愿意付出的人来说,起作用的因素比金钱更强。”谈到社交媒体在招募中的作用,以及算法如何瓦解社会联系、推动仇恨时,塞拉秋克说,社交媒体上存在一种“战争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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