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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伦特原油重新站上每桶100美元,全球股市首先感受到的是通胀回潮和增长受损的寒意,油轮股却逆势走强。奥斯陆航运指数上涨0.5%,Frontline上涨0.7%,Capital Tankers上涨1.6%。这组看似矛盾的行情,实际上给出了航运市场最诚实的答案:资本并非在为战争喝彩,而是在为“安全航程”这种突然稀缺的商品重新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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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球油运面对的已不是单一航道受阻,而是一个罕见的“双咽喉问题”:波斯湾出口受制于霍尔木兹海峡,红海航线又被曼德海峡卡住。一个决定中东原油能否出湾,一个决定货物能否顺畅北上苏伊士运河。两处风险一旦叠加,全球油运网络便不只是绕一点远路,而是被迫重写航线、船期、保险、库存与采购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100美元油价与油轮股上涨可以同时出现。对实体经济而言,高油价意味着成本上升、需求受压和央行降息空间收窄;对拥有可用运力的船东而言,航道中断却意味着航程拉长、船舶周转下降、有效供给收缩和运价议价权增强。全球市场担心的是滞胀,油轮投资者押注的则是吨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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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船视宝
不是缺油,而是油到不了
传统油价分析习惯盯住产量、库存和需求,但在地缘冲突主导的市场里,决定价格的往往不是地下有多少油,而是海上有多少油能够按时、可保、可融资地抵达买家。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关键的石油咽喉。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及成品油经此运输,约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四分之一,其中八成流向亚洲。能够通过沙特东西输油管线和阿联酋富查伊拉管线绕开海峡的替代能力,仅约每天350万至550万桶。换言之,管道可以缓冲冲击,却根本无法复制海峡的吞吐能力。
曼德海峡则扼住红海南端。它本来是海湾、亚洲与欧洲之间最短航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海安全恶化后,船舶绕行好望角已不再是偶发应急,而逐渐成为一种高成本常态。美国能源信息署的历史数据表明,2024年前八个月,经曼德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流量较2023年全年日均水平下降超过一半,而绕经好望角的石油流量显著增加。
如今真正危险之处,是两个咽喉不再彼此独立。假如霍尔木兹限制了供应端出货,曼德海峡又封住红海捷径,沙特从红海港口延布释放的替代出口能力,也必须面对向亚洲运输时的南向通行风险。所谓“双咽喉”,并非两个风险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替代方案被另一个风险截断,产生乘数效应。
这会把石油市场从“供应是否充足”的问题,推向“供应能否抵达”的问题。纸面上的产能、库存和战略储备仍然存在,但如果船舶不敢进、保险不愿保、银行不肯融、船员不愿走,那么这些桶数对现货买家而言,就只是地图上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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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船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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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最强的杠杆,叫作距离
航运市场从来不只看货量,还看货物需要走多远。一次绕航,可以在没有新增一桶石油需求的情况下,制造出巨大的船舶需求。
北极证券估算,延布至亚洲的货流在6月约占全球吨海里需求的8.5%;如果相关货量全部改走好望角,可能为原油船队带来约15%的吨海里需求增量。对一个本已极度紧张的油轮市场而言,这不是边际改善,而是足以改变运价曲线的冲击。
绕航好望角意味着单程增加约三周,燃油消耗、船员成本、保险费用和资金占用同步上升。一艘船在海上多待一天,就少一天可以承接下一票货。于是,名义船队规模没有变化,有效运力却被航程“吃掉”。这正是油轮股能够在全球风险资产承压时逆势上涨的核心:市场购买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更长航程带来的运力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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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繁荣带有鲜明的残酷性。船东的收入增量,最终会沿着供应链转化为炼厂成本、贸易融资成本和终端能源价格。航运赚到的是距离溢价,全球经济支付的却是效率损失。DNB Carnegie警告,能源价格上涨叠加霍尔木兹和红海其他大宗商品贸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升成本和通胀。美国与欧元区通胀已连续多年高于目标,新的能源冲击极易触发工资、运输、食品和制造业价格的二次传导。
因此,油轮股上涨绝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行业景气全面反转。它更像是一场“供给受损型牛市”:运价和资产价格受益,全球贸易量与宏观需求却可能受伤。如果100美元油价维持过久,炼厂会削减加工量,消费者会压缩需求,经济衰退预期也会反过来打击货量。
对船东而言,最佳情景不是航道永久关闭,而是风险长期存在、通行时断时续、绕航成为主流,同时又不至于摧毁终端需求。这是一条极其狭窄的盈利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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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续”,不等于很快恢复
北极证券认为,曼德海峡长期关闭不可持续,并指出已有中国背景船舶尝试通行。这个判断在经济逻辑上没有问题:绕航成本过高,货主、产油国和消费国都会推动航线恢复。但市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不可持续”误读为“即将正常化”。
航道是否恢复,不只取决于军事威胁是否下降,还取决于保险条款、战争险费率、船旗与船舶实益所有人身份、港口挂靠记录、租约责任分配以及船员安全判断。即使少数船舶安全通过,也不能证明整条航线已经恢复商业可用。两艘船能够穿越,并不等于两百艘船愿意跟进;一次成功通航,也不能消除下一航次遭袭的尾部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航运安全正在从传统的“航区风险”转向“身份风险”。船舶的国籍、管理背景、货物来源、目的港乃至历史挂靠记录,都可能影响其能否获得事实上的安全通行。
这将推动全球船队出现隐性的分层:一部分船舶享有相对通行优势,另一部分则被迫绕航或承担更高保费。航运市场由此不再只有运力价格,还会出现“身份溢价”和“政治可通行性溢价”。
如果这种分层固化,全球油运将从追求最低成本的统一市场,退化为多个安全圈层并行的碎片化市场。船舶不是不能走,而是只有特定船舶、承运特定货物、在特定政治关系下才能走。其结果必然是调度效率下降、空驶增加、运价差扩大,合规与制裁审查成本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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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策略必须从押方向转向买韧性
面对双咽喉风险,船东首先要克制在高运价下盲目扩张。地缘危机可以在几天内推高吨海里,也可能因停火、护航或保险机制恢复而迅速压缩溢价。此时大举订造高价新船,等于用二十年的资产寿命押注几个月的冲突。
更合理的策略,是保持资产负债表弹性,延长优质现有船舶的经济寿命,控制远期资本开支,并通过长租、现货和指数挂钩合同的组合锁定部分收益。
其次,航线风险管理必须前移。过去,绕航常被视为运营部门的临时决定;现在,它应进入董事会层面的情景推演。船东需要分别测算霍尔木兹恢复、红海持续关闭,两处同时受阻,以及有限船型或有限国籍恢复通行等多种情景。货主则应把到岸成本、库存天数和替代油种纳入一体化采购,而不是只比较离岸原油价格。
再次,亚洲买家尤其需要重新认识自身暴露。霍尔木兹石油流量的绝大部分流向亚洲,这意味着亚洲既是油价冲击的主要承受者,也是运距重构的核心支付者。增加战略库存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扩大进口来源、提前锁定非海湾替代油种、配置港口和炼化装置对不同原油的适配能力,并提升跨区域调货效率。
所谓能源安全,不能只计算有多少天库存,还要计算在两处咽喉同时受阻时,哪些货真正能够运到。
最后,监管者和金融机构必须承认,保险与融资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航道基础设施。没有可接受的战争险,没有明确的责任边界,再强的海军护航也难以让商业船队全面回归。未来的航运治理,不仅需要舰艇和外交斡旋,还需要政府、保险人、再保险人、银行与船东共同设计临时担保和风险分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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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稀缺的不是船,而是确定性
百美元油价只是表象,双咽喉失灵才是问题的核心。霍尔木兹决定全球能否拿到中东能源,曼德海峡决定这些能源能否沿最有效率的路径抵达市场。两者同时承压,意味着全球化赖以运行的“低成本、准时到达、风险可保”三项前提正在被同时削弱。
短期看,油轮市场仍可能受益于绕航、浮仓和区域错配,优质船东的现金流与议价权有望维持强势。但中期看,行业不能把战争红利误当成结构性需求。高运价越持久,对终端需求和宏观经济的反噬就越强;通胀越顽固,货币政策越难转松,最终也会压低贸易与能源消费。
因此,真正有价值的判断不是猜测哪一天复航,而是识别新的航运定价范式:距离重新成为利润来源,保险决定航线是否存在,船舶身份影响通行权,资产负债表韧性比船队规模更重要。
全球油运正在进入一个安全效率压倒成本效率的时代。油轮股的上涨或许是一场盛宴,但宴会的账单正由炼厂、货主、消费者和全球经济共同承担。对行业而言,最危险的不是错过一轮运价上涨,而是在异常利润中误以为旧秩序仍会原样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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