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惠志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极强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创新速度远超全球治理进程。大模型迭代周期已缩短至以月甚至周为单位，智能体应用规模更是呈现指数级增长，已广泛嵌入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军事安全、舆论传播和国际竞争等领域，其相关风险涵盖算法偏见、隐私与监控、大模型幻觉、虚假信息传播、能源消耗、就业冲击以及自动武器等方面。然而，与之对应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尚未有效形成，技术创新与治理规则长期呈现错配，“规则跟不上代码”正日益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治理困境。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目标极为宽泛复合。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经济竞争、科技创新、社会伦理、劳动就业、文化传播等带来全方位变革。而这些领域在不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优先级和模式往往存在重大差异，这也导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协调难度极大。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体从“国家主导”趋向“多元博弈”。科技巨头、开源社区、技术专家成为重要参与者，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拥有制定事实技术标准、影响公众认知甚至左右政府决策的能力，让治理图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封帅：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特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巨头、数字企业、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都深度参与治理体系建设，治理体系构建主体变得更加复杂。其二，治理对象的流动性。传统议题的治理对象往往是物理世界存在的具体事物，但人工智能治理的对象则具有明显的虚拟性和流动性特征，传统的边界化治理模式难以适应，需要重新规划治理锚点。其三，治理节奏的滞后性。
这些特点造就了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复杂态势。首先，治理体系的碎片化。由于缺乏统一的治理目标和思路，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设计差别很大，国际人工智能市场难以形成统一标准，跨国企业合规成本高昂。其次，地缘政治竞争破坏国际协作。人工智能技术爆发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同步出现，使得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诞生之初就卷入了大国博弈进程。部分霸权国将其他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视为威胁，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建立排他性小圈子，严重削弱了各国的信任与协作基础。最后，数字鸿沟与话语权失衡严重。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建立新的全球治理平台的需求非常迫切。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研究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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