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胡宗南曾面临三条出路：选第一条，或许能当上上将；选第二条，或许能在海外称雄一方。可他为什么偏偏走上了第三条？

1949年12月，成都的冬天阴冷潮湿。

胡宗南坐在临时指挥部里，窗外是连绵的细雨。他的参谋长递过来一份电报，是老蒋发来的，措辞严厉，命令他立即组织部队向云南方向突围，与那里的李弥、余程万会合。

胡宗南看完电报，没有说话。

他把那张纸放在桌上，站起身走到窗前。雨滴顺着屋檐滴下来，砸在青石板上，声音单调而空洞。

此时的胡宗南手上还有将近三十万人马，听起来数字不小，但内里已经烂透了。从陕西一路败退过来，部队建制被打散，补给线被切断，士气低落到谷底。更为致命的是，这三十万人里真正能打仗的连一半都不到。大量的后勤人员、文职人员、家属混在队伍里，行动迟缓，指挥混乱。

那些跟着他从西北撤过来的老兵，曾经是精锐中的精锐，现在也只剩下疲惫和麻木。一个在胡宗南身边待了十年的老副官后来回忆说，当时部队里的士兵连鞋子都凑不齐，很多人用破布裹着脚行军，脚趾冻掉了也没人吭声。

成都周围的地形胡宗南很清楚。

西边是川西高原，山路崎岖，大雪封山，大部队根本过不去。东边是盆地出口，但已经被堵死了。南边的路相对平坦一些，可是要经过数百公里的丘陵地带才能到达云南边境，沿途有大量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这些武装力量虽然装备简陋，但熟悉地形，打起袭扰战来得心应手。

胡宗南的部队如果真的按老蒋的命令南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共军，而是补给。三十万人每天要消耗的粮食就是个天文数字。成都平原虽然富庶，但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兵荒马乱，老百姓家里的存粮早就被搜刮得差不多了。沿途的城镇更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支撑如此庞大的军队。

再说武器弹药。

胡宗南最精锐的几个军，在陕西的时候弹药储备就已经告急。从美国运来的物资大部分堆在上海和广州的仓库里，根本来不及转运到前线。等到他们撤往四川时，很多部队的炮兵已经变成了摆设，有炮无弹的情况非常普遍。轻武器的弹药也只能勉强维持几次中等规模的战斗。

这种情况下继续打下去，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胡宗南心里明白这一点，但他什么都不能说。他是黄埔一期生，是曾经被称为“西北王”的人物，在国民党军界混了二十多年，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该演的戏还得演下去。

与此同时，在川西的另一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已经在秘密筹划起义了。

这三位四川军阀都是老江湖，在川中经营了几十年，手上有地盘有队伍有人脉。他们跟国民党中央向来是貌合神离，蒋介石几次想把他们架空都未能如愿。现在局势已经明朗，继续跟着老蒋只能一起完蛋，所以他们决定改换门庭。

12月初，刘文辉派人给胡宗南送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很客气，大致意思是说，现在天下大势已定，胡长官是聪明人，应该审时度势，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如果愿意跟我们一道走，以胡长官的身份和地位，将来必定能有一番作为。

送信的人是刘文辉的一个亲信幕僚，姓李，五十多岁，在川中官场混了大半辈子，说话八面玲珑。他见到胡宗南后，先是恭维了一番，然后委婉地表达了刘文辉的意思。

胡宗南的反应出乎李幕僚的预料。

他既没有发火，也没有表示任何兴趣，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然后就岔开了话题。李幕僚还想再说什么，胡宗南已经站起身来，示意送客。

等李幕僚走后，胡宗南一个人在屋子里坐了很久。

他的副官后来回忆，那天晚上胡宗南几乎没有吃东西，一个人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

刘文辉的这封信，实际上是胡宗南在解放前夕面对的第一次正式策反。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也不会是最重要的一次。

更重要的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的一系列接触。

1946年秋天，胡宗南在西安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姓胡，叫胡公冕，名义上是来叙旧的，实际上肩负着秘密使命。胡公冕跟胡宗南是同乡，两人早年就认识，有这层关系在，说话可以更直接一些。

胡公冕第一次来，没有直接谈正事，而是聊了很多家乡的事，聊早年的经历，聊抗战时期的往事。胡宗南对这位同乡很客气，留他住了好几天，每日设宴款待。

第二次胡公冕再来的时候，话题开始往深处走了。

他开始跟胡宗南分析形势，分析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分析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胡宗南听的时候不置可否，但从头到尾没有打断过，也没有表现出反感。

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非常罕见的。

要知道那时候是1946年下半年，全面内战刚刚爆发，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很多国军将领都信心满满，认为三到六个月就能解决问题。胡宗南手下有几十万大军，坐镇西北，是蒋介石最倚重的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坐下来听一个明显带有策反意图的人讲这些，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胡公冕第三次来西安的时候，谈话更加深入了。

他开始直接谈条件，谈如果胡宗南愿意在西北起义，共产党方面可以给出什么样的待遇和职务。胡宗南这次不再是只听不说，他开始提问，问得很细，包括起义后的部队处置、个人待遇、将来在新政权里的位置等等。

这次谈话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到最后，胡宗南说了句话，意思是这件事关系重大，他需要再考虑考虑，不能立刻答复。胡公冕表示理解，约定下次再来。

第四次策反在1949年9月。

这时候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胡公冕再次派人前往联络胡宗南，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但这次出了意外，联络人员在途中病倒，延误了时间。等到联络人员找到胡宗南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胡宗南的部队正在快速撤退，根本无法停下来进行谈判。

就这样，第四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策反，因为偶然因素没有成功。

如果联络人员没有生病，如果时间能再宽裕一点，后来的历史或许会完全不同。

除了起义这条路，胡宗南还有另一个选择。

1949年秋天，当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时候，宋希濂找到了胡宗南。两人都是黄埔一期生，都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宋希濂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当时宋希濂手上也有十几万人马，加上胡宗南的三十万，总共将近五十万部队。宋希濂认为，与其在大陆被消灭或者去台湾寄人篱下，不如把这五十万人拉到缅甸去。

缅甸那个地方，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力很弱，武装力量也不强。几十万大军过去，完全可以占据一块地盘，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背靠缅甸的丛林和山地，进可攻退可守，实在不行还可以往泰国、老挝方向撤退。

这个计划并不是异想天开。

当时缅甸北部确实存在大量的地方武装，有些甚至是二战结束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残部。这些人名义上还挂着国军的番号，实际上早已脱离了国民政府的控制，在缅北形成了独立王国。如果胡宗南和宋希濂的五十万大军真的进入缅北，以他们的实力，完全可以整合这些散兵游勇，建立一个规模可观的势力范围。

宋希濂后来在回忆录里详细记述了这段谋划。

他和胡宗南谈了好几次，两人都认为这个方案有可行性。五十万人听起很多，但要拉到缅甸去，首先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行军路线。

从四川到缅甸，直线距离超过一千五百公里，中间要穿过云南全境。滇西地区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大部队行军困难重重。而且沿途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不通，补给很难筹措。

第二个是蒋介石的态度。

如果老蒋知道他们要把部队拉到国外去，肯定不会同意。在蒋介石看来，这五十万军队是最后的家底，无论如何都要尽可能多地撤到台湾去，不能便宜了别人。所以胡宗南和宋希濂必须瞒着老蒋，先斩后奏。

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胡宗南开始秘密调集部队往西南方向移动。他对外宣称是在组织防御，实际上是在为南下做准备。宋希濂那边也在做同样的准备工作，把部队收拢到川滇边境一线。

两个人商量的最终目标是，一旦形势不可挽回，就以最快的速度南下，穿过云南，进入缅北，在那里站稳脚跟。

但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蒋介石发现了。

1949年11月，蒋介石飞到重庆，亲自坐镇指挥西南战事。他一到重庆，立刻察觉到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意图不对。老蒋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几十年，什么样的心思看不出来？

他当即下令，命令胡宗南立即抽调精锐部队到重庆附近，名义上是加强重庆防卫，实际上是把胡宗南的部队扣在手里，不让他有机会南下。

胡宗南接到命令后，百般推诿。

这件事当时在重庆引起不小的风波。时任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亲耳听到老蒋和胡宗南在电话里争执。老蒋在电话里大发雷霆，要求胡宗南立即派一个军过来。胡宗南先说部队正在调整，无法调动，后来被逼得没办法，勉强派了一个师过来。

但就是这个师，刚到重庆没几天，胡宗南又下令调走了。

老蒋气得够呛，但也没办法。他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统帅，可到了这个时候，对下面将领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尤其是胡宗南这种经营多年、树大根深的人物，更不是随便能动的。

老蒋不死心，又派人去找宋希濂，结果宋希濂也是阳奉阴违。

为了彻底切断胡宗南和宋希濂南下的通道，老蒋使出了最后的招数。他命令云南的卢汉配合行动，封锁滇西方向的交通线。

这一招很管用。

卢汉当时还在观望，没有完全倒向任何一方。蒋介石的命令他不敢不听，于是加强了对滇西各路口的管控。大批部队的调动需要沿途补给，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根本做不到。

通道一旦被堵死，南下缅甸的计划基本就泡汤了。

宋希濂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得很懊恼。他说如果当时行动再快一点，或者老蒋来得再晚一点，事情可能就成了。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后来描述过胡宗南当时的状况。他说那段时间胡宗南完全变了一个人，整夜整夜不睡觉，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走动，有时候笑，有时候哭，情绪完全失控。

有一回深夜，罗列进去送文件，看见胡宗南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摊着一张大地图，手里拿着一根铅笔，在地图上画着什么。走近一看，画的全是往南的箭头。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罗列放下文件，悄悄退了出去。

他后来说，那一幕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部队开始溃散。

不是被打散的，是自己散的。很多士兵趁夜色溜出营地，把军装一脱，找个地方躲起来，等着新政权接管后回家种地。军官们也拦不住，因为连他们自己都在各谋出路。

到了12月中旬，胡宗南手上还能指挥得动的部队，已经不到十万人了。就这十万人，也是人心惶惶，随时都可能土崩瓦解。

老蒋的命令一道接一道地发过来，要求胡宗南继续组织抵抗。但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命令都没用了。

胡宗南彻底放弃了。

12月23日，胡宗南登上了飞往海南的飞机。

临走之前，他把留守的军官召集起来，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在场的人都看得出来，他是在强撑着。说完话，他转身走上飞机，再也没有回头。

飞机起飞后，胡宗南从窗户往下看，看到了成都平原的轮廓。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流，那些绿油油的田地，那些密密麻麻的村镇，都在脚下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云层下面。

他在西北待了十几年，在四川待了一年多。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从这一刻起，都变成了回忆。

海南只是中转站。

在海南待了不到一个月，胡宗南又接到命令，要求他去台湾。

去台湾这件事，胡宗南是不情愿的。他心里清楚，到了台湾就是到了人家的地盘上，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这些年他坐镇西北，手握重兵，名义上听老蒋的，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一旦去了台湾，这些都化为乌有。

但不走也不行。

大陆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缅甸的路也被堵死了。留给他的选择只有一个。

1950年初，胡宗南抵达台北。

一下飞机，他就感觉到了气氛不对。没有人来接他，只有几个低级军官负责安排住宿。曾经那个前呼后拥、威风八面的“西北王”，如今形单影只，无人问津。

很快，清算开始了。

台湾那边的官场倾轧比大陆时更加残酷。四十六名监察委员联署弹劾胡宗南，罪名列了十几条，条条都足以置他于死地。丧师失地、指挥无方、浪费军饷、图谋不轨，什么罪名大就往他身上安什么。

那些弹劾文件写得杀气腾腾，措辞严厉，仿佛胡宗南是天下第一罪人，不杀不足以平天下。

好在还有一百零八名立法委员和军政界人士联名为他辩护。这些人未必是真的同情胡宗南，更多的可能是派系斗争的需要。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内部矛盾反而更加激化，各种势力相互倾轧，胡宗南只是其中一个靶子。

案子折腾了大半年，最后还是老蒋拍了板，免于议处。

这个结果很多人没想到。按照当时的形势，杀胡宗南立威再正常不过。李延年、李玉堂都是前车之鉴，说杀就杀了，一点情面都没留。胡宗南能逃过一劫，背后自然有人替他周旋。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人是位大律师，姓甚名谁现在说法不一，但此人曾为冈村宁次做过辩护，在政界人脉很广。他帮胡宗南写了一份陈情书，把胡宗南比作唐朝的郭子仪、宋朝的岳飞、南宋的吴玠，说这些都是忠臣良将，也都曾遭人诬陷，但最终名节得以保全。

这份陈情书送到老蒋手里后，老蒋看了很久。

杀了胡宗南，容易得很。但杀了之后呢？后人会怎么写？赵构杀岳飞，背了上千年的骂名。老蒋虽然不是什么明君圣主，但也不想在史书上留下杀功臣的名声。

更何况，胡宗南毕竟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跟了自己二十多年。就算他有二心，就算他曾经想走别的路，最后不还是到了台湾吗？

刀下留人吧。

胡宗南被免职了。

此后的日子很清闲。他在台北找了处房子住下，每天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出门访访旧友。当年那些在西北跟他称兄道弟的人，现在大多躲得远远的，生怕跟他扯上关系。

上门的人越来越少。

有时候胡宗南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台北的天气湿热，跟西北的干燥完全不同。他不太习惯这种气候，身上总是起疹子。到了夏天，更是难熬。

1955年，孙立人案发。

这件事对胡宗南触动很大。孙立人是非黄埔系里少有的实力派，在台湾陆军中威望极高，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老蒋说动他就动他，一夜之间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软禁起来，多年不得自由。

胡宗南知道自己跟孙立人不一样。孙立人是外人，自己是嫡系。但嫡系又如何？真到翻脸的时候，什么系都不好使。他能躲过第一次弹劾，未必能躲过第二次。

此后的日子，胡宗南更加低调了。

他几乎不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也极少接受采访。有人来找他，他都尽量推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得像白水一样。

到了六十年代初，胡宗南的身体开始出问题。

年轻时候在西北落下的病根，到了晚年全都找上门来。胃病、关节炎、失眠，各种毛病缠身。他住过几次院，但效果都不太好。

1962年2月，胡宗南在台北去世。

从某种角度说，胡宗南的故事在1949年12月就已经结束了。此后的十几年，不过是余下的日子罢了。

如果当年他走了第一条路，情形会完全不同。

起义这条路虽然也有风险，但回报是巨大的。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后来当上了上将，进了政协，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曾泽生在长春起义，同样受到重用，参与国家建设。傅作义守住了北京，更是功在千秋。

以胡宗南的资历和地位，如果他在1948年或者1949年初宣布起义，带着几十万大军投诚，功劳绝不会比陈明仁、曾泽生小。上将的衔是跑不掉的，政治上也会有相当分量。

更重要的是，他会得到善终。不用在台湾战战兢兢过日子，不用担心哪天被清算，可以安安心心度过晚年。

第二条路虽然冒险，但也有成功的可能。

五十万人进缅甸，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并非完全不可能。缅甸北部地区政府控制力薄弱，地方武装各自为政，只要花些时间站稳脚跟，把部队整顿好，未尝不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

国民党残部后来确实有一部分进入了缅北，在那里盘踞了几十年，一度发展成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如果胡宗南和宋希濂的五十万大军完整进入，那规模会大得多，结局也会完全不同。

当然，这条路也不容易。补给问题、国际压力、内部矛盾，每一样都可能致命。但至少比去台湾强得多。在缅北即便失败了，也还有辗转腾挪的余地，不会像在台湾那样，困在一个岛上，任人宰割。

至于第三条路，就不用多说了。

这条路从头到尾就是一场赌局，赌的是老蒋的仁慈和念旧。但老蒋这个人，仁慈和念旧从来都是有限度的，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全看形势需要。

胡宗南赌赢了前半局，保住了性命。但此后的日子，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从当年西北那个叱咤风云的将军，到台北那个深居简出的老人，这中间的落差，大概只有胡宗南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