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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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人潸然泪下,也让我想起故乡送侨批的水客。
故乡是位于闽粤边界的客家侨乡,汀江蜿蜒穿过,直达汕头,连接香港。清末民初,当水客是不少村民的一个职业,就像下南洋打铁、做矿工一样。所谓水客,就是坐船走水路,给华侨捎信捎钱、带人带货的商贩。他们如候鸟迁徙,踏浪而行,来往于家乡与南洋,是鸿雁,是希望。
初炎叔就是一名水客。年轻时的他,理平头,西装革履,外表看去干净俊朗。嘴唇总是抿着,沉静的眼神隐匿着锐利的光。他的主要线路是印尼爪哇岛,那里土路两旁长着大片大片的棕榈树、芭蕉树,丘陵起伏,跟老家差不多。不过,一直往前走,可以望见碧蓝的大海,几十只渔船在落日下游弋。
“阿潮。”他走到一座简陋的华校前喊道。这座华校是一座亚答屋,吊脚楼似的,凭栏通风,紧邻池塘。阿潮应了一声,他是十几个学生的老师。
“我要转唐山啦,你有什么东西搭给你妈?”初炎叔从衬衫口袋抽出派克笔。
“想是想买个毡毯给我姆,但口袋空空。”阿潮拍拍裤袋,哀叹道。初炎叔默然,把笔插回口袋。他收了别家的货、信,主人赠了红包当工钱。
远处碧海帆影。初炎叔的脑海中闪现出“水客王”胡前光的身影。按辈分,胡前光是初炎叔的叔公。叔公的父亲染上抽鸦片,家里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一家人除夕夜喝稀粥,想到明天断炊,母子俩抱头痛泣。17岁那年,叔公南渡马来西亚槟城打铁,白手起家,发高烧只能跳海里降温。后来改做水客,曾带着后来成为“锡矿大王”的胡子春下南洋,胡子春事业做大后,资助叔公买了田,生活渐稳。
叔公三代单丁,常受人欺凌,50多岁才娶妻,七旬方得一子。家人宠溺,儿子不肯上学。叔公尝尽不识字之苦,某日拿出铁链锁住儿子双手,送子入校。路人侧目,儿子哭哭啼啼,叔公亦老泪翻滚,说:“不读书,不如不要了!”在他的严管之下,儿子终于好好读书,长大后成了一名乡土作家。
叔公如一棵古松,在73岁那年,已经97次来往七洲洋。村民劝他:你要把老骨头丢在南洋吗?叔公笑笑,默然。第二年,叔公还去。全村飘来疑惑的目光。叔公眉头一皱一舒:“再去三次,凑足百次,不负此业。”他没有食言,成为来往南洋百次的“水客王”,回乡养老。
有一次,叔公受乡人之托,将槟城锡矿工的“遗骸”装入皮箱当枕头,船摇晃得厉害,箱内“牙齿”咯咯响。叔公的心提到嗓子眼,怕被人发现。
做水客就要像叔公那样,有一种“气”在胸中激荡。这种“气”会发光。初炎叔喜欢这个行业,它不只是一项生意,它有行业规范,也有操守。此行,他把收到的货分别装入爪哇藤箱里,箱面用墨水标上他的名字与编号,箍上二把锁。钱款不多,他装进了小布包,缝在内衣腋窝边。七天七夜的航程,睡梦里都得盯着。
到了香港码头,初炎叔全身轻松了几分。他的租房在码头边,同乡水客阿耀来访。阿耀小他几岁,走水新加坡。他们常在一起打牌、坐聊、喝酒。此次,阿耀刚经历一场海难,在台山外海,起台风翻船,他拼命游水,是唯一的幸存者。阿耀脸色苍白,似乎魂丢在了那里,嗫嚅道:“等我百年之后,骨灰撒一半海里,陪伴我同船沉没的几个好友。”说完,红了眼圈……
初炎叔眼眸起雾,说:“各行有各的难。”他念起故乡过番的歌谣:“莫食莫着盎艰难,想来想去就过番;黄沙赤水家门远,去唔容易转也难。”阿耀愣了下,也唱道:“时时刻刻想过番,到哩番邦又样般?去到番邦也辛苦,样得三年新客满。”初炎叔叹气,说:“下南洋都不容易。”
第二天,初炎叔随身带着“水客证”,坐上去汕头的渣华轮船。南海碧波如云,韩江澄澈如秋水。小火轮的蒸汽似故乡的炊烟。秋风吹过,带着夜霜的凛冽,如母亲的手粗粝温厚。故乡渐近,汀江两岸芦苇萧瑟却可人。
回到故乡,他急忙提着藤箱,走进务滋楼,大声喊道:“亚粟姆,阿潮搭给你的洋毡……”“心肝!”阿潮的母亲轻拍胸口,手微微颤抖。“你有什么口信搭,讲我知就行。”初炎叔道。
多年以后,阿潮才知道洋毡是初炎叔送的,泪溢眼窝。初炎叔去世,葬于爪哇岛。他留下遗嘱:一半骨灰撒入大海,沿着汀江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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