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下乡 最苦的6年·最深刻的人生

【留美学子】第3859期

13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导语】

一个人的一生，会被哪几年彻底改变？

对多数人而言，答案或许是大学、是事业；但对整整一代人来说，那个转折点叫作——上山下乡。

1970年元旦刚过，年仅16岁的我，与一千多名同龄人背着单薄的行囊，徒步六十公里，走向江西生产建设兵团。

那一天，我们高唱战歌、喊着口号，满腔热血奔赴理想中的未来；谁也不曾料到，这一走，便是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六年。

在兵团，我们睡过几百人的大通铺，凌晨随军号跃起，赤脚插秧于刺骨的稻田，在四十多度烈日下抢收抢种；与洪水搏斗，与蚂蟥较量，在饥饿中学会珍视每一粒米，在苦辛中收获友谊、成长与担当。

那些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经历，却真实锻造了这一代人的筋骨与灵魂。

半个多世纪飞逝，如今我定居美国，站在人生的彼岸回望青春。

我不愿简单歌颂，也不轻易否定，只想尽力还原那个年代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与情感。

因为只有理解了那一代人的青春，才能明白他们后来为何能在任何境遇中咬牙坚持、重新出发——

那是一段用血汗写就的青春，更是一份穿越苦难、淬炼成钢的生命力量。

在建设兵团锻炼成长
——我在美国回顾插队岁月

作者 刘水旺

注：照片除标准作者提供之外，其他全部来自网络

1970 年元旦刚过，江西赣北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进着一支千余人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一群半大不小的娃娃组成，他们要徒步行军六十公里，到生产建设兵团去落户、去扎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虽然天寒地冻、旅途艰难，大家却热血沸腾、毫无畏惧，心中充满理想和希望。大家手拉手、肩并肩，相互鼓励、相互搀扶，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为了鼓舞士气，文宣队带领大家唱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又带领大家呼口号：“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歌声嘹亮，口号震天，同学们个个豪情满怀、意气风发。我就是这队伍中的一员，那年刚满 16 岁。

奔赴建设兵团之前，云山共大分校初中（16岁）珍贵的毕业照

作者提供（刘水旺 第3排 左4）

从学校走进兵团

时间往前推移一年多，也就是 1968 年秋，我们刚进中学不久，江西省许多大中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共大的道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

“共大”即“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简称，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为促进老苏区农业发展，于 1958 年批准成立的。它的宗旨是面向农村招收学生：除基本启动经费由国家拨给外，其余所需全靠学生勤工俭学、自给自足，专业涵盖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工业等方面。

到七十年代初，遍布江西境内的共大分校已有一百余所，这些分校相当于当时的中专。我所在的南昌八中，就在这场运动中整体迁入南昌近郊永修县的共大云山分校。

在云山分校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一面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参加劳动，学会了开荒、种菜、插秧、收割、盖房子，我还被抽调到砖瓦场学习制砖、烧窑。

离开共大分校的前一天，专程从兵团来接我们的连长详细介绍了兵团的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段话：“你们将要去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那里山清水秀，山上是摇钱树，山下是聚宝盆——山上种满了茶叶、果树，山下是几万亩水稻田。”

与从城市直接下放到农村的许多知青不同，我们早已经历了一年多的磨练，稚嫩的双手早已磨出了坚硬的老茧。

六十里山路，就在我们激情的歌声中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各自要去的连队。

半军事化生活

我们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位于永修县境内、鄱阳湖畔。八团的前身是江西恒丰农场，“文革”中从部队调来许多军人接管，摇身一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团、营、连的主要正职干部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原恒丰农场的地方干部只能担任副职。兵团下设三个营：一营管水稻种植，二营管山上的果树和茶叶，三营则分布在后勤各部门。

我与其他八十多名同学被分到一营二连，不久又有一百多名上海知青加入。全营共六个连，每连原有职工约三百人，加上两百名知青，合计约五百人。

二连位于“聚宝盆”中央，也是营部所在地。美丽的修水河从我们住地东边蜿蜒而过，在下游与潦河汇合后流入鄱阳湖。修水河两侧支流形成的湖泊一望无际，我们的营地就夹在修水河与其中一处湖泊之间：临河一侧筑着一道四五人高的大坝，临湖一侧筑着一道两人来高的堤坝，两坝之间圈围着近两万亩水田，由全营约三千名职工和知青共同耕耘。这片“聚宝盆”，正是当地农工围湖造田而成的。

我们一开进连队驻地，就看见路边站满了欢迎的农工，其间夹杂着两三位军人装束的干部，其余人的装束都像农民，还有些大爷大娘带着孩子来欢迎。一位同学悄声问：“部队里怎么有这么多家属啊？”

连队的房屋建得很整齐，排列、间隔十分一致，房前屋后种满了树，宛如军营。靠马路的墙壁上写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为人民服务”等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口号，大树底下还有好几排黑板报。

晚饭后，全体同学在操场集合，连长致欢迎词，指导员作报告。指导员个头不高，声音却格外洪亮：“同学们，不，同志们，从今以后，你们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作为一个军人，不能讲一个‘不’字……”

指导员讲话完毕，知青们排好队，男同学人人夹着自带的草席，列队进入一个能容纳五六百人开会的大饭堂。饭堂被隔出约三分之一，早已用棉花秆和稻草铺成四个大通铺，高约一尺。各人将草席铺开，便是我们安歇的床铺了。

晚上睡觉真是热闹：打呼噜的、说梦话的、磨牙的，什么奇怪的声音都有。一个多月后，上海知青到来，大通铺延长了一倍多，也变得更热闹、更拥挤了。

每天天蒙蒙亮，连队上方的大喇叭就响起起床的军号声，全体同学到大操场集合出操。记得刚到没几天，指导员就每天早晨带着我们在一条新筑的泥路上跑。这条路由两边田里挖出的泥堆成，约四米宽。

冬天的早晨，路上或有露水或有霜，同学们的鞋子被泥越黏越大、越黏越重，有的同学索性脱了鞋，光脚跑。就这样，泥块在我们脚下由大变碎，路也在我们脚下渐渐变得结实——我们都成了压路机。

我们的编制是全连六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再分三个组。原有农工三百余人，大多原籍河南、安徽，我们到后被分插到各个班组，与农工们一起劳动，向他们学习农活。收工后，农工各自回家，我们则回到大通铺。

由于兵团实行配给制，每月每个知青有二十元生活费和四十斤口粮，与农工之间不存在争抢口粮和土地的问题，因此也很受他们欢迎，节假日常被请去做客。

每日开工前，各排由排长带领政治学习半小时，内容多为“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学习之后，排长向各班分配农活，各班组再带领组员完成任务。

每天晚上还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和评比，内容不外乎马列、毛主席著作及各级下达的文件材料，每个人都要结合自己一天的劳动生活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记得有一位上海知青，刚到时吃不惯食堂的馒头，咬了几口就随手一扔，恰巧被站在他身后的营长看见。营长大吼一声：“你给我站住！叫什么名字？”男青年转身，吓得面色苍白。营长又咄咄逼人地追问：“你家是什么成分？”男青年抖抖索索地答：“我叫某某，我家是贫农。”营长几乎怒发冲冠：“我看你家是地主，贫农的孩子是不会浪费粮食的！”

一时间，“深挖扔馒头事件思想根源”成了当晚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那位知青反复检讨、接受批评帮助，其他青年也纷纷对照检查自己是否有类似的不艰苦朴素之举。不久，全连又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请来苦大仇深的老农民，讲述旧社会地主如何剥削压迫他们，新社会又是如何美好。

接下来，大家吃忆苦思甜饭——那是米糠做的大饼，硬邦邦地难以下咽，吃过之后好几天都解不出大便。

爱好文体活动的青年们组成了“文艺宣传队”“篮球队”和“足球队”，农闲时节举行比赛和文艺演出。知青们闲暇时也喜欢打牌、下棋，我的棋艺就是那时练出来的，后来竟成了连队里的高手之一。

这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后来军队干部撤出、建制改回农场为止。

38年后，作者与当年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顾问合影，当时每个知青排配一个顾问

作者提供

在寒冷中春耕

每年春耕生产前，都要先修整田间。修整田埂是第一步，可以保证稻田里的水不流失。连队发给我们每人一把铁锹，由老农示范指导。开春时节，赣北的气候依然寒冷，老农带我们到田边，脱掉鞋袜、卷起裤筒，“咚”地一声跳进田里，挥动铁锹将田泥一锹锹挖起，糊在旧田埂上，再拍实、抹平。

老农示范完毕，知青们也纷纷学着脱鞋跳进田里，谁知一锹泥还没挖起，双腿就冻得直打哆嗦，冰水刺骨，直透心底。大家实在受不了，又纷纷跃上田埂，谁知湿漉漉的双腿被寒风一吹，更像刀割一样，顿时冻得像红萝卜，麻木得不听使唤。

大家又赶紧跳回水中，反倒觉得泡在水里好受些。老农告诉我们，只有劳动使全身发热后，双脚才不会那么冷，我们只能挥舞铁锹拼命干起来。

修完田埂，接着是犁田、耙田、耖田、耥田等工序，几道工序做下来，田泥变得又软又平又均匀，打上线条便可以插秧了。

拔秧组的知青把育好的秧苗从秧田拔起，洗净苗根泥土，用稻草捆成一小扎，挑送到准备插秧的田头，分散抛到田里。插秧组的知青按每人插八株秧的距离，由左边的人打头插起，后面的人依次下田排开。

若后下田的插秧速度赶上了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就会被“关”在大田里出不来。那时年轻人谁也不甘落后，你追我赶，尽管腰酸得不行，还是咬紧牙关一直插到田头才直起腰。我们真正尝到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

如果哪位女同学突然尖叫起来，必定是被蚂蟥叮上了。鄱阳湖的蚂蟥又肥又大，约四五寸长，墨绿色的表皮上还有红、橙、黑各色斑点，饿时如小指粗，吸血后能胀成拇指粗，两头都有吸盘，一旦附上便钻进腿肚拼命吸血。

别说女知青，就是男知青，猛然一见也免不了心里一颤、浑身起鸡皮疙瘩。

有几位老农插秧从不需要打线条，插出的秧甚至比按线条插的还要规整漂亮，如同一条条笔直的绿丝带，整齐地铺在大地上，非常赏心悦目。

我有心掌握这套技术，向老农们请教，才知道诀窍有两点：一是“定线”——老农们先在田头远眺对面田埂，选一块石头或一棵树作参照点，以此为第一列秧的目的地，沿这条目测线一溜插下五株秧，再以这五株为基准，横向插余下的七株；二是“看前方”——插秧时不看前一株秧，而是盯住前面一整列秧。

这样，八列秧苗便整整齐齐地向后延伸开去。

经过几次观摩练习，不出几天我便掌握了这套技术。一天，指导员领着一群干部到田头检查工作，看到我插出的整齐秧苗，感慨地说，如果全连知青都像小刘一样就好了。后来兵团为便于管理，将全连知青集中起来分为两个排，我被任命为其中一个排的排长，我想，这次“升迁”也与此不无关系。

难忘的抗洪抢险

每年六七月份，赣北地区频降暴雨，修水河及各大小湖泊水位迅速上涨，“聚宝盆”总是面临被吞没的危险。

有一年，连续下了几天特大暴雨，水流湍急，东边的护河大堤开裂出许多口子，河水开始漫堤，情况相当危急，全连上下人心惶惶。有老农说，恐怕大堤当晚就会溃塌，大家纷纷把家什、粮食和牲口往山上的高地转移。

这时团长下来检查抗洪抢险工作，看见公路旁有辆装满家什的东方红牌拖拉机正准备启动，便问这是谁家的东西。

有人悄悄告诉他是营长的。团长勃然大怒，厉声道：“去把他叫来！”不一会儿，营长跑步来见团长。团长命令道：“立即把拖拉机上的东西卸下来！身为一营之长，带头逃跑，这是什么行为？”说完转身就走了。

这位平日在我们面前威风凛凛、目不斜视、动辄训人的营长，也有被训得灰溜溜的一天，让我们无不偷笑。营长赶忙叫人把家里的东西从车上卸下来，也顾不上一旁哭哭啼啼的老婆。

危急关头，连队紧急召开“抗洪抢险动员大会”，全体农工和知青列队站在大操场上，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指导员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祖国需要你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拼死抢修大堤，保护国家财产……堤在人在，堤倒人亡！”

动员会后，指导员带领大家跑上大堤，会游泳的纷纷跳入水中，在裂口周围打下大木桩；不会水的则将泥土装进大草袋，再把草袋扔到裂口和木桩之间，同时堆高大堤。就这样，经过拼命奋战，大堤终于保住了。

然而还没等大家喘口气，又传来消息：西边的小堤裂溃了八米，湖水从缺口向“聚宝盆”倾注，不多时，三千多亩稻田被淹没了大半。

灾情就是命令，众人急忙奔向溃缺的小堤。一部分人跳入湖中，站在齐胸深的水中手挽手筑起一道道人墙，以减低水流速度。

我个子较高，被分配去打木桩。大风大浪中，小舢板像一片树叶随波浪剧烈晃动，每只舢板两侧各由两名青年站在水中扶住，以减少晃动，每根大木桩也由两人扶着。我站在舢板上，抡起大铁锤，趁晃动减轻的瞬间使劲砸下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砸到扶桩青年的头上。

木桩打好后，在朝坝的一侧架上木板，木板不够就把门板、床板拆来用，然后把装满泥土的大草袋扔进水中，一层层垒起来。

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终于把破口补好了。紧接着，我们还要修补其他险段，几乎天天泡在水里，全身皮肤都泡得肿胀发皱。

我也在那时学会了撑船，主要任务变成撑船运送草皮和泥土。有一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我刚卸完草皮和泥土，掉转船头，一阵狂风吹来，只听“啪”的一声，撑篙折断了，小船立即像脱缰的野马，顺风向望不到尽头的湖心奔去。同船的女知青吓得“哇”地一声哭起来，我虽然会游泳，但面对险情心里也直发慌。

这时，不远处一位叫“七斤”的农工发现了我们的情况，大声喊道：“别慌，赶快坐到顶风一边的船舷，我卸完草皮立即来救你们！”长得虎背熊腰的“七斤”比我大两岁，很有经验：若我们背风而坐，迎风一侧的船舷就会翘起，船很容易被吹翻。

“七斤”在离堤岸约一千多米的湖上追上我们，让我们坐在船头，用双手紧紧拉住他的船尾，他一篙一篙使劲向回撑。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安全返回堤岸，全身上下淋得像落汤鸡。

劳累的双抢季节

“双抢”即抢收抢种，通常从七月上旬开始，到七月底结束，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在这短短一个月里，要把成熟的早稻收割完，又要把育好的晚稻秧插完，若错过季节，晚稻便会减产。

虽然大堤保住了，小堤缺口也堵上了，但一千多亩已成熟的稻子却仍浸泡在水中，用不了几天，浸水的稻子就会发芽、长出根须。

每天早晨五点，连长便来到大通铺催我们起床：“起床了，起床了，稻子都长胡须了。”然而连日抗洪抢险，大家极度疲劳，远远没睡够。连长为人和蔼，我们都不怕他：他喊他的，我们躺在床上不动；他拉起这个，那个又躺下了。

可只要有人听见指导员“噔噔”的皮鞋声，喊一声“指导员来了”，大家便会“呼啦”一跃而起，向门外奔去。指导员就有这样的威慑力，连长则只能对我们无奈地摇头苦笑。

谷穗漂在水面上，许多都已冒出了小芽。我们站在齐胸深的水中，把谷穗一把一把割下来，放在跟随的小竹排上，再运到打谷场晒干。

为防蚂蟥和小虫叮咬，我们全副武装地穿起长裤、长袜、长袖衬衫和高帮鞋，衬衣扎进腰带，袖口和裤口也都扎牢。

我们种的油菜田也全泡在水中了，若不及时抢收，油菜籽也会发芽。油菜不像水稻，必须从根部收割，连长便组织了一些会水的知青下水收割：我们深吸一口气，潜到水中，一手摸到油菜根部，一手用镰刀割下。就这样一进一出，虽然都识水性，也难免呛水，一天下来，肚子里灌满了泥浆水。

割完淹水的稻子，又割旱地里的。七月骄阳似火，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时超过四十度，稻田被烤得热烘烘。大家弯着腰，头不抬、腰不直，一手握稻秆，一手挥镰刀，一口气从田头割到田尾，豆大的汗珠直往地上掉，不一会儿便汗流浃背、全身湿透，整日浸在汗水中。

许多男知青索性脱掉上衣光膀子干，背上的皮肤晒得起泡、掉皮，再起泡、再掉皮，直到变得黝黑发亮。裸露的手臂和腿脚被稻叶割出一道道血痕，汗水一浸，痒痛难当，如同无数蚂蚁在咬。

割下的稻子要挑到打谷场堆起来，待晚稻秧插完后再脱粒。挑稻子基本是男知青的活，两百斤的担子把硬木扁担压得像一把弓，我们学着老农的样子，挺直腰板、迈开大步，边喘着气边“嗨哟嗨哟”地呼喊着。

整个双抢季节，我们都是披星戴月，每天的任务不完成不收工，三餐都在田头吃。双抢期间的伙食比平时好些，油水也多些，偶尔还能见到几片薄肉片。

然而三餐吃下的一斤多米饭和不多的肉片蔬菜，竟能支撑一天十四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现在想来仍觉不可思议。

艰苦的劳动使知青们一个个病倒，不少人落下了心脏病、胃病、关节炎和腰肌劳损等慢性疾病。有一天上午，我感到浑身无力、头昏眼花、眼冒金星，实在坚持不住，只好从田里回来。连队的赤脚医生给我量了体温，看看我，又甩了甩体温计重新量一遍，随后抬手摸摸我的额头，说：“你在发高烧，都烧到四十多度了，我去叫张大伯套上牛车，你赶快到井边冲洗一下，立即去团部医院。”团部医院在山上，离我们驻地约二十里路。我躺在牛车上，张大伯一边赶车，一边心疼地说：“唉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干活都不要命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累垮了身体什么也干不成，以后要多注意点啊。”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唯有亲身干过农活的人，才能对这几句诗有深刻的领会和感叹。

电影剧照

艰苦之中有乐趣

劳动虽然艰苦，但农村的生活也自有一番趣味。为了改善伙食，我们学会了捕鱼、逮青蛙、钓黄鳝。淹田的湖水渐渐退去后，从湖里冲进来的鱼便留在了小沟、小溪和小池塘里。我们找来鸡笼，剪去笼底，往小水塘里随意一扣，准能抓到活蹦乱跳的各种鱼。

把处理好的鱼放进脸盆，加点盐加点水，下面用几块砖一架，拾来树枝当柴烧，不一会儿，原汁原味的鲜鱼汤就成了。在我的记忆中，离开农场后，就再也没喝过那么美味的鲜鱼汤。

当然，也有些知青干过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我们宿舍前常有农工的鸡来觅食，知青们便把剩饭拌上些高粱酒撒在门口，鸡啄食后纷纷“醉倒”，被知青们一只只拣进屋，拔毛去肚，照样用脸盆炖了吃。

瓜田的瓜熟了，也成了知青眼中的目标。有一次，我们在瓜田旁的稻田里插秧，休息时便到瓜田摘了几个来解渴。正当大伙儿吃得起劲，远远望见指导员朝我们走来，大家慌乱地把瓜丢进田里，又赶紧用脚使劲把瓜踩进泥里。

指导员走到跟前，看看我们，又看看那些踩进田里、漂在水面上的瓜，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唉唉，你们这些小鬼啊，既然摘了，就吃了嘛，浪费了多可惜。”

遇上风和日丽的休息日，几个好朋友便相约撑船去湖中玩耍。六月初夏，阳光和煦，湖中长满荷花。荷叶上滚动的水珠在阳光下如闪闪的珍珠，盛开的荷花与待放的花蕾风姿各异、晶莹剔透，正是“映日荷花别样红”。

金黄色的花芯包裹着渐渐长大的莲蓬，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随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收起撑篙，任小船随风飘荡在荷叶间，一边欣赏美景，一边采摘品尝新鲜莲子，直到吃饱为止。

小船漂移间，偶尔惊起一群群水鸟，水鸟起处，常能发现荷叶上有水鸟筑的窝、下的蛋，每次都能收获百余个鸟蛋。回到家，架起炉灶，用脸盆煮蛋，也算改善了一顿伙食。

云山共大分校同学组织的50年庆

作者后排左三

无悔的青春岁月

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这一代人别无选择。“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是那个时代的声音和潮流，许多知识青年正是满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改造世界的豪言壮语踏上征程的。

虽然我们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课堂，但在广阔天地这所社会大课堂里，我们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有失必有得：我们失去了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却得到了艰苦磨练的难得机会。

我们不怨天、不怨地、不后悔。我们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曾经热血沸腾、豪情满怀，在历史的潮流面前勇往直前，不退却、不胆怯。

1975 年，兵团分配到十六个上大学的名额。因表现突出，我在领导、农工和知青中都留下了好印象，推荐时获得全连一致通过。鉴定书上写着：中共党员，政治表现好，连队团支部书记，知青排长，爱学习，求进步。

离开连队那天，知青们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许多人忍不住哽咽，流下热泪。是啊，五年多来，大家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如兄弟姐妹。我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心里默念着：再见了，同学们、战友们，再见了，乡亲们，再见了，这片培育我的土地，我会永远记住你们！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一代人。

上山下乡虽已成为历史，但几年的知青生活却影响了我的一生：铸就了我自我奋斗、自我抗争的性格，奠定了我不畏艰难、努力向上，以及坦然面对一切的人生观。

《侨报周刊》2008 年 8 月 29 日、9 月 5 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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