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马尚龙：“趴晒台”的少年

也就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弄堂对于我来说，不再是和弄堂里少年一起游戏的天地，仅仅是走进走出的通道。唯有自家晒台，是我的“万花筒”。

自禁于晒台，主要不是对风雨的恐惧，那时候我年幼，不具有很深刻的思考。最重要的缘由，彼时家里过日子越发窘迫，我没有零花钱；一个懂事的孩子，也是不会向父母要零花钱的。但是当裤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时，是无法和弄堂里同龄人一起游戏的，人家买棒冰雪糕，我冒着汗找借口说自己不热。我有过这样的窘境。

我10岁以后的少年生活和憧憬，是趴在晒台水泥围栏上俯瞰弄堂世界中度过的。

我不知道是“趴晒台”还是“孵晒台”更加准确。我家晒台朝西亦朝北两个朝向，西向看下去，是584弄大弄堂，看得见矮平房的吃喝拉撒；北向看下去，是进入飞霞别墅的小弄堂。晒台有约一米五高的水泥围栏，宽约30厘米。10岁出头时，凭身高，我是看不见弄堂的，要搬只小凳子当垫脚，趴在围栏上，也是扑在晒台上，看底下的弄堂。用我母亲的宁波话读音，是“孵晒台”。我找不到更精准的字可以对应，那就“趴晒台”吧。

除了刮风下雨，除了大冬天的冷空气来袭和大热天的正午，“趴晒台”四季免费通行。学校先是不读书，后来读书也没有回家作业；没零花钱，没地方可去，“趴晒台”几乎是我窥视了解社会的唯一通道。父母亲则是很放心，趴晒台是不会学坏的。

起初，我只是弄堂游戏的观望者，而后，我看到了游戏少年各自的好恶和互相之间的淳朴或狡诈，有我欣赏的，也有我讨厌的；再后来，我看到了弄堂里大人之间的亲疏或奇异。从4楼晒台看下去，小时候视力又是2.5，弄堂底一直到弄堂外的淮海路，皆在我的“雷达”扫描区内。“趴晒台”越来越有味道了，俯瞰式的“趴晒台”，无疑像是透视，远比平面参与看得更精准。晒台的水泥围栏，记录了少年阿龙的烦恼、臆念、得意、胡思乱想……

几十年后，很多读者都称赞我的观察很细致，角度很独特，分析很到位。我悠然想起，我的上海“方程式”，是从“趴晒台”开始解析的，“趴晒台”是我写文章的“童子功”。这是我少年“趴晒台”时不可能想到的。

“趴晒台”是观察，观察需要积累，才得以形成有逻辑的判断。有时候，这种判断是会有杀伤力的。

无证据的逻辑推理和有质疑的想象，居然发现了弄堂很多端倪。

在自学生活哲学的年代，我把自己的“趴晒台”，自诩为“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年后回想，我本能性的质疑和较真，大约也是得益于此。某次小学同学聚会，有个同学说，小时候我们给你起过一个绰号，你还记得吗？我们叫你“大道理”，你喜欢辩论，还会讲出许多道理……

这不就是我现在写上海、写淮海路的轻车熟路？

从写《上海女人》直到写《淮海路上》，“趴晒台”的俯瞰式观察，成了我的“王炸”。几十年前乃至上百年的上海往事，我以俯瞰式观察，加上逻辑、质疑和想象，推断出一个个有点怪异的命题。为什么老公寓大多建造在淮海路的北侧，弄堂和别墅却建造在南侧？为什么公寓会孕育出公寓文化？为什么白玫瑰、红玫瑰和紫罗兰三种颜色三种花的理发店，在霞飞路上不约而同？

这不属于学者的学问范畴，而是阿龙“趴晒台”的好奇。

想起了一个段子。有个学生求教“历史”的定义，四川籍老师说：历史是死人名字。学生觉得老师说得很幽默也很哲理，但是不像是专业定义。几年后，这个学生遇到北京籍老师，又求教“历史”的定义，北京籍老师说：历史使人明智。这是培根说的。

“死人名字”和“使人明智”，在对待历史上，有时同途殊归。

我背不全死人名字，也做不了使人明智，仅仅是有“趴晒台”的童稚。

米兰·昆德拉说：“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步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

每一次趴晒台，决定了我写淮海路的结局——写下此句时，我立即俯瞰似的质疑自己：一件本没有关联和意义，而且完全不成为事情的事情，做得长久了，总是想要提炼出一点意义，使之成为一件有关联有意义的事情。如我。或许没有“趴晒台”的经历，我也是写得出淮海路的，但是既然趴过了，总不要辜负自己这段特别的简历吧。

观察是有乐趣的，不过也是寄托在另一种遗憾之上的。2015年，记者沈轶伦写了专访文章《作家马尚龙，生活在光明邨的风与味之间》，文中写了我的少年感受——

“我小时候以从来不去弄堂玩而自豪。”停顿了一下，马尚龙又说，长大了想想，也是有点遗憾。

遗憾即缺失，缺失即一生。

俯瞰式观察，很容易看透人家，却不习惯深入其中，去直面亲疏冷热。就像如今在各种群里，我总是一个“不合群”的人，看似喜欢观察，其实是与生俱来的间距感，要我在群里热心、热切、热络，实在难为我的。非不愿，而不擅也。待人接物，也是如此。在无法摆脱的潜意识里，我还是那个趴晒台的阿龙。

原标题：《夜读 马尚龙：“趴晒台”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