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加九锡的25权臣，都是谁？其中哪些人篡位称帝了

公元214年，洛阳，汉献帝刘协面对群臣递上的诏书，名义上仍是天下之主，朝廷却已经很难离开曹操的决断。诏书中最醒目的，不是丞相头衔，而是“加九锡”。

九锡并非普通赏赐。按照古代礼制，它原本是天子赐给有特殊功勋的大臣的九种礼物，包含车马、衣服、乐器、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等。每一样都有礼仪含义，也都暗含权力分量。

它最初代表皇帝对功臣的极高信任。到了王朝衰落、皇权旁落的时期，九锡却逐渐变成另一种政治语言：皇帝还在，权臣已拥有调动军队、控制朝廷、安排继承的能力。

所以，九锡既是荣典，也是信号。

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正式受过九锡，历代史籍和后世统计并不完全一致。有人把权臣正式受九锡列入，有人把获“九锡之礼”、接受相近礼遇，或后来被追授者一并计算，因而形成“二十五人”的说法。

这二十五人，通常包括王莽、曹操、司马昭、司马炎、司马伦、石勒、石虎、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侯景、陈霸先、高洋、宇文泰、杨坚、李渊、王世充等核心人物，另有部分人物因史料口径不同而存在争议。

名单并不是重点。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同样是九锡，有人借它完成改朝换代，有人却在权力顶峰迅速败亡？

一、九种礼物背后的政治分量

古代朝廷的礼制并不只是排场。车马体现出出行规格，朱户意味着宅第待遇，虎贲和斧钺涉及护卫与征伐，弓矢则带有军事授权意味。九锡合在一起，便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赏赐。

它把一个臣子的地位推到群臣之上。

正常情况下，皇帝授九锡，是为了表彰功劳，同时也把功臣牢牢纳入皇权秩序。接受九锡的大臣越显赫，皇帝越需要通过诏书、朝会和礼仪，证明这份荣誉来自天子，而不是权臣自行取得。

麻烦往往出在这里。

当皇帝年幼、昏弱，或者朝廷已经无法掌握军队时，九锡就可能被权臣反过来利用。权臣先以辅政、讨贼、安国为名积累威望，再通过九锡获得“天下共知”的特殊身份，最后把篡位包装成禅让。

这条路径并不等于必然成功，却提供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台阶。

王莽是最早把这套做法推到极致的人之一。西汉末年，王氏外戚长期把持朝政，王莽凭借王政君的家族背景进入权力中心，却没有像一般外戚那样只满足于掌控朝廷。

他很会经营名声。

王莽刻意表现节俭，礼贤下士，甚至以谦恭姿态赢得士大夫称誉。汉平帝年幼后，他以辅政者身份逐渐扩大权力。平帝死后，王莽拥立孺子婴，自己以摄政名义主持政务。

当时的政治关键，不是王莽有没有实权，而是怎样把实权转换成名分。

九锡、安汉公、宰衡等称号层层加码，使王莽从外戚权臣变成朝廷公认的最高辅政者。公元9年，他接受禅让称帝，建立新朝。形式上，汉室并非被一刀砍断，而是经过诏令、群臣奏议和礼仪程序完成了替换。

但礼仪能够制造合法性，不能自动解决治理问题。

王莽推行王田、五均六筦等改革，试图调整土地、货币和商业制度，愿望与现实之间却隔着巨大的鸿沟。改革触动豪强利益，又受到行政能力和财政困境限制，边疆战事、灾荒与民变接连而来。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随之覆灭。九锡让他走上皇位，却没有替他建立稳固的社会基础。

二、曹操没有称帝，曹丕却完成了那一步

东汉末年的局势，比西汉末年更加直接。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后，地方军阀纷纷扩张，中央朝廷失去对各地军队的有效控制。董卓入洛阳、汉献帝迁都许昌，皇权的实际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这个举动意义重大。曹操既取得了“奉天子”的政治名分，也掌握了朝廷诏令、官员任免与军事调动的枢纽。

有人劝曹操更进一步，曹操却没有直接称帝。

公元214年，汉献帝下诏加曹操九锡，封魏公，后来又进爵魏王。曹操接受了这份最高礼遇，却始终保留汉臣身份。他的选择相当谨慎：只要天子仍然存在，曹操就可以用汉室名义号令天下；一旦自行称帝，便会失去部分政治包装。

曹操身后，情况发生变化。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魏王和丞相权力。曹丕没有继续维持父亲那种“臣强君存”的格局，而是让汉献帝禅位，自己建立曹魏。

这不是曹操称帝，而是曹丕完成了父亲没有完成的政权转换。

当年，曹丕对汉献帝说：“天下神器，不可久旷。”这类禅让辞令并非私人谈话，而是政治程序中的标准表达。它要说明的不是皇帝愿不愿意，而是旧王朝已经失去继续统治的条件，新君只是顺应天命。

刘备和孙权的情况又不同。

刘备并不是通过汉献帝授予九锡后直接篡汉。他在成都称帝，打的是汉室宗亲、延续汉统的旗号。公元221年，刘备即皇帝位，建立蜀汉。孙权则长期在江东经营，先受魏封吴王，后于公元229年在武昌称帝，建立吴国。

因此，把曹操、刘备、孙权简单并称为“受九锡后篡位者”，并不严谨。曹操确实是九锡政治的典型人物，曹丕则是承接其权力后完成禅让；刘备和孙权更多是割据政权的建国者，所走路径并不一样。

三国故事说明了一件事：九锡能够帮助权臣抬高身份，却不能替不同政治集团抹平名分差异。

三、司马氏把台阶走到了尽头

曹魏后期，真正改变政治结构的不是曹丕，而是司马懿父子。

高平陵之变发生在公元249年。司马懿夺取洛阳和禁军控制权，曹爽集团迅速失势。此后，司马氏逐步掌握魏国中枢，司马师、司马昭先后主持朝政。

司马昭的权力，比一般外戚更加危险。因为他不仅控制官僚集团，还掌握军队和宫廷安全。公元260年，魏帝曹髦试图率身边侍从讨伐司马昭，行动失败，曹髦在洛阳南阙附近遇害。史籍记载显示，成济等人参与刺杀，司马昭虽未亲手行凶，却难以摆脱政治责任。

曹奂被立为帝后，魏国皇帝几乎失去了独立决策能力。

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动灭蜀战争。蜀汉灭亡后，他获得相国、晋公、九锡等礼遇，政治声势达到顶点。司马昭本人没有来得及称帝，公元265年病逝，其子司马炎接掌权力。

同年，司马炎接受魏元帝曹奂禅让，建立西晋。

司马炎并不是凭空夺位。他继承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积累的军政资源，又以灭蜀功绩和九锡礼遇为基础，把家族权力包装成新王朝的合法继承。

这一次，九锡与禅让之间的衔接更加完整。

西晋统一全国后，司马炎分封宗室，希望以宗室力量拱卫中央。结果，宗室诸王拥有军队和封国，皇位继承又落到缺乏政治能力的晋惠帝司马衷手中。

公元291年至306年，八王之乱爆发。

司马亮、司马玮、司马伦、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司马乂、司马越等宗室力量相互攻伐，洛阳多次易手。司马伦甚至在公元301年篡位称帝，但很快被齐王司马冏等击败，退位后被迫自杀。

这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司马氏曾经利用九锡和禅让完成对曹魏的取代，后来司马氏内部又把这种权力逻辑用于彼此争斗。

司马伦称帝，并没有获得稳定的官僚支持；司马冏等人打着复辟秩序的旗号，实际仍在争夺最高权柄。礼仪的外壳还在，能够支撑礼仪的政治共识却已经破裂。

八王之乱消耗了西晋的军力和财政，也给北方各族势力留下机会。公元304年，成汉与前赵相继出现，随后石勒崛起。北方进入长期分裂，九锡不再只是中央王朝授予权臣的礼物，也成为割据首领构造政权名分的工具。

四、北方乱局中，九锡不再只属于汉族权臣

石勒出身羯族，早年经历复杂，后来成为后赵政权的建立者。他的权力基础首先来自军队和战争，而不是洛阳朝廷的正式任命。可是，当他占据中原、拥有大片土地后，同样需要借助汉地传统礼制来确认自己的统治身份。

这正是五胡十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各方势力往往以军事力量起家，却要借中原官制、郊祀、宗庙和册封制度来建立秩序。石勒称赵王、称帝，石虎后来掌握后赵政权，既是军事实力竞争的结果，也包含对传统政治形式的吸收。

九锡在这种环境下有了新的用途。它不再只是“皇帝奖赏臣子”，还可以成为新政权宣示自身已经进入中原政治体系的象征。

不过，礼制无法替代行政能力。

北方政权频繁更迭，既有军阀之间的攻伐，也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继承危机。石虎晚年政治残暴，继承问题又处理失当，后赵很快陷入内乱。一个政权如果只靠军队维持，九锡再隆重，也很难抵挡统治集团的分裂。

东晋南朝的权臣则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桓玄控制荆州和长江中游后，于公元403年迫使晋安帝禅位，建立桓楚。桓玄曾接受九锡一类的最高礼遇，但其政权寿命极短。刘裕起兵讨伐，公元404年攻入建康，桓玄败走，次年被杀。

刘裕吸取了桓玄失败的教训。他没有急于称帝，而是先北伐南燕、后秦，扩大军事声望，又通过控制朝廷逐渐清除异己。公元420年，刘裕接受晋恭帝禅让，建立刘宋。

刘裕称帝前的准备时间很长，九锡和相国等礼遇只是其中一环。真正决定成败的，仍然是军队、财政、地方控制和朝廷内部的支持。

南齐建立时，萧道成采取了相似方式。公元479年，宋顺帝禅位，萧道成建立南齐。公元502年，萧衍取代南齐建立南梁。两次更替都经过禅让程序，说明南朝权臣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权力转移模式。

有人进宫劝刘裕：“天下已经归心，何必再等？”

刘裕的回答未必见于史书原话，但这句话可以概括当时的政治现实：称帝不能只看兵力，还要等到旧君退位、群臣拥戴、礼仪程序全部准备妥当。急一步，可能成为桓玄；稳一步，才可能成为刘裕。

五、梁武帝晚年与侯景的特殊道路

萧衍称帝后，南梁一度保持较强国力。他本人早年精于政务，重视文化和制度建设，然而晚年逐渐沉溺于宗教活动，对地方军政控制有所松弛。

侯景原是东魏将领，公元547年投奔南梁。萧衍接纳侯景，本想借此牵制北方，却低估了这名军人的野心。

侯景兵力有限，真正利用的是南梁内部的猜忌和调度迟缓。公元548年，他在寿阳起兵，随后攻入建康，台城被围。南梁援军彼此牵制，城中粮尽，萧衍最终被困于台城。

史书记载，侯景曾逼迫梁武帝交出权力。萧衍问：“何至于此？”

侯景答：“天下之事，岂能仍由陛下主持？”

这类对话的具体措辞在不同史料中有所差异，但局势本身十分清楚：皇帝仍有名号，宫城仍在，政令却已被叛军控制。公元549年，萧衍在台城去世，侯景立傀儡皇帝，后来自立为汉王并称帝。

侯景是九锡权臣中结局极为惨烈的一类。他有军事野心，却没有建立稳定政权的能力。公元552年，陈霸先与王僧辩攻入建康，侯景败逃，最终被部下杀死，首级送往建康。

陈霸先随后控制南梁政局。公元557年，他接受梁敬帝禅让，建立南陈。

从萧衍到侯景，再到陈霸先，九锡和禅让的政治意义已经被反复使用。它可以为政权更替披上合法外衣，却不能决定谁能守住江山。侯景拥有皇帝名号，却缺少足够的地方基础；陈霸先获得禅让，则是在军事胜利和朝廷重建之后完成的。

同样的礼仪，落在不同权力结构上，结局自然不同。

六、北朝转折与隋唐之间的两次改朝换代

北魏分裂后，北方出现东魏、西魏，继而发展为北齐、北周。高洋取代东魏，公元550年建立北齐；宇文泰长期控制西魏军政，是西魏权臣中的核心人物。宇文氏最终取代西魏，建立北周。

高洋、宇文泰等人的经历说明，北朝权臣的权力来源更加依赖军镇、府兵和关陇集团。九锡是政治身份的一部分，却不是全部。谁能控制关中、河北或六镇旧部，谁才有资格参与皇位更替。

杨坚的崛起，正发生在北周皇室衰弱、关陇贵族重新分配权力之际。

杨坚的女儿杨丽华是北周宣帝皇后，这层姻亲关系让杨坚进入皇室核心。公元580年，北周宣帝去世，静帝年幼，杨坚以辅政身份掌握朝廷，并平定尉迟迥等人的反抗。

杨坚并非仅凭外戚身份完成取代。他还需要获得北周官僚、关陇军事集团和地方力量的认可。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位，杨坚建立隋朝，改元开皇。

隋朝建立后，杨坚推行整顿户籍、均田、府兵和行政区划等措施，中央权力得到明显加强。此时的九锡，不再是单独决定政权归属的法器，而是与禅让、军功、宗室关系和官僚支持共同构成新王朝的合法性。

隋末局势再次发生逆转。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天下盗贼蜂起，李渊在太原起兵。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受隋恭帝杨侑禅让，建立唐朝。李渊称帝前接受唐王等封号，并通过拥立代王、控制关中、攻取长安，逐步取得改朝换代的条件。

王世充则是另一种结局。他在洛阳拥立杨侗，后来接受九锡，进爵郑王，最终于公元619年迫使杨侗禅位，建立郑国。可是，王世充控制的区域有限，关中、河北和江淮又有强敌并立。公元621年，李世民击败王世充，洛阳陷落，郑国覆亡。

王世充也走完了“受礼遇、掌朝政、受禅称帝”的程序，却没有走出洛阳城的政治范围。

李渊建立唐朝后，唐军继续向各地推进，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势力相继失败。九锡所代表的旧式权力语言，到这里仍然没有消失，但真正支撑新政权的，已经是关中基地、府兵体系、地方整合和持续的军事行动。

从王莽到李渊，后世常说的二十五位加九锡权臣，跨越了西汉末年至隋唐之际。名单中既有王莽、曹操、司马昭、司马炎这样的中原权臣，也有石勒、石虎、高洋、侯景等乱世首领，还有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王世充等通过禅让完成改朝换代的人物。

真正篡位称帝并建立新政权的，王莽建立新朝，曹丕建立曹魏，司马炎建立西晋，桓玄建立桓楚，刘裕建立刘宋，萧道成建立南齐，萧衍建立南梁，陈霸先建立南陈，高洋建立北齐，杨坚建立隋朝，李渊建立唐朝；石勒、石虎、侯景、王世充等人也曾称帝或建立政权，但有的国祚短促，有的很快败亡。

九锡不能单独制造皇帝。

它所能做的，是把已经形成的权力事实，翻译成朝廷能够接受的礼仪语言。真正让一个权臣跨过皇位门槛的，始终还包括军队、地盘、官僚、宗室和对手之间的胜负。公元618年，长安城中的禅让诏书落定，李渊登上帝位，隋唐政权的转换由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