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逻辑：平等，一定会共同富裕起来。
这是一个美好的假设，不排除是一个乌托邦的假设。所以，在评论区中，经常可以看到正义的宣言，仿佛只要重返计划经济，大家都奔向共同富裕了，但没有问一声，有没有现实的样本，是北朝鲜，还是古巴？
顺便说一句，古巴也在改革，只不过是以越南为样板，而不是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发言做了一个释义，共同富裕是一个目标，现在要做的是富裕起来，才是有意义的共同。
问题也就来了，究竟是要计划经济的繁荣，还是要市场经济的繁荣，这就回到了意识形态的定位。过去有一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真的是很坑人的意识形态，凡是主张这种意识形态的人都是不缺粮食的人，不管是在哪一年。
改革开放已经不缺资本主义的苗了，它的结果，客观地说印证了张维迎的结论：市场经济的繁荣，富人的富起来，不必然以穷人更穷为代价。
这可以说，解决了社会理想的第一步。
毕竟，市场经济的繁荣也有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两级分化与阶层的固化，这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代价，也是社会学的代价，前者的代价是消费必然递弱，因为最有钱的人并不能替代庞大的消费群体消费；后者的代价就是最终会引导向多数人暴力。
于是，中国社会似乎又走在了十字路口之上。
很多人把问题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或者说是”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中国经济的身体走入了现代的市场经济，虽然不那么 彻底，但头脑定格于身份社会。全年创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并不在企业部门，也不在居民部门，以2021年为例，民企的税收是民企利润的4倍以上，此外，财政还有巨大的土地出让金和非税收入，而用于民生开支的占比只有5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0%，更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80%。
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47以上，而资本主义的北欧约0.25-0.3，这说明如果有问题，不在企业，不在市场经济，在财政主导的分配。
市场经济决定了繁荣，而财政主导的分配，决定了是否能走向共同富裕。
政策导向与财政的社会大分配才是核心，如果政府部门高，挤占了企业部门，会直接传导到居民部门。
瑞士：企业平均利润率9..70%，工资占GDP 的比例为 59.2%。
美国： 企业平均利润率8.35%，工资占GDP 的比例为 53.57%。
英国：企业平均利润率10.76%，工资占 GDP 的比例为 53.13%。
加拿大：企业平均利润率12.62%，工资占 GDP 的比例为 51%。
澳大利亚：企业平均利润率31.70%，工资占 GDP 的比例为 47%。
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率4.2%。工资占GDP 的比例为15.66%。
再看税收：
综合税负率（占利润比）
瑞士：49.1%
美国：48.8%
英国：30%-35%
加拿大：26%-30%
澳大利亚：约30-35%
OECD平均水平41.6%，中国的没法算了，综合税负率（占利润比）是OECD平均水平的10倍，所以工资高不上去。
结论：同样是市场经济，最终决定劳动者收入高与低的，不完全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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