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直肠癌与肝癌免疫治疗中的γδ T细胞

引言

γδ T细胞作为组织驻留免疫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局部免疫监视中扮演着独特角色。表型上，除TCR外，γδ T细胞通常还表达水平不等的自然杀伤细胞和1型固有淋巴样细胞（ILC）的特征性活化受体，这使其能够不依赖于TCR，直接对应激诱导和转化相关的细胞表面配体作出反应。这些特征，加上其强大的效应功能，使得γδ T细胞在控制细胞完整性方面，尤其是在上皮和粘膜组织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传统的αβ T细胞不同，γδ T细胞能够感知应激诱导的细胞改变，因此可以独立于MHC（人类中为HLA）分子识别转化细胞。在结直肠癌（CRC）和肝细胞癌（HCC）中，γδ T细胞构成了抗肿瘤免疫反应的重要部分。然而，有证据表明γδ T细胞在某些情况下也能促进肿瘤发生。

一、γδ T细胞的基本特征

在成年人类供体的外周血中，大多数γδ T细胞（通常占CD3⁺ T细胞的1%至10%）表达Vγ9Vδ2 TCR，Vγ9Vδ2 T细胞可占循环γδ T细胞的95%。组织驻留的人类γδ T细胞则常表达Vδ1，Vδ1 T细胞是人类肠道上皮内淋巴细胞（IEL）中的优势群体，也存在于肝脏中，但在外周血中通常占比很小。表达Vδ3的γδ T细胞在外周血中极为罕见，但在肝脏中约占20%。这些TCR库在人的一生中动态演变，在抗原暴露的驱动下，从儿童早期到成年期的转变过程中，Vδ1和Vδ2 γδ T细胞亚群会发生克隆扩增和组织分布的改变。

人类γδ T细胞对配体的识别通常不依赖于MHC或HLA I类或II类分子的呈递，这与大多数γδ T细胞缺乏CD8和CD4共受体一致。被γδ TCR特异性识别的配体通常在细胞应激、感染或恶性转化时上调，但有些也表达在健康细胞上。关键的配体包括：

磷酸抗原（pAgs）‍：肿瘤细胞中因甲羟戊酸途径失调而产生的大量异戊烯焦磷酸（IPP），可被Vγ9Vδ2 TCR识别。唑来膦酸（ZOL）可通过抑制IPP下游的酶，导致IPP细胞内积累，从而激活γδ T细胞。微生物产生的强效pAg，如HMBPP，也能在极低浓度下激活Vγ9Vδ2 T细胞。

嗜乳脂蛋白（BTN）家族分子：BTN2A1和BTN3A异构体（尤其是BTN3A1）是人类Vγ9Vδ2 TCR激活所必需的关键分子。pAg作为分子胶，导致BTN3A1和BTN2A1构象重排，使Vγ9 TCR能够结合并激活。在肠道，BTNL1–BTNL6异二聚体（小鼠）和BTNL3–BTNL8异二聚体（人类）对γδ IEL的稳态维持至关重要。具体的γδ TCR配体汇总见下表：

活化的γδ T细胞通常表现出强大的细胞毒性，可通过穿孔素、颗粒酶的分泌途径，或通过FAS-FAS配体或TRAIL-TRAIL受体的细胞死亡受体途径介导。在体外激活后，人类外周血γδ T细胞通常分泌促炎细胞因子，如干扰素-γ（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TNF）。

值得注意的是，γδ T细胞也存在抑制性机制。例如，通过上调PDL1、CD39和CD73酶活性产生腺苷、或产生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如IL-10和双向调节素AREG）来削弱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二、肠道中的γδ T细胞

在人类中，γδ T细胞约占肠道上皮内淋巴细胞（IEL）的20%至30%，在稳态下持续扫描上皮表面，维持上皮屏障。小鼠的γδ IEL表达Vγ7，人类的γδ IEL则表达Vγ4，两者均由BTNL分子的相互作用进行选择与维护。BTNL3–BTNL8异二聚体与人类γδ T细胞的直接结合，通过生殖系编码的基序感知“常态”。γδ T细胞还通过产生生长因子（如角化细胞生长因子KGF）促进肠上皮再生。人和小鼠肠道γδ T细胞的特征及其位置分布总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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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直肠癌（CRC）中的γδ T细胞

在人类CRC中，约4%的TIL为γδ T细胞，其中Vδ1 T细胞比Vδ2更常见，也可见到数量可观的Vδ3 T细胞。尽管在疾病早期γδ TIL丰度增加，但在晚期阶段Vδ1:Vδ2比例显著升高。大多数临床研究将γδ T细胞视为有利的预后标志物。

γδ TIL的功能既包括抗肿瘤活性，也包括促肿瘤活性。

抗肿瘤：Vγ9Vδ2 T细胞可杀死自体癌细胞，Vδ1和Vδ2 γδ TIL均在不同程度上表达细胞毒性标志物。

促肿瘤/免疫抑制：瘤内Vδ1 T细胞可能功能障碍或免疫抑制，机制包括由于持续激活而获得PD1、TIM3或TIGIT等耗竭标志物；分泌AREG促进肿瘤细胞增殖；通过CD39/CD73产生腺苷抑制其他T细胞增殖。

在小鼠中，γδ T细胞是IL-17的主要来源，可驱动多种肿瘤的恶化和转移形成。但在人类CRC中，这种关系并不明确。尽管有研究检测到Vδ1 TIL可产生IL-17，但其他研究只检测到非常低水平的IL-17分泌。在多项单细胞RNA测序分析中，也并未揭示出γδ TIL具有显著的IL-17产生潜力。这表明IL-17驱动的促肿瘤作用在小鼠和人类CRC中的病理生理学相关性存在深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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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肝癌中的γδ T细胞

与外周血相比，γδ T细胞在肝脏中更常见，可占人和小鼠CD3⁺ T细胞的25%。高达20%的人肝内γδ T细胞表达Vδ3，它们可通过CD1d识别脂质，也可以在HBV和HCV感染中调节免疫反应。

在HCC中，γδ T细胞可通过TCR依赖和NK细胞受体依赖的方式杀死HCC细胞。研究显示，瘤内γδ T细胞数量的增加通常与更好的预后相关。然而，局部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TME）和代谢重编程会导致γδ TIL功能障碍，表现为杀伤能力减弱及检查点分子LAG3表达上调。

研究发现，HCC患者瘤内Vδ2 T细胞群减少，而CD69⁺Vδ1 T细胞群增加。其中，CD69⁺Vδ1 T细胞（尤其是表达CD49a或CD103的T细胞）具有更强的效应功能和杀伤能力，并与更好的总生存期相关。这些驻留型γδ T细胞可以从肝脏再循环到血液，其在外周血中的频率与HCC患者的总生存期增加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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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γδ T细胞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鉴于γδ T细胞的强大细胞毒性和HLA非依赖性作用模式，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将其用于癌症免疫治疗。其主要优势包括能够从健康供体建立“即用型”产品，无需HLA匹配，且在过继输注后不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

体外扩增与过继细胞疗法

Vγ9Vδ2 T细胞易于扩增，而Vδ1 T细胞的扩增更具挑战性，但已建立了高效的“Delta One T (DOT)细胞”体外生成方案。已有一项针对晚期实体瘤（包括HCC）的I期临床研究证实，异体供体来源的体外扩增Vγ9Vδ2 γδ T细胞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通过在培养体系中添加IL-15或维生素C，可以进一步增强扩增γδ T细胞的抗肿瘤效力。

γδ T细胞是CAR转导的理想候选者，因为它们能同时保留内源性γδ TCR和活化NK细胞受体的表达。针对CRC和HCC相关的肿瘤抗原（如MUC1、Glypican 3、GUCY2C、CDCP1）的CAR γδ T细胞，已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优于未修饰细胞的疗效。

γδ TCR靶向策略

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TEs）‍：将γδ T细胞重定向至肿瘤，例如靶向EGFR的BiTE。

γδ TCR-anti-CD3双特异性分子（GABs）‍：将高亲和力肿瘤反应性Vγ9Vδ2 TCR的胞外域连接到CD3结合部分，重定向αβ T细胞的抗肿瘤反应性。

TEGs：将αβ T细胞工程化为表达选定的高亲和力肿瘤反应性γδ TCR。

体内靶向：通过激动性抗BTN3A抗体（如ICT01）可在体内激活Vγ9Vδ2 T细胞，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临床试验中表现良好。

协同策略

联合检查点抑制剂（ICB）‍：在CRC中，对于HLA I类表达缺失（因B2M突变）的患者，接受PD1加CTLA4联合阻断治疗后，观察到与Vδ1和Vδ3相关基因表达升高，提示γδ T细胞可能介导了这些患者的抗肿瘤反应。此外，靶向TIGIT、NKG2A等检查点的阻断策略也被证明可以恢复γδ T细胞的活性。

改善肿瘤微环境（TME）‍：CRC和HCC的免疫抑制性TME是成功免疫治疗（包括γδ T细胞疗法）的主要障碍。应对策略包括：应用STING-TLR激动剂将“冷”肿瘤转变为“热”肿瘤；使用ZOL纳米颗粒敏化肿瘤细胞；应用表观遗传修饰剂上调NKG2D配体；以及代谢调控（如高氯化钠培养以增强T细胞代谢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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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γδ T细胞在调节肠道稳态和免疫监视中发挥核心作用。尽管存在促肿瘤潜能，但其强大的抗肿瘤活性，特别是HLA非依赖性识别肿瘤细胞和作为“即用型”产品来源于健康供体的特性，非常适合用于CRC和HCC的免疫治疗。未修饰的γδ T细胞可能缺乏临床效力，但通过γδ TCR工程化（CARs、TEGs）和双特异性抗体（BiTEs、GABs）等策略，结合选择性ICB和TME调节，γδ T细胞的独特特性将为肿瘤免疫治疗开辟新的前景。

参考资料：

γδ T cells in colorectal and liver cancer.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6 Apr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