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有些主角从剧本中就注定要收获观众的全部热爱，但偏偏让人爱不起来甚至连看都不想多看一眼。
他们不是反派，甚至许多人是经典电影的灵魂所在。但当影院的灯光熄灭，观众们回想起来，往往会发现对他们留下的更多是厌烦，而非编剧预想中的欣赏与共情。
《阿甘正传》里的珍妮，一直被设定为走不出童年阴影的悲剧人物。影片渴望观众理解她反复闯入又离开阿甘人生的苦衷，可无数影迷至今无法原谅她那些随性又自私的选择：需要时就回来，厌倦了就走，把阿甘的感情当成了一处随时可以进出的避难所。
《极地特快》的主角小男孩本应代表着童年最纯粹的惊奇与渴望，但银幕前的大多数人只觉得他全程犹豫不决像个毫无性格的影子，全程被剧情推着走却没有任何让人共鸣的性格闪光点。
《穿普拉达的女王》里安迪被设定为一个让人心疼的底层菜鸟，可越往后看越多人觉得她不过是个越来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她忙于向上爬时对男友和朋友的轻蔑与冷落，已经把最初那个讨喜的善良新人彻底吞没了。
《泰坦尼克号》的露丝是银幕上最具标志性的女主角之一，但围绕着她在结局时的选择所引发的争论从未真正平息过。有人认为那是极致的浪漫牺牲，有人觉得那是一个难以释怀的巨大问号。
《阿凡达》里杰克·萨利的旅程本应充满励志的光芒，但许多观众走出电影院后记住的是那片奇幻的潘多拉星球，至于这位主角，不过是用来展开世界观的工具人，存在感甚至不如一只发光的飞虫。
《恋恋笔记本》里的诺亚一直被当作浪漫男主模板来膜拜，他的执着和坚持被一代人视为爱情的最高境界。但当下的观众重新审视这段情感时，不少人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侧面——那些曾被赞叹的行为，如今看来也许只是越界的纠缠和令人窒息的控制。
《真爱至上》里马克那段举着手写告白的经典画面，被无数人剪进婚礼视频和告白合集。可安静下来想一想，在好友婚礼上，对着新娘默默表达多年的暗恋，这件事对参与其中的所有人而言，恐怕都谈不上浪漫，只剩令人脚趾抠地的尴尬。
在动画世界里，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冰雪奇缘》的安娜，原本被设定为那种凭一腔热情就能融化一切的角色。她乐观、积极、行动力极强，但正是这种没头没脑往前冲的冲动，让一部分观众深感疲惫：每次她一出场，往往意味着又要有人得跟在她后面收拾烂摊子了。
1978年《油脂》里的乖乖女珊迪，是整个故事里最让人感到可惜的角色。她本可以成为甜美的化身，但故事最后的走向却是规劝她彻底改头换面，变成迎合他人眼光的另一个人。这种放弃自我的所谓圆满结局，早已让现代观众感到不适。
连圣诞档的治愈系也未能幸免。威尔·法瑞尔在《圣诞精灵》里扮演的巴迪，确实纯真得像一张白纸，整部电影就靠这份天真撑起笑点。但对于部分成年观众而言，看着一个中年男人在公共场合做出种种只有幼儿才会做的举动，那份天真更多成了一种令人烦躁的负担。
《马戏之王》野心勃勃地要把巴纳姆塑造成一个值得崇拜的追梦人。但稍微代入一下他身边人的视角，就会发现这位梦想家每次追梦所付出的代价，往往都得由别人来承担。那些被牺牲、被忽略的亲人和伙伴，构成了巴纳姆光环下最刺眼的阴影。
《蒂凡尼的早餐》中的霍莉被视为六十年来的风格偶像和自由精神的图腾。然而细看之下，她的自由更像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索取和被美化的疏离。对周围人的操控与情感上的若即若离，让她在另一部分观众眼中，与“迷人”二字隔着相当遥远的距离。
《小美人鱼》的爱丽儿拥有让无数小女孩羡慕的决心与勇气。但这份决心的另一面，是未经大脑思量的冲动和轻易就放弃一切的莽撞。为了一个只在甲板上远远见过一面的王子，就把自己的声音、家庭以及整个海底世界的身份押上赌桌，这种不计后果的童话逻辑，长大后回头看，难免让人皱起眉头。
有时候，电影世界最大的意外并非观众会恨上哪个角色，而是所有人都曾以为你会爱上他们，结果你发现，自己心底升起的只有一阵阵克制不住的烦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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