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摘取到移植：一份关于器官捐献的完整法律纪实

第一章：一份协议的另一面

你已经签下了遗体捐献登记表。这件事，你已经在上一篇文章里完整地走过了一遍——从接受站里被剃光毛发，到防腐池里浸泡至少一年，到解剖台上被一群二十出头的医学生学习和解剖，再到焚化炉里的最后一团火，最后你的名字被刻上纪念墙。那是一条从身体到编号、从编号到标本、从标本到名字的漫长旅程。

但在同一张登记表上，你还勾选了另一个选项。或者几个选项。

器官捐献。角膜捐献。组织捐献。

这三个勾，和你签下的遗体捐献，同属一份协议，但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遗体捐献是你把整个身体托付给医学教育——防腐、解剖、标本制作，周期以年为单位。器官捐献是把功能良好的器官取出来，以小时为时间窗口，移植到某个正在等待器官的陌生人身上。角膜捐献是把眼角膜摘下来，在几天之内让一个失明的人重见光明。组织捐献是把皮肤、骨骼、心脏瓣膜这些你平时不会去想的东西取出来，去补上另一个人的创伤、缺损和病变。

这篇文章，就是来写这些勾的。

在此之前，先要把一件事说清楚：你签的这份协议，在法律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是这么写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这条法律回答了几个最关键的问题。谁有权决定捐不捐——只有你自己。捐献必须满足什么条件——自愿、无偿、书面形式。家人能不能替你决定——你生前明确表示不同意，则任何人不得捐；生前未表态，则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必须全部同意，缺一不可。法律还管到了一件事：你把这份协议签完之后，随时可以反悔。撤销是免费的、无需理由的、即时生效的。没有人会给你打电话做思想工作。

在民法典之前，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只明确规定了公民有权捐献人体器官，而对于人体细胞、人体组织、遗体的捐献，立法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民法典第1006条首次从法律层面把捐献范围从“器官”扩大到了“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四类，填补了我国人体捐献立法的一大空白。

这四类捐献在法律上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适用本条例；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捐献和移植，不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所称人体器官捐献，是指自愿、无偿提供具有特定生理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或者小肠等人体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用于移植的活动。

这条规定告诉了你两件事。第一，器官捐献——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受这部国务院条例的全面规制，从登记、死亡判定、伦理审查、器官获取、分配到移植，全流程有法可依。第二，角膜和组织捐献不直接适用这部条例。它们在宏观法律层面同样受民法典第1006条的自愿、无偿原则约束，但在具体的获取程序、分配规则、伦理审查等操作性环节上，依据眼库管理规范、组织库技术规程等独立的行业规范执行。

换句话说，这四类捐献共享同一个法律底座——民法典赋予你的自愿捐献权和无偿原则——但在具体的操作轨道上，器官、角膜、组织各有各的规矩。器官捐献有最严格的时间窗口和质量要求；角膜捐献涉及眼库制度，必须在捐献者去世后6小时内完成采集，天气炎热时应缩短至3小时内，12小时属于极限临界值；组织捐献范围更广——皮肤、骨骼、血管、角膜、听骨、心瓣膜、小肠等都可以捐——时间限制相对宽松一些，但同样有独立的评估体系。

还有一个你可能会问的问题：这四类捐献，能不能同时选？

可以。你可以在同一张登记表上勾选器官捐献、角膜捐献、组织捐献和遗体捐献，四个选项全部勾上。它们之间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可以先后实现的——先由器官获取组织按照你的捐献意愿摘取可用于移植的器官，角膜摘取团队接着摘取角膜，组织提取也在同一时段内完成，最后剩余的遗体再按照遗体捐献的路径进入医学院。前提是，你的器官、角膜和组织在医学评估中都符合捐献标准。如果评估不通过——比如器官功能因疾病受损、角膜内皮细胞密度不达标、组织有感染风险——那就只能走到遗体捐献那一步。

截至2026年3月，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经超过733万。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5万余例，捐献器官20万余个，捐献角膜12万余片，捐献遗体6.9万余例，挽救了20万余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为10余万人带来光明。这些数字不是抽象的统计，它们意味着：在这篇文章的读者中，每一百个人里就可能有一个已经签了这份登记表。而已经实现的6.5万余例器官捐献，意味着近七万个家庭在至亲去世的时候，选择了让至亲的一部分继续活在某一个陌生人的体内。

现在，假设你就是那个签了协议的人。你躺在医院里，刚刚被宣布死亡。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失，死亡证明上签了字。你的家属没有反悔，执行人打过了电话。转运车已经开出来了。

你的身体接下来要走的路径，取决于你勾选了哪几个选项。如果你只勾了遗体捐献，接下来发生的事你已经知道了——编号挂牌、备皮、灌注、浸泡、解剖、火化、刻名。如果你还勾了器官捐献，那么在你被推进防腐池之前，会有一组完全不同的医生先走进来。他们不是冲你的遗体来的。他们是冲你的肝脏、肾脏、心脏来的。而他们把器官拿走之后，遗体的其余部分也可以继续走遗体捐献的流程——这两个选项可以并存，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也勾了角膜捐献，眼库的医生会紧随器官捐献之后，在6个小时内完成角膜摘取，然后你的眼睑会被轻轻合上，从外表看不出任何摘取痕迹。如果你还勾了组织捐献，皮肤、骨骼、心脏瓣膜的提取会在器官和角膜摘取之后继续进行。

你的身体将依次服务于临床移植、角膜移植、组织修复，最后再以大体老师的身份服务于医学教学。这是一个有清晰时间窗口和先后顺序的流程，不是几个选项之间的竞争。

那么，在器官被摘取之后，它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哪里？谁来决定你的心脏分给谁、你的肝脏分给谁？有没有人能在分配系统中插队？这些问题，我们下一章再说。

遗体捐献参考文档：从编号到火化：捐献后遗体在医学院的全部旅程

第二章：器官去哪儿了——COTRS系统

当心脏被取出后，它不再在你的胸腔里跳动，而是一个人双手将它托出，放进了一个装满冰渣和器官保存液的保温箱里。箱子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是你心脏的编号，还有获取时间、血型、器官尺寸。保温箱被合上，交到一个等候在手术室门口的转运人员手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颗心脏要完成一趟旅行。它不再属于你，但它的下一个主人还没有确定。

与此同时，你心脏的数据已经被录入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这个名字太长，更多人叫它COTRS。它是由国家卫健委主导研发的全国性平台，早在2013年就正式上线运行。它就像器官移植领域的“中央匹配枢纽”，所有有移植资质的医院都必须强制接入，任何跳过系统的私自分配，都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器官移植学会都对它给予了高度认可。

COTRS不是一个人，不坐在任何一间办公室里。它不是某个委员会在开会拍板，不是某个专家在对着名单斟酌，不是某个领导在打电话交代。它是一套软件——一套从设计之初就把“人”排除在外的软件。它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等待移植的那个患者口袋里有多少钱、认识谁、住哪个城市。它只看四个维度的数据，然后自己算分，自己排序，自己生成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这颗心脏的受捐者。

从供体器官信息录入，到匹配受体患者，再到生成最终分配结果，全程由系统按规则自动完成，没有人工修改的空间。

第一个维度叫医疗紧急度。这是四个维度里权重最高的一个。终末期肝病患者用MELD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来衡量病情——评分越高，肝衰竭越重，短期内死亡的风险越大。终末期肾病患者靠透析维持生命，每一天都在失去本已不多的时间，系统会将透析年限和并发症纳入风险量化。心衰到随时可能出现骤停、肝衰竭引发肝性脑病的患者，会被判定为极高风险，进入超紧急状态，享有最高优先级。这个维度只回答一个问题：谁的生命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流逝。

第二个维度是医学匹配度。这直接决定移植能不能成功。血型必须相容。组织配型决定了术后排异反应的剧烈程度——HLA配型越接近，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越高。器官的大小必须匹配：一个成年男性的肝脏，根本塞不进一个六岁孩子的腹腔。系统会自动比对供受双方的血型、HLA分型结果和器官尺寸，只有匹配度达标的患者才能进入候选名单。

第三个维度是等待时间。系统会记录每一位患者进入等待名单的日期。等待时间越长，分配优先级越高。这意味着两年前就开始排队做透析的那个肾衰竭患者，不会因为最近刚入队的新病例而被挤掉——时间在他这边。

第四个维度是地理因素。这不是什么“本地人优先”，而是器官冷缺血时间带来的物理限制。心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6到8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器官质量及接受者预后都会显著下降。系统在分配时会先从获取医院本院的等待名单开始匹配，然后逐层扩大到省内、相邻省份，最后到全国。这不是为了照顾本地人，而是为了照顾时间。一颗心脏经不起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转运。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颗心脏从你体内取出来的时候，它的各项匹配参数同时撞上了两个等待者的条件。两个人在医疗紧急度、HLA配型和等待时间这三个维度上的总分一模一样。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极少发生，但系统必须处理。当出现了这种情况，系统会按预先设定的唯一匹配规则自动确定其中一名受者，不存在人工在两个人之间做选择的容错空间——算法在录入规则时就已经把并列的情况写死了。

2018年，国家卫健委印发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明确规定肝脏、肾脏按照移植医院等待名单、联合OPO区域等待名单、省级等待名单、全国等待名单四个层级逐级分配，心脏、肺脏则按移植医院等待名单、省级等待名单、相邻省份的省级等待名单、全国等待名单逐层递进。全省组建统一器官获取组织的，起始分配层级直接提升为省级等待名单。这六个层级不是谁想出来的权宜之计，而是根据器官冷缺血时间窗口反复测算后写定的最优解。

计算完成之后，名单生成了。

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位终末期肝病患者。肝硬化反复并发肝性脑病，MELD评分被推到了极高危区间，等待时间十七个月。他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个城市，不知道你多大年纪，不知道你的家人刚签完那份同意书。他甚至不知道这颗肝脏在今天午夜之前能不能到——但他的人在手术台上已经等着了。与此同时，你的肾脏匹配到了一位透析了两年半的肾衰竭患者，心衰指数在最近一次评估中显著上升，得分将他推到了名单的前列。

有些情况下，一颗捐献的心脏在COTRS的多轮匹配中没有找到合适的受者。这时候，系统会启动跨区域共享机制——几年前，一颗经COTRS多轮匹配内地没有合适受者的儿童脑死亡捐献心脏，通过内地与香港24个部门和65位专家的紧急通力合作，跨越数百公里，成功共享到香港，用于拯救一名因急性心脏衰竭而生命垂危的四个月大患儿。这种跨境匹配并不常见，但它的存在说明了一件事：一颗器官只要还能用，系统就会一直往外找，不会停在本省就放弃。

名单出来之后，手术室里的团队收到了COTRS的分配确认。保温箱上那张标签的编号，和系统里的编号一样。他们打开盖子，把器官从冰冷的环境中取出，开始血管吻合。那颗曾经在你胸腔里跳动了数十年的心脏，在别人体内重新有了第一次搏动。而你，正安静地躺在另一个更远的房间里。

第三章：两道防火墙——伦理审查与OPO

第二章讲到，你被推入手术室之后，器官获取团队将你的心脏、肝脏、肾脏依次摘下，装进保温箱，数据同步录入COTRS系统。系统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了四维匹配，生成了一份分配名单。那颗心脏去了一个心衰患者的胸腔，肝脏去救了一个肝硬化晚期的病人，肾脏分别匹配到了两个透析了数年的等待者。

但在COTRS启动分配之前，你的捐献意愿还需要跨过一道门槛。系统分配名单靠的是算法和医学数据，决定你能不能进入分配通道的，是人。

这道门槛的名字叫伦理审查。负责执行这项审查的机构，叫作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

在器官捐献制度设计之初，伦理委员会就被摆在了一道显眼的位置上。《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十八条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获取遗体器官之前，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方可出具书面意见。国家卫健委2024年4月发布的《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工作规则》，进一步把这个审查机构的每一个齿轮都拆开来摆在了明处。

最核心的设计，是委员会的组成。规则第五条要求，伦理委员会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和非本机构的社会人士共同组成，人数不得少于九人，且必须为奇数，全体委员表决权平等。九个人，奇数，平等投票——这意味着审查结果不可能出现平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走向。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约束是：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四分之一。九个委员里，搞移植的专家最多只能占两席，其余七席必须来自医学其他学科、法学、伦理学和社会人士。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微妙的约束：医疗机构移植临床学科负责人和器官获取组织负责人，不得在伦理委员会中担任副主任委员以上职务。这意味着，移植科室的负责人和器官获取团队的负责人，不但不能控制审查结果，连审查席的主位都摸不到。他们最多只能以普通委员的身份参与讨论，表决权和其他委员一模一样，不享有任何特殊权重。

这套设计背后的逻辑是一目了然的：伦理委员会不是移植科室的内部质控小组，它是移植科室的外部审查者。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必须拉开距离，否则审查便流于形式。

那么，当你的器官捐献意愿进入执行程序时，伦理委员会具体审查什么？规则列出了五项审查事项。第一，审查你的书面捐献意愿是否真实——你签的那份登记表是不是你本人签的，有没有被强迫、欺骗或利诱。第二，审查知情同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你的家属是否知情、同意人是否在法定亲属范围内、同意书上有没有遗漏任何必要的签字。第三，审查有无买卖或者变相买卖遗体器官的情形——你的器官不能成为任何交易的对价。第四，审查捐献器官的医学评估——你的器官质量是否适合移植。第五，审查整个流程是否符合医学和伦理学原则。

审查的时间通常是紧迫的。器官冷缺血时间的倒计时在保温箱上跳着，但伦理委员会不能因为时间紧迫就跳过程序。规则明确要求，委员会收到审查申请后应当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审查。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方可出具审查同意的书面意见。遇到紧急情况时，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委员可以采用视频等方式召开审查会议并保存记录。

九个人，两颗移植专家的席位，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放行。换算下来，就算那两名移植专家全部投了同意票，他们至少还需要从其他七名委员里拉到五个支持者。比例设计堵死了单方面主导审查的可能——少数懂技术的人不能绕过多数不懂手术但懂伦理的人。

伦理审查通过之后，接下来你的器官将进入获取和转运的全链条。负责执行这套流程的机构，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器官获取组织，英文缩写是OPO。

2013年，国家卫健委建立了全国性的OPO体系。截至2025年，全国共有109家OPO，每家OPO都有明确划定的服务区域，不得跨区获取。OPO的法定职责是，按照人体器官捐献、获取的法定程序和技术规范，对器官进行评估、维护、获取、保存、修整、分配和转运。

对读者来说，这其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疑惑：这么一套复杂的流程，经费谁来承担？我的器官被取走、被转运、被移植到别人身上，这个过程的账是谁在付？

答案是，由移植医院在器官移植完成后，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将器官获取费用支付给OPO。

2021年，国家卫健委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明确了OPO运行的三个基本原则：坚持公益性，以非营利为原则，收费标准以成本补偿为基础。这三个原则合在一起，直白地说就是：OPO可以收费，但不能通过买卖器官来获利。收上来的钱，只能覆盖成本，不能产生利润。

具体来说，这笔器官获取费用主要涵盖了以下三项成本：第一项是与捐献者本人直接相关的费用——从潜在捐献者的医学评估支持、各项检验检查、器官功能维护，到转运期间的交通和人员成本；第二项是与器官获取直接相关的手术成本——获取手术本身、手术室使用、器官的保存、修整与灌注检测等耗材和人力费用；第三项是与捐献者家属相关的临时成本——在依法办理捐献手续期间，家属往返的交通食宿以及基本的误工补贴。

各省份在测算完全省捐献器官获取成本之后，向社会公布统一的收费标准，并向国家卫健委备案。以2025年2月起试行的天津市收费标准为例：获取一个捐献肝脏的收费是二十五万元，一个肾脏是二十万元，一个心脏是八万元，一片角膜是一万两千元。海南省2025年3月的规定进一步强调，移植医院代收器官获取费用时“不得加价，不得在价外向患者收取器官捐献和获取阶段的各类技术性服务费用”。条例第三十二条也写明，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实施手术，“除向接受人收取上述费用外，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所移植人体器官的费用”。

器官本身是无价的，但器官的评估、维护、获取、保存、修整和转运不是免费的。正如无偿献血者和受血者一样，血是免费的，但采血、检测、储存、运输、交叉配血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器官捐献也是同样的逻辑。世界卫生组织在《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中指出，支付器官获取及保障器官安全、质量和功效等过程中产生的合理和可证实的费用，符合国际通行器官移植伦理。国家卫健委在2021年的政策解读中也专门澄清了这一点：器官获取的费用并非器官的“价格”，器官本身是无价的。

从COTRS的四维匹配，到伦理委员会的九人投票，到OPO按成本补偿原则获取并转运器官，这三道环节构成了器官离体之后最核心的三道防火墙。第一道，系统分配靠的是算法和医学数据，人插不了手。第二道，伦理审查靠的是九个人以外的力量——法律、法学、伦理学、社会人士合在一起占七票，移植专家只有两票，想放水都凑不够数。第三道，费用来去靠的是成本核算和备案公示，收上来的钱只能覆盖支出，不允许产生利润。

但你的身体能给出的，不止是心、肝、肾。还有一些东西，它的移植窗口更窄，它的获取时限更短，它所服务的患者数量并不比器官移植少。在器官摘取的同一天，另一组医生在几个小时之内赶到了同一间手术室。他们的目标，是你的眼球。

第四章：六小时的眼球与一片角膜的生命周期

在器官获取团队摘下你的心脏、肝脏、肾脏的同时，另一组医生已经等在手术室门口了。他们不是OPO的人，他们来自眼库。

眼库是专门负责角膜捐献的机构，在医疗机构内设置，从事公民逝世后捐献角膜的获取转运、保存处理、质量评估和启动分配。设置眼库的医疗机构必须向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配备角膜获取、评估等技术能力的医师，且眼库应当独立于角膜移植科室。

他们的目标不是你的胸腔和腹腔，而是你的眼球。具体地说，是你眼球最前面那层透明的薄膜——角膜。

角膜是什么？它是覆盖在黑眼珠表面的一层透明组织，厚度只有零点五到一毫米，所有光线要进入眼睛，都要先经过它。角膜本身没有血管，营养靠房水和泪液供给，所以它和血管丰富的器官不同——移植之后几乎不会引发排异反应。这个特性让角膜移植的成功率远高于其他器官，也让角膜成为人体少数可以进行“成分移植”的组织：一片角膜从外至内分为上皮层、前弹力层、基质层、后弹力层和内皮层五层，手术中可以只移植病变的那一层，而不是整片换掉。一片角膜因此可能帮到不只一个人。

但眼库医生面临一个肾脏和肝脏没有的限制：时间。

国家卫健委2019年发布的《眼库操作技术指南》明确规定，眼库应当在捐献者死亡6小时以内获取角膜，冬季可延长到12小时。如果同时是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志愿者，当捐献者身故后，由执行人先拨打眼角膜捐献登记表上的红十字眼库值班电话，眼角膜成功摘取后，再拨打遗体捐献登记表上的接收站电话，两套流程按时间窗口接力推进。这份指南同时规定了捐献者的筛选条件——年龄一般不小于2周岁，并且列出了明确的绝对禁忌症：死亡原因不明、活动性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克雅病、HIV感染、活动性梅毒、白血病、活动性播散性淋巴瘤、眼部恶性肿瘤和活动性眼内炎症等，存在以上任意一种情形的，角膜不得用于移植。

角膜之所以对这个时间窗口如此敏感，是因为它靠一层内皮细胞活着。内皮细胞是角膜最内层的单层细胞，它的功能是把角膜内部多余的水分泵出去，保持角膜透明。人去世后，房水停止循环，内皮细胞开始缺氧，细胞内的线粒体无法再产生能量，细胞膜上的离子泵逐渐停转，细胞开始肿胀、破裂、死亡。一旦内皮细胞密度跌到临界值以下，即便角膜其他四层完好无损，移植上去也无法保持透明。这就是角膜必须在6小时之内摘取、在4℃条件下保存的底层生物学逻辑：不是在等一个仪式完成，而是在等细胞的最后一口气咽下去之前到达眼库的实验室。

角膜摘取手术要在眼科专业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范下进行。获取角膜应当由经培训具备角膜获取、评估等技术能力的医师实施，眼库应当配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医师不少于2人。

他们采用的是角膜原位摘取术——只取走角膜组织，眼球本身留在原位。摘取完成后，医生会在你的眼球表面放置义眼——外形和真实角膜相似的薄片，然后用医用粘合剂将你的眼睑轻轻合上。不会影响遗容，家属可以如期进行葬礼安排。眼库在获取捐献人眼角膜前，应当以适当的方式举行尊重逝者的仪式，由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按规定见证获取过程。

摘取下来的角膜被放进一个装有活性保存液的无菌容器，然后送进4℃恒温冰箱。眼库实验室和角膜保存室应当配备超净工作台、裂隙灯显微镜、角膜内皮反射显微镜等基本设备。在正式入库之前，它要经过一次严格的质量评估。评估的核心指标是内皮细胞密度：保存第7天的内皮细胞密度直接关系到移植后的透明度，细胞形态的规则性影响到组织修复的长期稳定性。不同保存液对细胞活性的支撑效果不同，一些新型保存液可以让角膜在14天内保持可接受的内皮细胞密度和透明度——但国内大多数眼库目前采取的是中期保存法，2周内完成移植。2周没有匹配到受捐者的，就转用低温甘油或冻干法长期保存，用于板层角膜移植或保眼球的急诊手术。内皮细胞密度不达标、细胞形态严重异常的角膜，会被判定为“不适合用于穿透性角膜移植”，但仍然可能用于板层移植、急诊修补或其他保眼球为目的的手术，视具体评估结果而定。

你的角膜通过了质量评估。那么，它接下来分给谁？

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眼角膜捐献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眼角膜的分配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捐献眼角膜应当通过国家人体捐献眼角膜分配系统进行分配，保证捐献眼角膜可溯源。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眼角膜分配系统外擅自获取或者分配捐献眼角膜。在分配顺序上，眼角膜捐献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需要角膜移植的，优先予以安排。宁夏现有眼角膜病盲患者约4.98万人，但全国每年能进行角膜移植手术的患者不到1万人，而因严重眼表角膜疾病致盲的人数约有400万到500万，且每年新增约10万患者。

天津市眼科医院的马林主任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如果家属对摘取整个眼球还是只摘取角膜有顾虑，医生会在术前征求家属意见，但两种方式均不会对捐献者的遗容造成影响——取材后都有相应的措施使其恢复原貌。

你的一对角膜经过了质量评估，按照申请登记的时间先后进入分配序列。它们被分别送到了两个不同的手术室。第一片角膜用在了穿透性角膜移植上——一个因为化学烧伤导致全角膜混浊的中年男性，在黑暗中等了三年。第二片角膜被分成了两层——基质层移植给了一个圆锥角膜晚期的年轻女性，内皮层移植给了一个因白内障术后角膜内皮失代偿、角膜持续水肿的老太太。

三台手术，三个患者。你的一对角膜，帮三个人重新看见了。

角膜移植手术成功率在90%以上，多数患者能通过手术重见光明。爱尔眼库已有超8000人签署捐献志愿书，5000余人成功捐献，年均完成角膜移植手术超1300例；温州眼库成立18年间接收角膜捐献1450例，为近4500名角膜盲人实施各类角膜移植手术。

现在，你的眼睛闭上了。你的眼窝里不再是角膜，而是两片被眼睑覆盖的义眼，从外表看不出任何摘取痕迹。但你的角膜还在别处——在三间不同的手术室里，在三双不同的眼睛里，在三个不同的人此后每天清晨醒来时看见的第一缕光里。

第五章：皮肤、骨骼、心脏瓣膜——那些你不知道自己可以捐的东西

除了器官和角膜，你去世后还有一批东西可以被取出来，去做另一件事。

这件事你很可能从来没听说过。

它不是器官捐献——心、肝、肾、肺，这些名字每个人都熟。它也不是遗体捐献——把整具身体捐给医学院，让医学生一刀一刀地切开。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路：组织捐献。

组织捐献的范围，比你想象的要广。根据武汉市红十字会的官方分类，遗体组织主要包括皮肤、骨骼、血管、角膜、听骨、心瓣膜、小肠等。角膜虽然从生物学角度看属于组织，但在实际操作中角膜捐献有独立的眼库体系和分配机制。而皮肤、骨骼和心脏瓣膜，是组织捐献中最主要的三种，也是临床上用量最大、却最少被公众知晓的三种。

先说法的问题。

在民法典层面，人体组织的捐献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第一句就写明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2020年民法典颁布之前，只有国务院2007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公民有权捐献器官，而对于人体细胞、人体组织、遗体的捐献，立法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民法典第1006条首次从法律层面把捐献范围从“器官”扩大到了“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四类，填补了人体捐献立法的一大空白。

但在具体的操作规范上，组织捐献和器官捐献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轨道。《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捐献和移植，不适用本条例。2007年的旧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有同样的排除条款。这意味着，器官捐献受国务院条例的全面规制——从登记到获取、从分配到移植，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而组织捐献在宏观法律层面受民法典的自愿、无偿原则约束，但在具体的获取程序、质量评估、分配规则和收费管理等操作性环节上，依据的是组织库技术规程、医疗机构操作规范和各地红十字会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

那么，这些组织——皮肤、骨骼、心脏瓣膜——被取出来之后，到底去了哪里？

先说皮肤。

一块捐献的皮肤，在临床上可以救下一个大面积烧伤患者的命。当一个人全身大面积烧伤，皮肤屏障被摧毁，创面暴露，体液大量流失，细菌从创面长驱直入——死亡风险不是来自烧伤本身，而是来自感染和体液失衡。自体植皮是最理想的方案，但大面积烧伤的患者自己的好皮肤所剩无几，根本不够用。这时候，捐献的异体皮肤就成了一个临时屏障——把它覆盖在患者创面上，可以临时阻止体液流失、防止细菌侵入、为患者争取自体皮肤再生或接受自体植皮的时间窗口。捐献的皮肤在体外保存时限相对宽裕，在4℃条件下可保存5到7天，经过特殊处理的冻干异体皮可长期保存。

国内多家组织库和烧伤中心长期开展异体皮捐取和保存工作。在临床实践中，医生会将异体皮覆盖在大面积烧伤患者的切痂创面上，等待患者自身条件允许后再行自体植皮。一块巴掌大的异体皮不能救一条命，但可以堵住一个正在往外漏的窟窿。

再说骨骼。

骨骼捐献是组织捐献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一根捐献的骨骼，可以填补骨肿瘤切除后留下的巨大骨缺损，可以让一个因为严重骨折不愈合而面临截肢的人保住一条腿，可以重建脊柱侧弯矫正手术后不稳的椎体。在一些骨库，技术人员用影像扫描建立缺损区域的三维模型，然后从骨库中选取匹配的捐献骨段，在骨段上精确钻出通道，填入患者自体的活骨组织，做成一个精确适配缺损腔的替换植入物——血液从活骨中渗透而出，滋养捐献骨段，让它从一块死去的骨头变成一块活着的、能承重的骨骼。2025年一位台湾脑死患者同时捐出了肝脏、肾脏、皮肤和骨骼组织——器官用于移植挽救衰竭终末期的生命，皮肤和骨骼用于支持创伤修复。

然后是心脏瓣膜。

心脏瓣膜的应用是组织捐献中最精细也最特殊的一种。当一颗捐献的心脏因为功能不达标或等待匹配期间无法用于全器官移植，就可以将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取下来，经过高浓度抗生素灭菌处理和质量评估，放入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深低温保存。根据资料，在以色列舍巴医学中心的组织库，当一颗捐献心脏抵达后，技术人员会切除瓣膜、评估质量、灭菌处理后进行冷冻。瓣膜被专门用于先天性心脏缺损的儿童——因为捐献的瓣膜可以随着儿童的成长而一起生长，从而使患儿免于反复接受更换手术。在南非自由州大学的组织实验室，去细胞化处理后的捐献同种移植物在实验动物身上取得了很好的远期通畅效果。

在中国，大规模的组织库建设起步比器官移植体系晚，但近几年发展明显加快。北京市、上海市均已建立皮肤库和骨库。参照OPO收费办法中的相关原则，组织获取的收费同样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法规衔接层面，2021年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专门规定：眼角膜等人体组织获取的收费管理和财务管理，参照器官获取收费办法执行。这意味着，组织获取同样遵循“非营利、成本补偿”的基本原则，收费标准以获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技术劳务价值为基础进行测算。

2025年末，台湾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发布的年度报告专门回顾了一例脑死后的多器官与组织捐赠——肝脏与肾脏用于器官移植，皮肤与骨骼用于创伤修复。报道同时指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已于2023年上线组织捐赠者资料档，正逐步将骨骼、皮肤、肌腱、血管及心脏瓣膜等组织纳入统一登录与追溯管理，推动组织捐赠从个案性操作走向制度化运行。

还有一种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可以捐的东西：你的面部组织。

2026年2月，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的瓦尔德赫布伦医院宣布完成了世界首例用安乐死捐赠者面部组织为患者成功移植的换脸术。手术涉及皮肤、肌肉和骨骼结构的复杂联合移植，为患者实现了面部功能的部分重建。这不是器官移植，而是组织捐献的一种极端形式。当然，这属于极其罕见的特殊案例，不在常规组织捐献范围之内。

另外有一种常见的自体组织移植，也需要说明一下。父亲为烧伤女儿割下自己头皮进行植皮、女儿为烧伤父亲取下全部头皮——这些动人故事中的“植皮”，属于亲属之间的活体组织捐献。与前几章讲的遗体捐献不同，亲属间活体组织移植受民法典关于自愿、知情同意的一般原则约束，但在具体医疗操作上由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和知情同意程序来保障。

在你签下的那页捐献登记表上，组织捐献这个选项可能和其他选项摆在一起。你勾了器官、勾了角膜，然后目光落在一个你不确定的方框上——“我一直以为皮肤只能自己植自己的。”你不是一个人这么想的。绝大多数签下表的人也是。

但如果还有人问：一块死了的皮肤，能救谁的命？答案很简单——一个正在被全身85%烧伤创面往外漏体液的年轻人。而盖在他身上的那块皮肤，原来是你身上的。

第六章：禁区里的探索——那些从未进入常规捐献名单的器官

当心脏、肝脏、肾脏被摘取之后，进入了COTRS系统的分配序列，伦理委员会在九人投票中给出了同意，OPO按照成本补偿原则完成了转运和交接。你的角膜在6小时内被眼库医生摘取，经过内皮细胞评估后分别移植给了三个等待者。你的皮肤、骨骼、心脏瓣膜被组织库接收，进入了烧伤科和骨科的储备库。这些都是你已经知道的事。

但还有一些器官，它们不在条例第二条写的那串名单上，也不在组织库的常规接收目录里。它们从未进入过常规捐献体系，但确实有人尝试过将其摘取、移植、让它们在另一个人体内存活。这些尝试的案例极少，每一例都曾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伦理争论，而争论的结果往往是——此后再无人公开报道第二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法律上讲，“可捐献器官”的范围到底划在哪。《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条采用了封闭式列举：本条例所称人体器官捐献，是指自愿、无偿提供具有特定生理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或者小肠等人体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用于移植的活动。这句表述意味着，这六类器官属于法定捐献器官范围。而阴茎、睾丸、子宫、卵巢等，均不在这个名单内。这并不是说它们绝对不能移植——事实上，历史上确有移植案例存在——而是说，它们不在条例所建立的常规捐献和分配制度框架内运作，每一例都只能作为特殊的探索性手术，经过极其严格的个案伦理审查。

我们先说阴茎。2005年9月20日晚上9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台手术正在进行。患者四十多岁，一年前在醉酒后遭人暗算，阴茎被齐根切断且断掉的部分不翼而飞。由于失去了完整的阴茎，他的尿液只能从阴茎根部的洞眼排出，尿湿裤子是家常便饭，尿路反复感染更是每月都在折磨着他。半年后，他终于获得了一个供体——一名因车祸脑死亡的23岁健康男子。当晚9时，手术正式开始，泌尿外科团队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到次日凌晨4时全部完成。术后患者的血液缓缓流入新植入的阴茎内，苍白的阴茎开始充血、红润、勃起。这是世界首例公开报道的同种异体阴茎移植手术。

手术在技术上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术后仅仅半个多月，患者主动向主刀医生提出“不想要了”。主刀医生、广州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胡卫列博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结果。据当时的公开报道称，根本原因是他的妻子心理上难以接受丈夫体内的这个新器官，因此要求丈夫将其切除。

业界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伦理讨论。广州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专家钟惟德指出，阴茎是很敏感、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官，涉及供者、接受移植者和接受者的配偶三方。接受移植者的妻子容易产生性心理障碍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不孕与性医学专科张滨副教授也表示：“异体移植阴茎由于移植的‘器官’功能十分特殊，在国内外一直存在伦理上的争议，同时，患者及其家属也需面对伦理和心理两道关，尤其是患者的妻子，面对丈夫新换的‘命根’，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

2005年的这一案例之后，国内再无公开成功举行阴茎移植的报道。截至2024年，全球公开成功的阴茎移植案例不足20例，伦理争议始终集中在同一组问题上：捐受双方及其配偶的心理评估如何进行？医疗必要性如何界定（患者是否可以先尝试自体阴茎重建手术）？手术的成功标准是以“能排尿”为准，还是以“能恢复完整的性功能”为准？截至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统一的答案。

再说睾丸。上世纪7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的创始人裘法祖所在医院曾经做过睾丸移植手术，其中有一例成功——父亲的睾丸移植给了儿子。睾丸移植之后，这名受者顺利结婚并有了孩子。然后问题出现了。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了这场大争论：“上世纪7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的创始人裘法祖所在医院曾经做过睾丸移植的手术，其中有一例成功了，是父亲的睾丸移植给了儿子。后来儿子有了孩子，于是出现了伦理上的问题，这个孩子到底算谁的？那场大争论之后，我国就取消了睾丸移植手术。”

睾丸移植的特殊性在于，移植成功后，从理论上来说移植成功的睾丸有产生精子的能力，能生育子女，但所生育子女是否带有供睾者的遗传基因——这在当时尚未得到科学确认。如果带有供睾者的遗传基因，那么父亲将睾丸移植给儿子之后，儿子所生育的子女在血缘上究竟是属于儿子，还是属于已经提供睾丸的父亲？这不是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是直接碰撞到了《民法典》亲属编中最基础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曾就一名被狗咬掉睾丸的26岁男子欲移植父亲睾丸的案例请教过泌尿科詹炳炎教授。詹教授当时的回答直观地呈现了整个行业的尴尬：黄德移植父亲的睾丸后，孩子是喊黄德“爸爸”还是“哥哥”呢？武大人民医院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展了睾丸移植手术，在詹教授所做的案例中，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生了小孩，其中也有父亲给儿子提供睾丸的，但至今还没有出现法律纠纷——“这是因为做过睾丸移植的丈夫很少有将这种隐私告诉妻子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强。”

那场全国性争论之后，我国实际上已不再开展亲体同种异体睾丸移植手术。目前临床上开展的睾丸移植，以自体移植为主——即将因外伤、隐睾、精索扭转等原因导致睾丸缺如的患者自身的睾丸从未受损的位置游离出来，通过显微外科技术再移植到阴囊的固有位置。异体睾丸移植“存在明显的伦理学问题，而且存在明显的排异反应，成功率不高，所以很少应用”。

接下来是子宫。2015年11月20日，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专家团队做了一台前所未有的手术——他们运用首例机器人辅助子宫切除术，将一位43岁母亲的子宫取下来，移植到了她22岁的女儿杨华体内。杨华先天性无子宫，从未来过月经，被确诊为苗勒管发育不全综合征（MRKH综合征）。移植前，专家团队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得到了杨华和其爱人的受精卵，冷冻14枚胚胎，为后续孕育做好了准备。西京医院妇产科陈必良主任为手术设置了伦理前提：第一，受体和供体必须出于自愿，并且是共同要求做手术；第二，手术双方是母女关系，无利益纠葛；第三，妊娠的受精卵必须来自受体和她的丈夫。

2018年6月，杨华接受了复苏胚胎移植。妊娠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她出现了妊娠剧吐、先兆流产、胎儿生长受限，先后四次住院保胎。为避免足月胎儿对移植子宫造成压力，专家团队选择在孕33+6周进行剖宫产手术。2019年1月20日，杨华产下一名体重2kg的健康男婴。这是中国首例移植子宫产下的婴儿。

伦理争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活体子宫移植的合理性问题——一个健康的捐献者要承受一台子宫全切大手术的风险，只为帮助另一个人拥有生育能力，从医学伦理的“有利/不伤害”原则出发，这种风险与收益的分配值不值得。这个争议不单属于中国，在全球子宫移植领域的伦理讨论中也被反复提出。第二个问题是辈分关系的认定问题。杨华和她初生的儿子，都出自同一个子宫——母亲的子宫先孕育了女儿杨华，被移植后又孕育了杨华的儿子。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同宫异代”。当然，从遗传学上说，卵子和精子都来自杨华夫妇，胚胎植入的也是杨华自己的身体，争议存在于体感与文化认同层面而非生物学层面。

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组织移植——卵巢组织。

2012年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完成了国内首例卵巢组织移植手术。供体和受体是一对31岁的双胞胎姐妹。姐姐阿芳因为长期接触“天那水”（有机溶剂的俗称）患上了卵巢早衰，性激素水平相当于六七十岁的老人。经基因位点检测鉴定，姐妹二人为同卵双胞胎，多基因座完全一致，不需要任何抗排斥药物。手术邀请了世界首例同卵双胞胎卵巢移植的主刀医生Dr.Silber来华共同完成，全程只用了三个小时。

一次移植后，受体的卵巢功能可维持至少两到三年，情况好的话可以维持六到七年；首次移植的卵巢组织功能耗竭后，只需将冷冻保存的卵巢组织解冻复苏，就可以再次移植。通过新鲜及解冻卵巢组织移植的轮替，每位受体的卵巢功能可望维持达十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年轻女性癌症患者只需在开始放化疗前接受卵巢组织移植手术，将自己的卵巢皮质切下并冷冻保存，放化疗结束后再将卵巢皮质薄片解冻移植回去，就不用担心因治疗而牺牲卵巢。不过，自身卵巢组织移植属于自体移植范畴，不涉及第三方捐献，因此不在民法典和条例的捐献规制范围内。异体卵巢移植则属于组织捐献范围，受民法典第1006条的自愿、无偿原则约束。

这四种器官和组织——阴茎、睾丸、子宫、卵巢——的移植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它们都没有被列入法定捐献器官的名单，国内目前也没有建立针对特殊器官移植的统一登记、分配和收费体系。每一例都是个案，每一次都在伦理界和法学界引发长达数年的争论。

同时，每一例也都传递出相同的常识：医学能做的事，不等于伦理允许做的事。在医学伦理学的专业讨论中，技术可行性只是前提，伦理可接受性是必要条件。正因为技术能力本身已经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门槛，伦理边界的讨论才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一个器官能不能移、该不该移、移了之后活下来的那个人在社会和家庭关系中的“身份”如何界定——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能光靠外科技术本身来回答。

但如果你生前表达了捐献意愿，而你的器官在医学评估中不适用于临床移植——那么你的身体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按照你签下的遗体捐献登记表，你的整个身体，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角膜，也包括那些从未进入常规捐献名单的器官——阴茎或子宫、睾丸或卵巢——都可以作为“大体老师”的完整组成部分，进入医学院的防腐池，在解剖台上为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服务。对于选择了遗体捐献的捐献者来说，这一步是兜底的：不用担心身体被“浪费”，也不用担心被移植到活人身上之后引发伦理难题——它直接就进入医学院的教学体系，完成了从“器官”到“教材”的角色转换。

现在，你的器官已经各自进入了不同的轨道。有的在某个陌生人的胸腔里重新跳动了，有的在眼库的保存液里等待着匹配，有的在骨库的液氮罐里准备去填补一个孩子的骨缺损。而它们原来的主人——你的遗体——此刻正在接受站的防腐池中安静浸泡，编号牌系在耳垂和脚踝上，等待着若干年后被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医学生推出池子，在解剖台前默哀之后，划下第一刀。

他们也会在你身上看到那些从未被移植的器官。他们会学习它们的解剖结构，记录它们的病理变化，并在整个课程结束时将它们和其他组织一起归位、缝合、还原。然后，你将被推进焚化炉，你的名字将被刻上那面纪念墙。

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那篇故事已经写过。

遗体捐献参考文档：从编号到火化：捐献后遗体在医学院的全部旅程

第七章：生命的接力——那些收到你器官的人

你的心脏在另一个人的胸腔里重新跳动了。你的肝脏开始为一个陌生人的身体代谢胆汁。你的肾脏在一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人体内过滤血液。你的角膜三片分别穿透了三双眼睛的黑暗——一个人看见了妻子鬓角的白发，另外两个人的世界里重新有了日出。

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不会知道你是谁。

器官获取手术完成之后，COTRS系统在几秒钟内完成了四维匹配,伦理委员会在九人投票中给出了同意。器官被分别装进保温箱，由不同的转运团队送往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医院、不同的手术室。你虽然在同一张手术台上被依次摘取了心脏、肝脏、肾脏，但收到这些器官的六个受捐者——他们在哪里，他们姓什么，他们长什么样——你一概不知。他们只知道一颗来自某位捐献者的器官分配到了自己所在的手术室，其余信息——你是男是女、多大年龄、在哪座城市去世——全部被系统屏蔽。没有人告诉他们。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每一台受捐手术开始之前，会向受捐者家属传达一句简短的话：“有一名捐献者的器官与你配型成功，手术即将开始。”捐献者的姓名、年龄、籍贯、死因，一概不传达。受捐者可以问，但协调员不会回答。反过来也一样。捐献者家属可以问——“接受器官的是个孩子吗？他是哪里人？”协调员同样不会回答。

这就是器官捐献领域最基本、最刚性的伦理原则之一——双盲原则。

迪庆州红十字会对此有明确界定：“根据国际惯例及我国现行政策，在捐献者和接受者之间采用双方互不知晓信息的‘双盲原则’。如果捐献者家属或接受者需要，并经对方同意，相关工作人员可在‘捐’与‘受’之间传递关怀。因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工作需要，并经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征得捐受双方同意，可在特定的场合下互相见面，但不提倡捐受双方建立直接的联系。”

也就是说，双盲是默认规则，见面是极少数例外。而且任何一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哪怕只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都必须经过管理机构的批准和当事双方的同意。红十字会能在捐受双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充当中间的桥梁，但这种桥梁从来不给双方通向彼此的钥匙。

为什么建立这么一层不可逾越的盲区？三个原因。

第一，保护受捐者不被精神压力压垮。移植手术成功后，受捐者体内跳动着另一个人的心脏，呼吸着另一个人的肝脏换来的血液。如果受捐者知道了这颗心脏来自于一个因车祸去世的十七岁少年，来自于一个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消防员，来自于一个从出生就在与疾病缠斗的年轻女性——这种具体的人性会瞬间淹没受捐者。“我欠他一命”是一个物理事实，“我永远还不了”也是一个物理事实。受捐者在术后漫长的恢复期需要稳定的情绪和专注的康复环境，而知晓捐献者的具体身份恰恰是对这种稳定最直接的威胁。

第二，保护捐献者家属不被追索。如果受捐者的家庭知道了捐献者是谁，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捐献者家属可能面临难以预料的困扰——有人会找上门来表示感谢（出于善意），有人会试图建立长期联系（超出捐献者家属的预期），有人甚至可能提出额外的经济要求（虽然极为罕见但制度必须防范）。器官捐献不是器官买卖，但任何一方—捐献者家属索要报酬、受捐者家属报恩还债—都会把一件“无私赠与”的事变成经济往来。双盲从制度上把两端的主观联系完全切断，杜绝了任何一种“器官计价”的可能性。

第三，保护双方不被道德绑架。在少数公开报道的案例中，由于信息保密环节出现疏漏，捐献者家属收到了来自社会的道德谴责——来自配型成功的受捐者家属，来自不了解具体情况的网络评论。另一面，受捐者也完全暴露在了公众的目光之下——“你用的是某某人的器官，你应该一辈子记住他”。这种道德重负本身就能毁掉一个术后康复者脆弱的免疫系统。

所以双盲不是冷酷无情的官僚隔离，它是一种保护：保护受捐者不被罪恶感压垮，保护捐献者家属不被围观，保护这份赠与不变成债务。

但是不是完全不联系呢？

迪庆州红十字会的同一份科普中明确写道：“如果捐献者家属或接受者需要，并经对方同意，相关工作人员可在‘捐’与‘受’之间传递关怀。”另外，“因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工作需要，并经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征得捐受双方同意，可在特定的场合下互相见面，但不提倡捐受双方建立直接的联系”。

也就是说，有两种情况可以打破双盲。第一种，写关怀信——受捐者康复后，可以通过红十字会给捐献者家属传一封致谢信或一张贺卡，前提是捐献者家属同意接收。第二种，公开见面——作为宣传活动的一部分，经双方同意后可在管理机构的组织下见面，但见面不意味着建立私人联系。

不提倡直接联系。信可以传，见面可以在专门场合下进行，但手机号和微信号不在可供交换的信息清单上。目前全国累计730万登记捐献者中，家庭间因器官捐献而建立持久私人关系的案例比例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双盲被打破，后果往往超出预期。几年前，一位歌手不幸去世，家属按照遗愿捐出了角膜。由于信息传递中出现了疏漏，受捐者得知了自己接受的角膜来自这位歌手。他感到“巨大的心理压力”，医生甚至评估这会影响他的康复。家属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却发现自己无法保护他们想要的平静——因为信息已经泄露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回应是明确的：双盲是一条底线。

讲了这么多，我要讲几个人给你听。他们是受捐者。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不知道你的。但他们体内有你的器官。

2025年9月，四川泸州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刘女士收到了一颗肾脏。她等了四年半。手术后恢复良好，她将在病房康复之后重返讲台。她说：“真的感谢这位小弟弟和他的家人，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听说他非常年轻，他对自己的人生一定还有很多规划。康复后，我将重返讲台，带着他的这份憧憬和希望走下去。”

她不知道这颗肾脏来自一个叫龙龙的23岁小伙。龙龙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他的父母决定捐出他的器官。龙龙的心脏、肺脏、肝脏、双肾、角膜分别移植到了7名患者体内，所有受捐者均在9月17日之前生命体征平稳，进入康复阶段。刘女士只知道捐献者是一个“小弟弟”，其余一概不知。龙龙的父母只知道儿子的肾脏救活了一名教师，其余也一概不知。

2025年10月30日凌晨6时，长沙市第四医院器官获取手术室里，28岁的前国家一级摔跤运动员颜剑波在突发脑出血去世后，其父母签署了捐献登记表。颜剑波9岁进体校，肋骨骨折、习惯性肩关节脱臼——这些都是他在摔跤场上留下的旧伤，“他怕我们担心”，父亲回忆时红了眼眶。他的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角膜被摘取，一共救了五个人。手术开始前，医生们为他举行了一次简短的默哀仪式。

他的父亲颜先生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他的‘心跳’还在某处跳动，他的眼睛还能看见这个世界。只要他的一部分还活着，我们就觉得他并没走远。”

颜剑波的父母也永远不会知道他儿子的器官现在在谁体内。但他们知道一件事：儿子的心跳没停。只是换了胸腔。

还有一个更早之前的受捐者，和一颗心脏有关。这篇文章的主角——你——的心脏、肝脏和肾脏，分别救活了三个人。我们无从知道这三个人的具体身份、年龄和职业，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全国每年六千余例器官捐献所覆盖的范围中，各类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是受捐者的主体。

每年清明前后，当各地红十字会举办缅怀纪念活动的时候，总有几封信被送到捐献协调员手上。写信的是受捐者——或者受捐者的家属。信上不写自己的名字，只写感谢。协调员打开信，信上写着：“致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捐献者。我从ICU醒过来的第一天，医生告诉我胸腔里已经有一颗新的心脏了。我到现在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想让你知道，你给我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认真。谢谢你。”

这封信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每一封这样的信都曾经在捐献者家属手上停留过。捐献者家属收到信之后，不会回信给受捐者——双盲。他们只在心里回应了那句话：不客气。

除了双盲，还有一个你更关心的问题：你有优先权吗？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十条写得清清楚楚：“患者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其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曾经捐献遗体器官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

这不是一句空话。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捐献者小俊辰去世后，家属捐献了他的器官。小俊辰的父亲刘立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长期在等待肾移植。依据规定，他在等待名单中获得了医疗紧急度、血型与组织配型、等待时间三个核心指标全部与其他候选者相同时的优先移植权。手术后，刘立的身体恢复良好。他说：“战胜了这么多困难，爱意和善意的轮回落在了我们身上。”

同等的医学条件——谁的病情更紧急、器官匹配度最高、等待时间最长——系统先筛选出来。这几个人并列的时候，那个曾经为这个等待池贡献过器官的家庭成员，被排到最前面。这不是插队，不是走后门，而是优先权。而这份优先权不来自你认识谁，不来自你家有多少钱，就来自你家曾经为池子里的其他人无偿捐献过一个器官。

除了优先权，还有一个你或许没太注意的信号——见义勇为。

到2026年初，全国已有山东东营、滨州、泰安，河南漯河，甘肃定西，广东汕尾六个城市先后将器官捐献正式纳入见义勇为评定范围。东营市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2024年11月率先印发文件，明确将捐献者纳入见义勇为奖励名单，授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并给予5000元奖励。漯河市2025年10月联合四部门发文，在评定范围之外额外推出“三个一”服务：为每位捐献者举办一场高规格欢送会、发布一篇高质量宣传稿、捐献当日进行一次专程探望。滨州在2025年7月28日举办启动仪式，将人体器官捐献正式纳入见义勇为群体表彰范畴，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与滨州市红十字会、滨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共同签署了《捐赠协议书》。

定西市与汕尾市的加入，进一步拓宽了政策覆盖的地域版图。“捐献即是善举，捐献就是见义勇为。”定西市红十字会在政策文件中这样表述。

为什么把器官捐献定义为见义勇为？传统的见义勇为讲的是在突发危险面前冲上去救人——拦刀、跳河、冲进火场。器官捐献没有刀光剑影，但一个死后把器官捐献给别人的人，和那个跳进河里救人的青年，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用自己的身体去救另一个生命。只不过一个发生在当下，一个发生在死后；一个发生在河水中，一个发生在手术室里。东营市、滨州市、漯河市将器官捐献纳入见义勇为评定范围的创新做法，是对“见义勇为”这个传统概念的一次制度性扩容。

你的生命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管理系统中化成了一组数据，它记录着你登记捐献的年份、捐献的器官种类和数量、分配的时间和受捐者所在的城市。但它不知道也并不需要保留受捐者具体的姓名——这就是双盲原则在信息技术上的逻辑延伸。你的捐献产生了一个新的数据对象——受捐者的健康状况会在移植手术之后被写入全国移植随访系统，受捐者的术后随访数据会定期反馈到移植医院和省卫健委的数据监测平台中。这些数据的流动，与你的捐献登记记录形成对应追踪关系，但彼此之间并不以姓名互通——在系统架构上，双盲原则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每一个环节。

现在，你的器官已经在别人的身体里跳动了他们自己的节律。

2025年，全国实现器官捐献6931例，创历史新高。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突破730万，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万余例，捐献器官19.7万余个，挽救了19万余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全国已建成人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280余处，每年清明节期间各地红十字会都会举办形式多样的缅怀纪念活动。你的器官受捐者，在接受你器官之后的每一个清明节，可能也在其中某处纪念设施里回顾着捐献登记的时间和手术日期。而和你相关的数据标记，躺在系统后台里，记录着一段生命被延续的客观事实。

这趟从你胸腔、腹腔、眼睛开始的接力，已经跑完了它最远的路程。而你还剩下一样东西要留给医学——你的皮肤、骨骼和那块你不曾想过的心瓣膜。这些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组织，现在正准备去帮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第八章：捐献者家属的优先权

你的心脏在另一个人的胸腔里重新跳动了。你的肝脏开始为一个陌生人的身体代谢胆汁。你的肾脏在一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人体内过滤血液。你的角膜三片分别穿透了三双眼睛的黑暗。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不会知道你是谁。这是双盲原则——第七章已经讲过了。

但双盲之外，还有一条法律，把捐献者家属写进了器官分配系统。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遗体器官的分配，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紧接着第二十一条接着规定：患者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其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曾经捐献遗体器官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对条例的深度解读中进一步指出：这份公平里，藏着对善意的温柔回馈——若患者的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有过遗体器官捐献经历，在同等医疗条件下可优先排序。这不仅是对捐献者家庭的尊重，更让'善有善报'有了制度层面的坚实支撑。

2024年，国家卫健委联合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十四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在激励政策部分明确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人体器官捐献者的配偶、直系血亲及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需要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排位等待捐献器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

两套文件——一部国务院条例、一份十四部门联合意见——用了同样的措辞。这不是建议，不是鼓励，是必须落实的政策。

但这条政策有三个严格的限定条件，需要逐一说明。

第一个条件，优先权的享有者范围。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配偶是你最直接的法定亲属。直系血亲涵盖向上两个代际的亲生父母和祖父母一辈、向下延伸至亲生子女和孙子女一辈。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认定以共同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为连接点——兄弟姐妹、堂表亲、叔叔伯伯、姑姑姨妈等，都在这条线划出来的范围之内。你为器官分配系统捐献了一个器官，法律在这个系统里为你的整个亲缘网络点亮了一盏灯——不在系统配型中给你加权，只在所有条件都相等时把你排到最前面。

第二个条件，同等条件。迪庆州红十字会对此有明确解读：在同一分配层级内，符合特定条件的移植等待者，在排序时将获得优先权，这一优先权基于伦理与制度的温情体现，是对捐献者家庭崇高贡献的认可。陆良县红十字会进一步明确，这里的"同等条件"具体指代这样的场景：同一分配层级内，当两个或以上等待者在医疗紧急度、血型与组织配型、等待时间这些核心医学指标上完全一致——病情同样危重、配型同样匹配、等待时间同样长短——COTRS系统在生成分配名单时，会将捐献者家属排到其他等待者的前面。这不是跳级，不是在所有人前面加塞，而是在几个并列第一的人里面排到第一。优先权不改变医学标准，不创造额外的配额，不影响病情更重、配型更适配、等待时间更长者的排序。

第三个条件，等待时限。龙陵县红十字会的规定中有一条常被忽略的细节：捐献者家属的优先权有一个等待时间上的定性条件——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满三年以上。这条规定的逻辑不难理解：登记是意愿表达，履行是行为兑现。法律同时保护表达意愿的人和履行承诺的人，但给后者设置了更直接的制度回馈通道。

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勾勒出优先权的基本轮廓：它是一条窄而精确的通道，从捐献者出发，通过亲缘关系延伸到家属，以登记时长验证意愿的真实稳定性，在等待名单的最顶端为几个条件完全并列的人重新排序，只改变先后顺序而不改变名单上的其他人。它不是让捐献者的家属跳过医学标准直接插队，而是在同等条件下给捐献者家庭一个微小的制度倾斜。

倾斜的力度不大，但足够真实。

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居民刘立和妻子汪慧艳原本有一个四口之家——刘立夫妇和一对双胞胎儿子。2015年冬天，仅十个月大的小儿子刘俊辰因感染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不幸去世。在极度悲痛中，夫妇二人做出了一个决定——捐献小俊辰的遗体器官。"尽管当时万分心痛不舍，但最终我们决定将小俊辰的遗体器官捐献，用这份爱意点亮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汪慧艳后来回忆时说。2022年，命运再次发难——刘立被确诊为尿毒症，必须通过肾移植手术才能彻底治愈。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和肾源匹配不合格等原因，他长期只能通过透析维持生命。

湖南省红十字会得知后，立即上门慰问并发放人道救助金，同时联系湖南省人民医院帮助刘立递交器官排队申请。根据《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医院在器官优先分配环节中为刘立申请了优先排序。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成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刘立夫妇十年前捐献病逝幼子遗体器官的决定也令我们感动，于是我们为刘立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立即联合肝胆外科、重症医学科等多科专家联合会诊，全力帮助其平稳恢复。"

在2025年湖南省第一例器官捐献案例中，刘立匹配到了合适的肾源。湖南省人民医院OPO立即通知刘立，器官移植科旋即开通绿色通道将他收入院，并在最短时间内做好手术的一切准备。2025年1月2日，肾移植手术在省人民医院顺利完成。经过二十余天的精心治疗，刘立康复出院。他成为2025年湖南省完成的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的受捐者。"战胜了这么多困难，爱意和善意的轮回落在了我们身上。今后我们都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希望新年健康平安。"汪慧艳和刘立说。

十年前捐献幼子器官的那个决定，在十年后变成了父亲体内一颗陌生人的肾脏。善意的回旋镖绕了很远的路，回到了捐献者家庭的门口。

在刘立之外，还有另一个案例。2019年6月，大同市一名中年男性因突发脑出血经全力救治无效进入了不可逆的临终状态。器官捐献协调员陈丽英与他的儿子小高和其他家属进行了充分沟通后，小高一家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这例遗体器官捐献最终挽救了另外两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四年后的2023年11月，协调员陈丽英接到了小高打来的电话——小高患上了尿毒症，已经开始规律的血液透析治疗。陈丽英立即帮他联系了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全面移植前评估，并将他的信息录入肾移植等待者系统。根据条例第二十条，医生将小高父亲的捐献材料递交到COTRS系统，为他争取到了宝贵的优先排序机会。2024年8月，小高在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成功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2025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官网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案例——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家属根据母亲生前意愿捐献了她的肝脏和两个肾脏。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郑重地向家属颁发了捐献证书，母亲的捐献编号也被镌刻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捐献缅怀室的纪念墙上。不久后，李先生被诊断患有尿毒症。协调员告知他，根据当年施行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他作为捐献者的直系亲属，在同等医疗条件下可获得器官分配的优先排序。李先生后来说了一句话："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母亲在天上为我点亮了一盏灯。"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专家孙煦勇为李先生实施了肾移植手术。手术当天，当血管夹轻轻松开，移植肾脏迅速呈现健康色泽并开始工作时，手术室内弥漫着无声的欣慰。出院前夕，李先生伫立在捐献缅怀室的纪念墙前。母亲的捐献编号安静地镌刻其上，成为无数新生故事的起点。他双手献上鲜花并对缅怀墙深深鞠躬，声音哽咽却坚定："妈妈用她的方式延续了生命，也为我换来了重生机会。这份恩情，我会用好好活着来报答，让妈妈的爱继续循环下去。"

"捐献者亲属的优先政策，是对捐献者奉献精神的诚挚回馈。"孙煦勇说，"它构建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温暖循环，最终让更多生命获得救治的希望。"

到2025年底，全国完成器官捐献6931例，创了历史新高。全国累计志愿登记超过730万人，累计捐献器官19.78万余个，挽救了超过19万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0年的0.03攀升至2024年的4.78。每年都有一些捐献者家属，在等待器官移植时被系统识别出来，获得了优先排序，成功接收移植。

但优先权不绝对——需要直系或三代内旁系亲属此前完成过捐献、登记成为志愿者满三年、且患者与另一等待者在同等条件下才触发排序权利。

而在优先权之外，2024年至2026年初，六座城市先后将器官捐献正式纳入了见义勇为评定范围。山东东营在2024年11月率先破冰——东营市印发文件，明确将户籍居民的器官、遗体、角膜捐献纳入见义勇为奖励名单，授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并给予5000元奖励。随后滨州、泰安跟进，河南漯河于2025年10月联合四部门发文，在评定范围之外额外推出"三个一"服务——为每位捐献者举办一场高规格欢送会、发布一篇高质量宣传稿、捐献当日进行一次专程探望。2025年末至2026年初，甘肃定西和广东汕尾相继加入，六地共同完成了这场制度探索。

这些地方实践目前还覆盖着不到全国百分之五的登记捐献者。制度的普适性、执行的一致性和激励的标准化，仍有待在国家层面进一步统一和明确。但政策的趋势是清晰的——从东营到漯河，从定西到汕尾，每一座城市的加入都在为这条制度通道拓宽一段新的路基。

当六地政策宣布将器官捐献者纳入见义勇为表彰范围时，在社会上引发了是否应该全国推广的讨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见义勇为——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泅水跳河，没有冲进火场。但一个捐献器官的人，和冲破围观群众跳下河的年轻人，做的是同一件事：用自己的身体在救另一个生命。一个发生在当下，一个发生在死后。一个是当即出手，一个是事先承诺。但当捐献者家属在COTRS系统里排到同层第一、匹配到了肾源，当六座城市在捐献者家属捧着见义勇为认定书走进民政局的那一刻——这同一条制度的逻辑，已经清清楚楚地跑完了全流程：你的家庭曾为这个等待池捐献过一颗器官，这颗器官曾经在全国某个地方代替你的心跳，现在池子在回馈你，法律在回馈你，你所在的那座城市也在回馈你。

尾声：你的选择，他们的生命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你勾选了登记表上的几个选项——器官捐献、角膜捐献、组织捐献。它们和遗体捐献并列在同一份协议上，但你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勾意味着什么。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在你被宣布死亡之后，会有一组医生率先走进手术室。他们不是冲你的遗体来的，他们是冲你的心脏、肝脏、肾脏来的。你的器官被摘取、装进保温箱、贴上编号标签，数据同步上传到COTRS系统——那套从设计之初就把“人”排除在外的软件，它会用医疗紧急度、医学匹配度、等待时间、地理因素四个维度自动算分、自动排序、自动生成分配名单。第四个维度不是“本地人优先”，而是器官冷缺血时间带来的物理限制——一颗心脏经不起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转运。当两个等待者在所有医学指标上完全并列时，系统会按预先设定的唯一匹配规则自动确定其中一名受者，人工在两个人之间做选择的空间根本不存在。

你知道了在COTRS启动分配之前，你的捐献意愿还需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九个人，其中搞移植的专家不能超过四分之一，表决权平等，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放行。这套设计把移植科室的临床利益隔离在审查席之外，从制度层面约束潜在的利益冲突，确保你的捐献意愿不被歪曲、不被绕过、不被利用。

你知道了器官获取组织OPO——全国109家，按非营利原则运行，收费标准以成本补偿为基础，各省公布统一标准并向国家卫健委备案，不得加价。器官本身是无偿的，但从评估、维护、获取、保存到转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成本。这些费用由移植医院按规定支付给OPO，不是器官的“价格”，而是获取器官这一过程的成本。

你知道了你的角膜会在6小时之内被眼库医生摘取，经过内皮细胞评估后在4℃条件下保存，由眼库根据申请登记时间先后依次分配。一片角膜从外至内分为五层，手术中可以只移植病变的那一层，而不是整片换掉——你的一对角膜可能让三个人重新看见。全国因严重眼表角膜疾病致盲的人数约有400万到500万，每年新增约10万患者，而每年能进行角膜移植手术的患者不到1万人。

你知道了你的皮肤可以覆盖在大面积烧伤患者的创面上，起到临时屏障的作用，阻止体液流失、防止细菌侵入、为自体植皮争取时间窗口。你的骨骼可以填补骨缺损、重建脊柱稳定性。你的心脏瓣膜可以替换病变的瓣膜，恢复心脏正常血流。这些组织在民法典第1006条的自愿、无偿原则下受保护，参照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执行非营利成本补偿。从皮肤到骨骼到心脏瓣膜，你去世后能捐出的东西比你生前想象的要多。

你也知道了那些从未进入常规捐献名单的器官——阴茎、睾丸、子宫、卵巢。2005年广州军区总医院完成了国内首例异体阴茎移植，患者术后仅半个月因妻子心理无法接受而要求切除。上世纪70年代裘法祖所在医院的睾丸移植案例触发了全国性的亲子关系伦理争论，此后我国基本停止开展此类手术。2015年西京医院完成了中国首例子宫移植手术，母亲将子宫捐给女儿杨华，2019年杨华产下一名健康男婴。这些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超越了常规器官捐献“救命”的伦理框架，触及更深层的身份、代际与心理伦理。它们告诉你的不是“这些器官也能捐”，而是“医学能做的事，不等于伦理允许做的事”——法律在诸多器官的移植边界上持极其审慎的态度，移植技术的边界不等于伦理可接受性的边界。

你还知道了器官捐献和移植操作中有一些明确的法律禁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获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活体器官接受人限于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如果你生前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任何人无权替你捐。这些不是道德劝说，而是法律禁令。

你知道了双盲原则——捐受双方互不知晓对方身份，这是器官捐献领域最刚性的制度之一。器官接受者不知道这颗心脏来自一名前国家一级摔跤运动员，不知道这只肾脏来自一个叫龙龙的23岁小伙；捐献者家属也不知道器官在谁体内活着，只知道“他的眼睛还在看这个世界”。双盲不是隔离，是保护——保护受捐者不被罪恶感压垮，保护捐献者家属不被围观，保护这份赠与不变成债务。

你知道了捐献者家属的优先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二十条写的，“患者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其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曾经捐献遗体器官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这不是插队，不是走后门，而是在同等医学条件下给捐献者家庭一个微小的制度倾斜。捐献者小俊辰的父亲刘立十年后因这一规定匹配到了合适的肾源。刘立说——“战胜了这么多困难，爱意和善意的轮回落在了我们身上。”

你也知道了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经超过733万。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5万余例，捐献器官20万余个，捐献角膜12万余片，捐献遗体6.9万余例，挽救了20万余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为10余万人带来光明。你知道了全国已建成人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380余处，“人民英雄”张定宇担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公益大使。你的器官受捐者，在接受你器官之后的每一个清明节，可能也在这些装置上回顾着捐献登记的时间和手术日期。而和你相关的数据标记，躺在系统后台里，和你的一生静态绑定。在某些城市，捐献行为本身已被正式认定为一个见义勇为的完整案例——到2026年初，全国六座城市已将器官捐献纳入见义勇为评定范围。

如果你感到犹豫，甚至有些退却——这太正常了。器官、角膜、组织、遗体，四类捐献覆盖了你去世后身体可能走的所有路径。你可以只勾选其中一项，也可以全部勾选，也可以一项都不勾。没有人有资格替你决定，也没有人有资格评价你的决定。

如果你感到准备好了，想要往前走一步，以下是你需要知道的所有行动信息。

登记本身并不复杂。你可以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网站（www.codac.org.cn），点击“我要登记”完成线上登记。或者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进入“志愿登记”窗口填写信息。也可以带上身份证，前往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或登记站进行书面登记。三种方式效果完全一样。登记完成后，你会获得一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电子的，你自己决定要哪一种。如果你想先跟真人聊一聊、把没想清楚的细节问清楚再决定，也可以拨打全国免费咨询电话 400-010-6695。

但有一件事比登记本身重要得多：和你的家人好好谈一次。不是通知他们“我已经决定了”，不是把登记卡往桌上一拍说“这是我的事”。而是坐下来，告诉他们你了解到了什么，你为什么觉得这件事值得考虑，也听听他们的感受、他们的不放心、他们可能憋在心里没说出来的害怕。因为不管你签了多少份表格，这条规则不会改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共同，不是多数票。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反对，捐献就不能进行。所以，在你还能和他们面对面说话的时候，把你的想法讲清楚。一场坦诚的谈话，有时候比登记手续本身更需要勇气。

同时，指定一个你信得过的执行人。这个人可以是亲属，也可以是朋友、单位同事，甚至是街道社区组织。他或她需要在那个时刻知道该联系哪个接受站、该找谁办理交接手续。确保这个人清楚你的意愿，并且愿意替你走完那最后的交接程序。

登记之后，你随时可以反悔。这不是一句安慰，而是法律明文保障的权利。《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九条写得很明白：“公民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操作也很方便——通过微信公众号登记的，进入登记页面直接撤销或更改；通过网站登记的，登录后进入“已登记用户登录”根据系统提示操作即可；如果是书面登记的，打一个电话给当地红十字会就能完成撤销。撤销是免费的、无需理由的、即时生效的，没有人会给你打电话做思想工作，没有人会发道德谴责信给你。这份协议从来没有把你绑死过——它只是你今天，在了解了全部真相之后，对身后事的一次平静表达。

最后，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永远不会知道收到你器官的那些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在哪座城市生活。双盲原则把这一切严格地隔绝在保护墙的两侧。但每年清明节前后，总有一些受捐者来到纪念墙前。他们之中有已经重返讲台的教师，有术后身体恢复平稳的尿毒症患者，有重见光明的角膜移植接受者。他们不知道墙上的某个名字是否就是自己体内那颗器官的主人——双盲原则严格保护着这一切。但他们知道，有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把心跳分给了他们。他们带来一束菊花，放在碑前。花瓣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去年干枯的花枝已经被工作人员清理干净。

你不在那束花里。你在放花的那个人身上。

（作者 / 中子星）

【欢迎大家 关注｜点赞｜收藏｜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