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长期以来，中西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一种固化认知，即将中华文明定义为封闭的内陆农耕文明，认为中国在历史上素来重陆地、轻海洋，因此缺乏成熟的海洋文明体系与传统。这种片面的认知不仅遮蔽了中华数千年陆海共生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制约了中国海洋文学的发展格局与未来走向。
如今中国适时提出坚持陆海统筹的发展观，就是要扭转近代以来陆海割裂的发展困境，回归中国海陆复合型文明的历史本源。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其叙事模式、审美取向与价值建构必然伴随国家地缘战略与文明认知的革新而发生必要的转型。当代中国海洋文学在国家战略的持续影响下，已经部分摆脱了此前边缘化的发展状态，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契合时代发展的海洋文学生态。沿海作家如林森、蔡崇达、李师江、杨怡芬、龚万莹、雷默等，深耕沿海乡土、滨海小镇、海岸、海岛的书写，此外有些作家开始向深海进军，如雷默的《水手》，将海洋叙事拓展到太平洋深处，海洋文学的题材边界已经被极大地拓宽。
在海洋强国战略的时代语境之下，海洋日益成为当代文学重要的想象空间。但当代海洋文学发展的核心困境仍然存在，即中国海洋文学的文化主体性缺失问题，体现在文学创作与批评理念上就是始终难以摆脱西方海洋文学范式的影响。西方海洋文学植根于殖民冒险、征服自然与资本劫掠的殖民霸权体系，如果中国文学及文化界盲目借鉴西方海洋叙事模式，将海洋视为征服、博弈、索取的对象，过度渲染人与海/自然的冲突与对抗，就会背离中国传统中陆海共生的文明传统与源远流长的“天下观”。与此同时，多数海洋文学创作、批评及理论建构均未能深度挖掘“天下观”或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阐释的“居国、行国、海国”三位一体的文明内核，从而无法发现独属于中国本土的海洋精神体系，也无从建立独立、成熟、系统的中国海洋文学话语。
陆海统筹理论的本质是全域统筹、整体发展，这要求海洋文学走出地域局限，建立一体化的叙事视野。时代需要当下的海洋文学创作者立足中国海陆复合型文明本源，跳出单一陆地视角与单一海洋视角，以整体性视野书写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双向赋能关系，既要呈现内陆文明的稳定性、秩序性与延续性，也要凸显海洋文明开放进取的现代活力，真正呈现中华文明因陆海交融而生生不息的文明特质。并且，海洋文学创作这份事业不仅仅属于临海作家群体，内陆作家也需要重新认知河海同源的文明逻辑，挖掘内陆运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史，比如作家徐则臣书写大运河及“漕运”史的成功之作《北上》；沿海作家则需要进一步打通海岛、海岸、大陆、边疆的叙事空间，构建陆海疆一体的宏大叙事格局。
结合海陆复合型文明史观可以发现，中国海洋文学的核心特质，从来不是孤立的“海洋书写”，而是陆地、乡土与海洋空间的双向交织。林森、蔡崇达、杨怡芬、李师江分别立足海南、闽南、浙东、闽东的滨海地域，书写海岛与大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复杂关联，其文本天然内含陆海联动的叙事逻辑。四位作家虽然书写地域不同、叙事侧重不同，但共同特点是拒绝孤立写海，始终把海洋叙事锚定在内陆文化、国家疆域的整体框架之内，这种创作实践本身，就是陆海统筹文明观的文学性表达，也印证了陆海统筹理论用于海洋文本分析的天然适配性。
将陆海统筹与多位作家的创作实践互证，可以发现该理论用于当代海洋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性与合理性。当前国内海洋文学研究，多以地域、民俗、生态批评为主要视角，往往忽视其背后陆海一体的国家文明结构。引入陆海统筹视角后，则可以跳出地域局限，比如将四位作家放置在中国全域陆海格局中审视：海南、闽南、闽东、浙东都是中国海陆复合型文明的关键地域，由此海洋文学不再是零散的地方书写，而是承载国家地缘政治、海洋强国建设的整体文学形态。同时，四位作家的创作天然区别于西方海洋文学征服、扩张、殖民的霸权范式，核心都是陆海共生，而陆海统筹理论恰好有助于生成这一中国式海洋精神，摆脱西方海权理论的话语依附，构建中国本土的海洋文学批评体系。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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