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冲击下务实多元才是“韧性”之本

近月中东局势急转直下，能源价格在短时间急升急降，价格波动再次提醒亚洲地区一个早已存在、却往往被低估的事实——能源冲击已成为现实风险，而非假设情境。对高度依赖进口燃料的经济体而言，任何一条关键航道受阻，价格与供应都会迅速受到影响，触动的不只是能源市场，更直接冲击整体经济与民生稳定。

周大沧 奥雅纳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乱局之下，亚洲多地出现“煤炭回潮”的情况。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与印度均调整能源调度，容许燃煤或火电在短期内承担更大角色。这归因于煤炭存量充足、易于储存，作为应急手段确有其现实理由。不过，市场人士普遍担心应急会否演变成新常态，忧虑煤炭使用时间愈长，愈容易变得依赖高排放系统，令洁净能源转型在投资、政策与政治层面逐步失去动力。

随着碳强度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资本配置及市场准入的重要考量，能源结构本身已不再只是环保议题，而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对较为工业化的亚洲经济体而言，长期倚重高碳能源，将逐步侵蚀产业竞争力。因此，笔者不认为现时情况是在走回头路，更合理的解释是：煤炭现时被视为一种战略缓冲能源，协助各地渡过风险周期，而真正值得警惕的，其实是转型节奏放缓。

能源转型本就需要长时间投入资源，更需要持续及稳定的政策支持。地缘冲突推高能源进口成本，压缩政府与企业的可支配资源，短期内令能源转型的财务压力上升。财务压力一旦增加，洁净能源项目的资本支出往往首当其冲被延后或缩减，政策取态亦容易转趋保守，政府会优先保障供应稳定，推迟较长期的结构性投资，转型节奏因而放慢。

亚洲多数经济体现时的能源系统、基建与市场仍高度围绕石油、天然气及煤炭而设，在可见的未来仍难以迅速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这次能源冲击，令市场人士更加关注往后该如何加快推进转型洁净能源的部署及策略。

近年社会对“储能支援型再生能源”寄予厚望，希望透过太阳能、风能、水电等加快转型步伐。然而，对于土地有限且高度倚赖进口能源的地区而言，在有限土地条件及供应稳定性的现实约束下，相关技术的发展与角色仍需审慎评估。

以香港为例，政府对太阳能的政策取态一直是“积极推动”，在持续扩展应用的同时，亦审慎评估其在整体电力系统中的角色。这并非保守，而是因应本地土地条件、气候特性及用电结构所作出的合理务实判断。储能型再生能源在减排与提升电网稳定性方面确实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现实限制下，相关应用在香港目前仍在“自用化”与辅助层面，在提供长时间、稳定电力供应方面，仍然存在结构性挑战。

对香港而言，真正的能源韧性不可能建立在单一技术或路径之上，关键在于多元化组合。现时本港的发电结构以天然气为主，核能、再生能源与区域合作各有角色。放眼亚洲，核能因其低碳、稳定及供应链韧性而受到关注，中国、印度、日本及韩国均已营运核电厂。然而，核能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层面同样存在顾虑，绝非万灵丹；再生能源则应积极推动，但亦需清楚地认知其边界。因此，多元化能源组合能互补长短、对冲风险，有助建立能源韧性。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必须认清战略燃料储备与区域电网的角色分工，以免在转型路上走歪。战略储备只能作为短期缓冲手段，而非长远解决方案。它们能在危机中争取时间，却无法消除能源供应结构本身的脆弱性。以新加坡为例，约九成半电力依赖进口天然气，即使储备管理得当，在供应长期受阻下亦难以持续。

香港在“背靠祖国”的格局下，内地陆路油气管道与战略储备为本港提供一定缓冲，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本地减碳与系统升级的迫切性。要真正提升能源韧性，亚洲各地必须同时推进燃料储备、电网互联与能源多元化：储备用以应对实时风险暴露，而能源多元化投资与电网建设，则负责解决结构性问题。

然而，这类能源投资与建设，无可避免需要投入庞大的财政与私人资本。例如香港特区政府早于2021年提出在未来15至20年投放约2,400亿港元推行气候行动，而储能、电网与系统韧性升级所需资本，远非公共财政可单独承担。有见及此，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不再只是选项，而是必要条件。至于PPP能否奏效，取决于是否具备清晰规则、稳定回报机制，以及让项目真正“可投资化”的制度设计。

欧洲能源危机带来重要启示：公共政策愿景若能与私人资本诉求高效融合，可再生能源与电网投资便可快速扩张；一旦制度架构、审批机制进度迟缓，再多政策口号也无法转化为实体建设。亚洲凭借产业多元、技术成熟、供应链完备等独特优势，理应实现更快转型节奏，前提则是监管与融资制度同步配套到位。

归根究柢，当前能源冲击带来的最大考验，不在于是否调整转型方向，而在于如何在种种现实约束之下，持续稳固转型动力。我们须务实面对各项客观限制，清晰划定不同能源各自承担的功能定位，透过完善制度配套与扩大有效投资，将能源危机转化为推动低碳转型的内生动能，这才是建构长远能源韧性的核心根基。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周大沧 奥雅纳亚太区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