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棣：回忆北大历史系的三位老师和两位同学

陈绍棣 燕园故事

讲述燕园故事 留存北大记忆

回眸燕园，感慨万千，感激之情，犹如涌泉，因为师恩如海，同学情长。永远的老师，永远的同学，永远的北京大学。

作者｜陈绍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03

我曾多少次梦回燕园，徜徉于汇聚学术百川的未名湖畔，向老师问学，向同学问好。他们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脑海，挥之不去。

1959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1964年毕业，离开母校已50年。北京大学是我的学术摇篮和精神家园。我曾多少次梦回燕园，徜徉于汇聚学术百川的未名湖畔，向老师问学，向同学问好。他们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脑海，挥之不去。

忆三位老师

历史系是北京大学成立较早的系，文化底蕴深厚。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该系人才济济，名师荟萃，如翦伯赞、向达、邵循正、张政烺、周一良、齐思和、邓广铭、汪篯、杨人楩、张芝联、田余庆、苏秉琦、宿白、许大龄、商鸿逵等。他们学术造诣深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又熟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们不仅向我们传授知识，指点学术迷津，而且教我们如何处世做人。其中以下三位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张政烺先生

第一位是张政烺先生。他身材很魁伟。在大学读书时期，他就发表了两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深得学术大家郭沫若、胡适、傅斯年的赏识，是一个读书万卷、学富五车的笃实学者，有“活字典”之称。他教我们先秦史，每次上课，都手提蓝色印花布包袱，里面装满了参考书。讲到难点、疑点，还辅以手势，以便我们理解，有时着急了，就用手敲敲前额。为了利于我们记笔记，他常常把讲稿提要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他讲课注意力很集中，有时衣服沾上粉末，白花花一片，也不知晓，更不介意。课下我们不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毫无保留。他执笔编写的讲义史料丰富，实证性强，有自己的见解，有精彩之处，所以我一直保留、珍藏。后来捐献给中华书局，于2012年作为《张政烺文集》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发行。

田余庆先生

第二位是田余庆先生。他中等身材，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着闪光的才智。他为我们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抓着问题的症结，进行分析、论证，层层剥笋，逼近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令人信服。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科研水平高。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将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细致结合，阐明了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及演变，论证系统精辟，见解新颖独到，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屡获大奖，成为经典。

苏秉琦先生

第三位是苏秉琦老师，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是考古教研室主任。20世纪60年代初，59级考古专业作生产实习，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大司空村商代遗址，他去那里指导工作。在考古工地上，他两眼眯成一条缝，摸着坚硬粗糙的陶器碎片，像摸着稚子柔软细嫩的脸蛋，既专心致志，又迷醉其中，其敬业精神，令我迄今不能忘怀。陶器、瓷器，瓶瓶罐罐，器物排队，不少人都认为枯燥无味，而他却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正因为他对作为考古学基础学科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如此痴迷，又执着、大胆探索，才写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等传世之作，并培养出俞伟超、张忠培等知名考古学家。

忆两位同学

我们北京大学历史系59级共93人，分历史、考古两个专业，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优秀学生，多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勤奋朴实，一心向学。聆听诸多名家、名教授的教诲，受北京大学光荣传统的激励和优良学风的熏陶，在燕园的沃土里，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大家同窗五年，互相关心帮助，团结友爱，如同兄弟姐妹，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后，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春潮，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优秀成绩和突出贡献。虽然大家天南地北，各在一方，但还多次聚会，留下美好的记忆。限于篇幅，这里只忆两位同学。

一位是张万仓同学。他中等身材，一张朴实忠厚的脸。他是山西人，家在农村，中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原学的是历史专业，因为工作需要，改学考古专业，并担任考古班的班长。他学习刻苦，踏踏实实，决不不懂装懂。如初学考古制图，老师问他学会没有，他说没有学会；经过努力，他终于能绘制精美的彩陶图。

他毕业后留校，曾先后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和北京大学统战部部长。因户口问题，他的家属长期不能调到北京，但他长年一心一意扑到工作上，为办好历史系和北京大学的统战事业献出了全部时间和精力。退休后，组织上让他负责筹备北京大学校史展览，整理和研究北京大学校史资料。他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与李玉、王丕章等同学多次组织59级同学聚会，编辑纪念文集，尽心尽力，不辞辛劳。他像大哥哥一样关照几乎每位同学，嘘寒问暖，和蔼可亲。他还为同学排难解纷。由于以上原因，他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他是新时期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党员。

另一位是李讷同学。李讷同学和我不同班又同班。她是历史班的，我是考古班的；但又同在俄语快班上课，所以常能见到她。她那时个儿高挑，身材匀称，留短发，眉清目秀，皮肤白净。不久就听同学说她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我是从农村来的，能与伟大领袖的后代同窗读书，深感自豪、光荣。她衣着朴素，与其他女同学比没有特殊之处。她举止端庄大方，说话谦和谨慎，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架子。李讷风度娴雅，有些腼腆，不虚荣，不好名。

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和我们一样粮食定量，凭粮票吃饭。那时候北京大学的饭厅设备很简陋，连坐的凳子、椅子都没有。我亲眼看见，她在小饭厅站着吃饭，晚饭吃的菜就是腌白菜。她还践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线，曾两次同我们一起下乡，头顶炎炎烈日，脚踏蒸人的暑气，面朝黄土背朝天，帮公社收割麦子。她同我们一样，吃大锅饭，喝酸辣汤。晚上就同几个女同学一起，住老乡家。此外，她还参加了修建通往十三陵北京大学新校址铁路路基的重体力劳动。她能吃苦、爱劳动的好品质，当与毛泽东主席在家教上的率先垂范分不开。

毕业多年后，历史班的同学到她家聚会，当同学们来到她家时，她一一和同学握手，清晰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甚至知道一些人在哪里工作。听说哪位同学有突出成绩，她为之高兴。她对来访的同学欢迎，但对带礼物者不悦。

回眸燕园，感慨万千，感激之情，犹如涌泉，因为师恩如海，同学情长。永远的老师，永远的同学，永远的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