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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已持续多年,并进入减少存量债务阶段。国际经验显示,高杠杆家庭往往需要较长去杠杆周期。当前中国家庭债务水平仍较高,修复尚未完成。未来能否快速转入正常信贷需求期,取决于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完善以及分配结构改善。
一、中国家庭修复资产负债表进入第六年,修复完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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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家庭新增贷款从上年同期的11701亿元转为净减少3668亿元。这是自2021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进入漫长的下行周期以来、居民新增贷款的第六个同比减少年份,也是居民新增贷款的第二个净减少的半年。第一个净减少半年是2025年下半年,全国居民新增贷款净减少7284亿元。这意味着,从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过去的12个月里,中国家庭净减少贷款10952亿元。
中国家庭贷款新增贷款的高峰年份为疫情第一年的2020年,当年的中国家庭新增贷款规模达到历史最高纪录——8.56万亿元。从2021年开始,家庭新增贷款规模便持续下降,到2025年,新增贷款规模已经降低至微不足道的4417亿元,比高峰年份2020年减少了95%
由于惯性作用,家庭贷款余额这几年仍然保持增长,但在2025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83.28万亿元后,2026年已经历史性转为贷款余额萎缩,6月份家庭贷款余额萎缩至82.91万亿元。
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家庭修复资产负债表,已经从初期的减少新增贷款,进入减少存量贷款的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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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杠杆率来观察,疫后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明显。家庭债务与GDP的比率,即家庭杠杆率,已经自2021年达到62.2%的顶峰后开始缓慢下降。至2025年下降至60%以下的59.4%,到2026年6月,仅半年即快速下降至57.6%,比五年前下降了4.6个百分点。
二、与外国家庭资产负债表比较,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可能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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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看,中国家庭自2022年开始进入家庭负债表修复周期,似乎与2021年下半年房地产进入漫长的下行周期有关。但如果我们对比主要经济体的家庭杠杆率和家庭债务收入比指标,我们会发现,家庭债务的红线具有非常明显的规律性,家庭杠杆率和债务收入比曲线走势,也极具规律性。
虽然各国家庭收入不同,GDP中对家庭的分配比例不同,贷款利率不同,但骑牛研究所通过IMF、BIS整理的2000至2025年的家庭杠杆率和债务收入比数据,均显示虽然不同国家债务与收入条件完全不同,但家庭杠杆率和债务收入比只要触及某一阈值,便会停止继续增加,掉头回落。而且回落的周期特别漫长,中印之外的其他国家从在2010年左右触顶后,持续回落至2025年,仍未结束回落趋势。
比如美国的家庭杠杆率,在2025年左右达到91.5%的高位后,便持续回落,至2025年已经回落至68%左右。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德国和邻居日本的家庭杠杆率,均从2000年的71%持续回落,至2025年分别回落至49%和64%。
而中国居民的杠杆率自2021年超过62%后,也开始持续下降。
由于不同国家GDP中分配给家庭的收入不同,所以家庭杠杆率不同国家的“顶”似乎差距挺大。比如美国家庭杠杆率最高达到91.5%,中国最高才62.2%。
如果我们观察更能衡量家庭债务承受能力的指标——家庭债务收入比,我们就能发现,似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其家庭债务收入比都未能持续站稳140%,短暂突破140%后,都会开始进入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周期。比如美国家庭债务收入比在2005年接近140%实际为138.6%时,便开始进入漫长的回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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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国民收入中家庭占比最低,所以家庭杠杆率看上去似乎并不是特别高,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中。但从家庭债务收入比来看,我们目前则是最高的。
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家庭债务占GDP比例降至49.4%,欧元区为50.7%。欧盟称,这一指标持续下降,此前曾一度超过60%。这一趋势反映出家庭去杠杆化进程。2025年,27个欧盟国家中,只有7个家庭债务超过GDP的55%,而且它们都是北欧或西欧的高收入、低利率国家。而大多数欧盟国家目前的家庭杠杆率都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比如意大利仅35.9%,而希腊为38.0%,西班牙为42.9%,德国为49.0%。
所以即使是家庭杠杆率,我们目前59.4%的水平也是较高的水平,这一水平是超过了绝大多数欧盟国家,是欧盟平均水平的1.2倍。
而家庭债务收入比我们目前还接近140%,远高于发达国家60%-100%的水平。大约是欧盟平均水平的1.5倍。
所以,无论是目前的家庭杠杆率水平还是家庭债务收入比水平分析,或是从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时长观察,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周期,还远未结束。
三、为什么家庭杠杆率很难在60%以上的高位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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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家庭债务本身并不一定是个问题,因为适度债务能支持消费和经济增长,但过度杠杆可能放大衰退风险。
抵押贷款市场发达、通过借贷融资的高住房率或复杂的金融体系国家,通常债务比率较高。然而,过度的家庭杠杆可能会加剧经济衰退。
欧盟委员会指出,家庭借款超过GDP的55%,就会显现为宏观经济风险,因为历史上导致经济陷入信贷危机的原因是私人债务,而非公共债务。
比如2008年大金融危机始于家庭资产负债表,而非政府资产负债表。
除欧盟外,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对家庭债务占GDP比例的宏观风险都给出量化预警值,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IS(国际清算银行)和OECD(经济合作组织)等。
IMF在其年度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中多次预警,家庭债务占GDP上升在短期提振增长,但中长期会增加金融脆弱性。当家庭债务占GDP超过一定水平(先进经济体约30%以上)开始显现负面关联,未来GDP增长放缓概率上升,且银行危机风险显著增加。IMF研究强调,家庭杠杆率越高,负面效应越强。
Cecchetti等BIS工作论文则指出,家庭债务占GDP超过55%-60%时,对增长的拖累效应显现,该红线应被视为潜在风险门槛,与欧盟观点相近。
家庭债务占GDP比例是宏观杠杆指标,而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Debt-to-Income, DTI)更能直接反映家庭偿债能力,常被视为更可靠的风险衡量工具。
四、家庭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不可避免,但完成修复的时间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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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债务并非洪水猛兽,在合理范围内,居民通过贷款购买住房、教育投资、改善生活条件,本质上是对未来收入的提前配置,也是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在于可持续性。当前中国家庭部门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进程——从“加杠杆”转向“去杠杆”,这是债务达到风险阈值后的必然选择。
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是结构性调整的必然过程,修复资产负债表只有两条路:降低债务,或增加收入。然而债务降低得越快,对消费的冲击就越大——提前还贷意味着减少当期支出,去杠杆过程本身就会抑制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短期阵痛。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修复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时间长短,还取决于政策组合效率。单纯依赖债务压缩,代价较高;而通过收入端发力、社会保障托底,则能实现“软着陆”。当前,促进就业、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举措,正为这一过程注入动力。
而收入增长,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2025年仅为43.5%,显著低于6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约51.3%,也远低于发达国家60%-65%的水平。这种分配格局决定了家庭缺乏足够的收入“缓冲垫”来应对债务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和健全社保体系,是缩短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时间、推动消费复苏的根本路径。增加工资性收入、提高社保水平,不仅能直接提升偿债能力,更能修复消费信心。只有让家庭“有钱还债、敢花钱”,修复过程才不会演变成长期的经济拖累。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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