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低谷的时候，是被他亲手带出来的团队，踢出了局

1932年10月，江西宁都县一个叫小源村的地方，村子里一栋普通的民房里坐满了人，这场会议开了好几天，争论的核心只有一个：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问题。

他们翻来覆去地说毛主席的战术是“保守主义”“游击主义”，跟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对不上号。

会上吵得最凶的正是项英这些同志，周恩来和王稼祥说了几句公道话，可架不住反对的声音太大。

毛主席坐在那儿听着，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什么波澜，可心里什么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个亲手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带着红军一次次打破敌人围剿的人，会在自己一手带起来的队伍里，被剥夺了所有军事指挥权。

一个开创了中央苏区的核心人物，怎么就突然成了"孤家寡人"？在所有人都躲着他走、连物资供应都被故意刁难的日子里，他到底靠什么撑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连前线都没回，直接被安排去了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养病。

说是养病，其实就是靠边站了。

他的身体确实不好，长期的劳累加上心情郁结，疟疾反复发作，高烧的时候连床都下不来。

傅连暲医生冒着风险上山给他治病，看着他盖着打满补丁的薄被子，桌上只有一碟咸菜一碗糙米饭，眼眶都红了。

更让人寒心的是人情冷暖，以前天天有人来汇报工作的住处，现在门可罗雀。

别说来看望，有些人路过都要绕着走，生怕被牵连。

多年后他跟外宾谈起这段日子，笑着说：自己那时候就像被泡进粪坑里又捞出来的木菩萨，臭得很，不但人不上门，连鬼都不上门。

换作别人，落到这般田地，要么心灰意冷彻底躺平，要么满腹牢骚怨天尤人。

但毛主席没有。

他把那些从漳州战役中搜集来的马列著作都翻了出来，不够的就找同志借，一本一本地啃。

以前带兵打仗没时间系统读书，现在正好沉下心来。

他读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书上画满了杠杠圈圈，空白处写满了批注。

他不是死读书，是对照着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读，对照着那些吃洋面包回来的"钦差大臣"们犯的错误读。

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领导人笑他"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就偏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书读透，看看山沟里的中国革命到底该怎么走。

他还把读过的《两种策略》寄给彭德怀，在书上用铅笔写了自己的读书心得，提醒彭德怀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看问题。

那段时间，古寺里的青灯黄卷下，常常是他伏案读书的身影，常常一读就是一通宵。

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坐不住了。既然让他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就把政府工作做出个样子来。

1933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搞经济封锁，外面的盐、布、药品运不进来，里面的粮食、土特产运不出去，群众生活困难，红军的给养也成问题。

那些只会喊"进攻路线"的"左"倾领导人根本不管这些，只知道催着扩红催着打仗。

毛主席一头扎进了基层，他要看看老百姓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基层的苏维埃工作到底是怎么开展的。

1933年11月，他带着几个警卫员，先到了江西兴国的长岗乡，又到了福建上杭的才溪乡，一住就是十几天。

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是白天下地跟老百姓一起干活，晚上走家串户跟老乡拉家常，找工人、贫农、乡干部开各种座谈会。

他把这些细节一笔一笔记下来，回去后写成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给每个代表，告诉大家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是守不住，是要看你怎么干。

那些说"山沟里搞不了建设"的人，是因为他们根本没下过基层，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农村。

但埋头读书干活还是不够的，他还要让更多同志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他不跟人吵架，也不公开对抗中央的决定，只是在日常接触中，用事实说话，用道理服人。

1934年夏天，中央机关迁到了云石山，他和张闻天住在同一个古寺里。

张闻天本来是执行"左"倾路线的重要领导人，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大知识分子，但这个人正直，不搞阴谋诡计，愿意实事求是。

两个人经常在寺后的大树下乘凉聊天，从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聊到苏区老百姓的生活，从军事指挥的失误聊到革命的前途。

毛主席把自己为什么反对打阵地战、为什么要打运动战、为什么要诱敌深入的道理，结合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一点点讲给张闻天听。

张闻天看着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本来就对博古李德那一套打法有意见，听毛主席这样一分析，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了。

长征出发的时候，博古本来打算把政治局委员都分散到各个军团去，免得大家凑在一起议论军事指挥。

毛主席听说后，立刻提出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走。

王稼祥当时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了重伤，肚子里还有弹片，全程都得坐担架。

毛主席自己身体也不好，有时候也坐担架。

三个人的担架就经常走在一起，一路走一路聊。

王稼祥本来就对李德那套瞎指挥不满，过湘江的时候看着红军从8万多人打得只剩3万多人，江水都被血染红了，他心疼得直掉眼泪。

他跟毛主席说，这样下去不行，到了遵义一定要开会，把那些瞎指挥的人轰下来。

毛主席点点头，说他也赞成。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那些两年多前在宁都会议上批评毛主席的人，在血的教训面前，终于认识到了谁对谁错。

很多人都评价遵义会议是历史的重要转折，可哪有什么凭空而来的转折。

在东华山的油灯下读的每一页书，在长岗乡才溪乡跟老乡聊的每一句话，在云石山大树下跟张闻天的每一次长谈，在长征担架上跟王稼祥的每一次交流，都是在给这次转折铺路。

真正的了不起，从来不是顺境时能飞多高，而是逆境时能沉多深。

一个人在最低谷的时候怎么对待时间，往往就决定了他能从低谷里爬出来之后走多远。

毛主席在低谷中没有自怨自艾，没有拍桌子骂娘，他把那些没人搭理的日子过成了自己的学堂。读书、调查、思考，三件事做下来，等机会来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足够的东西。

当一个人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充实自己、了解实际、团结同志的时候，命运的转折，其实早就埋下伏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