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深圳,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汗水的味道。
六月的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天上,把柏油马路晒得发软,踩上去能感觉到鞋底被黏住的那种拉扯感。陈秀兰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手里攥着一张存折,站在福田区一条土路旁边,望着眼前那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发呆。
“大姐,您可要想好了,这块地虽然便宜,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周围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您买来干啥用啊?”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小伙子,叫王建国,是国土局的工作人员,今天被领导派来带这位大姐看地,心里其实挺不乐意的。大热天的,骑着自行车跑了这么远,就为了陪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看一块鸟不拉屎的荒地,他觉得这活儿纯粹是浪费时间。
陈秀兰没有立刻回答,她的目光越过那片荒草地,看向远处正在施工的几栋楼房。脚手架上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着,电焊的火花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她蹲下身子,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放在手心里捏了捏,又凑近鼻子闻了闻。
“你闻闻。”她把土递到王建国面前。
王建国愣住了,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大姐,这……”
“这土是肥的。”陈秀兰自顾自地说道,“能长出好东西来。”她拍了拍手上的土,站起身来,眼睛里闪着一种王建国看不懂的光,“小王同志,我就要这块地了,怎么交钱办手续?”
王建国张了张嘴,想再劝劝。他是本地人,知道这块地的位置在现在看来有多偏僻。福田区那时候大部分地方还都是农田和荒地,真正的市中心在罗湖那边,谁会跑到这儿来买地?但他看陈秀兰的样子,分明是铁了心的。
“大姐,您不再考虑考虑?这可是三十万啊。”王建国压低声音说,这个数字在1991年意味着什么,他太清楚了。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两三百块钱,三十万够一个家庭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
陈秀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笃定:“不考虑了,就它了。”
存折上的三十万,是她和丈夫周志国半辈子的积蓄。
说起这笔钱的来历,还得从八十年代初说起。陈秀兰和周志国都是湖南益阳人,结婚后跟着老乡一起南下来深圳讨生活。那时候深圳刚刚被划为经济特区没几年,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机会。周志国有一手泥瓦匠的好手艺,陈秀兰则跟着在工地上做饭、搬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两口子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攒了几年钱后,周志国拉了一支小施工队,开始自己承包工程。赶上了好时候,几年下来,居然攒下了三十万家底。
这笔钱在当时的深圳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陈秀兰的弟弟陈建国在银行工作,劝姐姐把钱存起来吃利息,稳妥又省心。周志国也倾向于存银行,他觉得钱放在手里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但陈秀兰不这么想,她总觉得深圳这地方还会变,还会变得更大更好,手里的钱不能光存着,得让它生根发芽。
“你疯了?”周志国听到陈秀兰说要花三十万买一块荒地的时候,手里端着的搪瓷茶缸差点掉在地上,“三十万!那是我们十年的血汗钱!你说花就花了?”
他们租住在罗湖一间逼仄的农民房里,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几乎放不下别的东西。陈秀兰坐在床沿上,看着丈夫涨红的脸,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吃什么菜:“志国,你看深圳这几年变化多大,我刚来的时候国贸大厦那片还都是水田呢,现在呢?楼都快盖到天上去了。福田那地方现在看着偏,但迟早会开发到的,到时候这块地就值钱了。”
“迟早?迟早是什么时候?十年?二十年?我们等得起吗?”周志国烦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脑袋差点撞到天花板上吊着的灯泡,“再说了,我们还有个儿子要养,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把钱全砸进去了,万一有个急用怎么办?”
提到儿子,陈秀兰的表情柔和了一下。他们的儿子周明远今年十岁了,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两口子打算等条件再好一点就把孩子接到深圳来读书。
“我就是为了明远。”陈秀兰说,“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明远不能跟我们一样。深圳在发展,以后的机会会越来越多,这块地就是给明远留的。等将来他长大了,不管是自己盖房子住还是卖了换钱,都比我们辛辛苦苦攒一辈子强。”
周志国沉默了。他知道自己老婆是个有主意的人,当年从老家来深圳就是她拍的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但那毕竟是三十万啊,不是三百块三千块,是一笔真金白银的大钱。
“你就信我这一回。”陈秀兰站起来,走到丈夫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要是亏了,我给你打一辈子工还债。”
周志国被这句话逗笑了,紧绷的脸终于松弛下来:“你本来就得给我打一辈子工,这个不算数。”
“那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周志国叹了口气,“你陈秀兰想干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买就买吧,大不了从头再来。”
就这样,陈秀兰花三十万买下了福田区的那块地,面积不算太大,将近四百平方米,位置在当时来看确实偏得可以。办好手续那天,她特意带着儿子周明远去看了一眼那块地。十岁的周明远对这块荒地毫无兴趣,只顾着追草地里的蚂蚱玩,根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着一片杂草笑得那么开心。
“妈妈,我们以后要住在这里吗?”周明远玩累了,满头大汗地跑回来。
陈秀兰蹲下来,用袖子擦掉儿子脸上的汗:“说不定呢,等以后这儿盖了大房子,我们就住最大的那一间。”
“那我要一间专门放玩具的房间!”周明远兴奋地喊。
“好,给你一间最大的。”
母子俩在夕阳下笑起来,身后那片荒地在晚霞中泛着金色的光。
买完地之后的日子并没有陈秀兰想象的那么顺利。九十年代初期,深圳的建设重点并不在福田,那块地周围始终没有什么大动静。头两年,周志国偶尔还会跟陈秀兰抱怨几句,说当初要是把钱存银行,现在光利息就有好几万了。陈秀兰每次都不吭声,默默承受着丈夫的埋怨,心里却始终憋着一股劲,她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1993年,周志国的施工队出了事。一个工人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虽然命保住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周志国作为包工头,赔了一大笔钱,几乎把家底都掏空了。那段时间是陈秀兰家最艰难的日子,周志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整个人瘦了一圈。
“要不……把地卖了吧?”周志国终于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陈秀兰摇了摇头,语气坚决得像一块铁:“不行,那块地不能动。”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周志国提高了声音,“你还抱着那块破地干什么?现在卖还能卖个二十多万,好歹能度过眼前的难关。再拖下去,万一行情不好,三十万就打了水漂了!”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陈秀兰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子一样钉在地上,“赔款的钱我出去借,你好好养着身体,施工队的事咱们慢慢想办法。但是那块地,谁也不能动。”
周志国气得摔门而出,在街上走了整整一个晚上。他实在想不通,一向精明能干的妻子怎么就在这件事上钻了牛角尖。那块地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水喝?眼下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她居然还死守着不放。
陈秀兰没有食言,她硬着头皮回了一趟老家,找亲戚朋友借钱。那一次她尝尽了人情冷暖,有人同情她愿意帮一把,也有人冷言冷语说她在深圳赚了钱就回来显摆,如今遭了难才知道回来求人。陈秀兰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借到了八万块钱,回到深圳把工人的赔偿款结清了,又拿出剩下的钱帮周志国重新张罗施工队的事。
那几年,陈秀兰过得比刚来深圳的时候还苦。她白天在一个服装厂做工,晚上回来还要给施工队的工人们做饭,一个人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周志国看在眼里,心里再埋怨也说不出口了,只能闷头干活,一点一点把施工队重新做起来。
1996年,福田区终于有了开发的动静。城市规划出来了,几条主干道开始动工,陈秀兰那块地周边的地块陆续被人买走,价格已经比她买的时候翻了一倍多。有人辗转找到陈秀兰,想出七十万买她手里的地。
七十万,比当初的三十万多出了四十万。消息传出去,亲戚朋友都劝她见好就收,赚了这么多已经够本了。周志国也动了心,他觉得这是一个翻身的好机会,有了这七十万,他可以扩大施工队的规模,接更大的工程。
“秀兰,卖了算了。”周志国那天难得地没有发火,而是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吃了多少苦,咱们把地卖了,好日子就来了。你想买啥买啥,想穿啥穿啥,我周志国绝不皱一下眉头。”
陈秀兰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碗已经凉了的白粥。她手里拿着筷子,在粥面上画着圈,好半天没说话。
“秀兰?”
“志国,你觉得深圳以后会变成什么样?”陈秀兰突然问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周志国愣了一下:“我哪知道,反正比现在好呗。”
“我告诉你,”陈秀兰放下筷子,眼睛里又出现了当年买地时的那种光,“深圳以后会变成中国最好的城市,福田会成为深圳的中心,我们那块地的位置,会变成黄金地段。现在卖七十万你觉得多,再过十年二十年,你回头看,就会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是个笑话。”
周志国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反驳的话,但看着妻子坚定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么多年了,他对陈秀兰的那股倔劲已经习惯了。当年买地的时候他拗不过她,如今她不卖,他同样拗不过。
“行吧行吧,你说了算。”周志国摆摆手,端起自己那碗粥呼噜呼噜喝了起来。
陈秀兰拒绝了七十万的报价,这个消息在亲戚圈里炸了锅。陈秀兰的母亲专门打来电话,在电话那头又急又气:“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死心眼?七十万呐!咱们老陈家祖祖辈辈谁见过这么多钱?你放着稳稳当当的日子不过,非要赌那一口气,你到底图什么?”
“妈,我不是赌气,我是看准了的事。”陈秀兰握着话筒,语气温和但坚定,“您就放心吧,女儿心里有数。”
“你有个屁的数!”老太太气得爆了粗口,“你弟弟说了,福田那边规划是出来了,但能不能发展起来还不一定呢。就算发展起来了,那也得多少年?你都多大年纪了,你还等得起吗?”
“我等得起。”陈秀兰说,“就算我等不起,我儿子也等得起。”
老太太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随你吧,我管不了你了。”
挂了电话,陈秀兰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正在施工的高楼,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她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倔脾气、不懂变通的傻女人,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错。
时间来到1998年,深圳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福田区从原来的偏远地带一跃成为开发的热土,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陈秀兰的那块地周边,已经开始出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和高端住宅区,地价在短短两年内又翻了好几倍。
周志国这回彻底服气了。有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主动给陈秀兰夹了一筷子菜,讪讪地说:“老婆,还是你有眼光。”
陈秀兰看着丈夫别扭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怎么了,周老板,这是认输了?”
“认输认输,心服口服。”周志国举起酒杯,“从今往后,家里的大事你说了算,我绝不再多嘴半句。”
陈秀兰端起杯子和丈夫碰了一下,抿了一口酒,辣得眯起了眼睛。她其实并不喝酒,但今晚破例了。
到了1999年,那块地的市值已经飙升到了五百多万,有人愿意出六百万来买。这个价格在当时的深圳,足够在最好的地段买一套豪宅还有余。儿子周明远已经十八岁了,正在读高三,成绩不错,有希望考上一所好大学。
就在一家人觉得日子终于要好起来的时候,命运的转折悄然而至。
周志国出事了。
那天是十一月份,深圳的天气终于凉快了下来。周志国在工地上检查施工进度的时候,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工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傻了眼——脑溢血。
陈秀兰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服装厂上班,她连工服都没来得及换,疯了一样地往医院跑。到了医院,周志国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走廊里站满了闻讯赶来的工友和老乡。
“嫂子,您别着急,周哥身体一向好,肯定没事的。”有人安慰她。
陈秀兰木然地站在手术室门口,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扇紧闭的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
手术做了将近六个小时。周志国的命保住了,但左半边身体失去了知觉,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医生说他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至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谁也不敢打包票。
陈秀兰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她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周志国的拖鞋还摆在床边,床头柜上放着半包没抽完的烟。她拿起那半包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她哭得很克制,没有出声,只是肩膀在微微颤抖。这些年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她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此刻她实在撑不住了。
天亮之后,陈秀兰洗了把脸,对着镜子把散乱的头发扎好,又恢复成了那个铁打一样的女人。她辞掉了服装厂的工作,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照顾周志国身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粥、煲汤,然后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医院,给周志国擦身、按摩、喂饭,陪他做康复训练,一直到晚上医院赶人了才离开。
周明远放了寒假后也天天泡在医院里,帮着母亲照顾父亲。这孩子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跟他们不算特别亲近,但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少年人的心里还是难受得像刀割一样。
“妈,你要不休息一天吧,我来照顾爸。”周明远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脸,心疼地说。
陈秀兰摇摇头:“你好好复习功课,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些事不用你操心。”
“可是……”
“没有可是。”陈秀兰的语气不容置疑,“你爸倒下了,这个家就得靠我们娘俩撑着。你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
周明远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周志国的病拖了大半年,医药费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施工队因为没人打理,接不到活,渐渐就散了。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见底了,陈秀兰不得不再次面对三年前那个选择——要不要卖地。
这次的压力比三年前更大。那时候周志国好端端的,她能硬气地拒绝所有人,但现在丈夫躺在病床上,后续的康复费用还不知道要花多少,儿子马上要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有的人都觉得,到了这个份上,陈秀兰除了卖地没有别的选择了。
周志国的妹妹周玉芬专程从老家赶来深圳,名义上是来看望哥哥,实际上是来做陈秀兰的工作。周玉芬在老家县城开了个小超市,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说话也有几分底气。
“嫂子,你就听我一句劝,把地卖了吧。”周玉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拉着陈秀兰的手说,“我知道你心里舍不得,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哥这病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你一个人扛不住的。再说那块地现在值好几百万呢,你卖了它,手里有了钱,给我哥治病也好,供明远上学也好,都不用愁了。”
陈秀兰沉默着,目光落在走廊尽头的一盆绿萝上,那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的,藤蔓一直垂到了地上。
“嫂子,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周玉芬提高了声音。
“我在听。”陈秀兰收回目光,看着小姑子焦急的脸,“玉芬,你哥的医药费我会想办法,明远的学费我也会想办法,但地不能卖。”
“你还能想什么办法?”周玉芬急了,“你已经把工作辞了,施工队也散了,你拿什么想办法?难道去卖血吗?”
“实在不行,我去给人当保姆,去扫大街,总有办法的。”陈秀兰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那块地是我和志国半辈子的心血,也是给明远留的底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动它。”
周玉芬气得脸都白了,腾地站起来:“嫂子,你别怪我说话难听,你这不叫有骨气,你这叫死脑筋!你看看你这些年,为了那块地吃了多少苦?当初买的时候跟我哥吵架,后来赔钱的时候又跟亲戚借钱,现在家里都这样了你还不肯放手,你到底是被那块地迷了心窍还是怎么的?”
“你就当我是被迷了心窍吧。”陈秀兰说这话的时候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仿佛周玉芬说的那些话根本伤不到她分毫。
周玉芬被她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气得够呛,转身走了,走到走廊拐角处还回头丢下一句话:“嫂子,我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吧!”
陈秀兰在医院走廊里坐了很久,久到护士过来问她需不需要帮忙。她摆摆手站起身来,走回病房,看到周志国正睁着眼睛看着她。周志国虽然说话不利索了,但脑子是清醒的,他显然听到了外面的争吵。
“秀兰……”周志国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
陈秀兰走过去,用毛巾轻轻擦掉他嘴角的口水,柔声说:“没事,你好好养病,家里的事有我呢。”
周志国费力地抬起右手,抓住了陈秀兰的手腕。他的手因为长期卧床变得苍白而瘦削,但抓得却很用力,像是要把什么重要的东西传递过去。
“卖……卖了吧。”周志国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句话说完整,眼泪顺着眼角淌了下来,“别……别苦了。”
陈秀兰俯下身子,把脸贴在丈夫的手背上,轻声说:“志国,你信我。就像当年买地的时候你信我一样,这回你也信我。我不会让这个家垮掉的,那块地更不能卖。你要好起来,等你好起来了,咱们一起去看看那片地上盖起了什么样的高楼,好不好?”
周志国闭上眼睛,眼泪流得更凶了。他没有再说话,但抓着陈秀兰的那只手,始终没有松开。
从那天起,陈秀兰真的开始到处找活干。她给人家当钟点工,一天跑三四家,拖地、洗衣服、做饭,什么活都接。她手脚麻利做事仔细,雇主们都很满意,慢慢地有了固定的客户。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千块钱,加上周志国之前留下的一点积蓄,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和医药费。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陈秀兰把每一分钱都算计得清清楚楚。周志国的药不能断,康复训练不能停,儿子周明远的学习资料不能省,至于她自己,能省则省,身上的衣服还是几年前买的,吃饭也是最简单的馒头咸菜对付一下。
2000年夏天,周明远高考成绩出来了,考上了中山大学。这个消息让陈秀兰几个月来头一回露出了真正的笑容。她拿着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像是怎么也看不够似的。
“妈,咱家的钱够不够交学费?”周明远小心翼翼地问。他知道家里的情况,已经做好了实在不行就出去打工的准备。
“够,怎么不够?”陈秀兰把通知书小心地放回信封里,“你只管好好上学,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周明远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再多问。他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了,这个女人说出来的话,就一定会做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送周明远去广州上学那天,陈秀兰把儿子送到火车站,往他手里塞了一个信封。
“这是一万块钱,你先拿着用。不够了给妈打电话,妈再给你寄。”
周明远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是母亲给人洗衣做饭拖地板一分一分攒出来的。他低下头,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红了的眼眶。
“妈,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周明远的声音有些沙哑。
“知道了,你比你爸还啰嗦。”陈秀兰笑着推了他一把,“快走吧,火车要开了。”
周明远转身走进检票口,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陈秀兰站在人群中,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但腰板挺得笔直,像一棵在风里怎么吹都不会倒的树。
周明远狠狠心转过头,大步走进了站台。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读书,早点毕业,早点赚钱,让母亲不再那么辛苦。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周明远大学还没毕业,又出事了。
2002年冬天,周志国二次脑溢血,这次没能救回来。
陈秀兰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一个雇主家里拖地,她听完电话,把拖把靠在墙上,解下围裙叠好放在一边,平静地跟雇主说:“家里有点急事,今天的活先做到这里,明天我补回来。”然后她走出门,在楼道里扶着墙,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却一滴眼泪都没掉。
她从老家接来了周志国的母亲,把老人家安顿好,然后开始操办后事。整个过程她处理得有条不紊,该通知的人通知到了,该办的手续办好了,该走的流程一个不落。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看到陈秀兰镇定的样子,都在背后议论,说这个女人心真硬,丈夫死了都不见她掉一滴眼泪。
周玉芬又来了,这次她没有提卖地的事,只是在帮忙收拾周志国遗物的时候,从一个旧皮夹里翻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候的陈秀兰和周志国,站在深圳火车站前,两个人都穿着土气的衣服,但笑得特别灿烂。照片背面写着几个字——“深圳,1982年,我们来了。”
周玉芬把照片递给陈秀兰,陈秀兰接过来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她把照片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地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轻轻拍了拍。
“嫂子,你……”周玉芬欲言又止。
“我没事。”陈秀兰站起身来,“我去给明远打个电话。”
周明远接到电话后连夜从广州赶了回来。他冲进家门的时候,看到母亲正坐在父亲的遗像前,面前摆着一杯茶,像是两个人在面对面说话一样。
“妈。”周明远走过去,跪在陈秀兰身边。
陈秀兰转过头看着儿子,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回来了?去看看你爸吧。”
周明远对着父亲的遗像磕了三个头,然后抱住母亲放声大哭。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陈秀兰搂着儿子,轻轻拍着他的背,就像小时候哄他睡觉那样,嘴里一遍一遍地说着“没事,有妈在”。
周志国下葬那天,陈秀兰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站在墓前看着墓碑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周志国还是生病前的样子,笑得憨厚老实。亲戚们依次上前鞠躬献花,轮到陈秀兰的时候,她走过去,把手里的花放在墓碑前,然后弯下腰,对着照片轻轻说了一句话。
声音太小,谁也没听清她说了什么。只有站在她身边的周明远隐约听到了几个字——“地还在,你放心。”
周志国去世后,家里的负担轻了一些,至少不用再付昂贵的医药费了,但陈秀兰心里却空了一大块。她开始更加拼命地工作,一天跑四五家,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机会。人只有在忙碌的时候才不会胡思乱想,这是她这些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周明远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广州工作,进了一家还不错的公司,每个月的工资除了自己花销之外,多少能寄一些回来。他劝母亲不要再做钟点工了,该享享清福了,但陈秀兰不听,她说人闲着会生病的,必须得有事做。
2005年,周明远在广州谈了个女朋友,叫林晓月,是个广州本地的姑娘,在一家外企做行政。两个人感情很好,谈了两年就准备结婚了。林晓月的父母都是体面人,对周明远这个小伙子还算满意,但一听说他家里的情况,就有些犹豫了。
“明远家是外地的,家里条件一般,父亲也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在深圳打工。”林晓月的母亲在饭桌上跟女儿分析,“我不是嫌贫爱富啊,但你嫁过去肯定要吃苦的,这个你要想清楚。”
林晓月说:“妈,明远人好,又有上进心,我相信他以后会有出息的。再说他妈妈我也见过,是个很能干的人,不是那种需要儿子儿媳养着的老人。”
林母哼了一声:“能干?在深圳当保姆能有多能干?”
这话传到周明远耳朵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没有跟母亲说。他知道陈秀兰要是知道了,心里肯定不好受。他只是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未来的岳父岳母看到自己的诚意和能力。
2007年春节,周明远带着林晓月回深圳见母亲。这是林晓月第二次见陈秀兰,上一次是在广州匆匆见了一面,这次是要正式谈婚论嫁了。
陈秀兰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把租住的房子从里到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去菜市场买了最好的菜,准备做一桌拿手好菜招待未来儿媳妇。
周明远和林晓月到家的时候,陈秀兰正在厨房里忙碌。林晓月进门后四下打量了一下这间不到四十平米的小房子,家具陈旧但收拾得整整齐齐,窗台上养着几盆绿植,墙上挂着周明远从小到大的奖状,虽然简陋却处处透着温馨。
“阿姨,您别忙了,我来帮您吧。”林晓月走进厨房,挽起袖子就要帮忙。
“不用不用,你坐着就行,马上就好。”陈秀兰笑着把林晓月推出厨房,“明远,你陪晓月说说话。”
饭桌上,陈秀兰不停地给林晓月夹菜,嘴上却不多问什么。她不是那种喜欢盘问儿媳妇的婆婆,她相信儿子的眼光,也觉得年轻人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做主。
吃到一半的时候,林晓月接了个电话,是她母亲打来的。林晓月走到阳台上接电话,说了几句之后声音突然激动起来,虽然刻意压低了声音,但屋子太小,陈秀兰和周明远还是听到了几句。
“妈,我都说了我不在乎那些……我知道他家条件不好,但我不在乎……什么叫我太天真了?我就是喜欢他怎么了?”
周明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筷子放在碗上,饭也吃不下去了。陈秀兰看着儿子的表情,心里明白了几分,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给儿子碗里又夹了一块红烧肉。
林晓月挂了电话回到饭桌上,眼圈微微发红,但还是挤出笑容说:“没什么事,我妈就是瞎操心。”
那顿饭吃完后,陈秀兰把林晓月叫到自己房间里,关上了门。
“晓月,阿姨跟你说几句话,你别嫌阿姨啰嗦。”陈秀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一叠发黄的证件和文件。她从中抽出一张,递到林晓月面前。
林晓月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土地证,上面写着陈秀兰的名字,地址在深圳市福田区。她不太懂这个,抬头疑惑地看着陈秀兰。
“阿姨,这是……”
“这是明远他爸和我在91年买的一块地。”陈秀兰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之类的事情,“当时花了三十万,家里所有人都反对,觉得我疯了。后来明远他爸生病,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所有人又都劝我卖掉,我还是没卖。”
林晓月愣住了,她虽然对房地产不太了解,但福田区是深圳的核心区域这一点她还是知道的。她低头仔细看了看那份土地证上的地址,脑子里飞快地估算了一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阿姨,这块地现在得值多少钱啊?”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前些年有人出过价,我没打听。”陈秀兰把土地证重新放回铁盒子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在你面前显摆什么。我只想让你知道,明远不是一无所有的穷小子,他妈妈给他留了底子。你要是真心喜欢他,就别管别人怎么说,安安心心地跟他过日子。钱财这些身外之物,说到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心在一起。”
林晓月的眼眶又红了,这次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感动。她握住陈秀兰粗糙的手,说:“阿姨,您放心,我从来没有因为明远的家庭条件动摇过。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跟他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今天见了您,我更坚定了,有您这样的妈妈,明远一定不会差。”
陈秀兰拍了拍林晓月的手,眼睛有些湿润,但她很快眨了眨眼,把眼泪逼了回去。
2007年秋天,周明远和林晓月结婚了。婚礼在广州办得不大不小,林晓月的父母虽然一开始有些意见,但后来听女儿说了那块地的事,态度明显缓和了不少。倒不是他们势利,而是看到了陈秀兰这个当妈的为儿子留的这份心,心里多少有些触动。
婚后,周明远和林晓月小两口的日子过得不错。两人都有稳定的工作,加上林晓月家里帮衬了一些,在广州按揭了一套小两居,虽然每个月要还贷款,但还应付得过来。陈秀兰依然在深圳做她的钟点工,周明远劝了好几次让她搬来广州一起住,她都不肯。
“我在深圳住惯了,去了广州人生地不熟的,反而难受。”陈秀兰总是用这句话搪塞过去。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儿子刚结婚,小两口需要自己的空间,她一个老太婆住进去,时间长了肯定会有矛盾。与其到时候闹得不愉快,不如一开始就保持距离。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陈秀兰的头发从花白变成了全白,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但她的腰板始终挺得笔直,走起路来依然风风火火的。她的雇主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每一个提起陈阿姨都竖大拇指,说她干活细致又不多事,是难得的好帮手。
2010年,深圳的房价已经开始疯涨,福田区作为中心城区,地价更是高得令人咋舌。陈秀兰那块地所在的位置,周边已经建起了高端商场和甲级写字楼,成为了深圳最繁华的地段之一。曾经有人辗转找到陈秀兰,开价五千万想买那块地,陈秀兰连面都没见,直接让人带了句话回去:“地不卖,别再来了。”
带话的人大概觉得这老太太是疯了,五千万都不卖,她是想留着那块地下金蛋吗?
其实陈秀兰心里有自己的盘算。她觉得时机还没到,深圳还在发展,福田的地价还会涨。但更重要的是,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那个念头从1991年买下那块地的时候就有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从来没有动摇过。
她想在那块地上盖一栋楼。
不是卖掉换钱,而是自己盖。盖一栋属于自己的楼,一家人住在一起,不用再看房东的脸色,不用再搬来搬去,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这个念头支撑着她熬过了最艰难的那些年。每当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她就想想那栋还不存在的楼,想想儿子一家住在里面的样子,浑身上下就又有了力气。
2015年,周明远和林晓月有了孩子,是个女孩,取名周念,小名念念。陈秀兰当了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破天荒地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专门跑到广州去看孙女。她抱着那个粉嫩嫩的小生命,忽然觉得这些年吃过的所有苦都值了。
“奶奶。”念念学会说话后,每次看到陈秀兰都会奶声奶气地喊,然后张着两只小手扑过来。陈秀兰抱起孙女,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那笑容比任何时候都灿烂。
林晓月在一旁看着,心里既感动又有些心疼。她知道婆婆这些年的不容易,也劝过很多次让她搬过来一起住,但每次都被婉拒了。
“妈,您一个人在深圳我们不放心,念念也想您,您就搬过来吧。”林晓月抱着念念,再一次提出这个话题。
陈秀兰看着儿媳妇真诚的眼神,犹豫了一下,终于说了实话:“晓月,不是妈不愿意跟你们住,是妈在深圳还有事没做完。”
“什么事啊?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做什么事?”
陈秀兰想了想,决定把心里的计划说出来:“妈想在那块地上盖一栋楼。”
林晓月愣住了,她没想到婆婆心里居然藏着一个这么大的计划:“盖楼?那得多少钱啊?”
“我这些年攒了一些,但肯定不够。”陈秀兰说,“我在想,要么把地卖掉一部分,用卖地的钱来盖剩下的。具体怎么弄我还没想好,但这个事不做完,我这辈子都不踏实。”
林晓月沉默了。她知道婆婆的性子,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没有再劝,只是说了一句:“妈,有什么需要我和明远帮忙的,您一定要说。”
陈秀兰笑着点了点头。
2018年,陈秀兰终于开始行动了。她找到了当年帮她办土地手续的王建国,三十年前那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了,在规划部门做到了处长。王建国看到陈秀兰的时候愣了好半天才认出来,感慨万千。
“大姐,当年那块地您还留着呐?”王建国给陈秀兰倒了杯茶,语气里满是敬佩,“您这眼光,真是没谁了。当年三十万买的,现在至少值一个多亿。福田这块地,多少人眼红啊。”
陈秀兰笑了笑:“王处长,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问这块地能不能盖楼。”
王建国翻了翻规划资料,点了点头:“可以,您那块地的规划性质可以建住宅,容积率也还可以,盖一栋小高层没问题。不过大姐,现在盖楼的成本可不低啊,您那块地虽然大,但真要自己开发的话,投入不小。”
陈秀兰详细问了规划条件、建设成本、审批流程这些细节,心里大概有了个底。她谢过王建国,拿着资料回家开始盘算。
那块地将近四百平米,按照当时的规划条件,可以盖一栋七层的小楼,总建筑面积将近三千平米。按照当时的建设成本来算,全部盖下来大概需要一千多万。她这些年的积蓄加上收的租金,大概有个两三百万的样子,缺口还很大。
陈秀兰想了很久,最终决定找儿子商量。
周明远听到母亲的计划后,第一反应是反对:“妈,您都六十五了,折腾这个干什么?那块地放在那里又不碍事,等以后升值了直接卖掉不就行了吗?您拿着钱想怎么花怎么花,何必费这个劲去盖楼呢?”
“卖掉然后呢?”陈秀兰反问,“拿着钱能干什么?买房子?我不就是想盖自己的房子吗?”
“那不一样。”周明远试图说服母亲,“您把地卖了,能卖一个多亿,然后您想在哪买房子不行?比您自己盖划算多了。再说了,您自己盖楼多麻烦啊,跑审批、找施工队、盯工地,这些事年轻人干都费劲,您这么大年纪了能吃得消吗?”
陈秀兰不说话了,只是看着儿子,眼神里有一种周明远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周明远被母亲看得有些发毛:“妈,您别这么看着我,我说的是实话。”
“明远,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非要买那块地吗?”陈秀兰忽然问道。
周明远愣了一下,这他还真没仔细想过。从他记事起,那块地就一直存在于家里的谈话中,母亲为了它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委屈,但他从来没有问过母亲为什么要买它。
“当时我们都觉得您是想投资赚钱。”周明远老实回答。
陈秀兰摇了摇头,目光望向窗外,像是穿透了时光看到了很远的地方:“赚钱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想在深圳扎下根来。”
她转过头看着儿子,语气变得柔软而坚定:“我和你爸当年从湖南来深圳,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我们在工地上搬砖、和泥、做饭,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就是为了能在这个城市站住脚。可是不管你赚多少钱,只要没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总觉得是漂着的,随时都可能被风吹走。”
“买了那块地以后,我才觉得踏实了。不管日子多难多苦,只要想到脚下有一块自己的地,我就觉得这个城市没有抛弃我,我在这里扎了根。”陈秀兰的声音微微颤抖,但依然平稳,“这些年不管多难我都不肯卖,就是因为这个。卖了,根就断了。”
“所以你想在那块地上盖房子,是想把这个根留住?”周明远终于理解了母亲的执念。
“对。”陈秀兰说,“我答应过你爸,要让他在那片地上看到高楼。他活着的时候没等到,但我答应他的事一定要做到。等楼盖好了,我把你爸的遗像挂进去,让他看看,他老婆没有食言。”
周明远沉默了良久,然后站起身来说:“妈,我帮你。”
从那天起,周明远开始着手帮母亲办理各种审批手续。他平时在广州上班,周末就开车回深圳跑各个部门。林晓月知道了婆婆的计划后不但没有反对,还主动提出可以用他们广州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帮婆婆凑建设资金。
“妈这辈子就这一个心愿,咱们做儿女的应该支持。”林晓月跟周明远说,“再说了,她也不是乱花钱,那栋楼盖好了就是实实在在的资产,怎么算都不亏。”
周明远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心里庆幸自己娶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媳妇。
2020年春天,所有的审批手续都办齐了,施工队也找好了。开工那天,陈秀兰特意穿了一件新衣服,站在那片已经荒了将近三十年的土地上,心里百感交集。
当年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已经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周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只有她这块地用围墙圈着,像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但现在,这个角落也要苏醒了。
随着施工队长一声令下,挖掘机轰隆隆地开了进来,第一铲土被挖了起来。陈秀兰站在一旁,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在场的工人都不理解,这个老太太为什么看着挖土机哭了,他们不知道,为了这一铲土,她等了整整二十九年。
施工的过程比预期的要顺利。周明远请了一个月的假,专门在深圳盯着工地。他怕母亲太操心身体吃不消,让她安心在家等着就好。但陈秀兰根本坐不住,每天都要到工地上转一圈,看看工程进展到哪一步了。她跟工人们很快就混熟了,每天给他们送水送饭,工人们都叫她陈姨,夸她做的饭好吃。
工程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旁边一栋商业楼的主人找上门来,说陈秀兰他们盖楼影响了他们的采光和通风,要求停工整改。周明远拿出规划审批文件跟对方交涉,对方根本不看,只是反复强调要找律师打官司。
陈秀兰听说后,没有慌张,而是亲自去找了那个商业楼的负责人。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李,西装革履的,一看就是生意场上的精明人。
“李老板,您说我们盖楼影响了您的采光,那我问问您,您这栋楼是什么时候盖的?”陈秀兰坐在李老板的办公室里,不卑不亢地问。
“2008年,怎么了?”
“那您盖楼的时候,我这块地还是一片荒地呢。您当时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以后旁边会盖楼?”陈秀兰语气平和但逻辑清晰,“再说了,我们的规划是规规矩矩批下来的,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不存在违规建设的问题。您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走法律途径,我们奉陪到底。”
李老板被这老太太的气势镇住了。他原本以为一个老太太好糊弄,吓唬几句就能让对方妥协,没想到这老太太说话有理有据,一点都不怯场。
“陈女士,我不是那个意思……”李老板的语气软了下来。
“我知道您是什么意思。”陈秀兰打断了他,“但我这块地放了快三十年了,好不容易要盖楼了,谁也拦不住我。您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等楼盖好了我请您来喝茶,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犯不着为这点事闹得不愉快。”
李老板被说得哑口无言,最后只好讪讪地说了句“再看吧”,把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周明远知道后对母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妈,您这谈判水平比我们公司那些做商务的还厉害。”
陈秀兰白了儿子一眼:“你妈我这些年什么人没见过?这点小场面算什么。”
2021年秋天,大楼终于封顶了。那天陈秀兰站在楼下,仰头看着七层高的灰色建筑,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这栋楼从外观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小高层,灰白色的外墙,方方正正的造型。但在陈秀兰眼里,这栋楼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建筑都要漂亮。因为它的一砖一瓦都是她用半辈子的坚持换来的。
楼里一共有二十几套房子,大部分是小户型的公寓。陈秀兰没有全部卖掉,而是只卖了一小部分回笼资金,剩下的打算留着收租。她把最好的那一套留给了自己,在七楼,视野最好,能看到深圳湾的海。
装修完搬进去那天,陈秀兰把周志国的遗像端端正正地挂在了客厅的墙上。她点了三炷香,对着遗像深深鞠了三个躬。
“志国,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咱们当年花三十万买的那块地。”陈秀兰对着照片说,声音轻轻的,像是在跟老周唠家常,“现在它变成了一栋楼,七层高,我们的儿子儿媳都来了,念念也来了。你要是还在该多好,咱们一家人齐齐整整的,住在自己的楼里,多好。”
照片里的周志国憨厚地笑着,像是在回应她。
楼下传来了念念的笑声,小丫头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对这套新房子充满了好奇。林晓月追在后面喊“慢点跑别摔着”,周明远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海,不知道在想什么。
陈秀兰擦了擦眼角,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家人都在,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妈,您这套房子真不错,视野太好了。”周明远回过头来说。
“喜欢就常回来住,给你们留了一间房。”陈秀兰说。
念念跑过来抱住陈秀兰的腿,仰着小脸说:“奶奶,我要住在这里,这里好漂亮!”
陈秀兰弯腰把孙女抱起来,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好,念念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2023年的一天,陈秀兰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王建国打来的。王建国已经退休了,但他一直关注着陈秀兰那块地的情况。
“大姐,您知道现在您这栋楼值多少钱吗?”王建国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兴奋。
“多少?”
“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您这栋楼保守估计也值将近两个亿。”
陈秀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想起三十二年前那个炎热的下午,她站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抓起一把泥土闻了闻,说要买下它。那时候的三十万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她疯了,如今那两个亿的数字从电话那头传来,她却只是淡淡一笑,像是听到了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大姐,您不激动吗?两个亿啊!”王建国在电话那头说。
“激动啥?”陈秀兰平静地说,“钱够用就行,多了也就是个数字。我当年买地不是为了等它升值,是为了给自己留个根。如今根扎下了,楼盖起来了,一家人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挂了电话,陈秀兰走到阳台上,七月的深圳热气蒸腾,高楼大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看着这座她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城市,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她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的变化。而她自己也从一个两手空空的打工妹,变成了拥有整栋楼的主人。
但她知道,真正珍贵的不是这栋楼值多少钱,而是这三十多年来她为之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那些在工地上流过的汗水,那些在医院走廊里熬过的夜晚,那些被人嘲笑被人误解的时刻,那些咬着牙硬撑过来的日子——这些才是真正属于她的财富。
楼下传来了念念的声音:“奶奶,下来玩!”
陈秀兰低头看去,念念正站在楼下的花园里冲她挥手,旁边站着周明远和林晓月。今天是周末,儿子一家过来陪她吃饭。
“来了来了!”陈秀兰笑着应了一声,转身往回走。
路过客厅的时候,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墙上周志国的照片。
“老周,你看到了吗?”她在心里默默地说,“咱们的根,扎住了。”
照片里的周志国依然憨厚地笑着,和从前一样。窗外深圳的阳光正好,把整个客厅照得亮亮堂堂的。那金色的光芒铺满了每一个角落,就像三十二年前那个黄昏,她带着儿子站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晚霞一样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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