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著名国学专家段俊平：王道与霸道 儒家智慧在现代管理中的辩证应用
人们在谈论企业家的领导艺术时，常提及“王道”与“霸道”。这两个概念自古便是中国治理中的重要手段。“王道”以道德感化为核心，建立在以德服人的基础上；“霸道”则以权力行使为特征，依托于以力服人的逻辑。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的“王道”与秦始皇的“霸道”都曾带来一时的社会繁荣与稳定，但长期来看，单一的模式均难以为继。历史证明，唯有辩证地处理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组织或社会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论述，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有精辟之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仅靠政令和刑罚来管理民众，人们只会设法逃避惩罚，即便不违法也缺乏羞耻心；而用道德和礼制来教化引导，民众则会心生羞耻，从而主动遵守规范。由此可见，以力服人的“霸道”虽能暂时震慑成员，却难以激发内在的自律；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最终感化成员，实现自觉守规，达成管理的根本目标。
中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卓越的管理思想家，其哲学理念与西方后世的理论多有契合。重拾这些传统智慧，我们能深切感知中国式管理的精髓与魅力。
现代西方管理学对“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多有探讨。在西方，许多制度因宗教契约精神而被普遍接受和执行。而在中国，制度必须体现合理性，否则再强硬也难以推行。例如，中国神话中的玉皇大帝的天条，因不合理而被孙悟空在民众叫好声中砸得粉碎。“法不责众”的古语也反映出，在“情、理、法”并重的文化氛围中，“王道”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而“霸道”应建立在“王道”基础之上。若“霸道”背离以德服人的理念，即便执政者再强硬，制度也难以贯彻，甚至引发反抗，导致组织混乱。
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正是“王道”与“霸道”辩证关系的经典例证。诸葛亮以“霸道”七次擒获孟获，又六次以“王道”释放，最终使南夷地区真心归顺，实现了长治久安。由此可见，没有“霸道”不行，仅靠“霸道”也不行。“王道”是管理的至高境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内核正是“王道”；而合理的“霸道”也必须以“王道”为根基，方能发挥效用。
就现代管理而言，“王道”对应文化管理，“霸道”对应制度管理。企业既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也要有契合自身特点的优秀文化。在规范员工行为的同时，应留出自由发挥的空间，形成以德服人、以人为本的氛围，使员工自觉地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各司其职。这是制度得以贯彻的前提和保障。“王道”带来员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协同的终极目标；合理的“霸道”则是服务于“王道”的管理手段，没有它，组织将陷入无序。
当代中国企业，“霸道”式的制度建设已非最大难题，真正的挑战在于：制度建立后，如何用人性的道德力量去推动执行与遵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王道”管理模式恰好能回应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教会员工如何做人——懂得了做人，才会主动遵守“霸道”制度，否则制度永远只是纸上谈兵。
处理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是企业管理的关钥。管理者若能掌握并合理运用二者的辩证法，便抓住了管理的本质：以“霸道”规范行为，以“王道”内化认知，最终迈向“无为而治”的管理最高境界。
段俊平先生在北京大学斯坦福学术交流中心做主题演讲
段俊平 著名国学专家、著名书法家、知名管理学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硕士、京麓书院创始人、民建中央文化委委员、民建北京海淀文化委主任、曾被评为“中国百名最有影响力专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创新，倡导将东方管理智慧与现代管理科学相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管理”新儒学应用理论，深受学术界与企业界的高度认可。在国内外300多种学术期刊和杂志发表数百篇论文，其中多篇文章被选为议论文范文，入选中小学选修课本及中考试题。著作《企业幸福力》、《传承的力量》、《大道行简》、《中国管理往事》、《从卓越到中庸》等中国化管理专著，多次成为年度畅销管理类图书，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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