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警察厅前任总监保罗·康登在卧底警察调查听证会上承认,卧底警员对斯蒂芬·劳伦斯家人的监视带有制度性种族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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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康登执掌伦敦警察厅期间,一个颇具争议的卧底部门曾监视劳伦斯一家。当时,劳伦斯家人正试图推动苏格兰场对这起带有种族主义动机的谋杀案展开应有的调查。这些警员还将劳伦斯父母多琳和内维尔分居的信息上报给上级。
康登周二作证时表示,对劳伦斯一家及其维权行动的秘密监控“完全符合制度性种族主义的特征”。他表示,警方未能彻底调查1993年的这起谋杀案,是他必须处理的最大、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并对英国最大警察机构的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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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一卧底部门时,康登还说,数十年来,伦敦警察厅一直未能有效管控特别示威小组,这个部门实施了“骇人听闻”的侵害行为。
他说,特别示威小组在40年间监视了数以万计的政治活动人士,该部门的违法失当行为令他震惊。他告诉调查委员会,确实存在“做了坏事的失控警员”,但更大的责任在于伦敦警察厅在制度层面未能对该部门进行严格监督。他说,卧底警员每天都被要求把“撒谎、欺骗、蒙蔽”当作生活方式,但伦敦警察厅本应意识到,如果缺乏严格规则,这类秘密工作“可能使人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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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登在结束警察生涯后进入上议院。他是这项长期公开调查中出庭作证的最高级别警官。调查由已退休法官约翰·米廷爵士主持。这项调查是在《卫报》披露特别示威小组曾于20世纪90年代监视劳伦斯一家及其支持者后设立的。
米廷正在审查卧底警员广泛存在的失当行为,包括:在失去亲人的父母为亲属寻求正义、或为揭露警方失职而奔走时对其进行监视;长期欺骗女性与其建立亲密关系,甚至生育子女;盗用已故儿童身份;以及在法庭上作伪证。特别示威小组的卧底警员在1968年至2008年间主要渗透左翼团体,使用虚假身份执行任务,通常每次部署持续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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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证一开始,康登表示,他希望“亲自向几十年来因特别示威小组警员行为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人道歉。我对这项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的许多事情感到震惊,并真诚地向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每一个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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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特别示威小组中“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严重问题”,一些个别警员的行为“令人震惊”。他还说:“同样,更大的责任在于数十年来整个伦敦警察厅。因为这些警员每天都被要求在工作中把撒谎、欺骗和蒙蔽当作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被要求去做的事。”
“伦敦警察厅本应意识到,如果没有边界、没有伦理指引,在那样的环境下,这项工作可能使人堕落,即便是道德感很强的人,也可能屈从于更低级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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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登表示,在1993年至2000年担任伦敦警察厅总监期间,他对这些侵害行为一无所知。他说,如果认为作为伦敦警察厅负责人,他会了解这样一个规模不大且高度隐秘部门的日常运作,这是“不现实的”。
康登说,他“从未在任何时候指示、鼓励、授权、默许,或知晓”针对劳伦斯一家及其支持者的任何监视行动。调查委员会首席律师戴维·巴尔问他,是否接受这类监视是制度性种族主义的一种“体现”,康登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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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麦克弗森爵士就这起谋杀案所作的调查在1999年指出,伦敦警察厅内部存在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是导致劳伦斯案凶手逃脱法律制裁的原因之一。警方领导层当时接受了这一结论,随后又声称,警队已经完成改革,这一问题已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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