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的故乡，是贵州凯里苗岭群山深处的铜鼓村。世居于此的儿女，天生能歌善舞，一双巧手更是灵秀：能在素布上绣出漫山繁花，在红纸上剪出吉祥纹样，还能把对生活的满心欢喜描在画纸上。
就这样，一群扛着锄头、拿惯镰刀、没受过专业训练的庄稼人，凭着手里的画笔，让铜鼓村成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这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艺术，也给乡亲们添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从2016年开始，铜鼓村的农民画陆续走进景区、博物馆，为村民增收打开更多门路。
幼时，我跟着长辈坐在寨中廊下，看他们取眼前风物入画，顺着心底的意趣挥洒。可这些年，不少年轻人选择放下手里的画笔，走出大山，铜鼓村农民画一度面临人才断档的危机。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19年，我从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毕业，去了贵阳一所职校当美术老师，但回乡传承农民画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去年6月，我决定辞职回村。在老一辈画师支持下，我们成立铜鼓村农民画研究会，由我牵头负责，从三件事做起：
第一件事，摸清村里画师底数。全村还坚持创作的画师不足40人，最年轻的也有40岁。面对人才传承的急迫需求，我们把希望放在孩子身上，推动农民画进课堂。
第二件事，给老艺术改一改“模样”。过去的农民画，一幅有一张桌子大小，创作周期长，用途相对单一，装裱和运输成本高。我们鼓励大家多创作不同尺寸、不同主题的作品。小到巴掌大的速写，大到整幅的长卷，给后续开发市场、做二次加工留出充足空间。
第三件事，把农民画做成文创产品，打开新销路。过去铜鼓村只卖整幅原画，我在不少外地景区发现，融入本土元素的文创产品颇受游客欢迎。我们跟第三方企业合作，在凯里下司景区开起农民画文创店，售有抱枕、明信片、冰箱贴等10多种产品。
农民画的保护与传承，不是一件容易事。看着一幅幅画稿里，阿妹的银饰闪成一片星海，稻田的泥水晕染出山峦的肌理，斗牛的喘息声仿佛穿透纸面，我真诚地希望，铜鼓村农民画这朵从苗岭土地里长出来的艺术之花，会开得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苏滨采访整理)
原刊于《人民日报》(2026年07月22日 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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