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至今朝战被俘韩军返韩共81人仅10人在世

2022年5月，首尔，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在就职典礼上邀请归国韩军战俘到场，这个安排看似礼仪性的细节，实际上把一段拖了近70年的旧案重新摆上了台面。

这件事之所以刺眼，不只是因为战俘年事已高，更因为他们并非战后不久就陆续回家，而是许多人在1953年停战后长期滞留朝鲜，直到1994年以后才开始零星返韩。时间拖得太久，久到不少人回国时已经是白发老人，久到他们的身份、家庭、财产乃至名誉，都被战争和分裂一层层改写过。

朝鲜战争留下的难题很多，停战线、离散家属、失踪人员，哪一项都不轻。战俘问题却尤其复杂。因为它既牵涉国际法，也牵涉战后两韩长期对立形成的政治现实。按常理，战俘应在停战安排中得到处理；可现实是，一批韩国军人并未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后回到南方，而是继续留在北方生活、劳动，甚至被迫以别的身份存在。

如果只把他们看成战争中的“失踪者”，事情会被说得太轻。若只把他们看成“归国者”，又会把中间那几十年的经历抹平。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批人先是军人，后是俘虏，再后来被迫成为劳动力、矿工、农场劳动者，部分人还在朝鲜结婚生子。身份一变再变，谁来认定，谁来负责，始终是绕不开的坎。

韩国社会对这件事并不是一直高声讨论。相当长时间里，官方态度偏于谨慎，民间知道的人也不算多。直到1994年赵昌浩返回韩国，外界才真正意识到：原来停战之后，仍有韩军战俘滞留朝鲜，而且人数并不只是个别。此后，越来越多同类个案被挖出来，社会讨论也才慢慢升温。

有意思的是，这种升温并不是因为突然发现了什么全新事实，而是因为活着回来的人开口了。一个人回来，能讲清一小段；几个人回来，许多碎片就能拼在一起。谁在哪一线被俘，谁被送去矿山，谁曾试图逃跑，谁在北方成家，谁又在晚年穿过中国东北辗转返韩，旧档案里不容易看见的内容，开始有了活人的证词。

一、停战之后，问题并没有停下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这一点人人都熟。但很多人未必会留意，战争结束的说法本身就不准确。1953年7月27日签署的是停战协定，不是和平条约。也就是说，枪声大体停了，政治与军事对抗的框架却没有消失。战俘问题，正是在这种不彻底的停战状态下，被拖成了长期悬案。

依照战时国际惯例和停战安排，战俘应得到确认、交换或遣返。实际执行却远比纸面复杂。战场混乱本就会造成身份核实困难，而半岛南北对立、冷战格局、人道议题被政治化，更让许多本该清楚的事情变得模糊。韩国方面长期依据失踪军人数和归国者证言追索战俘问题，美韩军司令部和韩国国防部也曾分别统计相关数字，但各方认定并不完全一致。

更关键的是，一些被俘韩军并没有被当作短期拘押对象处理，而是被留在朝鲜境内从事长期劳动。煤矿，是归国战俘回忆中高频出现的地点。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一带矿区，也多次出现在相关叙述里。不得不说，这已经超出了普通战俘管理的范畴，带有强制使用劳动力的性质。

金成泰的经历，常被拿来说明这种处境。1931年出生的他，1950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入伍，青年时期即被卷入战场。后来被俘后，他并没有很快回到韩国，而是在朝鲜长期生活。按照相关公开报道，他曾因试图逃离而受到长期监禁，直到1966年才结束那段最严厉的关押期。这样的经历，不是个别人的偶然，而是整类命运的缩影。

卢士洪的遭遇也很有代表性。1953年7月14日，也就是停战协定签署前不到两周，他在金化铁三角地区被俘。理论上说，停战已近在眼前；现实却是，这类“最后阶段”的被俘者照样可能被带入漫长的滞留生活。对当事人而言，差的不是几天，而是整整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方面曾以“解放战士”等方式重新界定部分被扣押韩军的身份。名称一改，问题就更棘手了。因为一旦不再承认其原有战俘性质，外界追索遣返、交换、待遇等问题的法理基础就会受到冲击。很多归国者后来回忆，自己表面上像是“重新安置”，其实仍处于被严密控制之中，去向、婚姻、工作都没有真正的自主权。

这也是为何战俘问题不能简单理解成“战后失联”。他们不是在历史迷雾里自然消失，而是在特定制度与环境中被长期留置。讲得直白一点，战争打完了，他们的人生并没有结束，只是被转入了一条别人安排好的轨道。

二、回国并不是句号，而是另一场适应

1994年以后，韩军被俘人员返回韩国的通道才逐渐被打开。到2023年前后，累计已有81名朝战被俘韩军返韩。数字不算小，但放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尺度上看，又显得格外迟缓。许多人不是被正式交换回来，而是靠个人决断、民间帮助和复杂路线辗转离开朝鲜，经中国东北再抵达韩国。

这类归途几乎没有浪漫可言。老年、疾病、证件问题、边境风险，样样都难。韩秉洙就是人们反复提到的人物之一。他1931年出生，1951年入伍，1953年被俘，直到2002年才返回韩国。半个世纪被压缩成一个“归国”二字，听着很短，实际非常沉重。

张善生于2005年返韩，许在石、张武焕、韩在福等人的名字，也陆续进入韩国社会视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回国时早已不是壮年军人，而是老人。有的人在朝鲜组建过家庭，有的人子女留在北方，有的人不得不把几十年的沉默一次性讲出来，也有人压根不愿多说。不是不想说，是很多事说出来也未必容易被完全理解。

归国后首先碰上的，就是身份恢复。军籍如何认定，俘虏身份如何确认，服役记录如何补正，名誉怎么恢复，待遇按什么标准计算，这些都不是一句“欢迎回家”就能解决的。韩国政府后来确实逐步建立了一些支持机制，但较早时期并不充分，程序也谈不上顺畅。很多老人回去后要面对的，不只是生活费问题，还有“自己到底算什么”的问题。

这种困惑很真实。战时是韩国军人，停战后长期在朝鲜生活，回来后又被要求重新证明自己。试想一下，一个人20岁上下被俘，70多岁回国，口音变了，家庭结构变了，身边熟人几乎都不在了，档案还缺失。让他像普通人一样迅速融入社会，本来就不现实。

一些短短的对话，反而比长篇叙述更能说明这种错位。

“您是哪一年回来的？”

“2002年。”

“那之前，一直没有见过家里人吗？”

“见不到，想也没用。”

“回国以后，最难的是什么？”

“不是吃饭，是证明自己是谁。”

“那后来呢？”

“后来，政府承认了，可日子已经过了大半辈子。”

这几句话不夸张，也不煽情，却把归国战俘晚年的处境说得很透。生活援助重要，医疗保障重要，名誉恢复也重要，但最难处理的，往往是几十年累积起来的身份断裂。一个人明明活着，却像从自己的国家历史里被删掉过一次。

三、政府态度的变化，比归国本身更晚

韩国政府对这批人的态度并非一开始就鲜明。冷战时期，两韩关系高度紧张，战俘议题牵涉军事、外交、安全与国内政治，不少问题被放在敏感区域处理。说得直白一点，不是没人知道，而是不好碰，也不愿轻易碰。结果就是，个体命运长期走在官方认定前面。

2000年，金大中政府向朝鲜移交未转化长期囚时，社会上就有人提出质疑：既然能讨论这类历史遗留问题，为何韩军战俘问题没有被同时摆上桌面？这个疑问后来一直存在。它说明战俘问题并非没有政治窗口，而是在不同阶段被赋予了不同轻重。

到了2010年前后，韩国社会对战俘问题的公开讨论明显增多。同年12月，韩国方面曾公开提到仍有约560名被扣押韩军战俘在世的估计数字。这个数字本身带有统计口径上的限制，但它至少传递出一个信号：官方不再完全回避，而是开始以更明确的方式承认问题的持续存在。

这种变化并不是单靠政府内部推动形成的。归国战俘本人、家属、民间团体、媒体调查、地方议会人士以及国际人权机制，都是推动力量。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也曾被相关家属和活动人士作为申诉平台。换句话说，战俘问题被重新看见，不是单一路径的结果，而是社会、法理和国际压力慢慢叠加出来的。

2022年尹锡悦就职后，邀请归国战俘参加典礼，被许多人视作一种象征性修正。象征很重要，因为过去长时间里，这批人缺的恰恰就是公开承认。此后，美韩联合声明中也提到包括被扣押人员、战俘与离散家属在内的人道议题，战俘问题由此被摆入更正式的外交表述中。

2023年，韩国统一部长金英浩推动成立“被绑架者对策小组”，把包括战俘在内的相关事务纳入更系统的处理框架。名字听上去偏行政，可它反映的是另一层现实：过去散落在个案、请愿、采访中的问题，开始被纳入持续机制，而不是临时表态。至于效果如何，当然还要看后续，但至少不再只是“知道有这回事”。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政府态度的变化，常常并不等于问题即刻解决。它更多意味着档案、名分、公共叙述和对外交涉的方向发生改变。很多归国战俘此时已经八九十岁了，政策哪怕前进一步，能真正享受多久，都是现实问题。所以，战俘问题在韩国的公开化，其实带着很强的“追赶时间”意味。

四、家属登场之后，历史不再只是军人的事

战俘问题一旦延续到几十年，主角就不可能只有战俘本人。家属，尤其是子女和配偶，必然走到前台。有的人在韩国苦等，有的人在朝鲜出生长大，有的人直到成年后才知道父亲原来是韩国军人。身份一旦穿过国境和年代，事情就变得格外复杂。

孙明和、崔秀京等人之所以受到关注，不只是因为她们属于战俘家属群体，更因为她们开始主动发声。她们追问的内容很具体：亲属是否应被认定为被扣押战俘，相关记录为何迟迟不公开，家属的知情权和名誉恢复如何落实，国家在法律和外交层面又做到哪一步。这种追问比情绪更有力量，因为它把私人悲剧转成了公共议题。

有的家属会去找档案，有的会联络国会议员、地方议会成员，有的则通过国际平台持续申诉。这里面有一种很现实的逻辑：当战俘本人年迈，行动能力下降，记忆也可能衰退，能把问题往前推的人，往往是下一代。于是，原本属于战争亲历者的历史，开始通过家属之手进入更持久的追索阶段。

不少归国战俘在朝鲜有婚姻和子女，这又带出另一层难题。对于韩国社会来说，他们是归来的军人；对于留在朝鲜的家属来说，他们又是丈夫、父亲。国家认定与家庭关系，并不总能同步处理。有人回国后不得不面对无法团聚的现实，有人直到去世都没有见到留在北方的亲人。这个问题不容易用单一制度解决，因为它同时卡在边境、外交和身份法理之间。

韩国地方层面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也有所增加。部分地方议会人士和社会团体推动纪念、调查和证言整理，不是为了扩大情绪，而是为了防止相关记录随着当事人去世而断裂。毕竟，战俘问题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时间。时间一长，文件缺失，口述消失，很多本来可以查清的细节也会越来越难核实。

说到底，家属的出现让这件事从“战争尾声的特殊案例”，变成了“跨代延续的历史负担”。而一旦跨代，它就不再只属于军事史，也属于社会史、法史和家庭史。

五、数字越来越清楚，人却越来越少

截至2023年前后，自1994年以来已返回韩国的朝战被俘韩军共有81人，而仍在世者只剩10人。这个数字一摆出来，什么都很直观。社会的关注是近些年才明显上升的，可亲历者却正在迅速凋零。速度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

金成泰于2023年11月2日去世，享年92岁。韩秉洙也在2023年离世。对外界来说，这只是名单上少了两个人；对战俘问题本身而言，却意味着两份一手记忆消失了。人一走，很多细节只能依靠既有采访、档案和家属转述，历史的触感会明显变弱。

这也是为何近年韩国官方和民间都在做一件事：抢时间整理证言。谁在何地被俘，停战后被送往哪里，何时尝试逃离，何时回到韩国，是否经过中国东北，归国后接受了哪些认定和补助，这些看似琐碎的内容，其实都是拼接历史真相的关键部件。

必须承认，关于被扣押韩军战俘的总人数、具体去向、不同阶段待遇等问题，学界和官方掌握的信息仍不完整。有些说法来自归国者口述，有些来自国防部门统计，有些来自失踪者名册和战后追认。数字之间不可能完全严丝合缝，但几个核心事实并不模糊：确有一批韩军战俘在停战后长期滞留朝鲜，确有人在1994年后陆续返韩，且到今天存世者已寥寥无几。

如果把视线再拉近一点，会发现“10人”不仅意味着数量少，也意味着见证窗口正在关闭。很多制度性的追索，本应在他们尚能清楚陈述时完成；很多名誉恢复与待遇补正，本应在他们身体尚可时落实。可历史问题往往就是这样，认清得很慢，推进得也慢。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地方：归国战俘不是单纯的“受助对象”，他们同时也是证人。国家、社会和研究者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同情的理由，更是重建事实链条的依据。没有这些人的证词，很多关于停战后扣押、劳役、身份转换的判断都难以成立。也正因此，他们晚年的发声才具有超出个人遭遇的分量。

说得再直接一点，战俘问题之所以到了今天还不断被提起，不是因为它适合制造情绪，而是因为它在法理、人道和国家责任三个层面都没法绕开。归国者的数字已经基本固定，存世者却还在继续减少。历史不会因为沉默而自动结案，档案也不会因为年代久远就自己补齐。对韩国而言，这批老人留下的，不只是回忆录式的往事，而是一串仍需逐项核实、逐项处理的正式问题。

到2023年末，韩国社会面对的现实很简单：81名返韩者构成了这段历史最清楚的一批当事人，而其中只有10人仍然在世。人数在减少，相关诉求却没有自然消失。关于战俘身份、留北家属、档案公开、外交交涉和历史认定的文件，依旧堆在案头。这样的结局谈不上戏剧化，它更像一份被拖得过久、却始终没有真正撤销的旧案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