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北京一名女知青被公羊顶倒，她从地上爬起来，拍打身

我叫苏晚晴，一九六九年那年，我十九岁，从北京下乡到陕北梁家沟插队。

我家住在北京东城区，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纺织厂的工人，家里条件不算好，但也过得去。我从小在胡同里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更没出过远门。当“上山下乡”的通知下来的时候，我背着母亲给我缝的蓝布包，跟着一群同样年轻的知青，坐上了开往陕北的火车。

火车咣当咣当走了两天一夜，窗外的风景从繁华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山丘，最后停在了一个我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小站。站台上，几个穿着羊皮袄的汉子正蹲在墙根下抽旱烟，看见我们下车，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娃娃们，到了，下来吧。”

接我们的是梁家沟的生产队长，姓梁，大家都叫他老梁。老梁五十多岁，长着一张黝黑的脸，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出来的，一说话就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起来很憨厚。

“娃娃们，咱们梁家沟穷，但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老梁一边说，一边帮我们搬行李。

梁家沟坐落在两座山之间，全村只有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砌的，屋顶上盖着茅草，远远看去，像是镶嵌在黄土坡上的补丁。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很大，遮住了半边天，树下有几个老人正蹲着下棋，看见我们来了，都抬起头，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我被分到了第六生产队，住在一个叫王婶的家里。王婶四十多岁，丈夫早逝，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把我安排在她家的东厢房里，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炕上铺着新编的席子，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看起来是新糊的。

“闺女，你就在这儿住下，有啥需要，就跟婶说。”王婶笑着说，她的笑容很温暖，让我那颗悬着的心，稍微放下来了一些。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被王婶叫醒了。我揉着眼睛，穿上衣服，跟着她来到村口的生产队大院。大院里已经站满了人，都是村里的社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扛着锄头，有的牵着牛，有的挑着担子，乱哄哄的。

老梁站在院中间，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清了清嗓子，喊道：“都别吵了，听我说！今天咱们去北坡那块地锄草，活不重，但也不能偷懒，每人两垄，锄完才能收工！”

社员们应了一声，三三两两地往村外走去。我跟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一把锄头，心里又紧张又兴奋。这是我第一次下地干活，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好，但我告诉自己，既然来了，就不能丢脸。

北坡的地，是一片黄土地，踩上去硬邦邦的，锄头砍下去，震得虎口发麻。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弯着腰，一下一下地锄草，没干多久，腰就酸得直不起来，手心也磨出了水泡，火辣辣地疼。

我咬着牙，继续干，不敢停下来。旁边的一个女知青，叫刘芳，跟我一样是北京来的，她比我更惨，锄头都拿不稳，锄了几下，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我不想干了，我要回家……”她哭着说。

我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别哭了，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干完了。”

可是，连我自己都快坚持不住了，又怎么去安慰她呢？

那天下午，发生了一件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事。

我们干活的地旁边，是一片荒坡，坡上长满了野草，几只羊正在那里吃草。其中有一只公羊，体形很大，头上的角又粗又长，像两把弯刀，看起来很威风。

我正弯着腰锄草，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来得及回头，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倒在了地上。我整个人趴在地上，锄头脱了手，脸贴着地面，嘴里全是土，脖子被什么东西顶住了，疼得我眼冒金星。

“救命啊！”我大喊了一声。

社员们听见喊声，都转过头来看，看见我被那只公羊压在身下，都吓了一跳，赶紧跑过来。老梁跑在最前面，他一边跑，一边喊：“快，快把羊赶开！”

几个男社员冲上来，有的拽羊角，有的拉羊腿，费了好大劲，才把那只公羊从我身上拉开。我趴在地上，浑身发抖，后背的衣服被羊角划破了，露出一道血痕，火辣辣地疼。

王婶跑过来，把我扶起来，拍掉我身上的土，心疼地说：“闺女，你没事吧？伤着哪儿了没有？”

我摇了摇头，咬着牙，没有哭。我站在地上，拍打身上的土，手在发抖，心也在发抖，可我没有掉一滴眼泪。

因为我记得，临行前，母亲对我说：“晚晴，到了外面，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要哭，哭是没用的，你要学会自己站起来。”

我拍了拍身上的土，抬起头，看着那只公羊，它已经被社员们用绳子拴住了，正在那里咩咩地叫着，看起来很愤怒。我忽然觉得，它不是在顶我，是在顶这个村子，顶这个时代，顶所有让我觉得无助的东西。

“没事，我没事。”我朝大家笑了笑，说，“继续干活吧。”

社员们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有心疼，有佩服，也有不解。老梁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丫头，好样的，是个能吃苦的。”

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捡起地上的锄头，继续锄草。手心里的水泡破了，血渗出来，染红了锄头把，我没有停，一下一下地锄着，像是在跟那只公羊较劲，也像是在跟自己的命运较劲。

那天晚上，我回到王婶家，王婶给我端来一盆热水，让我洗一洗。我脱下衣服，看了一眼后背上的伤痕，红红的，像是一道被烙铁烫过的印记。我用手摸了摸，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王婶拿着一瓶药酒，走进来，说：“闺女，你趴下，婶给你擦擦药。”

我趴在炕上，王婶用手蘸了药酒，轻轻地涂在我背上的伤痕上，她的动作很轻，像是怕弄疼我一样。我趴着，没有说话，眼泪却止不住地掉了下来，打湿了炕上的席子。

“闺女，想家了？”王婶问。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想家是正常的，婶当年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也天天想家。”王婶叹了口气，说，“可人嘛，总得学会长大，学会适应。你既然来了，就得既来之则安之，往后的路还长着呢，你得学会自己走。”

我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说：“婶，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白天那只公羊撞我的场景。我忽然觉得，那只公羊，像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我来到这个村子后遇到的所有困难——陌生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孤独的夜晚，还有那些看不见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

可我也知道，我不能被它吓倒。我既然来了，就得挺住，就得活下去，就得活得比以前更好。

从那以后，我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不再抱怨，不再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锄草、挑粪、犁地、收割，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我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磨出了老茧，皮肤晒得黝黑，跟村里的姑娘没什么两样。

社员们都说，这个北京来的丫头，是个能吃苦的。

老梁也对我刮目相看，他经常在社员大会上表扬我，说我是“知青的榜样”。我听了，心里有些高兴，但更多的是平静。因为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不是为了得到谁的表扬，而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看——我苏晚晴，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

一九七一年，村里的小学缺老师，老梁找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教书。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喜欢孩子，也喜欢教书，站在讲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教室。

我教的是语文和数学，还教孩子们唱歌。我教会了他们唱《北京的金山上》，唱《东方红》，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孩子们唱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终于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找到了一点属于自己的价值。

就在那一年，我遇到了一个叫赵明亮的人，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也是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人。

赵明亮是隔壁村的，比我还大一岁，也是知青，老家是上海的。他长得高高大大的，皮肤白净，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说话也慢条斯理的，跟村里那些粗犷的汉子完全不同。

我们是在一次公社的知青聚会上认识的。那天，大家坐在一起，聊着各自的生活，聊着各自的理想，聊着对未来的迷茫。赵明亮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会笑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很好看。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我在北京的时候也读过，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我忍不住走过去，问他：“你也喜欢这本书？”

他抬起头，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喜欢，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了，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就这么聊了起来，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聊到《青春之歌》，从《红岩》聊到《林海雪原》，两个人越聊越投机，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

那天分开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本书，是《牛虻》，他说，这是他在上海的时候买的一本，他读了很多遍，很喜欢，觉得我也应该读一读。

我接过那本书，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有暖意，有悸动，还有一点我自己都分不清楚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见面。他有时候会来梁家沟看我，有时候我会去他们村找他。我们一起去山上砍柴，一起去河边洗衣服，一起坐在田埂上看夕阳，一起聊着那些永远也聊不完的话题。

他跟我说，他想回上海，想考大学，想当一名工程师，想为国家的建设出一份力。我说，我也想回北京，也想考大学，也想当一名老师，教更多的孩子读书识字。

我们约定，等以后有机会了，一起考大学，一起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一九七三年，公社里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是去西安的一所师范学院。赵明亮学习成绩很好，又是知青，是公认的最合适的人选。可公社书记的女儿也想要这个名额，书记为了自己的女儿，就把赵明亮的推荐名额给压了下来。

赵明亮知道这个消息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对我说：“晚晴，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要回上海，我要想办法考大学。”

我看着他，心里涌上一阵酸楚，我知道他留不住他，他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追求，我不能拖累他。

“你走吧。”我说，声音很平静，“我支持你。”

他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然后他握住我的手，说：“晚晴，你等我，等我考上大学，稳定下来，就来接你。”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这一走，我们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

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我，笑了，笑得很灿烂，像是一朵在寒风中绽放的花。

“晚晴，我走了，你保重。”

“你也是，保重。”

他转身，大步往前走去，没有回头。我站在老槐树下，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走了以后，我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心里空落落的。我每天照常去学校教书，照常下地干活，照常跟社员们一起吃饭聊天，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整个梁家沟都沸腾了。知青们激动得抱在一起哭，有的连夜收拾东西，准备回城复习。我也激动，因为我知道，我等了八年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报了名，复习了几个月，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哭了很久。

八年前，我来到这个村子，被公羊顶倒，满身是土，爬起来的那个少女，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临走的那天，王婶送我到村口，她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说：“闺女，你终于要走了，婶舍不得你，可婶也替你高兴。”

“婶，谢谢你这些年照顾我。”我说，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别哭，哭啥呢，这是好事。”王婶擦了擦眼泪，笑着说，“你到了北京，要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好老师，给咱们梁家沟争光。”

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上了班车。车开了，我透过车窗，看着梁家沟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黄土高原的尽头，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我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那个我魂牵梦萦了八年的城市。北京变了，变得更繁华了，变得更加陌生了，可我还是认出了它，认出了那些熟悉的胡同，那些熟悉的大街小巷，那些熟悉的叫卖声。

我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看着那些年轻的、充满朝气的面孔，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出来的感慨。八年前，我还是一个在黄土坡上锄草的女知青，八年后，我坐进了大学的课堂，成了一名大学生。

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也被那只公羊顶倒过，可我终于爬起来了，拍掉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

我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是在走一条路，有平坦的，有坎坷的，有上坡，也有下坡。可不管路有多难走，只要你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总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

现在，我已经六十多岁了，退休了，住在北京一个安静的小区里，偶尔会跟老朋友们聚一聚，聊聊天，喝喝茶。可每次想起那段在梁家沟的日子，想起那只公羊顶倒我的瞬间，想起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土，继续干活的样子，我都会忍不住笑。

那时候的我，真傻，也真勇敢。

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我没有从地上爬起来，而是哭着跑回了家，那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也许，我早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父母身边，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可那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遇到赵明亮，不会去小学教书，不会考上大学，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并不后悔。那段日子，虽然苦，虽然累，虽然充满了委屈和白眼，可它让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在逆境中不放弃，学会了在困难面前不低头。

一九六九年，我十九岁，从北京下乡到陕北梁家沟，被一只公羊顶倒在地上，满身是土。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

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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