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用AI算法裁员，暴露资本家冷血本质

2026 年 5 月 20 日，Meta 启动了一轮大规模重组。公司在全球近 7.8 万名员工中裁掉了约 8000 人，占员工总数的 10%。另有约 7000 人被调去新成立的 AI 部门。两条线加起来，波及了将近两成的现有员工。

扎克伯格在内部信里说，AI 是 “我们这一生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技术”，公司必须用更精简、更高效的组织形态去跟 AI 原生创业公司竞争。裁员通知是怎么发出来的？从新加坡那边凌晨 4 点开始发，然后全球各地陆续收到。

对很多人来说，这封邮件一打开，就意味着干了好些年攒下来的东西 —— 人脉、经验、职位 —— 一夜之间全没了。有人半夜收到，有人周末早上收到。没提前打招呼，没让人心里有个准备，就一封冷冰冰的邮件。

Meta2025 年全年营收 20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2026 年第一季度营收 563 亿美元，营收持续走高，财报相当亮眼。公司并不是没钱。这笔裁员，按美国银行估计，每年能帮 Meta 省下 70 到 80 亿美元。省下来的钱去哪儿了？砸 AI。Meta 把 2026 年全年资本支出上调到了 1250 亿到 1450 亿美元，几乎是 2025 年的两倍。

真正让这事儿从公司新闻变成官司的，是裁员名单怎么定出来的。2026 年 7 月 13 日，26 个 Meta 员工 —— 有的还在职，有的已经被裁了 —— 跑到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去告公司。这些人在 71 页的起诉书里说了一件事：Meta 在挑谁走谁留的时候，大量靠着人工智能系统来做决定，而不是靠那些真正了解员工干得怎么样的经理。

这些数据最后都变成了效率分数、AI 使用分数和综合排名。起诉书特别提到，员工使用 AI 工具消耗的AI 词元数量，也折算到考核里面。说白了就是，你在公司里跟 AI 打交道多不多、深不深，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保住饭碗。

这套考核办法有个挺明显的漏洞。员工休产假、休病假、休育儿假的时候，不会正常写代码、不会开会、也不会频繁去用公司内部的 AI 工具。所以这段时间里，他们的数字活动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 —— 键盘没怎么敲，邮件没怎么发，AI 词元基本没用过。

但起诉书说，Meta 算分数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些休假情况单独拎出来处理，也没有把算法暂停掉，而是直接把休假期间 “没干活” 的数据算进去了。结果就是，那些依法休假的员工，被算法贴上了 “不卖力” 的标签。

起诉书里举了几个例子，看了让人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有个女科学家，公司已经批了她的产假，结果离预产期只有两天的时候，收到了裁员通知。

还有个员工，因为身体出了大问题、还有残疾，公司批了医疗假。休假之前他的直属经理还提醒他 —— 你现在要是请假，很可能被列入马上要开始的裁员名单。结果真就被列进去了。26 个原告里头，差不多一半都因为怀孕、生孩子或者照顾家里人请过假。

原告还提交了一份独立的技术审计报告。报告说 Meta 在 2025 年底上线了一套代号叫 “OptiStaff” 的 AI 人力资源系统。这套系统接进来的数据多到吓人 —— 员工打卡记录、内部协作软件上的活跃状态、员工访问公司福利网站的次数，甚至连敲键盘的频率变化都算进去了。《金融时报》今年 5 月报过一个数，说 Meta 靠着这套系统把 HR 部门的运营成本砍掉了 42%。

审计报告里还有一组让人吃惊的数字：2026 年 5 月那次裁员里，AI 系统主导挑出来的 1200 个人里头，有 34.5% 的人在之前 24 个月里申请过长期病假或者报过大额的医疗保险。而 Meta 公司整体的历史数据里，这类员工只占 8.2%。换句话说，请过病假的员工被裁掉的比例，是正常水平的 4 倍多。

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儿 —— 算法把 “人在线” 当成了 “人在干活”。一个人的价值被简化成了敲了多少次键盘、发了多少封邮件、用了多少次 AI 工具。这些数字也许能部分反映一个人干活的状态，但绝对不等于这个人的全部价值。

休产假的员工没敲键盘，可她之前多少年的专业积累和项目经验，不会因为休了个产假就没了。术后休养的员工没发邮件，可他对行业的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样没丢。

Meta 那边当然不认这些指控。公司发言人安迪・斯通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些说法 “完全不属实”，强调人事管理 “过去是、现在也是由人决定的，不是 AI”。公司还在法庭上提交了一份人力资源主管的声明，说裁员用的是 “记录在案的中立标准”—— 职级、历史绩效评级、工龄、地点、岗位职能等。

联邦法官威廉・奥尔里克初步审理后说，官司归官司，裁员可以继续推进，因为原告没能证明裁员会造成 “没法挽回的损失”。不过法官也说了，这案子确实提出了 “严肃的问题”，要是后面有更多关于 AI 怎么参与裁员的证据出来，他可能会重新考虑。路透社报道，这是美国首例大型科技企业 AI 裁员歧视诉讼。

这件事不是孤例。人工智能正在往人力资源的各个角落里头钻 —— 招人的时候用、考核绩效的时候用、升职加薪的时候用，现在连裁人都用上了。就在 Meta 这事儿闹出来前不久，人力资源软件公司 Workday 也因为 AI 招聘工具涉嫌歧视 —— 说它按种族、年龄、残疾状况筛人 —— 被人告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张建接受采访时说，要是原告说的都是真的，那这就属于 “结果歧视”—— 算法虽然没直接拿疾病、怀孕、残疾这些信息来做判断，但因为训练数据和评价标准本身就有偏差，最后反倒把职场里的偏见给固化了。这种现象叫 “代理变量歧视”，说白了就是歧视换了个马甲，绕过明面上的公平审核，偷偷钻进了决策逻辑里头。

我个人判断，技术本身没有立场，也没有感情。AI 能跑得快，能算得准，能帮人省时间省力气 —— 但这些都建立在 “人怎么用它” 这个前提上。

扎克伯格把 AI 当成裁员的工具、省钱的武器、替冷血决策背锅的挡箭牌，这就是把技术用在了坏的地方。算法没有善恶，但拿着算法去裁掉休产假的员工、剔除请病假的病人、淘汰 45 岁以上慢性病缠身的老员工 —— 做出这些选择的人，有没有善恶，答案不言自明。

每一份效率表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一个数据面板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每一次裁员的背后都是一段完整的人生。真正该琢磨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能不能判断一个人配不配有一份工作，而是整个社会愿不愿意让算法来当法官、当陪审团，甚至亲手断送别人的职业生涯。

AI 这东西，就像一把刀 —— 可以用来切菜做饭，也可以用来伤人。扎克伯格选择用它来砍人，那就别怪被砍的人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