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之际,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誓言再次被铭刻在公共庆典中。但历史学家金·菲利普斯-费恩却递来一盆冷水。她的新书《Country of Lords》(领主之国)直指一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反向传统:从建国之初的精英,到镀金时代的钢铁大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再到今天的科技亿万富豪,美国总有一股力量在用精巧的论述,将不平等包装成自然秩序。
这本小书笔力凝练,眼下出版显得尤其扎眼。菲利普斯-费恩在接受采访时毫不回避当下的参照系:“人们正盯着马斯克,看他一步步变成万亿富翁,内心充满不安、恐惧与愤怒,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她坦言,写书时很难预知问世后的世界,但书中萦绕的问题本来就刻在时代的肌理里:极端的经济等级和财富集中,会怎样吞噬民主?有什么办法可以抗衡?如果我们不愿活在那种世界里,替代的愿景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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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费恩长期研究保守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她的第一本书《无形之手》聚焦1930年代商界对罗斯福新政的反扑;第二本《恐惧之城》追溯1970年代纽约的财政危机,曾入围普利策奖决选。这两部作品已经确立了她作为重要历史声音的地位,而新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两个名字不可思议地并置在一起:卷首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卷尾却是帕兰提尔公司的彼得·泰尔,马斯克的科技威权主义同路人。
这种并列很容易让读者感到不公平——亚当斯毕竟是波士顿律师,亲身参与了伟大的独立革命,又怎么能和泰尔相提并论?菲利普斯-费恩承认,亚当斯与后来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耶鲁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19世纪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乃至蓄奴制的辩护士,都截然不同。他更不会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公开宣称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是好事。但关键的区别之下,埋藏着一条隐秘的思想伏线:亚当斯对平等的诉求抱有深深的矛盾与怀疑。
菲利普斯-费恩指出,亚当斯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前后,始终警惕那种“过度主张人人平等”的呼声。在他的文字里,你可以读到一种强烈的保守气质,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任何宣称要带来更大平等的政治运动,背后都藏着危险的乌托邦。因此,亚当斯稳居《领主之国》的叙事起点。书中随后的谱系则从精英的审慎,滑向赤裸裸的种族等级说教:南方邦联理论家乔治·菲茨休把奴隶制美化为天然善物;1920年凭借《有色人种浪潮对抗白人世界霸权》大卖三流记者西奥多·洛思罗普·斯托达德,则是一战之后“科学种族主义”知识亚文化的典型。紧随其后的是卡内基,这个从苏格兰移民美国、在镀金时代腾飞的巨富。
“卡内基有趣的地方在于,他至少允许自己保留几分矛盾感。”菲利普斯-费恩说。这位钢铁巨头虽在鼓吹财富福音,却也捐出大笔财产资助图书馆与世界和平事业,其内心的摇摆,恰是整个反平等传统中一闪而过的裂隙。但书未完笔处,这条思想长弧已然延伸至当下:那些辩称极端不平等即是自由的社会达尔文式论调,正借由技术乌托邦的面孔重新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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