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三胎催生无果，国家换思路！马光远“新方案”得到支持

三孩政策放开已经好几年，各地从发钱、送房到延长产假，能想到的催生招数几乎都用上了。可数据摆在那里：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大关，2024年靠着龙年的传统偏好勉强回升到954万，到了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只剩792万。

年轻人就是不接招。问题究竟出在哪？

经济学家马光远最近抛出的"分担机制"在网上引发热议，不少人评论说，总算有人把话说到了点子上——年轻人不是不想生，是真的养不起。要理解这场生育困局，得先看清中国人口的历史坐标。

回到1738年，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估算认为其产出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靠着农业、茶叶、丝绸和瓷器制造繁荣一时，人口约1.5亿，一年新生儿差不多700万。将近三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规模扩大了近十倍，达到14亿，可一年出生的孩子数量，居然回落到与1738年相当的水平。

分析人士把这种现象称为"灰犀牛"——一场规模巨大、早有预警、却正笔直冲向全球经济的危机。老龄化并非中国独有，全球工业化国家几乎都在经历，但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和经济增长的核心，"世界工厂"如果劳动力开始短缺，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稳定都会跟着晃动。

眼下的影响已经浮现。人口总量的下滑，直接反映在消费数据上，消费者数量比五年前明显减少。

叠加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金融危机后累积的信贷压力，就业和收入增长本就承压，家庭消费很难成为拉动经济的强劲引擎。生育率的塌陷有其历史根源。

1979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到2015年才逐步退出，几十年下来人为压低了出生率。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推进、结婚率下滑、年轻人对未来的经济焦虑、育龄妇女数量本身在收缩，多重因素叠加，让局面越来越紧。

2025年，中国人口连续第四年下降，降至14亿，降幅比2024年更大。事实上从2022年开始，人口总量就已进入负增长通道，这是自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最后一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如今中国生育率大约是每名妇女生一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2.1，是全球最低之列。造成塌陷的主因，就是组建家庭的经济负担过重——相对于平均收入而言，中国已经是全球养孩子最贵的地方之一。

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面临类似困境，高生活成本和高昂的育儿费用把年轻人挡在了生育门外。中国女性生育首胎的年龄也在推迟，全国平均超过28岁，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甚至高达32岁。

有人拿日本对比，其实中国面临的问题更棘手。日本生育率从2015年的1.45降到2025年的1.13，日本从未搞过独生子女政策，而中国的结构性人口压力比日本还深，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也就不意外了。

结婚这件事本身也在退潮。2013年到2024年这十一年间，全国结婚登记数量骤降55%。

加上过去几十年的性别选择性堕胎，育龄女性总量本就偏少。女性受教育程度已经反超男性，很多高学历女性倾向于选择条件相当或更好的伴侣，结果就是部分非大学毕业男性找不到对象，部分高学历女性宁可单身也不愿将就。

在西方国家，非婚生育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结婚率下降。欧盟平均约42%的新生儿是非婚生子，其中六个成员国的非婚生育已超过婚内生育。

60岁以上人口已经接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按预测，到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2%，规模达3.1亿，接近当前美国全国人口总数。

这给刺激内需、控制债务的宏观政策增加了极大难度。有观点寄希望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填补劳动力缺口。

英国巴克莱银行估算，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力可能减少3700万，人形机器人可以顶上一部分，但只能是部分抵消。真正的关键变量不是技术生产力提升了多少，而是能否借此推动经济结构本身转向更可持续的模式。

如果中国继续依赖高性价比的制造业，作为全球最大投资国，其相对增长空间就要靠挤占海外类似投资来实现，而不是依靠国内足够强健的市场。这是决策层面临的两难。

从今年开始实施、延续至2030年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为生育支持相关举措划拨约230亿欧元。多地陆续出台补贴，比如东部一些城市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一次性发放1万元人民币。

国家层面还承诺推进托育补贴、学前教育免费；女性整个孕期不需自付费用，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医疗支出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配套支持。但这些零散的激励，面对大城市高昂的育儿和住房成本，说实话，作用有限。

地方政府本身债务不轻，让地方拿出更多真金白银搞生育补贴，就得砍别的开支。如果资金不从中央层面统筹，很难真正撬动局面。

问题的症结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看清。过去总把低生育率归结为观念变了：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愿生孩子、追求自由。

这套解释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但看数据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一线城市把一个孩子养到大学毕业，普遍要花一两百万，二三线城市也得几十万。

房价、教育、托育，每一项都是硬邦邦的开销，年轻人不是不会算账，是算完账不敢往下走。女性承担的成本更隐性也更沉重。

企业一听说女员工怀孕，态度往往就变了，降薪、调岗、边缘化甚至变相辞退，都是常见剧情。一个女性为生孩子付出的，不只是身体上的透支，还有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的双重折损。

马光远提出的"分担机制"，核心思路就是别把生育养育当成家庭一个人的事，政府、企业、社会都得进来一起扛。这个方向和国际经验完全吻合。

看看邻居的教训就知道了。韩国生育率跌到0.75，两个多人才生一个孩子，日本一年新生儿只有70多万，老龄化已经成为拖累国运的核心议题。

新加坡发钱最积极，孩子一出生就是一笔现金，可效果依然有限。几万块补贴，够一套学区房的首付吗？

够补偿一个女性因生育中断的职业损失吗？法国和匈牙利走的是另一条路。

法国建了一套普惠的公共托育体系，孩子几个月大就能入托，费用极低，女性生育后能顺利回归职场，配套的税收减免和就业保护也到位。匈牙利则对多孩家庭给住房补贴、减税，甚至减免部分贷款。

这些做法给出了一条清晰路径：别把"生"和"养"割裂开，也别指望一次性发钱能解决问题，真正的解法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支持网络。沿着这个逻辑，接下来要啃的硬骨头有三块。

第一块是0至3岁的托育。中国有超过3000万3岁以下婴幼儿，但入托率低得可怜。

双职工家庭要么把老人拉来带孩子，要么妈妈辞职回家，两条路都走不远。如果每个社区都能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托育服务，让年轻人下班顺路就能接孩子，生育的心理门槛就会低很多。

第二块是住房。对多孩家庭来说，公积金贷款额度提点只是杯水车薪。

能不能在购房资格、摇号顺位上给予实质倾斜？能不能拿出直接的住房补贴？

别让房子这一关，把生育念头直接掐灭。第三块也是最难的：消除女性生育的隐性成本。

因生育导致的降薪、降职、歧视乃至辞退，比任何医疗账单都更隐蔽也更致命。这需要法律的刚性保护，也需要企业用人观念的深度转变。

当男性也能休足额育儿假、企业不再把女员工怀孕视作负担，女性的生育风险才能真正被分摊。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已把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进来，这是好的开端，但步子能不能再大一些？

能不能把住房、教育、医疗的压力都装进一个系统性的"国家分担"框架里？一个特别值得警觉的信号是，这场危机来得比预想中快得多。

以前大部分预测认为中国人口达峰要到2020年代末甚至2030年代初，直到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出来，时间点突然被提前了将近十年。经济和政策层面的应对，其实还没完全跟上现实的节奏——逆风已经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经济运行。

催生催不动，根子不在年轻人身上，而在整个养育体系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年轻人如果把生孩子看成一场大概率亏损的人生豪赌，怎么可能愿意入局？

只有当"生"和"养"不再是一个家庭孤军作战，当政府、企业、社会真正下场一起分担，"生得起、养得好"的社会预期才能重新立起来。方向已经在转，这条路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