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故事 | 范仲淹：先忧后乐，一颗丹心照汗青

从古至今，每一个名人雅士都有他们成功故事，但是说到最后还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踏实前行，才获得成就。

宋朝名相范仲淹，出身非常贫寒，年青时极穷，生活艰难，心想将来若能出人头地，定要救济贫苦者。后来当了宰相，便把俸禄拿出来购置义田，给贫穷无田地者耕作。

一、孤寒少年：断齑画粥里的青云志

989年，范仲淹生于苏州吴县一个官宦之家，却在襁褓中丧父，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朱文翰，他也因此改名“朱说”。寄人篱下的童年，让他早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却也磨砺出坚韧的性子。

17岁那年，他得知自己的身世，毅然辞别母亲，赴应天书院求学。书院的日子清苦至极，他每天煮一锅粥，待凝固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咸菜充饥，这便是“断齑画粥”的典故。同学见状赠他美食，他却婉拒：“我已习惯粗食，若享用佳肴，恐怕将来难再安于清贫。”

在应天书院，他“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寒冬腊月读书犯困，便用冷水浇脸提神。有一次，宋真宗路过应天，学子们都跑去围观，唯独范仲淹端坐读书，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他答：“将来见天子的机会多着呢，眼下先把书读好。”这份沉潜，让他在27岁考中进士，终于能“誓欲一方息，归来事桑梓”，也让他把母亲接回身边，恢复了“范仲淹”之名。

二、三起三落：在贬谪中淬炼的铁骨

范仲淹的仕途，始终与“直言”二字紧密相连，也因此三起三落，却从未磨平他的棱角。

初入官场，他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刑狱，便因坚持“据法而断”与上司争执。后迁大理寺丞，他上书批评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恳请还政于宋仁宗，被贬为河中府通判。同僚为他惋惜，他却坦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40岁那年，他因赈灾有功召回京城，任右司谏。恰逢郭皇后被废，满朝官员噤若寒蝉，唯有范仲淹力谏“皇后无过，不可废”，再次触怒仁宗，被贬睦州。赴任途中，他见百姓疾苦，写下“苛政猛于虎，民怨甚于川”，暗下决心要为苍生谋福祉。

最著名的一次贬谪，是因反对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范仲淹绘制《百官图》呈给仁宗，直指官场弊病，却被诬陷“越职言事”，贬至饶州。临行前，同僚们都不敢送行，唯有李觏赠诗：“范公秉忠直，竭节承休明。”他回赠“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欲助清光”，尽显坦荡。

三次贬谪，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却始终“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苏州治水，他主持疏浚五河，让百姓免受洪涝之苦；在饶州兴学，他亲自授课，让当地文风为之一振。百姓感念其恩，称他“所至民爱，所去民思”。

三、戍边西北：“龙图老子”的沙场豪情

1040年，西夏元昊称帝，边境烽火连天，52岁的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奔赴西北前线。在此之前，宋军连吃败仗，士兵士气低落，他的到来，成了边关的一剂强心针。

到任后，他首先整肃军纪，打破“将不择人，以官为序”的旧制，提拔狄青等有勇有谋的将领；又在延州筑城防御，推行“屯田久守”策略，让士兵且战且耕，解决粮草难题。

他常亲临前线视察，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为受伤士兵吸脓疗伤，将士们都愿为他效死力，称他“龙图老子（其曾任龙图阁直学士）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一次，西夏军来犯，范仲淹率兵迎击，他身先士卒，跃马冲锋，宋军士气大振，大败敌军。从此，西夏人不敢轻易来犯，流传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谣。在西北的四年，他不仅稳住了边防，更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词句，词风苍凉悲壮，尽显边塞情怀。

四、庆历新政：以一身担当撬动时代

1043年，仁宗召范仲淹回朝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希望他能改革弊政，挽救王朝颓势。此时的北宋，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积重难返，范仲淹虽知前路凶险，仍毅然扛起改革大旗，史称“庆历新政”。

他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十项措施，核心是整顿吏治、选拔贤能。他亲自审阅官员名册，将庸碌无能者一笔勾去，富弼在旁劝道：“你这一笔，可是一家人的生计啊。”

范仲淹正色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让一家人哭，总比让一路百姓哭好）

新政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罗织罪名，诬陷范仲淹结党营私。仁宗本就摇摆不定，最终在压力下罢黜范仲淹，新政仅推行一年便夭折。

范仲淹被贬邓州，此时他已56岁，却在《和葛闳寺丞接花歌》中写下“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不改忧民初心。

五、精神丰碑：穿透千年的“忧乐”情怀

邓州的岁月，虽远离朝堂，却成了范仲淹精神的沉淀期。他在州衙旁建“花洲书院”，亲自讲学，让百姓子弟免费入学；他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桑，邓州境内“岁稔年丰，民安乐业”。

正是这份在地方治理中体会到的民生疾苦与治理智慧，让他在提笔写《岳阳楼记》时，胸中有了超越个人荣辱的格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他对人生起落的通透——三次贬谪未曾消磨其志，短暂的升迁也未曾让他迷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他对责任的坚守——无论身处何地，心中始终装着家国百姓；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将这份担当推向极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一座丰碑。

文章写成后，滕子京将其刻于岳阳楼，从此，楼以文名，文以楼传。士子们争相传颂，连仁宗也感慨：

“范文正公，真社稷之臣也。”

尾声：千年之下，风范犹存

1052年，范仲淹调任颍州，途中病卒于徐州。临终前，他留下遗表，未提一字个人家事，只劝仁宗“亲贤臣，远小人”。消息传开，

“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连西夏也“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

他的一生，官至参知政事，却始终清廉，死后

“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靠友人资助才得以安葬。他的四个儿子皆成才，却无一人凭父荫做官，全凭自己打拼，可见其家风之正。

如今，苏州的范公祠、邓州的花洲书院、岳阳楼的《岳阳楼记》碑刻，仍在诉说着他的故事。

人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政治家、文学家，更因为他用一生践行了“先忧后乐”的誓言。这种精神，穿越千年，在民族危难时激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在和平年代提醒着“心中有民，行中有责”的初心。

正如朱熹所言：“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范仲淹当之无愧。”他的名字，早已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一颗永不褪色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