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春︱人类“制造”人类：分娩，一段沉默的疼痛史

《分娩之痛 : 西方剖腹产的医学社会史》，[美]蕾切尔·索默施泰因著，姚艳波、刘晓丹、陈筱姁、朱巧蓓译，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3月出版，392页，66.00元

近年来，“卸货”成为“分娩”的戏谑表达。擅长修辞、工于表达的古希腊人曾将分娩比作打仗，可见“卸货”结果固然值得期待，但“卸货”过程绝不轻松。因为生育的“卸货”和物流行业的卸货完全不同，这个过程创造了新生命，充满艰辛和风险。当准妈妈们在纠结“是手术还是忍耐”的时候，“干预还是等待”至今仍是产科领域的难题。

长久以来，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对于分娩场景的刻画似乎都集中在“自然分娩”上：大汗淋漓面色惨白的产妇，产房中的尖叫和嘶吼，督促产妇“使劲”的接生婆，焦灼等候的家人，直到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为整个分娩故事画上句号。在一般人的认知里，剖腹产只是一台将孩子从子宫内取出的手术，无法像自然分娩那样调动人们的丰富想象。对于剖腹产手术的影响，很多当事人和医疗专业人士避而不谈。公共文化对剖腹产的全貌缺乏足够认识，对剖腹产产妇作为个体的复杂性同样知之甚少。在宏大的分娩叙事中，剖腹产成为一段心照不宣的沉默的历史。

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副教授蕾切尔·索默施泰因融合自身经历、口述史记录、历史研究和社会调查等方式打破沉默，掀开了剖腹产叙事的冰山一角。在她的处女作《分娩之痛：西方剖腹产的医学社会史》（下文简称《分娩之痛》）一书的前言中，索默施泰因以亲身经历讲述自己作为初产妇，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由顺转剖”，继而在麻醉失效状态下生下女儿，事后长期被应激创伤反应折磨的往事。这段经历令当事人不堪回首，也令读者触目惊心。

蕾切尔·索默施泰因

《分娩之痛》告诉我们，剖腹产不仅是一次单纯的生育经历，也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能会深刻改变她的生活。稍有不慎，剖腹产的手术刀会划开一道“生命的裂痕”。在经历专业治疗和自我疗愈后，索默施泰因意识到这段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她的学术生涯（指研究方向）乃至整个人生，于是将之诉诸笔端。但这本著作并不是单纯的私人记述，经历“创伤性剖腹产”的作者并不执着于独白、呓语和控诉，而是从严肃的学术视角出发，结合大量女性剖腹产案例，探索在历史褶皱中由生育引发的女性群体的共同命运，剖析剖腹产的多重影响，诘问当今社会剖腹产率居高不下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

身体他者化：丧失的孕妇自主权

很多人知道，剖腹产是挽救母婴生命的手术，但很多人不知道，女性接受剖腹产手术的历史是一段充满疼痛和创伤的历史。在医疗史上，男性发明剖腹产，缔造了人类“制造”人类的高光时刻，是英雄叙事的主角；女性作为遭遇剖腹产的主体却几乎完全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关于女性如何经历剖腹产的历史是一段没有被充分展开、也不幸未被充分保存的历史。

早在近两千年前的犹太法律文集《密西拿》中就提到碎胎术和穿颅术可以拯救产妇生命。但胎儿被扼杀的同时，产妇也可能遭遇致命感染或永久性伤害。中世纪以后，死后剖腹产开始出现，这种在濒死或已经身亡的产妇身上实施的手术被用来拯救婴儿，为其施洗。有史可载的剖腹产记录最早可追溯到十三世纪晚期，但直到十八世纪以前，成功案例寥寥无几。随着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剖腹产被看作医学成就和现代化的象征。二十世纪初，剖腹产成为产科常规操作的一部分。

以美国为例，起初，剖腹产多被加诸黑人女性奴隶身上。为了让奴隶主高效攫取更多劳动力资源，她们不得不承担繁衍奴隶的重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剖腹产又成为一种抑制生育的手段。贫困、患有疾病或身体条件较差的妇女沦为剖腹产的主要对象。她们被认为不适合繁衍后代，医生对其实施剖腹产的同时可以顺便通过摘除子宫使其绝育。这样做名义上是阻止女性再次受孕面临风险，实则是以优生学为借口剥夺弱势群体的生育权利。无论是加速生育还是阻断生育，彼时的女性身体是被操控的他者。剖腹产手术“在挽救生命的同时，也可能残害生命”。对孕妇自主权的剥夺，其历史渊源根深蒂固。

分娩医疗化：被漠视的疼痛

很多人能切身感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一方面为现代人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一方面却阻碍了医患之间的身体接触，稀释了彼此的情感联结。当孕产被看作病理性状态，孕产妇将变成“医疗流水线上的一个患者”。从此，侵入性技术成为应对妊娠风险更妥当的方式，分娩将“变成一个纯粹的医学事件，一个忽视了精神关怀、人际关系和人际接触的独特价值的事件”。产妇的自主权很可能就此被牺牲。其中一个广泛争议的焦点是医患双方对疼痛的判断和感受。

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女人分娩过程撕心裂肺的疼痛已经随着医学进步变得无足轻重。《分娩之痛》否认了这一假想：无论医学如何发展，再高明的“无痛”分娩手段，药物性的或非药物性的，如硬膜外麻醉、催眠分娩或水下分娩，都只能缓解疼痛，无法消灭疼痛。疼痛，是所有产妇的必修课。这种疼痛是孕育新生命的狂欢和母子团聚的喜悦无法抵消和掩盖的。现实生活中，剖腹产的剧烈疼痛往往没有得到重视。比分娩疼痛更可怕的是他人对这种疼痛的冷漠回应。在分娩医疗机构中，医护人员往往把剖腹产手术过程中产妇的疼痛作为催促和判断产程的指标，而非确实需要缓解的痛苦。生产疼痛的工具化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和被奉上神坛的技术和数据相比，女性的声音显得微不足道。

产钳。图片出自安德烈・勒夫雷《论数例难产的成因与并发症》，1750年。

和处理其他医学疾病一样，在现代产科中，患者主诉被客观诊断取代。性别刻板印象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社会往往把女性所知晓的东西归于“本能”和“直觉”范畴。女性被认为过于情绪化，缺乏辨别和传达可靠信息的能力，从而陷入某种“可信度困境”。在剖腹产手术中，女性喊疼常常被认为是发泄情绪，而非表达真实的生理感受。在分娩过程中关注死亡风险肯定是正当的，但如果因此忽视那些没有导致死亡，但实际已经造成的心理创伤就大错特错了。得不到回应的疼痛会影响产妇在分娩过程中的生理体验和情感体验，摧毁她的心理防线，造成产后抑郁，甚至落下难以治愈的病根。

助产士边缘化：匮乏的生育支持

分娩医疗化的另一个问题是挤兑助产士的生存空间，使原本匮乏的生育支持雪上加霜。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助产士“midwife”意为“陪伴产妇的人”，他们曾经在分娩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说现代产科学的主导逻辑是强调工具和干预，那么助产士对产妇健康的理解包含了“女性的社会、情感、文化、精神、心理和身体体验”。助产士可以提供手工技能式的分娩支持，分担产妇的精神压力，引导产妇顺利分娩。“分娩，既关乎身体的安全过渡，也关乎灵魂的安宁。”

但产科学对助产术的“殖民化”改变了助产士的历史命运。医学界通过宣称对分娩过程的权威性划定了参与接生的权力界限。由于助产术的知识外在于现代科学权力话语体系之外，难以摆脱被规训的命运，无论好坏都被标记为非法。从分娩领域被放逐的助产士，面对微薄的收入和黯淡的职业前景，难以坚守本职。

本书作者在经历充满疼痛的首次剖腹产后，在生育二胎的过程中曾得到过专业助产士的协助。这段剖腹产后成功实现阴道分娩的故事提醒我们，那些看似不够现代的知识虽然并非在正规课堂中习得，却反映出人类的普遍经验和古老智慧。将它们彻底边缘化恐怕是医学界的损失。问题是，如果把助产士嵌入到现有的产科体系之中，她们能发挥的作用恐怕也相当有限。只是单纯增加助产士的数量未必能促成医疗分娩服务的本质性改变。因为在一个强调标准化流程、抑制个性化关怀的体制结构中，助产士难有作为。助产士被边缘化，说明孕产医疗领域为技术进步付出了代价。

重提助产士护理模式，并不是对往昔岁月的浪漫怀旧，而是在呼唤被现代医学中断的分娩支持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提醒人们助产士的重要性，本质上是在倡导人性关怀，强调分娩过程人文关怀和精神抚慰的重要性，并不是对现代产科学的全盘否定。

和助产士护理模式相关联的还有其他形式的女性支持。比如由产妇的母亲或女性友人共同构成的、同享分娩“事件”的女性社群。这些女性普遍具有分娩经验，可以成为产妇的顾问和后盾。这种女性同盟由来已久，因为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分娩就是一个家庭事件。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的木版画作品《圣母降生》展现了社区式分娩的经典场景：女性分娩如同一场家庭派对，围绕在卧床的产妇和疲惫的助产士周围，其他妇女们或饮茶，或闲谈，或操持家务，展现出家常的魅力和轻松惬意的氛围。分娩曾经是女性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有温度，有人情味。遗憾的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这种社区式分娩的爱、鼓励、关怀和支持成了稀缺资源。

德国画家丢勒的木版画作品《圣母降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对中国的“坐月子”传统表示嘉许便不难理解了。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是构成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也是现代产科学的重要基础。它强调心灵和身体是两个独立的实体，相互没有关联。但在产科领域，大量案例充分表明，身体和心灵密不可分。和分娩中的情感支持类似，产后护理也可以提供安全感。“坐月子”视身体和精神为一体，给予产妇分娩后第一个月由外到内的呵护，实现“身心同调”。

非干预主义医疗的可能性

《分娩之痛》将剖腹产作为考察美国社会深层脉络的窗口，揭露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产科种族主义和技术崇拜的共谋以及医疗金融化的大势所趋。作者在研究调查后指出两个现象：其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剖腹产率高达三分之一；其二，剖腹产已经演变成为全球范围最常见的手术之一。其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剖腹产？答案耐人寻味。如果说曾经的剖腹产手术为了母亲牺牲婴儿，或者为了婴儿牺牲母亲，那么医疗的金融化导致母亲和婴儿同时成为牺牲品。

必须指出，索默施泰因充分认可剖腹产在解决难产问题中的进步意义和重要价值，但的确对存在过度干预的剖腹产手术表示质疑。产妇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决权？女性作为孕产妇，并不仅仅是“孕育胎儿的容器”，理当享有作为人的尊严。这并不是简单的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也不仅关乎生育自主权和生育正义。

《分娩后的欢庆》，扬・斯泰恩1664年创作，布面油画。

从表面上看，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和几近宿命的生育使命，她们的生存境遇、健康状况和生育问题牢牢绑定。医疗金融化通过强化效率和速度左右着人们对分娩的期望，也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医疗行业。作为医疗救治的方案和手段，剖腹产手术只是无数种侵入性手术之一。在此意义上，本书触及的“女性痛点”也是“人类之殇”。讨论剖腹产，是在探讨生而为人的共性困境。人吃五谷杂粮，难保不生病。生老病死，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当过度医疗化渐成事实，如果实施侵入性医疗操作的同时，没有充分兼顾技术、工具和对患者心灵关怀之间的平衡，医疗乱象乃至人间悲剧将不可避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出生和死亡从来不是普通的医疗程序。无论资本对医疗领域如何渗透，非干预主义医疗应该成为一个备选项，赋予病人身体自主权至关重要。

在史前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制作女性陶土塑像来表达生殖崇拜。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源头，女性的生殖系统肩负沉重的使命，承载种族的兴衰，一路艰难跋涉走到今天。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按照生物学和人类学观点，营养是损人利己的，生殖是损己利人的：“新生命的产生没有不靠母体的消耗和亏损。”为人之母的赞歌交织着爱与痛。《分娩之痛》既是对现代产科医疗体系的反思，也是对生命价值本身的追问。分娩的疼痛不是幻觉，而是来自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感受。如果治疗疾病的技术可以靠理性去解决，那么生育的疼痛则值得共情和敬畏，需要我们用心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