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鹿
1915年5月7日下午两点刚过,爱尔兰金塞尔岬外海,一艘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远洋客轮之一——卢西塔尼亚号。十八分钟后,这艘排水量四万多吨的巨轮沉入海底。船上近两千人中,一千一百九十八人遇难,其中包括一百多名美国公民。
这场灾难不仅是一起海难,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之一。但它留下的问题,远比答案多。
我一直在想,卢西塔尼亚号究竟是怎么沉的?为什么沉得那么快?英国人是不是故意把它送进了德国潜艇的伏击圈?船上到底有没有运载军火?这些问题吵了一百多年,到现在也没个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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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这艘船本身。卢西塔尼亚号是冠达邮轮公司的骄傲,1907年下水时是世界最大最快的客轮。它原本的设计就考虑到了战时用途——英国政府补贴了部分建造费用,条件是一旦开战可以把它改造成武装商船巡洋舰。船体上预留了炮位,虽然从来没真正装过炮。
1914年一战爆发后,海军部确实考虑过征用它,但最终放弃了——这种大船烧煤太厉害,每天要烧将近一千吨,而且目标太大,当军舰反而累赘。所以卢西塔尼亚号继续跑它的客运航线,从纽约到利物浦来回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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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5年初,情况变了。德国人开始搞无限制潜艇战,宣布英国周边海域是战区,任何进入的协约国船只都可能被击沉。这等于把商船和客轮都当成了合法目标。德国人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英国从1914年8月就开始了海上封锁,把食物都列进了违禁品清单,想饿死德国。德国海军觉得自己被憋得难受,想用潜艇反击。当时德国只有二十来艘潜艇,大多还没准备好,很多人觉得这威胁不大。
但德国人是认真的。1915年4月30日,U-20潜艇从德国博尔库姆出发,舰长是瓦尔特·施维格上尉。这家伙是个经验丰富的潜艇指挥官,他的任务就是在爱尔兰外海猎杀协约国的船只。出发前,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美国报纸上刊登了警告,说搭乘英国船只在战区航行要自担风险。这个警告正好和卢西塔尼亚号回程的广告登在同一版,但没多少人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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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西塔尼亚号是1915年5月1日中午从纽约出发的。船上载了一千九百六十人,其中有一百五十九个美国人。船长叫威廉·特纳,绰号“圆顶帽比尔”,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出发时有些蹊跷——三个说德语的男子被发现在船上藏着,还有个英国人尼尔·利奇,曾在德国当过家庭教师,和德国特工见过面。这些人后来都在沉船中死了,他们到底是间谍还是巧合,至今没人说得清。
航行途中,英国海军部一直在追踪U-20的动向。通过截获的无线电信号,他们知道有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外海活动。但问题在于,这些情报被严密封锁——负责破解密码的40号室太神秘了,连海军部里负责警告商船的部门都不知道这些信息。只有最高层的人才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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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离谱的是,英国海军部明明知道U-20在5月5日和6日击沉了好几艘船——“拉索姆伯爵号”、“候选人号”、“百夫长号”——就在卢西塔尼亚号将要经过的航线上。但这些消息没有通知卢西塔尼亚号。无线电静默不能成为借口——海军上将奥利弗完全可以把消息发给昆士镇的海军司令科克,让他再转达。
5月6日和7日之间,卢西塔尼亚号和海军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至今仍被列为机密。有人猜测特纳船长曾请求把航线改到爱尔兰北部、通过北海峡,但被拒绝了。北海峡在4月15日就已经扫除了水雷,商船可以通过——如果被允许的话。被拒绝后,特纳只能走南部航线,正好撞上了U-20。
更让人起疑的是,1915年3月卢西塔尼亚号上一次返航时,海军部派了两艘驱逐舰护航,还派了一艘伪装武装舰在利物浦湾巡逻。但这次最后一趟航行,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没有具体命令,没有护航,没有伪装武装舰。当时威尔士的米尔福德港有四艘驱逐舰闲置着,完全可以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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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温斯顿·丘吉尔。他是当时的海军大臣。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前一周,丘吉尔给贸易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朗西曼写了一封信,里面写道:“最重要的是吸引中立国船只靠近我们的海岸,尤其希望能借此让美国与德国发生冲突”。阴谋论者把这当成铁证——丘吉尔故意把卢西塔尼亚号送进虎口,就为了激怒美国人参战。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丘吉尔信里说的是“中立国船只”,而卢西塔尼亚号是英国船。而且1915年美国参战对英国来说未必是好事——美国当时是英国的重要物资供应国,如果美国参战,反而可能分散英国的资源。更关键的是,英国对反潜措施的无能和混乱,也可能是某些信息被保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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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军部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确实可疑。他们明明知道U-20就在那条航线上,知道它已经击沉了好几艘船,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保护卢西塔尼亚号。特纳船长在事后调查中拒绝回答某些问题,理由是战时保密需要。至今仍有部分与航程最后几天有关的文件被英国政府保密。帕特里克·比斯利曾担任英国海军情报官,他后来总结说:“除非有新的信息出现,我不得不痛苦地得出结论:确实存在一场阴谋,故意将卢西塔尼亚号置于风险之中”。
5月7日那天,天气晴朗,海面平静。上午,U-20因为燃料快用完了,本来打算返航。但中午过后,瞭望员发现了远处一艘大船。施维格下令潜入潜望镜深度,准备攻击。
下午两点十分,鱼雷发射了。瞭望员莱斯利·莫顿看到一道白色泡沫线向船头疾速袭来,大喊“右舷来袭鱼雷”。鱼雷击中了驾驶舱下方的右舷位置。施维格在航海日志里写道:“爆炸声闷闷的,一团煤尘和蒸汽冲天而起。随即又有第二次爆炸,比第一次更强烈、更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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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施维格的日志明确记载只发射了一枚鱼雷。那第二次爆炸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吵了一百年。最流行的说法是船上运载的军火爆炸了。卢西塔尼亚号确实载了战争物资——四百多万发步枪子弹、近五千枚炮弹外壳、三千多枚引信,还有四十六吨铝粉。德国人一直咬住这点不放,说这艘船本来就是合法的军事目标。但美国海关的记录显示这些货物都是合法申报的,而且按当时的航运法规,客轮确实可以运载这类不具爆炸危险的小口径弹药。
1993年,发现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探险家罗伯特·巴拉德潜到卢西塔尼亚号残骸上调查。他本来也怀疑船上有秘密爆炸物,但检查了货舱后确认“明显未受破坏”,货舱里没发生爆炸。巴拉德提出了另一个解释——煤尘爆炸。鱼雷引爆时,煤舱里残留的煤尘被震到空中,被火花点燃了。但这个说法也有问题——海上煤舱通常很潮湿,不太可能形成爆炸性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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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专家做了爆炸测试。他们测试了铝粉和火棉(一种炮兵推进剂)的理论。结果发现,铝粉爆炸的外观和幸存者描述的不一样,火棉会瞬间爆炸而不是延迟十五到二十秒。专家们最后得出结论:第二次爆炸来自船上的高压蒸汽锅炉。而且,就算没有第二次爆炸,卢西塔尼亚号也会在十八分钟内沉没。鱼雷本身造成的伤害已经够致命了。
船沉得那么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很多舷窗是开着的。鱼雷击中后船体倾斜,海水从开着的窗户灌进来,大大加速了沉没。更要命的是,爆炸后蒸汽压力骤降,自动水密门系统失效了。电力也中断了,电梯卡住,有些船员被困在货舱里出不来。
救生艇的施放一片混乱。船身右倾十五度,右舷的救生艇根本没法安全放下。左舷虽然能放,但铆钉突出船壳,救生艇下降时被刮破。有些艇直接翻扣,把乘客摔进海里。四十八艘救生艇理论上能装下所有人,最后只有六艘成功下水。
特纳船长一直站在驾驶台附近,抓着航海日志和海图。一股巨浪把他冲进海里,他在水里抓了张椅子漂了三个小时才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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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分钟后,船艏触到一百米深的海底。船艉翘出水面,螺旋桨都露出来了,然后整艘船没入海中。四根七十英尺高的烟囱先后沉入水面,形成的漩涡把附近的人一起往下拽。
那天水温只有十一摄氏度。救援船从爱尔兰海岸赶过来要几个小时。很多人不是因为溺水死的,是冻死的。最终,七百六十三人获救。
消息传开后,国际反应几乎是爆炸性的。在美国,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国家》杂志说这是“一件让匈奴会脸红、土耳其人会感到羞愧、巴巴里海盗会道歉的行为”。
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选择了克制。1915年5月10日,他在费城说:“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太骄傲以至于不愿意打仗”。这句话后来被亲战派嘲笑。威尔逊当时的态度是,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宣战。
美国政府内部也分裂了。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主张温和处理,建议禁止美国公民搭乘交战国船只。但国务院法律顾问罗伯特·兰辛坚持强硬立场,认为德国必须承担责任。威尔逊最终采纳了兰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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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13日、6月9日和7月21日,美国向德国发出了三份照会。第一份重申美国公民搭乘任何国籍商船的权利。第二份驳斥了德国的辩解,明确指出:“一艘以运载乘客为主的大型轮船,搭载超过一千名与战争毫无瓜葛的无辜生命,未经任何挑战或警告即遭鱼雷击沉”。第三份实际上成了最后通牒——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美国将视为“公然不友好行为”。
布莱恩认为第二份照会太挑衅,拒绝签署并辞去了国务卿职务。兰辛接任,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次悲剧让他坚信“美国最终将成为英国的盟友”。
德国那边也乱了套。一开始,官方态度是硬扛——说卢西塔尼亚号运载军火,是合法目标。德国媒体大多支持这次攻击,《科隆人民报》说“我们以喜悦和骄傲来庆祝我们海军的这一最新成就”。慕尼黑的奖章雕刻家卡尔·戈兹甚至铸造了一枚纪念章来讽刺这件事,把卢西塔尼亚号画成装满武器的船。但他把日期搞错了,刻成了“5月5日”而不是5月7日。这个错误后来被英国人抓住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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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国高层私下吵得很厉害。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担心把美国彻底推向协约国一边,海军将领提尔皮茨和巴赫曼则认为美国构不成威胁。德皇威廉二世最终在6月6日下令撤销攻击客轮的指令。到了9月,德国基本暂停了无限制潜艇战。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1917年1月,德国宣布恢复全面无限制潜艇战。两个月后,美国正式对德宣战。
卢西塔尼亚号残骸1935年被发现,躺在九十三米深的海底。由于海水腐蚀和冬季海流,它的劣化速度比泰坦尼克号快得多。船体已经严重坍塌,烟囱都掉了。1982年打捞了三具螺旋桨用于展览。更糟的是,残骸曾遭到深水炸弹攻击——据说是1948年北约的反潜演习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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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7日,沉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爱尔兰科克举行。最后一位幸存者奥黛丽·约翰斯顿在2011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岁。她当时只有三个月大,是被保姆救上救生艇的。
回过头来看,卢西塔尼亚号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它把美国从孤立主义推向参战,虽然这个过程用了将近两年。它也暴露了现代战争中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当技术进步让传统的海战规则变得过时,平民的生命该怎么保护?
德国人说他们事先警告了,说船上运了军火,说那是战区。英国人说不,那是客轮,载着一千多个平民,包括一百多个美国人。美国人说我们的公民有权乘坐任何船只,你们不能随便杀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一千一百九十八条人命没了。其中有一百多个美国人——有百万富翁阿尔弗雷德·范德比尔特,有剧作家查尔斯·弗罗曼,有哲学家艾尔伯特·哈伯德。还有更多普通人——刚结婚的新人、带孩子的保姆、厨房里的厨工、锅炉房里的司炉。他们不是士兵,没拿枪,只是在跨大西洋的航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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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灾难,还有很多问题没答案。丘吉尔到底有没有故意让船涉险?第二次爆炸到底是什么引起的?特纳船长该不该为那么多死亡负责?英国海军部那些至今保密的文件里藏着什么?
也许永远不会有完整的答案。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真相被埋在海底,被锁在档案室里,被时间腐蚀得面目全非。但卢西塔尼亚号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件事:战争从来不是干净的游戏。当你在海上划出一片“战区”,宣布进入的船只“自担风险”,你实际上是在说——平民的生命可以牺牲。
1915年5月7日那天,一千一百九十八个人用他们的死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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