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博尔哈随后继续表达对这名候选人的支持，还加上一句动员式的话：“接下来会有大事发生。”“金童”巴尔德拉马和福斯蒂诺·阿斯普里利亚还出现在一则广告中，可能是有偿拍摄。两人身穿国家队球衣，挺起胸膛，摆出为祖国肃立的姿态。
耶里·米纳、胡安·吉列尔莫·夸德拉多、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胡安·费尔南多·金特罗也与这位当选总统进行了视频通话。米纳说：“我们很难过，因为没能晋级，但我们同样高兴，因为您当选了……在我们的信念和想法里，兄弟，我们会像您一样坚定。”夸德拉多则喊道：“可怕的黑夜结束了，感谢上帝。”这些足球明星偏向保守政治立场的原因，可以从英格丽德·玻利瓦尔教授的一项研究中得到解释。
多年来，玻利瓦尔一直研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哥伦比亚足球运动员的人生经历，研究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职业，以及如何把体育生涯与各自地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今天的运动员为何会把上帝和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放在同一片天空下，也许可以通过三位体育名将的故事来理解：诺曼“芭比”·奥尔蒂斯、比克托·坎帕斯和弗朗西斯科·马图拉纳。
奥尔蒂斯1948年出生于卡利，成长于西洛埃。这个街区由来自马尔马托的移民建成。1966年，他在美洲队完成首秀，这支球队当时就在他所在街区的球场训练。邻居们会步行4公里到体育场看他比赛。
他的父亲埃米利奥是一名杂货店老板，也曾担任社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并教导他：“服务社区是一回事，沦为政客的工具是另一回事。”这影响了他后来最为人所知的几项选择：他始终拒绝进入那些不允许西洛埃居民和卡利黑人进入的酒吧和酒店；1974年，卡利体育队送给他一套位于中上阶层社区的房子，他也拒绝搬离原来的街区。
尽管天赋出众，他始终受到体育媒体批评。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最好的球员“更像艺术家，而不是运动员”。小时候，他常在去球场的路上看流动马戏团；到了球场上，他追求的是同样的惊奇感——藏球、过人、“让人们感到快乐”。退役后，他推动社区联赛，至今仍是西洛埃的公众人物。原因不是他借助足球“走出了”街区，而恰恰是因为他留了下来。
他的职业生涯十分出色。1971年，他随圣菲夺冠，并成为联赛中薪酬最高的球员。1972年，他与左翼力量结盟，竞选波哥大市议会议员，口号是“给贫困来一记进球”。他没有当选，但后来在随国民竞技夺冠后，借助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地位，在媒体上公开谴责国内的不平等和种族主义。
媒体和俱乐部管理层的回应极为猛烈。他们称他心怀怨恨、喜欢制造冲突。1975年，一名记者甚至发起针对他的舆论攻势，称他“无论肤色还是体育精神都很阴暗”。同年，他离开了哥伦比亚国家队。
这三人都是拥有相近球场天赋的非裔哥伦比亚男性，也都是走上不同道路的领袖。奥尔蒂斯从街区内部抵抗歧视，坎帕斯则正面揭露种族主义和不平等，两人都为此付出了媒体和职业层面的代价。马图拉纳则把这些问题转化为通过“体面”实现地位上升的路径，并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教练，率队参加了1990年、1994年和1998年世界杯。今天的足球运动员，仍在沿着这三条道路中的某一条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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