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男子在云南旅游帮陌生人拍照，闲聊发现竟是失联多年的亲戚

我叫韦大勇，今年四十二岁，广西河池人。

在我们那个地方，韦是大姓，一个村里拉出十户人家，少说有五六户姓韦的。我家世世代代都住在河池下面的一个小山村里，村子窝在三座山之间，地无三尺平，种的是梯田，喝的是山泉水，日子过得清苦，但也踏实。我十九岁离开老家出来闯荡，先在柳州干了几年装修，后来跟媳妇一起开了个小饭馆，卖桂林米粉和螺蛳鸭脚煲。凭着起早贪黑地干，慢慢攒下了一点家底，在柳州买了房，把儿子供上了大学。日子不算大富大贵，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和媳妇都挺知足。

今年十一月中旬，我生日那天，媳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拆开一看，是两张去云南的机票——柳州飞昆明，往返七天。她说你辛苦了这些年，从来没好好出去玩过，这次趁着淡季人少，出去散散心。

说实话，我这个人在灶台前面站了十几年，闻惯了油烟味，踩惯了瓷砖地，一下子让我出去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但媳妇的好意我不能辜负，再说云南那地方我确实向往了很多年，电视上看到大理的洱海、丽江的古城，觉得那地方天蓝水清，跟画一样，跟我在河池老家看到的山山水水完全不是一个味道。于是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背了个双肩包，就坐上了飞往昆明的飞机。

在昆明待了一天，逛了滇池和翠湖，看了看那些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的红嘴鸥，白花花的一大片，在湖面上扑棱棱地飞，壮观得很。第三天一早，我坐大巴去了大理。

大理这地方，跟我想象中一样，又不太一样。

天空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那种蓝在广西很少见。广西的天也蓝，但总是带着一层蒙蒙的水汽，像隔着一层薄纱。大理的蓝天是透亮透亮的，云朵白得刺眼，一团一团堆在半空中，低得好像跳起来就能揪下一块。洱海的水清得能看到水底的石头和水草，风吹过湖面的时候，水波一层一层地漾开，在阳光下闪着碎银子一样的光。

我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在大理古城附近找了家民宿住下，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去了洱海边。沿着环湖公路走了一段，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水草味。路边有卖烤乳扇的大妈，有弹吉他唱歌的流浪歌手，有牵着白色牦牛让人合影的藏民，热闹归热闹，但不像城里那种让人心慌的喧嚣，而是一种刚刚好的、让人舒坦的烟火气。

走到一处观景平台的时候，我停下来想拍几张照片。平台是木头搭的，伸出湖面好几米，站在上面有种漂在水上的感觉。远处的苍山山顶上还有积雪，白白的，在阳光下发着光，衬着底下的洱海，像一幅挂在天边的水墨画。

就在这时候，我注意到旁边有个女人也在找角度拍照。

她大概六十来岁，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冲锋衣，头发烫着细小的卷，脸上有些皱纹，但看得出来年轻时候应该挺好看的。她一个人，手里举着手机，胳膊伸得老长，想把自己和背后的苍山洱海框进同一个画面里。可胳膊就那么长，怎么举都只能拍到半张脸，她换了几个姿势都不满意，眉头皱得紧紧的。

我看她试了好几次都没拍成，就走过去问她，阿姨，要不要我帮您拍一张？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笑容很温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开在秋天里的菊花。她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小伙子。她把手机递给我，退到观景平台的栏杆边上，整了整衣服，还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拢了拢，站得端端正正的。

我给她拍了几张，有横的有竖的，有半身的也有全身的。拍完了她接过手机翻看了一下，很满意地直点头，说拍得好，比她自己拍的好看多了。然后她又说，来，我也帮你拍几张吧，一个人出来玩，不留下几张照片多可惜。

我本来想说不用了，我一个大老爷们拍不拍无所谓。但看她那么热情，我也不好推辞，就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站到了她刚才站的位置上。她拍照很认真，指挥我往左挪一点、往右靠一点、笑一笑、别绷着脸，那架势跟专业摄影师似的。我被她逗乐了，最后那张照片上的我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两条缝。

拍完了照，我们俩都坐在观景平台旁边的长椅上歇脚。那长椅是木条钉的，坐上去有点硌屁股，但面朝洱海背靠苍山，视野好得没话说。

出门在外，遇到陌生人多聊几句是我的习惯。开饭馆这么多年，我养成了跟谁都聊得来的本事。我就随口问她，阿姨您一个人来旅游啊？

她说，是啊，跟老伴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就自己跑出来了。

我被她这话逗乐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还跟老伴吵架离家出走，这老太太挺有意思。我说，您这气性还挺大，一跑就跑这么远。

她笑着摆手，说也不算远，她就住在昆明，坐高铁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年轻时候在大理下乡当过知青，在这待了好几年，对这边有感情。后来回了城，几十年都没回来过，这次趁着跟老头子赌气，干脆过来看看，也算是故地重游。

我说，那您也算半个大理人了。

她笑得更开心了，说可不是嘛，她还会说几句白族话呢。然后张嘴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方言，叽里咕噜的，听着像唱歌一样。说完她自己先笑了，说好多年不说了，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夕阳西下的时候，湖面上洒了一层金光，波光粼粼的，像是有人在湖水里撒了一把碎金子。远处有渔船慢悠悠地划过，船头站着一个戴斗笠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篙，画面安静得像一首老歌。我俩坐在长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从大理的天气聊到云南的米线，从米线聊到广西的米粉。

我说我是开米粉店的，广西河池人，在柳州开店，做的是桂林米粉和螺蛳鸭脚煲。她听了很惊讶，说她是广西人啊，只不过嫁到云南几十年了，乡音都变了。

我一听这个就来了精神。他乡遇故知，虽然不是故知，但是遇到老乡，那种亲切感一下子就拉近了。

我问她，阿姨您广西哪儿的？

她说，百色的。

百色。我心里念了一遍这个地名。百色离河池不算太远，两百多公里，在广西境内算是挨着的两个地区。说起来还真挺巧的，在这千里之外的云南大理，帮一个陌生人拍张照片，竟然拍出个老乡来。

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她告诉我她叫韦桂芳——一听这个名字我更来劲了，韦，跟我一个姓。在广西，韦姓主要分布在河池、百色这一带，往前数几百年，很可能都是同一个祖宗。

我说，阿姨，您叫韦桂芳？我也姓韦，我叫韦大勇，河池的。

她的表情明显变了一下，不是那种见到同姓的客套反应，而是眼睛亮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几眼，那目光忽然变得跟刚才不一样了，不再是看一个陌生人的礼貌打量，而是带着某种审视和探寻，好像要从我脸上找出什么东西来。

她问我，你是河池哪儿的？

我说，河池都安县，下面一个小山村，您可能没听说过。

她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又问了一句，你父母叫什么名字？

我虽然觉得有点奇怪——陌生人聊天哪有问父母名字的——但我还是如实说了。我说我爸叫韦国平，我妈叫潘秀兰。

她听到我爸名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倒没什么变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可当我妈的名字“潘秀兰”三个字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就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整个人猛地一颤，手边的水瓶差点打翻。

她的嘴唇开始发抖，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泪光在眼眶里打转，像是随时都会溢出来。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嘴唇哆嗦着，声音有些发颤地问我，你妈，潘秀兰，是不是百色田阳嫁过去的？她有个姐姐叫潘秀英？

这回轮到我愣了。

我说，是啊，我大姨是叫潘秀英。不过我没见过她，我听我妈说过，大姨当年是嫁到外省去了，后来就没怎么联系过。具体嫁到哪儿，我妈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好像是在云南那边。

我话还没说完，面前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就捂住了嘴，眼泪顺着指缝淌下来，把袖子都浸湿了。她哭了好一会儿，才颤颤巍巍地放下手，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复杂眼神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好几次，才挤出一句话。

大勇，我不是你老乡。

她的声音很轻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砸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是你大姨。你妈的亲姐姐。我就是潘秀英。

那一瞬间，洱海的风声、远处的歌声、观景平台上游客的喧哗声，全都消失了。我的耳朵里只剩下自己砰砰砰的心跳声，脑子里一片空白，像是被人猛地拔掉了电源。

我盯着面前这个女人，嘴巴张着，说不出一个字来。

她也不说话了，只是手忙脚乱地在随身带的挎包里翻找着什么东西。挎包不大，棕色的，人造革，拉链不太好使，她拉了好几次才拉开。她从里面掏出一个老旧的布钱包，翻开，从最里层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已经泛黄得厉害了，边角都卷起来了，像是被翻看过无数次，布满了细小的折痕。

她把照片递到我面前。

照片上，两个年轻姑娘穿着七十年代的那种碎花衬衫，梳着两条大辫子，脸贴着脸站在一棵桂花树下，笑得眼睛弯弯的。年轻的那个，眉眼跟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一模一样——不，不是一模一样，那就是我妈。而旁边那个稍年长一些的，眉眼之间依稀还能看出面前这个老太太的影子。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她指着照片上年轻的那个，声音哽咽着说，这是我抱着刚满月的你照的。你妈那年才十九岁，生完你没多久，奶水不够，急得直哭。是我抱着你去邻居家讨米汤喝，一碗一碗把你喂大的。

她说着说着又哭了，眼泪沿着脸上的皱纹往两边淌，她也不擦，就那么任它流着。她说，大勇，你后脑勺上是不是有道小疤？那会儿你妈刚出月子，身子虚得不行，把你交给我带几天。我手笨，给你洗澡的时候没扶稳，你的脑袋磕在了木盆沿上，划了一道口子。我带你去卫生所缝了两针，回来的路上抱着你哭了一路。我好多年好多年都在想你那个疤还在不在，长好了没有，有没有留印子。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摸向自己的后脑勺。那道疤确实在，这么多年了，摸上去还是一道浅浅的凸起。小时候头发短，疤很明显，每次剃头都能看到；现在头发留长了些，盖住了，平时想不起来。可此刻，我摸着那道疤，感觉它在发烫，像是被什么东西唤醒了一样。

她从长椅上站起来，往前迈了一步，两只手伸出来，在半空中停了一下，像是想抱我，又不太敢。她仰着头看我——她比我矮了大半个头，脸上的表情有惊喜、有紧张、有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有一丝害怕被拒绝的不安。她的嘴唇又哆嗦起来了，声音哑哑的，说，大勇，你能让大姨抱抱吗？

我没有说话，只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张开手把她整个人搂进了怀里。

她的身体又轻又小，我几乎感觉不到重量。冲锋衣的面料凉凉的，但里面透出来的体温是热的。她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有一股淡淡的洗发水味道，不是那种商场里卖的香喷喷的洗发水，是那种老式的、带着皂角清香的味道。她在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肩膀一抽一抽的，就像一个走丢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家的孩子。

我的眼眶也湿了。我抬头看着远处的苍山洱海，使劲眨了眨眼睛，想把眼泪憋回去，但没憋住。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

我们俩就这么站在观景平台上，在来来往往的游客中间，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很久。

稍微平复一点之后，大姨拉着我的手坐在长椅上，就着夕阳最后一抹余晖，断断续续地跟我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

当年她经人介绍嫁到了云南昆明，丈夫是一个矿上的工人，家里条件很一般。刚嫁过去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好歹两个人感情不错，日子虽苦，心里是甜的。可好景不长，后来矿上效益越来越差，丈夫下了岗，家里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那些年她跟着丈夫辗转了好几个地方讨生活，修过路、搬过砖、摆过地摊，什么样的苦都吃过。最难的时候，一家老小挤在租来的煤棚里过冬，棚子四面漏风，半夜冷得睡不着，她就把所有的衣服盖在孩子身上，自己坐在床边坐到天亮。

她说她也想家，想广西的山，想百色的水，想她那个从小一起在田埂上长大的妹妹。头几年还偶尔能通个信，寄封信要辗转好几个月才能收到。后来搬了几次家，地址换来换去，加上那些年通讯不发达，就彻底断了联系。她写过好多信寄到老家，但都没有回音，不知道是没寄到，还是寄到了没人收。她也想过回去找，可山长水远，家里又穷，连路费都凑不齐，一年一年地拖着，拖到后来，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

她说着说着又掉了眼泪，说这些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妈这个妹妹。她走的时候我妈才二十岁，正是最需要姐姐帮衬的年纪。她一直愧疚自己嫁得太远，没能照顾好妹妹，不知道自己这个妹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吃了多少苦，有没有人疼。

我赶紧告诉她，我妈过得挺好的，身体也硬朗，现在在柳州跟我一起生活，帮我看看店、带带孙子，每天忙忙叨叨的，但日子过得很充实。她前几年还念叨过你，说也不知道你姐在云南怎么样了，这辈子还能不能见上一面。后来年纪大了，念叨得少了，但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惦记着。

大姨听到“这辈子还能不能见上一面”这几个字的时候，又捂住了嘴，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她在挎包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巾，抽了一张擦眼泪，纸巾屑粘在她红红的鼻头上，看起来又可怜又好笑。

等情绪终于平复下来，她拉着我的手，非要请我吃饭。我说不用了，大姨，应该我请您。她把脸一板，说，大姨请你，不许争。这是大姨欠你的，欠你妈一顿饭，欠了几十年了。你是让大姨把这顿饭继续欠到棺材里去吗？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跟着她走。

大姨带我去了一家她年轻时当知青时经常光顾的白族小饭馆。饭馆是白族传统的“三坊一照壁”老院子改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核桃树，树冠伸展开来，遮住了大半个院子。院子里摆了十几张矮桌，桌边放着草编的蒲团，墙上挂着一串串金黄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灶房里飘出来的香味勾得人直咽口水。

大姨显然是这里的熟客——不对，应该说几十年过去了，这饭馆的老板居然还认得她。一个头发花白的白族阿婆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眯着眼睛看了她半天，然后惊喜地用白族话喊了一声什么，两个人拉着手在院子里又说又笑，笑着笑着就都哭了。原来这饭馆的老板，就是大姨当知青时的房东的女儿，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如今已经是当奶奶的人了。

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很久。大姨点了一大桌子菜，酸辣鱼、乳扇、凉鸡米线、砂锅豆腐、炸乳饼，全是当地特色，摆了满满一桌。她自己没怎么吃，光顾着给我夹菜，一个劲儿地说“多吃点多吃点，大姨看着你吃就高兴”。那架势跟我妈一模一样，明明自己也是能吃饭的人，却总是把好吃的留给别人。

吃饭的时候我们加了微信，又互相留了电话。她的微信头像是一朵白色的山茶花，昵称叫“桂芳”，简单得很。朋友圈里发的东西也不多，偶尔几张花花草草的照片，或者转发几条养生文章。我翻到一条两年前的朋友圈，配图是一碗米粉，配文只有一句话：“还是家乡的味道最好。”

那碗米粉看着普普通通，甚至卖相不太好，但我知道，那是她从某个广西老乡开的店里买来的，她把那碗粉当成几十年来支撑自己思乡之情的东西。

吃完饭，我把她送回客栈。她住的那家客栈就在大理古城边上，白墙黑瓦，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站在客栈门口要分别的时候，她攥着我的手，攥得特别紧，像是怕一松开我就会消失似的。她仰着头看着我，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既有笑容也有泪光，表情复杂得让人心酸。

她说，大勇，今天是大姨这几十年最高兴的一天。在洱海边帮一个陌生人拍照，没想到拍出了自己的亲外甥。

我说，大姨，这说明咱们有缘分。老天爷不忍心让咱们这门亲戚就这么断了，所以才安排了今天这场相遇。

她点点头，又哭了。我发现我这个大姨特别爱哭，动不动就掉眼泪，跟我妈完全不一样。我妈是个倔脾气，再难过也要绷着，从来不轻易掉眼泪。可这个大姨，感情丰沛得像一汪泉水，随便拨一拨就往外冒。

但我理解她。几十年的思念和愧疚积压在心里，攒成了一个大坝，今天这个意外重逢在大坝上炸开了一个口子，那些积攒了几十年的情绪就全都涌了出来。

临别前她叮嘱我，一定要记得安排她和我妈见面。她说她等了几十年，不怕再多等几个月，但别让她等太久了。她的腿脚不太好，走不了太远的路；她的眼睛也开始花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她说她想趁着还能走、还能看清妹妹的样子，再见她一面。

我用力点了点头，说大姨你放心，今年过年，我一定把你和我妈安排到一起，让你们姐妹俩好好团圆。

她笑了，是那种带着泪花的笑。月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把每一根银丝都染成了霜色。大理古城的石板路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青光，远处的洱海像一块深蓝色的绸缎铺在天边，星星倒映在湖面上，碎成满湖的钻石。

从大理回到柳州后，我把在洱海边偶遇大姨的事告诉了我妈。

我妈正在灶台前择菜，手里拿着一把空心菜，听到“潘秀英”三个字的时候，她的手一抖，菜叶子哗啦一下全掉在地上。她没有弯腰去捡，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的眼睛，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问了一句，她还好吗？

我说，挺好，就是想您。大姨说，这么多年她一直想回来找您，可路太远了，日子又穷，一直没能回来。她让我告诉您，她对不起您。

我妈背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她没有出声，但我知道她在哭。我妈的哭跟我大姨不一样，大姨是哭得稀里哗啦的，眼泪鼻涕一起流，不在乎形象。我妈是那种闷声不响的哭，把所有的声音都压在嗓子底下，只露出微微颤抖的背影。她的背影比我记忆中瘦小了很多，头发也白了，后颈上的皮肤松弛地耷拉下来。我忽然意识到，我妈也老了，她们姐妹都老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过来，用围裙擦了擦眼睛，声音还是有点哑，说，你大姨，她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两条辫子又黑又粗，村里好多小伙子都追她。她走的那天，我追着马车跑了三里地，跑到鞋都掉了。我好多年做梦都梦到那个场景，马车越来越远，她的红头巾越来越小，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像在自言自语。她说，我一直想问她，她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到底过得好不好。你爸那会儿跟我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可我心里知道，没有消息，才是最让人揪心的。

我走过去，把我妈搂进怀里。她的身子又瘦又小，缩在我怀里像一只干瘪的核桃。我感觉到她在发抖，那是压抑了几十年后忽然被释放出来的情感，在身体里横冲直撞，无处安放。

我说，妈，今年过年，我把我大姨接来。你们姐妹，这辈子还能再团圆一次。

我妈没有说话，只是把脸埋在我胸口，哭得像个孩子。

从那天起，我妈的精气神明显不一样了。以前她总说这疼那疼，不爱出门，最多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现在隔三差五就跟我打听大姨的近况，两个人三天两头发微信，有时候是语音，有时候是视频通话。我妈对着手机屏幕，笑得像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脸上那几条平时愁眉苦脸皱出来的褶子都舒展开了。视频那头的姨也是，每次看到我妈就哭，一边哭一边骂自己没出息，但眼睛里全是亮晶晶的光。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隔着手机屏幕又哭又笑，每次都聊到手机发烫才肯挂。

春节还没到，我已经开始在客厅收拾那间空闲的客房了。床单换上了新的，被子晒了两天太阳，松松软软的，还带着一股阳光特有的干燥香味。床头柜上放了一盆水仙，是我妈亲自挑的，说大姨喜欢水仙。窗台上的灰尘被她来来回回擦了好几遍，擦得都能反光了。她还在衣柜里挂了两件新做的棉袄，说云南冬天不怎么冷，怕大姨回来不适应广西的湿冷天气。

我知道，我妈不是在收拾房间。她是在收拾她和她姐姐之间失散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她在把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拼回去。

而我呢，每次想到我和大姨是怎么重逢的，都觉得像做了一场梦。

那个傍晚的洱海边，我纯粹是因为看到她一个人拍照拍得辛苦，想帮她一把。谁能想到，这随手一拍，竟拍出了一段失散将近半个世纪的亲情。如今我每次翻到手机里那张大姨帮我拍的照片，看到那个站在苍山洱海前笑得眼睛眯成缝的自己，都觉得那一天像是被老天爷提前安排好的剧本。

那座搭在洱海边上的小小的观景平台，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路口。我和大姨，就像两粒被风吹散了半个世纪的沙，最后在风停的地方，重新聚在了一起。

苍山洱海，真的是一个有神灵的地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