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男子患癌，去上海花600挂号费看病，医生只说一句就让他走

接到黄牛电话那天，广州下着暴雨。

我正蹲在出租屋里煮泡面，手机屏幕亮起来，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边声音压得很低，像在搞什么地下交易。

“陈志强是吧？你要的号我搞到了，中山医院肿瘤科，林教授，下周三上午九点。”

我手里的筷子掉进锅里。

“多少钱？”

“挂号费六百，我的服务费两千，一共两千六。”

两千六。我上个月送外卖跑了三百多单，扣掉租车费、油费、平台抽成，到手四千二。

房租一千三，寄回老家两千，剩下九百块吃饭。

“能不能便宜点？”

“兄弟，这已经是行情价了。你知道林教授的号多难挂吗？正常渠道排队要排到明年。你不想活了？”

我沉默了几秒，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城市，远处珠江新城的写字楼亮着灯，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行，怎么付钱。”

挂了电话，我把泡面端到桌上，吃了一口，又放下。

吃不下去。

三个月前，我开始咳血。

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上火。干我们这行的，天天在外面跑，风吹日晒，嗓子不舒服很正常。去药店买了盒止咳糖浆，喝了三天，没好。又买了盒消炎药，吃了一周，还是没好。

后来咳得越来越厉害，半夜能把隔壁室友吵醒。

室友叫阿杰，也是送外卖的，湖南人，二十出头，瘦得跟竹竿似的。他半夜爬起来敲我门：“强哥，你没事吧？听着跟肺要咳出来一样。”

我说没事，老毛病。

但心里开始慌了。

去社区医院拍了个胸片，医生看了半天，表情不太对，说建议我去大医院做个CT。

“医生，什么问题？”

“不好说，你去大医院再查查吧。”

“不好说”三个字，比直接告诉我结果还让人害怕。

我去了市人民医院，排队一上午，做了增强CT。等结果的时候，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抱着她孙子，小孩在哭，老太太在哄。

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很重，头顶的日光灯有一根坏了，一闪一闪的。

护士叫我的名字。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白大褂扣子没系，里面露出一件灰色毛衣。他面前摆着我的CT片子，用笔指着上面一个位置。

“看到这个阴影了吗？形态不太好，边界不规则，有毛刺征。”

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听不懂那些术语，但“不太好”这三个字谁都听得懂。

“医生，什么意思？”

“高度怀疑是恶性肿瘤，建议你做穿刺活检确认一下。”

恶性肿瘤。癌。

我坐在那里，脑子嗡嗡响，像被人敲了一闷棍。医生后面说的话我基本没听进去，只记得他让我尽快住院，尽快做活检，尽快确定治疗方案。

尽快。尽快。尽快。

我出了医院，站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抽到一半，想起自己咳血还抽烟，狠狠把烟掐了，扔进垃圾桶。

然后蹲在路边，给老家打了个电话。

我妈接的。

“喂，志强啊，怎么这个点打电话？吃饭了没？”

“吃了。”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正常，“妈，我爸呢？”

“你爸去地里了，今年花生长得不错。你那边还好吧？钱够不够用？不够跟妈说。”

“够，够用。”

“那就好，别太省了，该吃吃该喝喝。你爸上个月摔了一跤，腿脚不太利索，不过没事，老毛病了。”

“嗯。”

我挂断电话，又点了一根烟。

我爸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我妈在镇上的服装厂打工，一个月两千块钱。家里还有个弟弟在念大学，学费靠贷款，生活费靠我寄。

我不敢跟他们说。

回到出租屋，我在网上查了一晚上肺癌的资料。

百度贴吧、知乎、各种病友论坛，从晚上八点看到凌晨三点。越看越心凉。五年生存率、靶向药、化疗副作用、骨转移、脑转移，一个个词像刀子一样扎进眼睛里。

有个帖子是一个肺癌晚期病人写的，他说他确诊的时候已经转移了，医生说他最多还有半年。他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他在出租屋里一个人等死。

我看完那条帖子，把手机扣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出租屋的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张扭曲的脸。

第二天，我去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做了穿刺活检。

等结果那几天，我继续送外卖。我不能停，一停就没钱。白天骑着电动车在城中村的巷子里钻来钻去，晚上回到出租屋咳得撕心裂肺。

阿强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说看过了，没事。

他又问我要不要借点钱，我说不用。

结果出来了。

肺腺癌，中晚期。

医生说是IIIA期，有纵隔淋巴结转移，不建议手术，需要先做化疗，看能不能降期。

我问医生，这个病能治好吗？

医生说，积极治疗，五年生存率大概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我拿着诊断报告走出医院，阳光很大，晒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好像这个世界跟我没关系了。

那天晚上，我请阿强吃饭。

城中村的一家大排档，点了两瓶啤酒、几串烧烤、一份炒粉。阿强吃得很开心，说今天运气好，跑了三十多单，赚了两百多。

我喝了一口啤酒，说：“强子，我可能得回家了。”

“回家？干嘛？”

“身体不太好，想回去歇一阵。”

阿强放下筷子，看着我：“是不是那个咳嗽的事？”

我点点头。

“严重吗？”

“还好，需要治一治。”

“钱够不够？我这儿还有三千，你先拿着。”

“不用不用，够的。”

阿强坚持要转给我，我收了。我知道他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但我确实需要钱。

那顿饭吃到凌晨一点，阿强喝多了，趴在桌上睡着了。我结了账，把他扶回出租屋，然后自己坐在门口抽了一根烟。

掏出手机，给一个在广州打工的老乡发了条消息：“你知道上海哪个医院看肺癌好吗？”

老乡回：“复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医院？我也不太清楚，你上网查查。”

我查了。

查到了中山医院肿瘤科，查到肿瘤科，查到林教授，查到他是国内肺癌治疗领域的权威，查到他每周只有周三上午出门诊，号源极其紧张，正常挂号根本挂不到。

然后我在一个病友群里问怎么才能挂到林教授的号，有人私聊我，说他认识黄牛，可以帮忙挂号，服务费两千。

我当时觉得贵。

后来想想，两千块钱，如果能换来一个确切的治疗方案，值了。

周三早上，我坐了最早一班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

机票是提前一周买的特价票，五百八。凌晨四点多起床，打车去白云机场，安检，登机。飞机上我一直在咳嗽，旁边的乘客看了我好几眼，我捂着嘴尽量不发出声音。

飞机落地浦东机场的时候，是早上七点。

三月份的上海，比广州冷多了。我穿着一件薄外套，冻得直哆嗦。出了机场坐地铁，换乘两次，到了中山医院附近。

医院门口排着长队，全是人。

我按照黄牛给的地址，在医院旁边的取号机上取了号。挂号单上写着：肿瘤科，林教授，挂号费600元。

六百块。

我拿着那张挂号单，手心全是汗。

上楼，找到诊室，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有坐着轮椅的，有戴着帽子和口罩的，有被家属搀扶着的。

我排在队伍最后面，靠着墙站着。

旁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上海本地人，陪她老公来的。她跟我搭话：“小伙子，你也是来看林教授的？”

“嗯。”

“什么病？”

“肺上有点问题。”

“哎哟，我老公也是肺癌，晚期了，化疗了四次，头发都掉光了。”她指着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男人戴着一顶毛线帽，脸色蜡黄，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林教授看得好吗？”我问。

“林教授是我们打听到的最好的专家了，上次他给我老公调整了方案，这两个月稳定了很多。就是挂号太难了，我们这次是凌晨三点来排队的。”

凌晨三点。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挂号单，突然觉得那两千块黄牛费也不算太冤。

队伍慢慢往前挪。

每进去一个人，大概要等十几分钟。出来的人表情各异，有的轻松，有的沉重，有的眼眶红红的。

轮到我前面那个阿姨的老公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阿姨推着轮椅进去，大概十五分钟后出来，脸上带着笑容，回头跟我说：“林教授说可以试试免疫治疗，有希望！”

我点点头，说了句恭喜。

然后护士喊我的名字。

“王强。”

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诊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人体解剖图。林教授坐在桌后，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表情平静，看不出什么情绪。

桌上堆着厚厚一沓病历。

我走过去，把CT片子和诊断报告放在桌上。

“林教授您好，我是从广州过来的。”

他点点头，没说话，拿起我的CT片子对着光仔细看。

看了大概有两分钟。

然后他放下片子，拿起我的诊断报告，翻了一遍。

我坐在那里，心跳得很快，手心里全是汗。

林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看着我。

“你这个情况，在你们当地医院治疗就行了。”

我愣住了。

“什么？”

“我说，你这个情况，在广州治疗就可以了，没必要专门跑到上海来。”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回去吧，不用在我们这里治。”

我脑子一片空白。

六百块的挂号费，两千块的黄牛费，特价机票，从广州飞过来，排了一上午的队，等了那么久，就换来这么一句话？

“林教授，我专门从广州过来的，您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方案……”

“我看过了。”他打断我，“你的病期是IIIA期，有淋巴结转移，标准治疗方案就是同步放化疗，然后看能不能降期手术。这个方案在哪个三甲医院都能做，广州的肿瘤医院、省人民医院都可以，没必要跑到上海来。”

“可是网上说您是这方面最好的专家……”

“最好的专家，也要看病情。”他的语气很平静，“你的病不是特别复杂，治疗方案很清楚，不需要我来看。你把钱省下来，用在治疗上。”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林教授看了我一眼，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你从广州过来，挂号费也不便宜吧？”

“六百。”

“六百。”他重复了一遍，摇了摇头，“你这六百块钱，在广州能挂好几个专家号了。”

然后他拿起笔，在我的病历上写了一行字，推过来给我看。

“这是我的建议方案，你拿回去给当地的医生看，他们会明白的。”

我低头看，是一行很工整的字：

“建议行同步放化疗，2-3个周期后复查，评估手术机会。”

下面还有他的签名。

“回去吧，别浪费钱了。”他说。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

外面还有人在等，护士探头进来：“林教授，下一位可以进来了吗？”

林教授点点头，然后看着我。

“还有问题吗？”

我张了张嘴，想问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我收起病历和片子，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林教授叫住了我。

“王强。”

我回头。

他看着我，目光透过镜片，很平静，但似乎又带着点什么。

“按时治疗，别拖。”

我点点头，推门出去。

走廊里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吵。我穿过人群，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按了一楼。

电梯往下走，我看着楼层数字一层一层地跳。

到了五楼，电梯停了，门打开，推进来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挂着点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旁边跟着两个家属，眼睛红肿。

我看着那张病床，看着那个病人。

他也在看着我。

电梯到了一楼，我走出去，站在医院门口。

上海的阳光很好，但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子。我掏出手机，想给谁打个电话，但翻了半天通讯录，不知道打给谁。

最后我给阿强发了一条消息。

“看完了。”

阿强秒回：“咋样？”

我看着手机屏幕，想了想，打字：“医生说让我回去治。”

“啊？那你跑那么远干嘛？”

是啊，我跑那么远干嘛。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拉了拉羽绒服的领子，往地铁站走。

走了几步，突然想起林教授最后那句话。

“按时治疗，别拖。”

我停下脚步，站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门口，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我把帽子拉起来，遮住脸，继续往前走。

机场在浦东，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我在地铁上找了个角落站着，旁边是一对情侣，搂在一起看手机，笑得很开心。

我别过头，看着窗外。

地铁钻出地面，外面的房子、树木、电线杆飞速后退。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手机震了一下。

是阿强。

“强哥，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帮你顶两天班，你别急。”

我看着那条消息，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删掉又打。

最后只回了两个字。

“谢谢。”

回到广州已经是晚上了。

白云机场出来，坐机场大巴到市区，再转公交回城中村。到家的时候快十点，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盏，黑黢黢的。

我摸出钥匙开门，屋里一股泡面味。

把包扔在床上，我坐在床边，掏出林教授写的那张病历。

那行字还在。

“化疗行同步放化疗，2-3个周期后评估，评估手术机会。”

我把病历放在桌上，盯着它看了很久。

然后拿出手机，查了一下广州能治这个病的医院。

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南方医院。

我挑了一个离家最近的，明天去挂号。

关灯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在，形状还是像一张地图。

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林教授那句话。

“你这个情况，在肺癌医院治疗就行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拒绝，像推诿，像敷衍。

但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的病，还能治。

如果我的病已经到了没得治的地步，他没必要说这些话。他可以说“你来晚了”，可以说“我们尽力”，可以说“回家好好养着”。

但他没有。

他说的是：“回去治，别浪费钱。”

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是——你的病，在你们当地的医院就能处理，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跑那么远。

还有希望。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

城中村的夜晚很吵，楼下有人打牌，对面楼有人在放音乐，远处有救护车的声音。

我闭上眼睛。

明天去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省人民医院。

排队挂号排队，排队看诊，排队做检查。医生看了我的病历和片子，又看了林教授写的那行字，点了点头。

“林教授的建议很中肯，我们就按这个方案来。先做两个周期的同步放化疗，然后评估。”

“医生，这个病能治好吗？”

医生看了我一眼，没有直接回答。

“我们会尽力的。”

这句话我听懂了。

医生不会给你承诺，他们只会说尽力。

但“尽力”这两个字，对病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从医院出来，我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

抽完这根，就戒了。

我对自己说。

远处，珠江新城的写字楼在阳光下闪着光。

我掐灭烟头，扔进垃圾桶，转身往公交站走去。

手机响了，是阿强。

“强哥，晚上吃饭不？我发工资了，请你。”

“行。”

“吃啥？”

“大排档吧，上次那家。”

“好嘞。”

我挂掉电话，上了公交车。

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

广州的街道很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声音。这座城市有上千万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希望。

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个得了肺癌、卡里只剩两千块的送外卖的。

但我还活着。

而且，还能再活一阵子。

公交车拐过一个路口，阳光照进车窗，落在我手上。

我低头看着那束光。

很暖。

治疗开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战斗”。

第一次化疗那天，我请了假。阿强说陪我去，我说不用，你跑你的单。他坚持要陪，说今天下雨，单子也少。其实我知道，他是怕我一个人扛不住。

输液室里坐满了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坐在椅子上，手臂上连着输液管，药水一滴一滴地流进血管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是消毒水混合着某种药物的酸涩。

护士给我扎针的时候，问我紧张吗。

我说不紧张。

其实我紧张得要死。

药水刚流进血管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过了大概半小时，一阵恶心从胃里翻上来，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拧我的胃。我弯腰对着垃圾桶干呕，什么都吐不出来。

阿强在旁边拍我的背，问我要不要叫护士。

我摆摆手，说没事。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我躺在床上，浑身像被抽空了力气。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那张地图，我看了它三个多月，已经熟悉到能闭着眼睛画出它的轮廓。

手机响了，是我妈。

“喂，妈。”

“志强啊，吃饭了没？”

“吃了。”我撒谎。

“你声音怎么听起来没精神？是不是又熬夜了？”

“没有，刚睡醒，有点困。”

“那就好。你爸最近身体好多了，能下楼走动了。你弟弟期末考试过了，成绩还不错。”

“嗯，那就好。”

“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

“嗯。”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一边。

天花板上的水渍模糊了。

我抹了一把眼睛，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化疗的副作用在第二天全面爆发。

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头发开始掉，一把一把地掉，枕头上、地板上、洗手池里，到处都是我的头发。

我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越来越稀疏的头顶，笑了一下。

以前嫌头发太多，现在好了，省洗发水。

放疗是第三个星期开始的。

每周五次，每次十几分钟。躺在机器上，红色的定位线对准胸口，机器嗡嗡响，看不见的光线穿过我的身体，杀死癌细胞，也杀死好的细胞。

放疗做到第十次的时候，我的胸口皮肤开始发红、脱皮，像被火烧过一样，碰一下就疼。

医生说这是正常反应，让我忍一忍。

我忍了。

治疗期间，我还在送外卖。

没办法，不送就没钱。化疗完第二天，身体稍微恢复一点，我就骑上车出去跑单。跑不了太久，以前一天跑十几个小时，现在只能跑四五个小时，跑一阵就要停下来休息。

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高档小区。保安不让电动车进，我只能把车停在门口，拿着外卖走进去。

小区很大，走了好远才找到那栋楼。电梯上楼，敲门，开门的是一个跟我妈差不多年纪的阿姨。

她接过外卖，看了我一眼。

“小伙子，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没事，有点累。”

“年轻人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她把外卖接过去，给我递了一瓶矿泉水。

“拿着喝。”

我接过水，说了声谢谢。

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点想哭。

一个陌生人都能看出我脸色不好，我妈却还蒙在鼓里。

但我不能告诉她。

告诉她，她一定会来广州。她来了，我爸怎么办？我弟怎么办？她的工作怎么办？

我不能让她来。

所以我只能一个人扛。

做完两个周期的放化疗，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我瘦了十几斤。以前一百三，现在不到一百二，脸上的颧骨都凸出来了。

阿强说我瘦得像根柴。

我说你才像根柴。

他笑了，我也笑了。

复查那天，我起得很早。

去医院排队，做增强CT，抽血查肿瘤标志物。然后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等结果。

还是那条走廊，还是那种消毒水的味道，还是那盏一闪一闪的日光灯。

跟三个月前一模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是我自己。

等了大概两个小时，护士叫我的名字。

我走进诊室，医生面前放着我的CT片子和化验单。

“怎么样，医生？”

医生看着片子，又看了看化验单，然后抬起头。

“效果不错。”

我愣住。

“肿瘤缩小了百分之四十，淋巴结转移灶也明显缩小了。肿瘤标志物下降了很多。”

“那……那能手术吗？”

“目前来看，可以。”

可以。

可以手术。

我坐在椅子上，突然觉得腿软。

化疗的恶心、放疗的灼烧、掉头发的窘迫、半夜的咳嗽、胸口的疼痛、一个人扛着所有这些日日夜夜，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值得了。

“那我们安排下周手术。不过。”

医生顿了顿。

“手术费用大概需要五万左右，你这边有医保吗？”

五万。

我沉默了几秒。

“有医保，能报一部分。”

“那就好。你回去准备一下，下周一来住院。”

我点点头，走出诊室。

站在医院门口，我给阿强打了个电话。

“阿强，医生说我效果不错，能手术了。”

“真的？！太好了！恭喜你强哥！”

“但是手术费要五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有两万，你先拿着。”

“不用……”

“别废话，你拿着。我还能再借。”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说什么。

“强哥，你在听吗？”

“在。”

“那就这样，晚上回去再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掏出手机，翻到老家的号码，手指悬在屏幕上方，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没拨出去。

我收起手机，往公交站走去。

走了几步，脚步比来的时候轻快了不少。

晚上，我坐在出租屋里，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

上面记着我这两个月的开销。

化疗费、放疗费、检查费、药费、挂号费、黄牛费、机票费。

加起来，已经花了四万多。

我的积蓄，全花光了，还欠了阿强两万。

手术费五万，医保能报一部分，但自己大概还要出两三万。

再加上术后恢复、后续治疗。

我算了算，至少还要五万。

五万块。

我送一单外卖赚六块钱，一个月跑四百单，两千四。

五万块，要跑两年。

我等不了两年。

我合上本子，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那块水渍还在。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打开了一个群聊。

群里都是病友，有人分享治疗经验，有人互相打气，也有人问借钱。

我打了一行字。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申请大病救助吗？”

群里很快有人回复。

“去街道办问问，有低保的话可以申请医疗救助。”

“你是哪里的？广州的话可以申请慈善总会的救助金。”

“还有水滴筹、轻松筹，可以试试。”

我看着这些消息，一个一个记下来。

水滴筹，轻松筹。

我以前在朋友圈里看到过别人转发，点进去看过，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用到。

我点开水滴筹的页面，看了半天，填写资料，上传诊断证明、身份证、住院记录。

在“求助金额”那一栏，我犹豫了很久。

最后填了五万。

然后写了一段求助说明。

“我叫王强，今年二十八岁，来自广东一个小县城，在广州送外卖。两个月前确诊肺腺癌IIIA期，目前已完成两个周期化疗，效果良好，医生建议进行手术。但手术费用需要五万元，前期治疗已经花光所有积蓄，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后续费用。希望各位好心人伸出援手，帮帮我。”

写完之后，我看了好几遍。

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但看起来，却那么像假的。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按下了提交。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扣在床上，不敢看。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像是羞耻，又像是解脱。

过了一会儿，手机开始震。

我拿起来看。

第一个捐款的，是阿强。

他捐了五百，留言：“强哥加油，兄弟挺你。”

然后是几个同事，有的捐了五十，有的捐了一百。

再然后，是老家的一些朋友。

有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联系了，他捐了五百，留言：“老同学，保重。”

我看着那些数字，那些名字，那些留言。

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我哭得很凶，像个小孩一样。

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用袖子擦，越擦越凶。

哭了很久，我才停下来。

手机还在震。

捐款的人越来越多，数字在涨。

五百，一千，两千，三千。

到第二天早上，已经筹到了一万三。

我盯着那个数字，说不出话。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陌生人，他们不认识我，没见过我，但愿意帮我。

我想起林教授，想起那个给我递水的阿姨，想起阿强，想起那个在群里给我出主意的病友。

我忽然觉得，活着，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手术那天，天气很好。

我被推进手术室之前，阿强站在门口，冲我竖了个大拇指。

“强哥，等你出来。”

我点点头。

手术室的门关上，头顶的灯很亮。

麻醉师给我戴上面罩，让我深呼吸。

我吸了一口，又吸了一口。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病房里，胸口缠着厚厚的绷带，插着各种管子。

阿强坐在旁边，看见我睁眼，兴奋地站起来。

“强哥！你醒了！”

我想说话，但嗓子很干，发不出声音。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得很干净！”阿强说，“你好好休息，别说话。”

我点点头，闭上眼睛。

胸口很疼，但心里很安定。

手术成功了。

肿瘤切掉了。

我活下来了。

在医院住了两周，拆线，拔管，恢复。

出院那天，阿强来接我。

他骑着他的电动车，后面绑着一个纸箱子，说是给我准备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箱牛奶，一箱水果，还有一袋核桃。

“核桃补脑，你多吃点。”他说。

我笑了。

“我脑子又没坏。”

“预防嘛。”

我坐上他的电动车后座，他发动车子，往出租屋的方向驶去。

路上，阳光很好，风吹在脸上，很舒服。

我眯着眼睛看着这座城市。

广州，我在这里生活了六年，送过外卖，当过保安，做过搬运工。

以前觉得这座城市很冰冷，很无情，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没人会多看你一眼。

但现在我觉得，这座城市，也有温暖的一面。

温暖来自那些陌生人，来自朋友，来自那些素不相识却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回到出租屋，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

它还在。

但我看着它，已经不觉得它像一张哭泣的脸了。

它只是一块水渍。

我拿出手机，给林教授发了条消息。

“林教授，我手术做完了，很成功，谢谢您当初的建议。”

消息发出去，我想他大概不会回。

毕竟他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病人，不会记得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年轻人。

但过了一会儿，手机震了。

“恭喜，好好康复。”

我看着那五个字，笑了。

窗外，阳光正好。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