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民国八年六月十日，徐世昌下令免去交通总长曹汝霖本职。同日被免的，还有驻日公使章宗祥与币制局总裁陆宗舆。
这三道任免令贴在已经烧成废墟的赵家楼前街，围观者众，鼓掌者亦众。这是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件，曹汝霖自己日后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对此却颇为平静：“此次风潮，由我而起，亦由我而终。”
不如归去
诗经有言，“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曹汝霖下野的方式比起其他人官场上的倾轧，更加具有讽刺意味。
在北洋政府内部，很多人一开始视曹汝霖为无可替代的对日交涉能手，但此时风潮既起，无人敢保。
北洋安福系需要替罪羊，徐世昌需要平息民愤，就连曹汝霖一向奉为靠山的段祺瑞，此时也不便再为他公开说一句话。
曹如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记述，徐世昌曾私下对人说：“润田办事向来认真，只是时势如此，不能不舍。”
这一个“舍”字，道尽了政治交易的冰冷本质。曹汝霖被罢免，并非因为法律审判，而是因为公众情绪已经到了非见血不能平息的程度。
这一点，曹汝霖的老对手梁启超看得很清楚，他在致籍忠寅的信中直言：“曹、章辈去职，非政府之觉悟，乃民气之压迫使然也。”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离开交通部之后，曹汝霖没有像陆宗舆那样长期蛰伏租界，也没有像章宗祥那样迅速转入实业，而是选择了北京的贤良寺。
有意思的是，贤良寺也是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寄居之所，这里庭院深深，香火清寂。
曹汝霖这样一位在巴黎和会谈判桌上与日本人周旋多年的外交官，如今每天做的事情，是抄经、会友、整理旧稿。
很多北洋旧交劝他暂避天津租界，曹却不肯，他说自己“既未卖国，何须托庇外人”。
为自己挽尊
禅门有语，“荆棘丛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华北山河变色。
日本人到来之后开始迅速在占领区物色有声望的中国人出面组织傀儡政权。
对于日本人来说，曹汝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本政商两界交游甚广，又有北洋政府交通、外交两部首长的经历，简直是他的梦寐以求之人。
土肥原贤二的特务机关多次派人登门，最初是托人传话，继而直接面谈，条件越来越优厚。
日军先是许给曹汝霖华北临时政府的高位，后来又许诺在新政府中让他出任要职。日本人甚至搬出了他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读书时的旧交来劝说他，口口声声以“日中提携”“东亚共荣”相诱导。
陶渊明在《饮酒》中写过一句，“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面对日军的条件，曹汝霖没有像吴佩孚那样拍案怒斥，也没有像一些前清遗老那样半推半就，而是采用了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策略：拖，和推。
每一次日本人派来说客，曹汝霖都亲自接待，让座、奉茶、寒暄，礼节一丝不苟。等到对方切入正题，他便开始云里雾里拉扯起来：他谈自己在五四之后声名已毁，在国人中毫无号召之力；谈自己年事渐高，体衰多病，不堪繁剧；谈自己早已皈依佛门，不问世事久矣。
曹汝霖反复强调自己“早已是政治上的死人”，一个死人如何能再出来做官？他的这套说辞，既不完全激怒日本人，也绝不留下任何允诺的把柄。
曹汝霖后来是这样说的：“日人虽屡以高位相诱，余始终未允。”
和曹汝霖同时期被日军极力拉拢的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先后下水，而他却保住了这条底线。
这一点，就连对他素无好感的曹聚仁，后来在《文坛五十年》中也承认：“曹汝霖在沦陷时期不肯出任伪职，较之王克敏之流，毕竟有骨气得多。”
左传有言，“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曹汝霖的下野，是一个技术官僚被民族主义狂飙碾压的典型案例；而他沦陷时期拒绝日军的招揽，则是一个背负骂名者在极端情境下守住底线的复杂标本。
曹汝霖当年下野之后在贤良寺的暮鼓晨钟里，每日抄写佛经，他也许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一个人一旦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行差踏错，终其余生都将活在那一页的阴影之下。不过他用后半生的沉默与拒绝，为自己争回了一点迟来的、微薄的清白。
这一点清白，不够为他前半生的政治选择翻案，但足以让后人在审视这段历史时，放慢下结论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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