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与汪精卫恩怨始末，汪始终视张为一枚棋子，张看汪令人感慨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在日本名古屋，消息传到广西百色时，张发奎正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据当时在他身边的人员回忆，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讲了一句话：“他本不必走这条路。”而在六年前，正是同一个张发奎，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处决了汪精卫派来劝降的特使，并在通电中直斥其“认贼作父”。

这种极度分裂的姿态，几乎贯穿了两人长达二十余年的关系。张发奎晚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时，曾当着唐德刚等学者的面脱口说出：“我从来不愿说他是个汉奸。”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征引，也成为解读二人真实关系的一把钥匙。

张发奎对汪精卫的最初印象，是带着浓重崇拜意味的。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发奎时任粤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汪精卫便为其风度所倾倒。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这样回忆：“他的演说、他的神态，真有一种魔力，我那时觉得，这才配做总理的信徒。”汪精卫仪表俊雅，长于言辞，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长期享有“政治明星”的光环，对于张发奎这类行伍出身、从基层一刀一枪打出来的职业军人，其吸引力是致命的。

北伐誓师后，张发奎率部入湘，一路血战，他所隶属的第四军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倚重的绝对主力，而汪精卫正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负责人。张发奎在这个阶段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归属：“我只知道汪先生是党的领袖，其余的事情不愿多想。”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负气出走，避居法国。张发奎所部此时正在北伐前线拼命，汀泗桥、贺胜桥两役打出“铁军”的威名，而他本人的政治倾向仍然牢牢系在汪精卫身上。

1927年宁汉分裂，武汉方面以汪精卫为旗帜，张发奎将自己统率的第二方面军完整地置于武汉政权的号令之下，对外宣称“只知有党，不知有蒋”。

汪精卫此时亦视张发奎为最重要的军事支柱，在武汉不止一次公开称其为“铁军之魂”，对左右亲信说：“我们的武力，就靠向华的部队。”这是两个人关系最亲密的时期，也是汪对张评价最高的阶段。

然而，裂痕就在这一时期几乎同步出现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部爆发，贺龙、叶挺带走了他赖以成名的核心部队，汪精卫为此极其难堪，当面责备张发奎治军不严，居然让共产党渗透到如此地步。张发奎在口述中并无回避：“汪先生责备我，说我的部队里藏了这么多共产党，实在不应该，我无话可说。”由此可以看出，汪精卫当时已经意识到，张发奎在政治上并不老练，只是一件顺手的武器，而不是可以托付心腹的伙伴。

真正令张发奎感到寒意的，是1927年秋冬的广州事变。

宁汉合流之后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汪精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汪急切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于是密嘱张发奎率部回粤，夺取广东。

张发奎毫不犹豫，率第二方面军残部昼夜兼程南下，以“护党救国”的名义发动兵变，驱逐李济深、黄绍竑，通电拥汪。用陈公博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张向华是个血性男子，汪先生叫他去跳火坑，他就真的跳下去了。”

但火坑跳下去之后，汪精卫却没能南下主持大局，反而在各方的口诛笔伐中极度被动。吴稚晖等南京元老骂汪精卫是“共产党的尾巴”，张发奎回粤的行动被翻出“容共”的旧账。汪精卫顶不住压力，于1927年12月中旬再次出洋，留下张发奎一个人面对桂军、陈济棠部和南京方面的多路军事围剿，紧接着又发生广州公社起义，张发奎内外交困，最终去职下野。

这是张发奎第一次公开表露对汪精卫的不满。

他晚年在口述中对那段往事有一段很坦率的评价：“我是受了汪先生的指示才回广东的，结果弄到声名狼藉，汪先生有时候确是不大负责，让我们这些做部下的很难做。”这个评价已经透露出他从一味崇拜，转向带着失望的审视。

与此同时，汪精卫对张发奎的观感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汪精卫性情偏执而又敏感，对于军事半懂不懂，却始终放不下干预的欲望。张发奎在广州的行动虽然是奉命而为，但手段刚猛，四面树敌，被李济深等人斥为“张逆”。

汪精卫在给陈公博的私信里曾经留下一句话：“向华忠勇有余，而智虑不足，我实在替他担忧。”这个评价很典型，完全是一个文人领袖对武将居高临下的审视，既有惋惜之情，也带着几分推卸责任的意味。

汪精卫此后数次更迭政治盟友，但始终想握住张发奎这条军事上的线，需要时亲切呼唤，不需要时便晾在一旁。

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期间，张发奎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出兵反蒋，结果在衡阳遭遇惨败，第四军几乎全军覆没。

张发奎把这次失败很大一部分责任归于汪精卫在北平的遥控，他在口述中直言：“扩大会议根本就是一场闹剧，汪先生书生之见，以为靠口舌就能把阎锡山、冯玉祥团结起来，他对军事完全是外行，却喜欢提出不切实际的命令。”这与汪精卫前面那句“智虑不足”形成了一种近乎针锋相对的互文，两个人都从自己的认知框架出发，认定对方是一个不懂事的角色。

抗战军兴，两人的关系走到彻底摊牌的临界点。

淞沪会战时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汪精卫则是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两人之间仍有往来。

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汪精卫约张发奎到他在武汉的寓所长谈，极力兜售他的“和平”主张。据张发奎回忆，陈璧君也在座，一再强调“日本太强大了，我们打下去只有亡国”。张发奎当场顶了回去：“实力差也要打，不打才是亡国。”汪精卫听完脸色极不好看，但并未死心。

此事之后，汪精卫大概已经断定张发奎是一块融不化的铁，他私下对周佛海说：“向华固执到了极点，受蒋氏的欺骗，很难回头了。”而张发奎这一边，也认定汪精卫已经不可救药：“他被一种失败主义笼罩住了，我劝不了他。”

1938年12月，汪精卫出逃河内，随后发表“艳电”，主张对日和议。张发奎此时主持第四战区，驻节韶关，很快便发表措辞严正的通电，痛斥汪精卫的叛国行径。

汪精卫方面仍不死心，派李讴一潜入第四战区游说张发奎，许以军权高位。张发奎当即下令将其扣押，随后予以枪决。此事在周佛海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汪先生闻张向华杀李讴一，黯然良久，谓向华如此决绝，亦可见其愚忠矣。”汪精卫口中的“愚忠”二字，恰好回应了他自己当年对张发奎“忠勇”的评价，只不过如今忠的对象已经不是他，而是他决意背叛的那个国家。

张发奎这一边，则用更加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要杀一儆百，让汪先生知道我的决心。”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曾留下罕见的一句正面评价，称“张向华能大义灭亲，殊为难得”。白崇禧私下也说过，向华这个人，大节上面，不含糊。

然而大节上的决绝，并不意味着内心的全盘否定。

抗战胜利之后，张发奎在报端读到汪精卫病死名古屋的消息，他对幕僚说了一句：“可惜了，他本来可以成为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随后进行的口述访问中，他对汪精卫的最终评价显得更为复杂而具体，原话是：“汪精卫这个人，长处和短处都很明显。他长于演说和文章，具有革命热忱，但短于决断，遇事优柔寡断。他缺乏军事常识，却总要干预军事。他待人以诚，但容易受人包围。我不相信他存心要做汉奸，他只是一念之差，对国家前途过于悲观，走上了歧途，但我绝不原谅他的行为。”

这段话没有任何外交辞令，几乎就是在给汪精卫做一份冷静的鉴定。他甚至在口述中透露，自己一直保留着汪精卫早年赠予的墨宝，有人问起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字是字，人是人。”

外界对这两个人的看法，也从来不曾简单。

当时的舆论圈里，胡政之、王芸生等大公报系报人有一个大致相近的判断：张发奎是“武人而有政治选择”，汪精卫则是“文士而缺政治定力”。

郭廷以后来在近代史论著中概括得更加干脆：“张发奎对于汪精卫，始而追随，继而失望，终而决裂，其心路历程，颇能反映国民党左派军人对汪氏态度的转变轨迹。”

而在蒋介石那里，张发奎这种一度拥汪的老对头，始终被贴着“反复无常”的标签，即便抗战期间用他，也不给真正的腹心之任。

周恩来在1946年曾对人说过，张发奎这个人，“革命同路人，有过摇摆，但大事不糊涂”。

至于汪精卫，则早已被各派当作一个共同的负面资产，连他旧日的不少亲信僚属，晚年都急着在回忆录里跟他划清界限。只有张发奎，这个从不掩饰自己早年追随汪精卫的人，在是非面前划出了一道最不圆滑却最清晰的线。

张汪二十多年的纠葛，汪精卫始终用的是评估一枚棋子的眼光来看张发奎，而张发奎最终用生命选择的底线，回敬了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

两个人都没能完全抹去对方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但历史最终记住的，是一种诚实的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