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数字加速时代的AI疲劳；标点符号过时了？！

数字加速时代的AI疲劳

2026年7月15日，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发表了题为《研究人员警告：“AI疲劳”让员工疲于应对》（"AI fatigue" leaves workers struggling to keep up, researchers say）的报道。文章援引多位研究人员的观察指出，越来越多的职场人正在出现一种共同症状：明明使用着据称能提高效率的AI工具，却感到比以前更加疲惫、更难集中注意力，甚至开始对工作产生回避情绪。

这个现象并非孤立。有研究者将这一现象放在了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加速时代（digital acceleration era）——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同时嵌入工作、教育与日常决策，其整合的节奏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已经超出了人类认知系统的适应能力。AI疲劳，正是这个时代的结构性产物。

CBC报道指出，AI疲劳的真正来源，并非员工使用AI的频率过高，而是企业在推行AI的过程中，节奏过快、持续施压、规则不清。员工被要求不断学习新工具、持续监督AI输出，同时还要独自消化“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和“岗位是否安全”这两重隐性焦虑。

AI疲劳（AI fatigue），指在持续使用、管理和跟进AI工具的压力下，职场人所产生的精神耗竭、判断力下降与行动意愿减弱的综合状态。

已有研究者们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定位。有观点认为，AI疲劳是一种多维度复合状态，由三个相互交织的层面构成：技术压力（technostress）、认知超载（cognitive overload）与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技术压力理论（Technostress Theory）揭示了人类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时产生的适应性张力；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则指出，人类工作记忆的处理容量是有限的，当AI带来的信息量、决策量和监督需求同时涌入，超出这一上限时，疲劳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值得注意的是，AI疲劳并非数字倦怠（digital burnout）的简单重复，它有自己独特的驱动机制：不只是使用时间过长，而是AI整合方式的不透明、不均衡与节奏失控所导致的特殊心理压力。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与加州大学联合开展了一项覆盖近1500名美国全职员工的调查，结果发表于今年3月的《哈佛商业评论》。研究发现，在工作中大量使用AI并需要持续监督AI工具的人群里，有14% 出现了研究者命名为“AI脑疲劳”（AI brain fry）的症状：头脑昏沉、难以集中注意力，且更容易感到认知超载。这一比例在市场营销、软件开发、人力资源、财务与IT岗位中最为突出。研究还发现，高度的AI监督需求预测了员工12% 的额外精神疲劳；而报告出现AI脑疲劳的员工，离职意向上升了近10%，决策疲劳增加了33%。

AI疲劳并非偶然发生。它是数字加速时代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当技术变革的速度，第一次系统性地超过了人类认知适应的速度。

CBC报道将矛头直接指向企业推行方式：快速、持续、规则不清。研究者们也指出，AI疲劳不是个人适应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当前数字化转型实践的系统性后果。驱动这一后果的，是四个相互叠加的结构性因素：糟糕的工具设计（poor design）、伦理不透明（ethical opacity）、组织错位（organisational misalignment），以及结构性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y）——不同岗位、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承受AI转型代价的能力天差地别，但这种不均衡很少被正视。

这个结构性背景，让一位长期构建AI agent基础设施的工程师Siddhant Khare的观察更具说服力。他今年2月在Business Insider发表的文章《AI疲惫是真实的，但没人谈论它》（AI fatigue is real and nobody talks about it）中指出，AI疲劳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器：AI移除了天然的速度上限。

Siddhant Khare

在AI出现之前，工作本身设置了天花板——打字速度、思考速度、查找资料的时间。这些限制令人沮丧，但也是一种调速器（governor）。AI移除了这个调速器。现在唯一的限制是认知耐力，而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认知极限在哪里，直到已经冲过了那条线。

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家科技公司长达八个月的跟踪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引入AI之后，员工并没有更早下班，而是承担了更多任务、工作时间悄然延长。研究人员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工作强化”（intensification）——AI并未减少工作，而是扩大了员工认为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事情的边界：工作范围在扩张，工作渗入了原本属于休息的间隙，多线程并行成为常态。

AI疲劳的症状，远比“有点累”更复杂。以下几个机制，是当前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

从创造者到审核者。 Siddhant Khare描述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转变：AI介入之前，工程师的工作是思考、创造、交付；AI介入之后，工作越来越变成提示、等待、评估、判断。创造性工作（generative work）会带来心流状态；评估性工作（evaluative work）会带来决策疲劳。更棘手的是，AI生成的代码比同事写的代码需要更仔细地审核——你了解同事的习惯和盲点，可以选择性地信任；但AI的输出看起来自信、能编译、能通过测试，却可能在生产环境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出错。你无法选择性地信任，只能逐行审阅。

提示词螺旋。 第一次输出70%正确，调整提示词，第二次75%正确但破坏了第一次的某些部分，第三次80%正确但结构变了——45分钟后，你意识到20分钟前就可以自己写完。这种循环感觉有成效，因为每次都在进步，但实际上目标早已从“交付功能”偷换成了“优化提示词”。

知识衰减。 AI时代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学习成本：你过去的投入可能直接作废。Siddhant Khare花两周精心构建的提示词工程工作流，三个月后模型更新、最佳实践改变，一半模板的效果不如一行简单提示。他花时间构建的五个自定义MCP服务器，随着协议演进和GitHub上数千个预构建版本的涌现，一夜之间变成冗余。这些时间不是“投资”（invested），而只是“花费”（spent）。这种知识衰减制造了一种特殊的FOMO（错失恐惧）：永远在学习新工具，永远无法在任何一个工具上深入，光是决定用哪个AI本身就已经耗尽了精力。

非确定性焦虑。 工程师的整个职业训练建立在确定性上——相同输入，相同输出，出问题可以追溯原因。AI打破了这个契约。这是一种持续、低烈度、无法消除的背景焦虑。当系统的行为逻辑无法被追溯，人类的认知安全感便持续受到侵蚀。

思维萎缩。 这是最值得警惕的长期代价。Siddhant Khare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设计评审会议上，他被要求在白板上推导一个并发问题，没有电脑，没有AI，结果发现自己很吃力。就像用了多年GPS之后无法认路，独立推理的能力因为不用而退化。当你总是先问AI，你就停止了建立那些只有通过独自挣扎才能形成的理解。 那种困惑和挣扎，恰恰是真正的学习发生的地方。

将AI疲劳归结为个人适应能力不足，是一个危险的错判。企业在AI推行中的不透明（目的与规则不清）与不均衡（监督负担分配失衡），还具有结构性不平等的维度：AI转型的收益往往流向有能力快速适应的高技能工作者，而适应成本——持续学习、工具迁移、身份焦虑——却不成比例地落在资源更少、支撑更弱的群体身上。这意味着，AI疲劳不只是一个个人健康问题，它同时是一个组织公平问题。

如何应对AI疲劳？有论文提出，需要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同时行动。核心方向是：从生产力优先（productivity-first）转向心理可持续性优先（psychological sustainability-first）。

组织层面，企业需要转向以人为中心的AI设计（human-centred AI design）。管理者应将认知负荷视为可追踪的独立指标：AI究竟是简化了工作还是增加了工作量？加州大学的研究者建议企业建立“AI practice”——对AI辅助工作的节奏与边界保持主动设计，而非单纯因为技术可行就持续加速。在管理者亲自参与帮助员工学习AI工具的团队中，成员的认知疲劳程度普遍更低——这意味着AI的推行需要组织层面的主动支撑，而不是将适应压力完全下放给个人。

个人层面，工程师Siddhant Khare有几个具体操作值得借鉴：把“思考时间”和“AI辅助执行时间”分开；接受70%作为AI输出的及格线，不追求完美输出；记录AI在哪些任务上真正节省时间、哪些上反而制造成本；工具选择上，不追逐每一个新工具，深度掌握少数经过时间验证的工具，构建在不随框架迭代而消失的基础设施层上。

更根本的，是Siddhant Khare提供的系统性类比：我们会为技术系统设计“可持续性”——添加断路器、实现背压机制、设计优雅降级。我们应该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当认知任务过载时，主动切断输入；当判断力开始下降时，减慢速度而非强撑；在疲劳状态下，仅维持对关键路径的判断力即可。把保护认知资源视为工程实践。

AI疲惫，不是懈怠，更不是失败，是速度本身出了问题。在一个以速度定义价值的时代，能够主动减速，是一种罕见的、需要刻意培养的能力。承认疲劳的存在，识别它背后的系统性根源，并要求组织为此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在数字加速的浪潮中，重新找回人的主动权最务实的第一步。

标点符号过时了？！

弗洛伦斯·哈兹拉特（Florence Hazrat）的新书《精确无误：从句号到问叹号，标点符号如何重塑世界》（On the Mark: From Periods to Interrobangs, How Punctuation Remade the World——编注：关于问叹号，哈兹拉特2020年发表在《万古》的“标点符号的历史[A history of punctuation]”一文中提到，问号和感叹号叠加而成的问叹号是美国广告高管Martin Speckter于1962年发明的）将于8月正式出版，这是一部讲述标点符号如何诞生、演进直至当下表情符号时代的生动历史著作。近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卫报》等多家媒体都刊登了书评，在从不同视角介绍这项研究的同时，也展现了标点符号如何持续影响着我们身处的世界。

朱迪丝·苏利瓦茨（Judith Shulevitz）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她的丈夫是一名作家，但她在题为《标点符号：一种代沟》的评论中写到，如今他们的儿子是家里的标点符号权威，其专长为短信和社交媒体中的标点符号使用，在这两个场景中，逗号和句号已经死亡，分号也一样，感叹号和表情符号才是王道。这位专家表示，网络标点符号的作用是煽动情绪，而不是清晰表达，“最终目标不是提高效率，而是最大程度地吸引注意力。”

苏利瓦茨指出，自从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被编撰成文以来，它们就在不断地演化。事实上，随着技术让我们越来越多地打字，标点规则更是飞速发展。它们的作用不仅仅是把句子的不同部分组装起来，而是重新创造了我们在面对面或电话沟通时用来表达意思的节奏、重音和语调。当我们能够用最少的思考对朋友的求助短信或是敌人的炸裂言论做出实时反应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可靠的非语言线索。但如果网络标点符号的追求是博眼球而非相互理解，且处在如此迅疾的变化当中，那么交流的未来就不免令人心生疑惑。

苏利瓦茨接着概述了哈兹拉特在书中对标点符号历史的回顾：巴比伦人将文字排列在方框内，从而形成了段落雏形；古亚述人和古波斯人则在词与词之间插入三角形符号；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聘请了来自各地的语言学家和学者，为了帮助他们阅读希腊文，他设计了指导发音的标音符号和标示停顿的原点。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这些小圆点一度被遗忘，但随着一神教的传播，它们又以不同的形式重现：因为神的话语需要恰当的停顿。印刷机的出现带来了出版物的爆炸式增长，现代书籍随即诞生，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字体和很多沿用至今的标点符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发现了标点符号在文学表达上的潜力，发明了一系列精巧的标点，例如感叹号、分号、破折号和括号。这些新符号让句子能够顺着曲折的思维小径延展开去，开启了探索自我的新领域。

此后，诗人和小说家将标点符号发展成了一种高雅艺术。艾米莉·狄金森在诗作中像一名击剑手一样挥舞破折号，将短语切开，创造出意义的岛屿。在她去世后，这些破折号曾一度被删去，直到1955年才得以恢复。哈兹拉特在书中写到，狄金森使用的破折号形态各异——有的向上弯曲，有的向下弯曲，有的甚至回转自身，现代排印技术尚难以精准呈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叙述者亨伯特·亨伯特为读者留出了450处括号内的旁白，让我们能够近距离窥看一位极度自恋的恋童癖的思想。丹尼尔·克劳斯（Daniel Kraus）获得2026年普利策小说奖的作品《天使陨落》（Angel Down）全书没有一个句号，过多的逗号带领读者在这个以一战战壕为背景的黑暗世界中的不同场景间疾驰……

苏利瓦茨再次回到网络标点符号的话题，指出对于数字原住民而言，在短信最后加句号带有一种消极攻击的意味。Z世代语言专家亚当·亚历克西奇（Adam Aleksic，网名“词源学极客”/Etymology Nerd）在2024年的一段TikTok视频中解释道，这就像是“妈妈叫你全名”一样。苏利瓦茨发现这还不是句号故事的全部：她儿子和朋友们有时候也会在短信末尾加句号，用来表达佯装不满。按照她儿子的说法，“正确的标点本身就是反讽的标志。”而事实上，历史上也有很多用标点符号表达讽刺的探索，这种尝试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晚期，当时一位印刷商曾提议用反向的问号来表达反讽。后来又有一位科学家提议用倒置的感叹号。20世纪的一位法国小说家曾建议使用希腊字母“psi”（Ψ），因为它看起来恰好像一支射向空中的箭。但这些提议都没能流行起来，唯一获得生命力的反讽符号是兴起于推特的“标签#”符号——它被用来强调金句或者表达自嘲。

相比于哈兹拉特担忧标点符号在这个缺乏面对面沟通的时代必须承担起比以往更重要的情感表达功能，苏利瓦茨反而认为网络标点的问题恰恰在于情感过剩，以至于父母常常因为误用标点而引发尴尬。苏利瓦茨的儿子并不会纠正她的错误用法，因为他默认老年人就是会用错，并且没兴趣帮母亲变酷。苏利瓦茨最后总结道，Z世代热衷使用的是一套极度个人化的符号——梗图、定制虚拟表情（memoji）贴纸和动图，标准的表情符号和文本回应方式正逐渐过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标点符号在当今世界不再重要。苏利瓦茨在文中提到了哈兹拉特书中的一个例子，关于对逗号的理解如何影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一个句子的解读，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影响。第二修正案中的这个句子关乎美国人的持枪权，原文为“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鉴于一支管理良好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属必要，人民存贮与佩用武器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编者注：关于美国第二修正案的复杂争议，可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6341）。直到21世纪，无论标点如何，句子的所有部分都被赋予同等分量，因此后半部分授予的持枪权被视为仅限于前半部分提到的民兵组织。

但在2008年，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确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解读：他用引文中的最后一个逗号弱化了前半部分关于民兵的从句，从而让“人民”拥有了持枪权。然而这个著名的原教旨主义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斯卡利亚用来解读的那份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修正案文本，仅仅是众多版本中的一个。哈兹拉特指出，各州认证的第二修正案版本各不相同，有的包含两个逗号，有的有三个，有的有四个。在她看来，鉴于美国建国时代标点符号的用法尚未标准化，最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过度解读这些逗号。

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副教授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逗号、常识和正义（Commas, Common Sense and Justice ）” 在简要介绍了哈兹拉特的新书之后，就对上述第二修正案争议进行了深入探讨。麦克沃特同意哈兹拉特的观点，并进一步补充到，斯卡利亚的牵强附会不仅仅体现在对逗号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斯卡利亚颇有说服力地主张这句话中的“佩用武器”指的是在各种情形下使用武器，而不仅仅是在民兵组织当中，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他们想要批准所有情形下的持枪权，为什么在单单提出民兵持枪这一种情形，而不是同时提到自卫和狩猎呢？麦克沃特做了一个颇为幽默的类比，按照斯卡利亚的思路，这样的句子是可以成立的：“篮球，有助于健康，运动，应该被鼓励。”这样的句子显然十分拙劣。他最后总结道：“官员，容易受到党派偏见的影响，最高法院法官，应该根据最符合直觉的方式解读语言。”

麦克沃特在这篇评论的开头提到，我们今天对感叹号的使用会让几十年前的人感到困惑，它现在变成了示好的标志，他也会在邮件中写“一会儿见！”。《卫报》刊登的史蒂文·普尔（Steven Poole）为哈兹拉特新书撰写的书评就以感叹号开篇，他说感叹号也被称为“喘息、尖叫、狗吠或嘶吼”。福勒（H.W. Fowler）在《现代英语用法》（Modern English Usage）中指出，使用过多感叹号会暴露作者“教育不足或缺乏经验”；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称之为“笑话徽章”；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称之为“无声的铙钹”；美国小说家埃尔默·伦纳德（Elmore Leonard）明确指出每十万字只能用两到三个感叹号，普尔认为这已经算宽容。

普尔接着写到，哈兹拉特指出纳粹酷爱感叹号，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甚至在希特勒的演讲稿中用铅笔连画三个感叹号。现代德国语言学家康拉德·埃利希（Konrad Ehlich）认为，“把感叹号甩在陈述结尾，会将所有言语变成呐喊，将所有想法变成秩序”。她还嘲笑了那些抱怨之前的编辑在贝奥武夫的演讲中加入感叹号让主人公显得女性化的学者。哈兹拉特还将特朗普描绘为一位标点符号修辞大师，他同样痴迷于感叹号，并且创造性地使用着重引号——既用于暗示奥巴马并非真正的总统，也用于为他自己荒诞的委婉表达吸引眼球（如声称他发动的战争是“我们在伊朗的美好‘停留’”）。

不过，普尔认为哈兹拉特这本书也存在感叹号泛滥的问题，但书中有一处评论令他击节称叹。哈兹拉特指出，莎士比亚所有的悲剧作品中都至少有一个感叹号，而他的六部喜剧和两部历史剧中却完全没有出现感叹号，由此大概可以推断，对于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感叹号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痛苦，而非“刺耳”的歇斯底里。哈兹拉特还分析了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对破折号的过度依赖，她猜测“这些模型经过刻意训练以通过模仿口语表达的即兴感来显得更像人类——这正是像本·琼森（Ben Jonson）这样的文艺复兴剧作家对破折号感兴趣的原因”。如今破折号的泛滥，是否预示着人类即将“几乎彻底放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