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巴蜀历史文化十讲》——第四讲 文宗在蜀（二）

编者按：

四川，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一代代四川人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矢志不移、开拓创新，接续书写着辉煌灿烂的壮丽史诗。江山之雄、文物之盛，人才辈出、文脉昌盛，在今天，依然是推动和鼓舞我们勇毅前行的宝贵文化财富和磅礴精神动能。

为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存史、育人资政”职能，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巴蜀历史文化十讲》，旨在全面、系统、深入地传播与普及巴蜀历史文化，多角度呈现巴蜀 4000 余年的丰厚历史与灿烂文化，热情讴歌四川人民开放开明的博大胸怀、坚韧不拔的奋争意志和披荆斩棘的创造精神，以期从历史文化的浩瀚空间获取绵延之力量和不竭之营养。我们将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以飨读者。

《巴蜀历史文化十讲》

第四讲 文宗在蜀（二）

赋夸扬马

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杨子云齐圣广渊。

——（晋）《华阳国志》

“文学代胜。”

由楚骚、汉赋、唐诗，以至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无与伦比的明星方阵，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性成就和个性化表达。

赋，是西汉以来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和结晶，作为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渲染与铺排，艺术性地展现了大汉王朝的气魄与声威，成为汉代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

古人云，蜀地“文章冠天下”。

汉赋以“四大家”为著，其中司马相如、扬雄均出自蜀中，由此开启的蜀地文人风范和蜀学风气，一举奠定了巴蜀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尊荣和美誉，二人也由此分别先后跻身四川历史名人之列。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司马相如（公元前 179—前 118 年），字长卿，四川蓬安人，原名犬子，因为仰慕战国名相蔺相如，始自改其名为相如。他先为汉景帝所用，又追随梁孝王，后深得汉武帝赏识，终以非常之功而成“非常之人”。

司马相如最为辉煌的成就是身为汉大赋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他创作的《子虚赋》《上林赋》《美人赋》《长门赋》等惊世名篇，笔墨所及，文思飞扬、气势恢宏、典故堆砌、辞采华美，极尽铺叙、想象、夸张、排比之能事，呈现出斑斓多彩、劝百讽一的艺术魅力，从而最终确立了散体大赋之范式、形制和地位，将汉赋的创作推向了成熟与巅峰，被誉为“赋圣”“辞宗”，后世甚至将其与史学家司马迁齐名，谓曰“文章西汉两司马”。

一曲凤求凰，千载留琴音。司马相如的人格魅力，显然并不止于赋。他不拘封建礼教束缚，与卓文君当垆卖酒、身与庸保，演绎了才子佳人追求爱情和自由的千古佳话。他更曾两次出使西南，先后以《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文》平息民怨，并通道路、置郡县，安抚巴蜀、经略西南，为开发西南夷、促进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团结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足显文韬武略、经世致用之大才，因“安边之功”而名垂青史。

“世之作辞赋者，自扬雄之徒咸则之（司马相如）。”

扬雄（公元前 53—公元 18 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一生慎思笃行、不慕富贵，博览群书、尤擅辞赋，世人将其与司马相如并立，合称“扬马”。

扬雄是司马相如的仰慕者和模仿者。他创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系列名作，多遵循司马之范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其名作不仅代表了他自己的最高文学成就，更在思想和哲理性方面提升了汉赋的文学境界，推动汉赋继司马相如之后达到又一个新的高峰。

扬雄还是汉赋创作的质疑者和超越者。晚年，他对辞赋之功用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认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潜心学术。

扬雄态度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汉赋盛极而衰的迹象和窘境，但是，他的华丽转身，却又为后世树立起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的粲然丰碑。

身为蜀中隐士、思想家严君平最为著名的弟子，扬雄撰写的《太玄经》《法言》等哲学巨著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创作的《方言》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比较研究方言词汇的专著，而题名扬雄的《蜀王本纪》更是研究古蜀文明发展轨迹的主要文献之一。

扬雄所确立的学术典范，对开放、多元的蜀学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后人尊其为“扬子”“西道孔子”。“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今天，相如故城汉阙威严，琴台故径古音绕梁，驷马桥边言犹在耳，子云亭里书香扑鼻……“扬马”余韵，散落巴蜀大地，悠扬隽永，生生无息。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