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回望！西班牙内战的硝烟里，藏着中国人的热血身影

1936年7月18日傍晚，佛朗哥在加那利群岛向全国宣读叛乱宣言。前一天，驻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的殖民军已经开火；不到二十四小时，叛乱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烧向西班牙本土。

后世流传着一句据说用于联络叛军的暗号：“西班牙全境，晴空万里。”史家至今无法确认它是否真的在电波中出现过。可以确定的是，从那个晴朗的夏天开始，西班牙陷入长达三十二个月的战争。德国与意大利把飞机、士兵和武器送上战场，苏联向共和国提供援助，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翻越比利牛斯山。欧洲大国口中的“不干涉”，没能阻止战争扩展成一场国际角力。

整整一年后的1937年7月18日，马德里西郊的布鲁内特前线，一架德国秃鹰军团轰炸机掠过上空。弹片击中一辆英国救护车，驾车的年轻人肺部受伤，在军医院熬了十二个小时，当夜去世，二十九岁。

他叫朱利安·贝尔，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也曾在武汉大学英文系任教。贝尔来到西班牙，没有拿枪，而是为伤员驾驶救护车。伍尔夫当时正在写《三个基尼》，书里讨论战争、权力与男性世界。她后来回忆，写作期间，自己始终想着这个死在西班牙的年轻人。

两个7月18日之间，西班牙内战已经从一场军事叛乱，变成一代人的共同战场。有人持枪穿过山脉，有人带着手术刀从马德里转赴中国，也有人举起相机，把废墟、伤员和死亡留在底片上。

九十年后重讲这场战争，不只是因为它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也曾与中国发生具体而深刻的联系：一批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白求恩和一群“西班牙医生”后来来到中国，卡帕与伊文思的镜头则从马德里转向台儿庄。

枪、手术刀与相机，沿着不同路线，把两个相隔半个地球的战场连在了一起。

一、预演

1936年2月16日，西班牙人民阵线赢得大选，左翼联合政府上台 。此后五个月，右翼军官、保皇派、长枪党与教会势力在暗处集结。7月17日梅利利亚发难，18日叛乱蔓延本土，加的斯、塞维利亚、科尔多瓦相继易手 。

叛乱者原以为这是一场几天就能收工的"骑士行动"。他们低估了马德里街垒后面的工人，也低估了这场战争将要撬动的东西。

希特勒派来了秃鹰军团，最初六千五百人、一百多架飞机 ；墨索里尼累计投入七万五千人的"志愿军"。斯大林运来坦克、飞机与顾问，作为交换，西班牙共和国把五百一十吨央行黄金运往莫斯科。英法两国拉起一道"不干涉"的篱笆，坐视德意的运输机把非洲军团从摩洛哥渡过海峡 。

共和国一方也并非一个整齐的民主共同体。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与其他左翼力量，在共同抵抗叛军的同时彼此争夺革命方向；苏联援助带来武器，也带来政治控制和清洗。西班牙内战的悲剧，既来自阵营之间的战争，也来自阵营内部的撕裂。

后来所有教科书都说：这是二战的预演。在格尔尼卡，德国秃鹰军团对城镇实施持续轰炸，现代空中战争针对平民的破坏力由此以最震撼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在马德里，欧洲第一次见识"第五纵队"；在前线，空地协同的新战术被反复试验；在电波和画报里，舆论战第一次显出与炮火同等的威力。西班牙人付出五十多万条生命，替整个世界上了这堂课。

当时的中国报刊把西班牙称作"欧洲的中国"。两个战场隔着半个地球，打的却是同一场战争。

这一点，很快就有人用脚投票作了证明。

二、枪：翻过比利牛斯山的中国人

1936年10月起，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四万多名志愿者取道巴黎、马赛、图卢兹，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编成国际纵队 。新兵在马德里东南的阿尔巴塞特受训，许多人入伍前签下誓言："我自愿来到这里，为了拯救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如果需要，我将献出最后一滴血。"

队伍里有百余位中国人，留下姓名的不足二十个 。

谢唯进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这位四川璧山人1919年在上海登上去马赛的"宝勒茄"号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相识于旅欧岁月，入党后从事国际宣传，名字先后上了国民党和纳粹的黑名单 。内战爆发时，他带着十二岁的儿子暂避瑞士，把孩子托付给同志，化名林济时南下参战，编号83492 。他随身带着一台相机，那是周恩来送的莱卡 。

因为懂政治理论又会几国语言，他被编入第十一旅反坦克部队担任政委，后转入奥地利营机枪连 。东线大反攻、埃布罗河，他两次负伤，险些失去右腿 。在贝尼卡西姆战地医院，他偶遇从纽约来的广东青年陈文饶，两人约定把散落在各部队的中国志愿者联络起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38年4月，陈文饶阵亡于甘德萨，二十四岁 。

担架队里有山东鱼台人张瑞书，一战赴法华工、雷诺汽车厂工人、法国共产党员，在炮火里抬伤员 。病房里有长沙人张纪，伯克利矿冶工程专业出身，他告诉美国友人门德，自己下一站要去延安 。上海工人陈阿根在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营被俘，辗转五座集中营 ；四十六岁的青田华侨杨春荣是最后一位赶到战场的中国人，在埃布罗河战役中头、肋、肺多处中弹 。

1938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代表中国共产党特制一面锦旗送到前线："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

1938年9月21日，共和国总理内格林宣布撤出国际纵队，希望以此推动德意军队撤离，并促使英法改变“不干涉”政策。一个多月后，巴塞罗那为国际纵队举行告别活动，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被称为“热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在讲话中称，这些志愿者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她向他们承诺，西班牙不会忘记他们，并请他们在和平重新到来时返回。演说结尾那句关于“和平的橄榄树重新生长”的话，此后成为国际纵队记忆中流传最广的表达之一。

多数中国人没能走成凯旋门。谢唯进退入法国后被关进集中营，他在给友人龚普生的信里写："一俟弟等解囚，当速整戎装，趋赴祖国前线，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效命。" 幸存者后来辗转回国，谢唯进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地下工作 ；张纪的线索则断在1939年的香港，门德1986年访华时还在打听，得到的答复是：中国姓张的人太多了 。

数万名国际志愿者中，约有一万人没有回去；更多人带着伤病、流亡和失散的记忆离开西班牙。六十年后的1996年，西班牙为幸存老兵举行欢迎会，拄拐的、坐轮椅的老战士走进马德里体育场，全场起立，含泪高呼那句老口号："No pasarán（不许通过 ）！"

又过了十几年，一对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倪慧如、邹宁远，自费跑遍欧美档案馆，用十余年时间从尘埃里打捞出十三位有名有姓的中国志愿者，写成《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书名本身，就是那个年代最好的注脚。

三、手术刀：从马德里到图云关

诺尔曼·白求恩在去中国之前，先去的是西班牙。1936年10月底，他带着医疗器材抵达马德里，他在马德里建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前线流动输血服务之一，用改装车辆把储存血液送往前线医院，覆盖马德里周边一百公里内的一百家医院和伤员转运站。

瓜达拉哈拉战役中，他亲自驾驶救护车穿越火线，一颗子弹打穿挡风玻璃，贴着头顶飞过 。在马拉加通往阿尔梅里亚的公路上，他看见数以万计的难民在德意飞机扫射下逃难，其中至少五千个十岁以下的孩子，一千多个赤着脚 。他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取名《西班牙之心》。

1937年他被送回加拿大，巡回演讲为西班牙募捐；同年7月卢沟桥枪响，他认定中国是下一个必须去的地方。1938年1月，他率加美医疗队从温哥华启程，2月到汉口见到周恩来，随后转赴延安 。后来的事中国人尽皆知：五台山，模范医院，1939年11月12日。只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第一块战场在西班牙。

沿着同一条路来的还有一整支医疗队。1939年8月，波兰医生傅拉都率九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在马赛登上"波亚尼斯"号，与利物浦上船的甘扬道、贝尔、杨固、富华德会合，9月13日抵香港，宋庆龄到场迎接 。医疗队绕道海防，经柳州、南宁，10月16日抵达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 。香港记者搞不清他们的国籍，只知道他们从西班牙战场下来，便统称"西班牙医生"。这个称呼跟了他们一生，尽管全队没有一个是西班牙人 。

1939到1940年，三十多名"西班牙医生"分批抵达 ：波兰的傅拉都、陶维德、戎格曼，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罗马尼亚的杨固，奥地利的富华德、肯德、严斐德，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恩，捷克斯洛伐克的柯理格……每人都取了中国名字，住茅屋、睡竹板床、学用筷子 。董必武在重庆经傅拉都治愈沉疴，送了他一个雅号："华佗—傅拉都" 。甘扬道多次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捐款，经王炳南引见见到周恩来，提出要去解放区，周恩来劝他留在救护总队——那里更需要医生 。

《时代》周刊当年写道："请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四、相机：世界怎样记住这场战争

这里的相机不只是一件器材。它代表所有试图为战争留下证词的方式：照片、电影、画布、诗歌和日记。

1936年9月5日，科尔多瓦前线，二十三岁的匈牙利摄影师安德烈·弗里德曼拍下一名共和军战士中弹倒下的瞬间。照片经法国《Vu》杂志刊出轰动世界，署名是他和女友共同编造的美国人名：罗伯特·卡帕。《倒下的士兵》从此成为战争摄影的代名词，也成了一桩争讼八十多年的悬案。

卡帕后来谈到西班牙战争摄影时曾说，真相就在那里，摄影师只需把它拍下来。但这句话并没有终结关于《倒下的士兵》的争议。

《倒下的士兵》

那个和他共用"卡帕"之名的姑娘格尔达·塔罗，1937年7月采访布鲁内特战役，撤退途中所乘车辆与坦克相撞，次日不治，年仅二十六岁 。她被认为是第一位死在战场上的女摄影记者。

卡帕后来的足迹说明了一切：1938年4月，他来到中国，记录下台儿庄战役 ；同一趟行程，荷兰人伊文思带着摄影机拍成《四万万人民》。来华之前，他刚与海明威合作完《西班牙的土地》 。从马德里到台儿庄，镜头对准的始终是同一场战争。

画笔也一样。1937年4月26日，二十三架容克Ju52与十架意大利轰炸机把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炸成焦土，轰炸持续三小时，当时巴斯克方面宣称一千六百余人死亡，后世研究给出的数字低得多；可以确定的是，轰炸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并迅速成为现代空袭暴行的象征。

在巴黎的毕加索原本还在为共和国委托的世博会壁画犹豫，读过报上的报道，他用五个星期，在七米八长的画布上完成了《格尔尼卡》。全画只用黑白灰，像一张放大的报纸照片 。

据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名德国军官指着《格尔尼卡》的照片问毕加索：“这是您画的吗？”毕加索回答：“不，这是你们干的。”

毕加索《格尔尼卡》

有人用相机和画笔，有人用命。诗人洛尔迦在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被捕，长枪党宣布的罪状是："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1936年8月19日凌晨，三十八岁的洛尔迦在格拉纳达郊外的橄榄林边被枪杀 。剑桥诗人约翰·康福德死在洛佩拉前线，二十一岁，口袋里装着写给恋人的诗："无情世界的心啊，亲爱的心，对你的思念是我肋间的疼痛。"

还有本文开头那个二十九岁的英国人。朱利安·贝尔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直想要一个情人，和一次上战场的机会，现在两样都有了。"

五、尾声：没有放晴的记忆

1939年3月28日，佛朗哥的军队进入马德里；4月1日，共和国最后一支部队投降。三十二个月的战争至此结束，死亡、流亡和清算却远未停止。数十万人越过边境进入法国，更多人留在监狱、集中营和无名墓穴里。佛朗哥随后统治西班牙近四十年，直到1975年去世。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班牙社会选择沉默。民主转型初期，人们担心追究旧账会重新撕裂国家，许多家庭只能私下保存死者的名字。直到21世纪，寻找万人坑、确认身份、迁出遗骨，才逐渐成为一项公开的国家工程。2007年《历史记忆法》通过，2022年《民主记忆法》进一步确认政府寻找失踪者的责任。战争结束几十年后，橄榄林、山路和公墓边缘仍不断发现新的遗骨。

这场战争留下的，也不只有坟墓。

1938年，谢唯进带着那台莱卡相机离开西班牙。他后来回到中国，照片则在岁月里沉默下来。直到晚年，他才把相册交给亲属。画面中的人来自不同国家，有人已经阵亡，有人此后失去音讯。相册重新打开时，他们才从国际纵队的统计数字里走出来，重新拥有面孔。

类似的寻找仍在继续。卡帕的底片、塔罗留下的照片、图云关的旧档案、伍尔夫日记里的几行文字，以及研究者从各国档案馆找回的中国姓名，共同拼出这场战争的另一种历史。它不只由将领、战役和政权更替构成，也由那些持枪、救人和记录现场的普通人构成。

传说叛乱者当年的联络暗号是“西班牙全境，晴空万里”。这句话是否真的在电波里出现过，至今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九十年过去，人们仍在橄榄林下寻找遗骨，在相册里辨认面孔，在档案中补回失落的名字。

战争在1939年结束，记忆没有。

本文关于中国志愿者的材料，主要参考倪慧如、邹宁远《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及相关档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