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吴石家不起眼保姆，真实身份竟是王牌情报员，无人识破

谁能想到吴石家不起眼保姆，真实身份竟是王牌情报员，无人识破

一九四九年初冬，台北青田街的梧桐叶子落了大半。

巷子深处的日式小楼门口，站着一个穿阴丹士林蓝布旗袍的女人。

她三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用一根素银簪子别住。

手里拎着一只棕色小皮箱，箱角磨得发白，像是走过不少路。

她抬手叩门，铜环碰在木板上，声音闷闷的。

门开了一道缝，露出半张脸，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围着蓝布围裙。

“您找哪位？”

“我是陈太太，从上海过来，探望亲戚。”

门里的妇人上下打量她，目光在她脚上那双半旧皮鞋上停了一瞬。

“进来吧。”

蓝旗袍女人跨过门槛，顺手把小皮箱换到另一只手上。

箱子不重，但她右手一直微微蜷着，拇指按在食指关节上。

那个姿势，像是随时准备攥住什么东西。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巷子里的风卷起几片梧桐叶，贴着地面打了几个旋。

楼上书房的窗户后面，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收回目光。

他走回书桌前坐下，桌上摊着一本《史记》，翻开在《刺客列传》那一页。

旁边搁着一杯茶，茶水已经凉透了，浮着一层浅黄色的膜。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皱了皱眉。

楼下传来蓝旗袍女人和那个妇人的对话。

“陈太太您先坐，我去泡茶。”

“大嫂不用忙，我坐一会儿就走。”

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点宁波口音的尾调，往上翘一下，又落回去。

男人听见这口音，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他认出来了。

楼下客厅的陈设简单，一张榆木茶几，两把藤椅，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

画是印刷品，镜框的玻璃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

蓝旗袍女人没有坐，站在窗边往外看了一眼。

窗帘是半拉的，刚好能看到巷口那棵歪脖子老榆树。

树下有个卖烤红薯的推车，炉子上的铁皮筒冒着白气。

卖红薯的老头缩着脖子，双手拢在袖子里，脚边蹲着一只黄狗。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她放下窗帘，转过身，正好碰见那位围裙妇人端着茶盘进来。

茶盘上放着一把紫砂壶，两只小茶杯，还有一碟子桂花糕。

“大嫂，您这茶具可真讲究。”蓝旗袍女人笑了笑。

妇人把茶盘放在茶几上：“先生的东西，我也不懂，就是每天擦擦。”

“您在这儿干了多久了？”

“半年多吧。”妇人倒了一杯茶递过来，“先生人好，不挑拣，就是话少。”

蓝旗袍女人接过茶杯，指尖碰了一下杯壁，温度刚好。

“先生在家吗？”

“在楼上呢，看书。您坐，我去跟他说一声。”

“不用，”蓝旗袍女人把茶杯放下，“我自己上去就行。”

她起身往楼梯走了两步，又停住，回过头。

“大嫂，您贵姓？”

“姓方，您叫我老方便是。”

“方大嫂，”蓝旗袍女人从手腕上褪下一只银镯子，递过去，“头一回来，也没带什么礼物，这镯子您戴着玩。”

老方愣住了，连连摆手：“这怎么使得，太贵重了。”

“不值什么钱的，就是个小玩意儿。”

蓝旗袍女人把镯子塞进她手里，转身上了楼。

木质楼梯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老方站在楼梯口，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银镯。

镯子内侧有一行极小的刻字，像是日期，看不太清楚。

她翻过来想仔细瞧瞧，楼上已经响起了敲门声。

她赶紧把镯子揣进围裙兜里，转身回了灶间。

灶间里炖着一锅鸡汤，热气顶得锅盖扑扑响。

她揭开锅盖，用勺子撇了撇浮沫，耳朵却竖着听楼上的动静。

楼上安安静静的，说话声很轻，听不清具体内容。

她关小火，蹲下来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

火光映着她的脸，皱纹在额角和嘴角聚成了几道沟。

她在这个家干了半年，见过不少先生的朋友来串门。

下棋的，喝茶的，谈古论今的，都有。

可从没见过这位陈太太这样的。

来了不寒暄，不客套，直接上楼。

而且她上楼之前那个动作——褪镯子，塞过来，转身就走。

一气呵成，像是排练过的。

老方往灶膛里又添了一根柴，用火钳拨了拨。

火星子溅出来，落在地上灭了。

楼上书房里，吴石把门关严，又拉上了窗帘。

他把书桌上那盏灯拧亮了一些，昏黄的光圈铺满了桌面。

蓝旗袍女人坐在他对面，从皮箱的夹层里取出一个小布包。

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折好的纸。

她一张一张摊开，在桌面上排成扇形。

“这是华东局发来的问询清单。”

“一共十三个问题，涉及台岛驻军番号、装备配置、工事分布。”

“上级要求，能搞到多少算多少。”

吴石一张一张看过去，表情没什么变化。

他看完了，把纸重新叠起来。

“大部分都有。有几个我需要再核实一下。”

“多久？”

“三天。”

蓝旗袍女人点了点头，把叠好的纸收回布包里，塞回皮箱夹层。

她拉上皮箱拉链，却没有起身。

“吴先生，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事。”

吴石看着她：“你说。”

“上级让我转告你，近期风声紧，保密局的人到处在查。”

“你这边如果有任何反常迹象，立刻撤离，不要犹豫。”

吴石沉默了一会儿。

“撤离？撤到哪里？”

“香港。上海那边安排好了船，你的名字在名单上。”

“我的家人呢？”

蓝旗袍女人垂下眼皮：“也在名单上，一起走。”

吴石端起那杯冷茶喝了一口，放回去。

“让我想想。”

“不能想太久。三天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答复。”

蓝旗袍女人站起来，把皮箱拎在手里。

她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回头看了一眼。

“吴先生，你保重。”

吴石坐在灯下没动，点了点头。

门开了又关上，脚步声顺着楼梯往下去了。

吴石听着那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是客厅门开合的声音。

他起身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巷子里那个蓝旗袍的身影走得很快，但步幅不大。

走到巷口老榆树底下，她从烤红薯的推车旁经过。

卖红薯的老头抬头看了她一眼，她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歪脖子树。

然后就拐出巷子不见了。

吴石放下窗帘，回到书桌前坐下。

他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摸出一只铁皮饼干盒。

盒盖合上，锁扣咔嗒一声响了。

楼下的老方正在灶间里盛鸡汤。

她听见楼上书房的门开了，然后是吴石走下来的脚步声。

“先生，鸡汤好了，您喝一碗？”

吴石站在灶间门口，看了她一眼：“方嫂，刚才那位陈太太，你觉得她怎么样？”

老方把鸡汤碗放在案板上，擦了擦手。

“就是什么？”

“就是走路太快了。穿旗袍穿皮鞋，走路跟踩风火轮似的。”

吴石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

“她是我老家的远房亲戚，以后还会来。”

“知道了，先生。”老方把鸡汤递过去，“您趁热喝。”

吴石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

“盐放得合适。”

“那我明天还这么做。”

他端着碗回了书房，老方站在灶间里，把围裙上的面粉拍干净。

从兜里掏出那只银镯子，又看了一遍。

内侧那行小字她终于看清了，是三个数字加一个汉字，像是某种编码。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镯子戴在了自己手腕上。

不大不小，刚刚好。

这之后的几天，吴石出门的次数明显多了。

老方每次都给他开门，接过大衣挂好。

有一次她接大衣的时候，从口袋里掉出来一小截铅笔头。

她弯腰捡起来，吴石已经进了书房。

她捏着那截铅笔头，犹豫了一会儿，放在了门口的鞋柜上。

第二天那截铅笔头不见了。

又过了两天，老方在擦书房桌子的时候，发现废纸篓里多了些撕碎的纸片。

她蹲下来，装作捡掉在地上的抹布，顺手把几块碎纸片捏在手心。

回到灶间才展开看，上面有几个字，是“驻军”“基隆”“弹药”之类的词。

她把这些碎纸片放在灶膛里，看着它们烧成灰。

然后舀了一瓢水冲进去，用火钳搅了搅。

什么都没有了。

第三天傍晚，那位陈太太又来了。

还是那身蓝旗袍，还是那只皮箱，只是头发上换了根黑色的发卡。

老方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看见她进来，打了声招呼：“陈太太来了，先生在楼上。”

陈太太冲她笑了笑：“方大嫂忙着呢。”

“不忙不忙，您上去吧，茶我待会儿送。”

陈太太上了楼，老方把最后一件衣服收下来叠好。

她端着茶盘上去的时候，在书房门口停了一下。

里面的说话声忽然压低了，她只听见最后半句：“……那就这样定了。”

她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的时候，吴石坐在书桌后面，陈太太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两人之间的桌面上平平整整，什么也没有。

老方把茶盘放在旁边的小几上，给两个杯子都斟满了茶。

“先生，陈太太，慢用。”

她退出去，带上门，却没有立刻走。

站在门外听了几秒钟。

里面重新响起了说话声，很轻，还是听不清。

她转身下了楼。

那天陈太太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吴石送她到门口，站在门廊下看着她走远。

夜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沙沙地响。

老方从灶间窗口看着这一幕。

吴石在门口站了很久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封信。

他没有上楼，而是走到灶间门口，把那封信递给老方。

“方嫂，这个你替我收好。”

老方接过信，信封上什么也没写，封口用浆糊粘得严严实实。

“先生，这……”

“别问是什么。”吴石说，“帮我存着就行。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事，你把它交给来找你的可靠的人。”

老方握紧了信封，指节发白。

“先生您说得什么话，好好的能出什么事。”

吴石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是糊在窗户上的纸，透光，但不透风。

“去睡吧，晚了。”

他转身上了楼。

老方站在灶间里，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最后她把信塞进贴身的衣兜里，又在外面系紧了围裙带子。

那天夜里她没睡踏实，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合眼。

梦见自己站在一条大河边，河面上漂着几只纸船。

她伸手想去捞，纸船就沉下去了。

第二天起来，眼圈是青的。

吴石照常下楼吃饭，喝了粥，吃了半个馒头。

出门之前他站在玄关穿鞋，忽然回头。

“方嫂，你今天跟我出去一趟。”

老方正在洗碗，擦了擦手：“去哪儿？”

“买点东西。我一个人拎不动。”

她没多问，解下围裙跟着出了门。

吴石带着她走了两条街，进了一家布店。

布店门面不大，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老头。

吴石挑了几尺蓝布，又挑了几尺白布，让伙计包好了。

老方在门口等着，觉得这事蹊跷。

先生从来没带她买过东西，家里用的东西向来是派人采买的。

今天怎么忽然亲自出来挑布？

买完布出来，吴石又带着她拐进一条小巷。

巷子窄，两人几乎并排着走。

吴石忽然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

“方嫂，你记住。”

“记住什么？”

“记住刚才那家布店。以后要是有人问你我家地址，你就说去布店问。”

老方脚步顿了一下，又跟上去。

“先生，您到底……”

“别问了。”吴石的声音很平静，“你是个聪明人，有些事心里有数就行。”

老方没再问。

她只是把布店的地址在心里默念了三遍。

巷子尽头是条大马路，人来人往。

吴石站在路边等了一会儿，叫了一辆黄包车。

“方嫂，你先回去。我去办点事。”

老方看着黄包车走远，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她站在原地，手里拎着那两包布，风吹得布包哗啦响。

旁边有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铁锅里翻着黑砂，香气直飘。

她买了一包栗子揣在怀里，慢慢走回家。

推开门，屋里安安静静的。

吴石还没回来。

她把布包放在客厅的桌上，进灶间烧了一壶水。

水烧开了，她泡了一壶茶，端到楼上书房。

书房的窗户是开着的，风吹进来，把桌上的纸吹得哗啦啦响。

她走过去关窗，无意间瞥见桌上压着一张字条。

字条上只写了四个字：如遇不测。

后面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老方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把字条放回原处，用镇纸压好。

退出门，轻轻带上了。

那天晚上吴石回来了，跟往常一样吃了饭，看了会儿书，熄灯睡觉。

老方却一宿没合眼。

她躺在床上，听着隔壁的动静，听着窗外的风声。

十一月下旬的台北，夜里凉意渐重。

她听见吴石翻身的声响，听见他说了一句梦话，含含糊糊的。

她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眼睛睁着，看天花板上月光透进来的光影。

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好像又恢复了正常。

吴石照样出门，照样回来，照样看书喝茶。

陈太太又来过两回，每回都是来去匆匆。

老方每次端茶上去，能感觉到屋里的气氛不一样了。

有一种紧绷的东西，像根线扯在两个人中间。

有一回她送茶进去，看见陈太太正把一叠纸往皮箱里装。

见她进来，陈太太的动作顿了一瞬，随即笑着接过茶：“方大嫂，您这茶泡得真好。”

老方也笑：“陈太太爱喝，下回我多放两片茶叶。”

她退出去的时候，眼角余光扫到吴石的手指。

他的手按在桌面上，食指轻轻叩着桌面。

叩了三下，停了，又叩了两下。

那是他们之间的暗号。

老方下楼的时候把那个节奏记在了心里。

三长两短。

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她记住了。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陈太太来的时候脸色不大对。

老方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嘴唇有些发干，眼皮微微浮肿。

“陈太太，您这是没睡好？”

“没事，赶路赶急了。”陈太太上了楼。

这次她在楼上待了很久，将近两个小时才下来。

下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但脸上带着笑。

“方大嫂，我走了。”

“您慢走。”老方送到门口。

陈太太在门廊下站住，忽然回头握住了老方的手。

“方大嫂，您是个好人。”

她的手很凉，指尖微微发颤。

“以后……您多保重。”

老方觉得手心里被塞了个什么东西，硬硬的，圆圆的。

她没有低头看，只是点了点头：“您也是。”

陈太太松开手，转身走了。

这回她走得比往常更快，快到巷口的时候几乎是半跑着出去的。

老方关上门，低头张开手心。

是一枚铜钱，民国二十三年的。

她翻过来看背面，上面用针尖刻了一个小小的“朱”字。

老方把铜钱攥在手心里，攥得掌纹都印在上面。

她回到灶间，把铜钱跟那封信放在一起，贴身收好。

那天夜里她熬了一锅红豆粥，煮得稀烂，吴石喝了两碗。

他喝粥的时候忽然说：“方嫂，如果哪天我不在家，有人来家里翻东西，你别拦他们。”

老方的勺子顿在碗沿上。

“先生……”

“让他们翻。他们翻不到什么东西。”

吴石喝完最后一口粥，把碗放在桌上。

“你只管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

他说完起身上了楼，背影在楼梯拐角处暗下去。

老方坐在灶间里，把那口没喝完的粥又热了一遍。

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她听见楼上书房的灯灭了。

一九五零年二月初，台北连着下了七天的雨。

老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信箱。

信箱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吴石最后一次出门是一月二十六号。

那天他穿了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皮鞋擦得很亮。

出门的时候他说：“方嫂，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老方站在门口看他撑开一把黑伞，走进雨幕里。

雨帘子把人的轮廓拉得模糊，走到巷口就看不真切了。

那天晚上吴石没回来。

第二天也没回来。

第三天老方去布店问了一次，戴眼镜的老头看了她一眼，说：“你是谁？”

“我是吴先生家的保姆。”

“不认识。”老头低下头继续打算盘。

老方站在布店门口，雨丝斜打在脸上。

她想起吴石说过的话——“以后要是有人问你我家地址，你就说去布店问。”

她没有再问，转身走了。

回到家，她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衣裳，一封没有拆开的信，一枚刻了字的铜钱。

她把围裙洗了晾在灶间，把锅碗瓢盆都刷干净。

客厅的茶几擦了三遍，直到能照出人影。

楼上的书房她也收拾了，书归书，纸归纸。

那张写着“如遇不测”的字条还在桌面上。

她犹豫了一下，把字条叠起来，也塞进了贴身的衣兜里。

第五天的时候，家里来了几个穿黑衣服的人。

他们敲门的方式很粗暴，拳头砸在木板上，咚咚响。

老方打开门，门外站着三个男人，其中一个亮出了证件。

“保密局的。你是这家什么人？”

“保姆，姓方。”

“吴石呢？”

“先生出门好几天了，没回来。”

那三个人推开门进来，开始翻东西。

客厅、卧室、书房、灶间，抽屉被拉开，柜门被打开。

书被从书架上抽出来扔在地上，被褥被掀开。

老方站在灶间门口，看着他们翻。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双手交握在身前。

一个黑衣服的男人走到她面前：“你在他家干多久了？”

“快一年了。”

“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

“先生的朋友来下棋喝茶，我不认识。”

“有没有一个穿蓝旗袍的女人来过？”

“蓝旗袍？”老方想了想，“好像是有，来串过门。”

“那个女人叫什么？”

“不知道。先生没介绍过，我不好问。”

黑衣服男人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继续翻。

他们翻了一下午，什么也没找到。

临走的时候领头的那个人说：“你暂时不能离开台北。随时接受传唤。”

“是。”老方低着头。

门关上之后，她没有立刻动。

站在满屋的狼藉里，听着外面的雨声。

然后她蹲下来开始收拾，一本一本把书捡起来。

擦干净封面上的灰，按原来顺序放回书架。

一干就干到了天黑。

夜里她坐在灶间的小板凳上，从衣兜里摸出那封信和那枚铜钱。

信没有开封，铜钱上的“朱”字在煤油灯下泛着暗黄的光。

她把两样东西攥在一起，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第二天一早，老方锁上吴家的门，把钥匙从门缝底下塞进去。

她背着一个蓝布包袱出了巷子。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

她走到布店门口停下来，朝里头看了一眼。

戴眼镜的老头正在裁布，头也没抬。

她又看了一眼那棵歪脖子老榆树，树下空荡荡的，卖烤红薯的推车不见了。

她转身往码头方向走。

包袱里除了几件衣裳和干粮，就是那封没拆的信和那枚刻了字的铜钱。

信她不知道写给谁的，铜钱她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但她知道这两样东西比命重。

码头上的风大，吹得她头发散下来几缕，贴在湿漉漉的脸上。

她站在售票窗口前排队，前面有十来个人。

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排在她前头，担子里的鱼还在扑腾，甩了她一裤腿水。

她没动，也没擦。

轮到她了，她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票子：“到基隆，一张。”

售票员从窗口递出一张票，她接过来捏在手里。

然后找了个避风的角落蹲下来等船。

旁边蹲着一个带孩子的妇人，孩子哭闹着要吃东西。

妇人从包袱里摸出半个饼子塞给孩子，孩子啃了两口不哭了。

老方看着她，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带孩子坐过船。

那时候她的男人还在，孩子还在。

后来打仗了，男人没了，孩子也没了。

她一个人活到了现在。

船来了，汽笛响了两声。

老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蹲麻的腿，跟着人流往前走。

她上了船，找了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

船开动的时候她回头望了一眼。

码头在雨雾里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一个灰蒙蒙的影子。

她收回目光，把手伸进衣兜里摸了摸那封信。

信还在。

她又摸了摸那枚铜钱。

铜钱还在。

船在海上走了多久她不知道，天始终是灰的，分不清时辰。

她旁边坐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闭着眼假寐。

老方也闭着眼，但没睡。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画面。

吴石站在灶间门口说“你替我收好”的样子。

陈太太最后一次走的时候握住她手，手是凉的。

还有那些碎纸片，在灶膛里烧成灰，又被水冲走。

她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陈太太不是陈太太。

吴先生也不仅仅是吴先生。

她在这个家当了大半年保姆，烧饭洗衣扫地，其实一直站在一个漩涡边上。

只是漩涡没把她卷进去。

现在漩涡中心的人不见了，她手里攥着他们留下的东西。

她不知道这东西要送到哪里去，但她知道不能扔。

不能扔，也不能让任何人拿去。

船到基隆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老方下船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一间只有两张床铺的屋子，跟另一个不认识的妇人合住。

她把包袱枕在头底下，一夜没敢合眼。

第二天她去打听去南部的船票，人家说要等三天。

三天就三天。

她在这三天里几乎没出过门，每天只下楼买两个馒头一壶水。

剩下的时间就坐在床沿上，守着那个包袱。

同屋的妇人问她从哪里来，她说从台北来投亲。

妇人又问亲戚做什么的，她说不知道，多年没联系了。

妇人就不再问。

第三天傍晚，老方终于买到一张去高雄的船票。

她上船之前做了一件事。

到码头旁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买了一截蜡烛和一卷细麻绳。

回到旅馆，她拆开那封信看了一眼。

信上只有一行字，写着某条街道的门牌号码。

她记住了那串号码，然后把信重新封好。

拆了一根头发夹在封口里，又用蜡烛油滴在封口上封死。

如果有人拆开过，她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把信塞回衣兜，铜钱也塞回去，用手按了按。

第三趟船是夜里开的。

海面上黑漆漆的，只看得见船头的一盏灯照出一小片发亮的水。

老方靠在船舷上，风把她的衣摆吹得猎猎响。

她摸了摸胸口，硬邦邦的，两样东西都还在。

船开了不知道多久，她忽然听见旁边有人在低声说话。

是两个男人，声音压得很低，但她凑得近，断断续续听见了几句。

“……吴石那个案子……差不多了……”

“……那个姓朱的女的也抓了……”

“……听说还有一个，跑掉了……”

老方的后背贴紧了船舷，手心全是汗。

她没有转头看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只是把脖子缩进衣领里。

风还是很大，吹得她整个人都在抖。

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发抖还是船在抖。

船到了高雄港，天已经蒙蒙亮了。

老方下船之后没有停留，照着信上那个地址一路找过去。

地址在一条老街上，两旁是骑楼，楼下是各种铺子。

她找到门牌号的时候，看到那是一间药铺。

药铺的门板还没卸完，一个穿白褂子的伙计正在门口扫地。

老方走过去：“请问，这里有一位姓……姓林的大夫吗？”

扫地的伙计抬头看了她一眼：“林大夫出诊了，您找他有什么事？”

“我是他老家的亲戚，给他带封信。”

伙计上下打量了她两遍，转身进了铺子：“你等一下。”

老方站在门口等着，手心攥着那封信。

过了一会儿，伙计出来了：“您进来吧。”

她跟着伙计穿过铺面，进了后堂。

后堂里光线暗淡，一个中年人坐在八仙桌边，正在翻一本药典。

他抬起头来，看了老方一眼。

“你就是带信的人？”

老方把信从衣兜里掏出来，递过去。

中年人拆开信封，看了一遍，脸色变了。

他又看了一遍，把信纸放在桌上。

“你从哪里来？”

“台北。”

“谁让你来的？”

“吴……吴先生家的陈太太。”

中年人沉默了一会儿。

“陈太太现在人呢？”

“不知道，”老方的声音有点哑，“我出来的时候，听说……已经被抓了。”

中年人站起来，走到门口朝外看了看。

他回来把门关上，压低声音：“信我收到了，你辛苦了。不过你不能留在这里，得尽快离开高雄。”

“去哪儿？”

“往南，去屏东。到了那边再找地方落脚，等消息。”

他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钱，塞到老方手里。

“路上用。记住，到了屏东之后，把你住的地方告诉我药铺的伙计。”

“就说你是买当归的。”中年人说完，把药典翻到某一页推过来，“你看，当归这味药，治什么？”

老方低头看了一眼，又抬起头。

“治血虚。”

“对。治血虚。”

中年人把信纸在蜡烛上烧了。

灰烬落在烟灰缸里，他倒了杯水进去搅了搅。

“走吧。走后门。”

老方出了后门，是一条窄巷子。

她低着头快步往前走，走了很远才停下来喘口气。

靠在一面墙上，摸出那枚铜钱在手里攥着。

铜钱的棱角硌着掌心的肉，生疼。

但她没有松手。

屏东的冬天比台北暖和些，太阳照在身上有几分暖意。

老方租了一间小屋子，在一条菜市场后面的巷子里。

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

窗户对着邻居家的墙，一天只有中午能透进来一缕太阳光。

她每天早上去菜市场转一圈，买点青菜豆腐回来煮面吃。

药铺的伙计来过一次，买了半斤当归，顺手捎来一句话：“亲戚问你好。”

老方知道，这是说林大夫那边确认她安全了。

她回了句：“等天暖和了，我再买些黄芪。”

伙计点了点头，走了。

从那以后老方就安顿下来了。

白天帮邻居带带孩子，有时候给巷口的裁缝铺子绞个裤边。

没人问她的来历，她也不说。

只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她会把那只银镯子和那枚铜钱从贴身的兜里掏出来，放在枕头底下。

那封信已经交出去了，可镯子和铜钱她留着。

镯子是陈太太给的，铜钱也是陈太太给的。

她不知道留着有什么用，但她觉得应该留着。

就像是留住一个人最后的那点体温。

有一天傍晚她在巷口择菜，听见收音机里播报新闻。

说马场町又枪毙了一批人。

播音员念了四个名字，有两个她耳熟。

她择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择。

菜叶子在水盆里漂着，绿莹莹的。

她端起盆子把水泼在墙根底下，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土。

转身回了屋，掩上门。

屋里暗下来了，她没有开灯。

坐在床沿上，伸手摸到枕头底下那两样东西。

银镯子凉丝丝的，铜钱也凉丝丝的。

她把两样东西捂在手心里，捂了许久。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隔壁传来炒菜的滋啦声和小孩的哭闹声。

她坐了一会儿，起来点着煤油灯。

灯芯跳了几下，稳住了。

昏黄的光照着桌上的半碗冷粥和一碟咸菜。

她端起碗慢慢喝着，一口一口，喝得很仔细。

喝完粥把碗洗了，用干布擦净，扣在案板上。

然后她坐在灯下，拿起那枚铜钱对着光看。

“朱”字在灯下泛着黄铜的光泽，笔划纤细，一看就是用极细的针尖刻上去的。

她用手指摩挲着那个字，想起那个穿蓝旗袍的女人。

想起她笑着说“方大嫂，您这茶泡得真好”的时候。

眼睛是亮的，但亮底下有东西。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又回到了那条大河边，河面上还是漂着纸船。

这回她伸手去捞，捞住了一只。

纸船湿漉漉的，摊在手心化开了。

纸上有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她把纸凑近了看，上面写着两个字。

她认得那两个字。

“当归”。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窗外灰蒙蒙的。

她翻了个身，把那枚铜钱攥在手心里，又合上了眼。

没有再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