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里，他用“游历”一词隐瞒地下工作凶险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1928年张炽写给妻子的信。

方晓燕 本报记者 吴丹

一份1926年的报告，陈列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展板上。这是中共大连地委呈给北方区委的工作报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评价：“自从张特派员来连以后……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

这位“张特派员”，就是早期中共党员张炽。百年前，这个从云南大山走出来的年轻人，受中共北方区委委派两次奔赴大连，整顿党团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为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作为目前留存家书较多的雨花英烈，张炽在一封封家书中写尽对亲人的嘱托。纸短情长，一端牵系着刻骨思念，一端擎举起如磐信仰，张炽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柔情与坚毅。

职业革命生涯首站在大连开启

“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个子较矮，背微驼；对待人民群众和蔼可亲，见面时常常对别人问寒问暖，十分关怀。”通过《张炽传》作者、雨花英烈研究院工作人员方晓燕的讲述，张炽的形象鲜活起来。

1926年5月25日，这个操着浓重南方口音、28岁的年轻人抵达大连，真实身份是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此行的任务是：开展地下工作并整顿组织，领导正在白热化的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工。

张炽早年就读于云南省立一中，曾发起昆明五四运动。1924年，考入北京民国大学，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的东北，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革命形势严峻复杂。中共北方区委高度重视大连的党组织建设，1925年，张炽便曾受区委派遣第一次到大连开展巡视考察，对大连的情况有所了解。此番，为进一步加强当地党团工作，张炽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指派再赴大连。中共大连地委刚建立不久，党与团的组织架构和工作任务划分尚不清晰，甚至完全合并。党员队伍建设中“只知介绍，不知训练”“只知开会，不知分配工作”的现象较为突出。张炽的到来，恰逢其时。

1926年5月30日，中共大连地委召开全市党团员大会，推举张炽为主席。他认真听取工作报告，与同志们深入讨论党、团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推动分别成立中共大连地委和共青团大连地委。地委书记由杨志云担任，张炽任宣传委员。大连地委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张炽要求地委每周定期开会，强调议程规范化，种种举措逐步改善了大连地委的组织形式，增强了党员的凝聚力。

当时，罢工已持续了一个多月，张炽迅速制定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策略，指导起草《福纺罢工工友致大连全体工友书》，大连的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掀起援助福纺大罢工的新高潮，罢工从一家工厂蔓延为整座城市的怒潮。同时，张炽及时将罢工情况向中共北方区委汇报。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全国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等团体奋起响应，在全国范围内强烈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形成了抗日统一阵线的强大声势。1926年8月，日本厂方被迫同意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撤换了日本工厂主。这场百日罢工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当时的新闻界称之为辽东半岛“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

这“惊天动地”背后，是张炽和战友们对罢工形势的精准研判与果断决策，以及多方力量的协同配合。张炽与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罢工总指挥侯立鉴等共同研究斗争策略，解决罢工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参与书写传单。侯立鉴的妻子和女儿回忆，张炽经常到侯家安排罢工事宜，“我们在高粱地里站岗放哨，一有动静就告诉他们赶快离开”。张炽始终活跃在罢工斗争第一线。虽然行踪隐秘，但因长期深入群众，逐渐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为安全起见，同年8月党组织安排张炽离开大连。他在大连工作的时间不长，却为这片土地留下了深刻印记。于是便有了大连地方委员会在报告中的高度评价：“自从张特派员来连以后，帮助我们改组了各级机关，整顿了内部的组织，加紧了同志的工作，纠正了我们不少的错误，而且每次地委会议，甚至支部会议都有张特派员的参加指导，直接把张君的经验间接把区兄（指中共北方区委）的经验，一股脑儿地交给我们，使我们有所遵循，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

家书里藏着的深情

张炽是留下家书较多的雨花英烈。他的孙子张本信今年71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话语间满是对爷爷的崇敬，称这些家书是全家最珍贵的财富。

关于在大连的这段经历，因为涉及机密，张炽并没有向家人具体讲述，只是在家书中略略提及。“我记得那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926年8月22日，爷爷写道：‘我二月前尝一度到关外大连等地游历，约二礼拜，始行回京。’”张本信解释，“实际上是两个多月，他巧妙地用‘游历’一词隐瞒地下工作的凶险，怕我奶奶担心。”

张炽常年在外，通信都是通过三弟转交。他参加革命的事情外人是不知道的。他在信中常细叙身体安康等家常，刻意宽慰亲人，字字温暖有力。张炽总是饱含爱意地呼唤妻子为“冰妹妹”，字里行间充溢着收到妻子信笺的欣喜——“你勉励我的许多话，令我十二万分的感动。我决定把它刻在我的心上，永不敢忘。”张本信告诉记者：“小时候，奶奶常跟我说——你爷爷很伟大，是个做大事的人，你要向他学习。奶奶的话非常朴实，他们的感情特别好。爷爷为了革命顾不上小家，奶奶从不抱怨，一直坚定支持他的革命事业。这是常人理解不了的大爱。”

革命道路遍布荆棘，张炽始终以乐观坚韧的姿态迎难而上，坚信革命前途光明。他在家书中对妻子说：“我决不灰心！消极！我相信，十分相信，我的前途仍旧是很光明的！失败与小挫是我的事业成就的母亲！只要我们肯努力奋斗，我相信，十分相信，是终有一日会偿了我们的夙愿的。”“我们的成功之日，就是我们的幸福到来之日了。我们忍着痛一些时罢！”

这些感人至深的家书收藏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令无数人动容。张本信回忆，“我还记得自己上中学时，母亲把家书放在针线盒里，想念我爷爷的时候就会翻出来看，边看边抹眼泪。”因当地习俗原因，张本信口中的爷爷其实是外公，他的母亲是烈士张炽的小女儿。“小的时候我不懂，长大了读到这段文字总是感慨万千。面对白色恐怖，他随时可能掉脑袋，可他还是相信，一定会有革命成功、阖家团圆的那一天。”张本信说。

1927年初，张炽曾利用任务间隙回到云南。3年前，小女儿出生才20多天，他就离开了家。这一次，她随着人群跑出门去迎接，学着姑姑们的样子，奶声奶气地喊：“大哥哥好！”张炽愣了一下，把女儿搂进怀里说：“我是爸爸啊！”张本信每每听母亲说起这件事，都会看到母亲那双泛红的眼。

近年来，张本信和家人分3批把近百件家书、照片捐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捐赠前夜，他把那封爷爷1928年写给奶奶的信又仔细看了一遍。信中张炽用轻快的语气说：“说到我的身体，更是比以前好得多了，我到永安公司去称过，比我初来上海时重了十多斤了，看我脸也是比前还要年青一点，你不信，等我回来你看就相信了。”

1933年，张炽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年仅35岁。“他再也没能回来让奶奶看他年轻的脸。”张本信的声音有些发颤，“他就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会愧疚，会哄妻子开心，会记挂两个女儿长高了没有，叮嘱不要缠足。可一旦革命需要，他又比谁都勇往直前。”

张炽的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辽宁是他走得最远的一站。今天的大连英雄纪念公园里立有张炽的塑像。在福纺纱厂旧址建起的四二七大罢工史迹陈列室里，大罢工的汽笛声犹在耳边催人奋进。张本信说：“我真想来一次大连，看看爷爷战斗过的地方。”

张炽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5岁，在革命征途中，他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壮大到今天？因为总有这样一群人，甘愿把双脚踏入荆棘，把背影留给至亲，却把光，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