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民国大地主：勤俭持家乐善好施，低调一生鲜为人知

民国十五年夏，柳州西门铁局街77号。

太阳刚偏西，暑气还没散尽，这条街上便热闹起来。

穿长衫的、戴瓜皮帽的、扛着扁担的，来来往往，人声混杂。

铁局街是柳州城西的一条老巷，铺面一间挨着一间，卖布的、打铁的、箍桶的，各色营生都有。

77号是一栋三层楼房，楼下门面敞开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挂在门楣上——“曾全盛”。

招牌不大，却擦得锃亮，金字在日头底下闪着光。

可你若在门口站一会儿，却很难猜到谁是这家铺子的东家。

柜台后面坐着个中年男人，黑黑壮壮，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纹纱衫，手里摇着一把蒲葵扇，正低头拨弄算盘。

旁边有个伙计在往货架上摆东西，两人穿得差不多。

你若是头一回来，准会把那伙计当成掌柜，把掌柜当成伙计。

这个摇扇子的，便是曾传琳。

他的弟弟曾传瑸这天不在铺里，去乡下了。

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了二十多年。

街坊邻居都知道曾家这对兄弟——哥哥忠厚，弟弟精明，两人从不吵架，也从不分家。

有人问他们怎么做到的，曾传琳只是笑笑，说一句“一家人，分什么”。

你也许不会想到，这个穿着纹纱衫、摇着蒲葵扇的男人，在柳州西门一带拥有房屋三十余间、田地一千多亩、耕牛一百多头，还有两座碾米厂、两座榨糖厂、一座榨油厂。

在民国十五年的柳州，这样的家业，称得上一方富户。

可曾传琳的穿戴，怎么看都像个小伙计。

一、

曾家的发家史，要从曾传琳的父亲说起。

曾毓銮是福建漳州府南靖县人。

清朝同治年间，福建一带兵祸连年，百姓纷纷外逃。

曾毓銮背上一个布包袱，沿着山路往西走，经广东肇庆府郁南县，一路辗转，最后进了广西地界，在柳州城外落了脚。

那时的柳州城外，到处是荒坡和菜地。

曾毓銮先在渔洞村帮人晒烟叶。

晒烟叶是个苦活计——夏天日头毒，要一趟一趟地翻，汗珠子砸在烟叶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后来他搬到雅儒村，租了几垄地种菜。

每天天不亮挑着菜担子进城叫卖，天黑透了才回家。

清乾隆《马平县志》里说柳州“蔗皮多青者，取其汁用铛煎之，名柳糖”，可彼时的曾毓銮，连柳糖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他的日子，和糖的甜味沾不上边。

就这么苦熬了半辈子，也只能勉强糊口。

曾毓銮有两个儿子。

老大曾传琳，生得忠厚憨实，体格健壮；老二曾传瑸，天资聪颖，读过几年书。

家里穷，供不起两个都读书，曾传琳便早早辍了学，赶着一辆牛车，给城里城外的人家运送谷米。

十几岁的少年，天不亮就爬起来套车，一车一车地拉，一程一程地跑，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弟弟曾传瑸则在东门莫家祠堂读书。

祠堂里的先生教的是四书五经，曾传瑸学得快，可心里清楚——哥哥在牛车上颠簸，他才能在祠堂里坐着。

兄弟俩都明白，这个家要翻身，不能光靠种菜和赶牛车。

二、

清光绪年间，柳州西大路北面多了一间杂货铺。

门面不大，卖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铺名“曾全盛”。

铺子是曾传琳和曾传瑸合开的。

哥哥出力气，弟弟出主意。

曾传琳赶着牛车跑遍了柳州周边的村落，哪家的米好、哪家的油纯，他心里有本账。

曾传瑸守着铺子，记账、算账、招呼客人，样样利落。

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得天衣无缝。

可杂货铺的利润太薄了。

一升米赚几个铜板，一壶油赚几个铜板，攒到猴年马月也攒不出大钱来。

曾传瑸开始琢磨——有没有什么买卖，本钱不大，利钱却厚？

他把目光落在了白糖上。

柳州种蔗制糖已有悠久历史。

民国时期，柳江县的甘蔗种植面积达到一万三千多亩。

每到榨季，乡间的糖寮日夜不停地熬糖，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甜的香气。

可那时的制糖工艺粗糙，榨出的糖里杂质多，颜色发黄发暗，卖不出好价钱。

曾传瑸发现了一个被人忽略的东西——糖油。

所谓糖油，是加工白糖时滤出来的废料。

别人当垃圾扔掉的东西，曾传瑸却看出了门道。

柳州城里做点心、炒糕饼的作坊，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油脂来增加风味，糖油正好派上用场。

这玩意儿成本几乎为零，卖给点心作坊却能换回真金白银。

兄弟俩说干就干。

曾传琳下乡收购刚榨出的粗糖，运回铺子后由曾传瑸带着伙计过滤、加工。

滤出的糖油卖给小贩做炒糕饼，精制后的白糖用草席和竹篓打包，运往贵州一带销售。

第一桶金，就这么从别人不要的废料里挖了出来。

三、

有了本钱，曾家兄弟的路越走越宽。

他们开始在乡间购买田地。

田租给农民种水稻，地租给农民种甘蔗和花生。

自己种的东西自己加工——甘蔗送进榨糖厂，花生送进榨油厂，稻谷送进碾米厂。

榨出的糖和油，一部分在“曾全盛”铺子里零售，一部分运往梧州、贵州等地销售。

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一条完整的链条被兄弟俩牢牢握在手里。

曾家的产业一点点铺开：香兰村和渔洞村各有一座碾米厂，磨滩村和双冲村各有一座榨糖厂，磨滩村还有一座榨油厂。

田地分散在香兰、渔洞、双冲、简都和磨滩等村，一共一千多亩。

耕牛一百多头。

渔洞村和香兰村的山坡上，还种着果树、油茶、油桐和马尾松。

积蓄多了，便在柳州城内购地建房出租。

曾家的住宅在西门铁局街77号。

那是一组由一栋四层主楼和一栋花园别墅二层楼房构成的建筑群。

在当时的柳州，四层楼是少见的——站在楼顶，半个柳州城尽收眼底。

大门上方镶嵌着一块横额，上面两个大字——“传户”，笔力遒劲。

落款更让人不敢小觑：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

黄旭初是“新桂系”的核心人物之一，1931年起连任广西省主席十九年。

能让这样的人物题写匾额，足见曾家在柳州的分量。

可你若走进曾家的大门，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四、

曾传琳夏天穿件纹纱，手里摇着蒲葵扇；冬天一条夹裤，一件棉袍，罩衫洗得发白。

弟弟曾传瑸也好不到哪去——兄弟俩从不在外吃喝，没上过茶楼酒店。

说来好笑，他们还是曲园大戏院的股东，每天都有免费招待票。

可兄弟俩几乎没去看过戏。

票都送给了街坊邻居和铺子里的伙计。

街坊们都说，曾家兄弟是柳州城里最不像财主的财主。

兄弟俩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没有分家。

这在当时的商贾之家极为罕见。

一般的大家族，兄弟一旦各自成家，迟早要分灶吃饭。

可曾传琳和曾传瑸硬是守着“曾全盛”这块招牌，一起过了几十年。

街坊邻里称他们为“模范兄弟”，说他们是“和谐传家”。

曾传琳主外，管田地、管工厂、管收购；曾传瑸主内，管账目、管铺面、管经营。

分工明确，互不干涉。

赚了钱，一起存；亏了本，一起扛。

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柳州城里做生意的，没有不羡慕的。

可树大招风。

家业大了，盯着的人也就多了。

五、

民国初年，广西政局动荡。

旧桂系军阀割据一方，各路人马在柳州城里来来去去，谁也待不长，谁也刮一层皮。

有一回，驻柳州的军阀谭某盯上了曾家。

谭某想了一个毒计——派士兵把几颗子弹偷偷塞进曾家糖油的桶里，然后带兵闯进曾全盛杂货铺，声称搜出了军火。

罪名是“私藏军火”，这在当时是杀头的重罪。

曾传琳和曾传瑸被当场收押。

牢房里又黑又潮，兄弟俩靠墙坐着，谁也不说话。

谭某派人来传话——拿钱来，放人走。

可兄弟俩咬死了不认罪。

他们知道，这一认，不光要倾家荡产，还要搭上性命。

外面的弟媳急得团团转。

她跑遍了柳州城的各大商号，挨家挨户地敲门，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

柳州商人们一听就火了——今天能往曾家糖油桶里塞子弹，明天就能往我家米缸里塞手枪。

这不是冲着曾家来的，是冲着全城商人来的。

弟媳联络了柳州商会。

商会的会长一挥手——罢市。

一夜之间，柳州城的大街小巷，所有商铺全部关了门。

米店不开、布店不开、茶馆不开、药铺也不开。

整个柳州城像死了一样寂静。

军阀谭某慌了。

全城罢市，民怨沸腾，闹大了不好收场。

他没想到曾家一个商户，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最终，谭某不得不放人。

兄弟俩从牢里走出来那天，柳州城的商铺重新开了门，街上恢复了往日的喧嚣。

一切像没发生过一样，可所有人都记住了——曾家，惹不起。

六、

抗战爆发后，局势更加混乱。

国民党军队里有些军官，仗着手里有枪，到处强占民田。

一个姓秦的高级军官看上了曾家在乡下的田地。

二话不说，派人圈了地，插上旗子，说是“军事征用”。

曾传琳去找他理论，人家连门都不让进。

换了一般的地主，这事也就忍了。

民国时期广西军阀横行，普通百姓谁敢跟当兵的较劲？

可曾传琳不干。

他跑去找了一个人——张毅。

张毅是柳州有名的律师，专打官司，尤其擅长跟官府打交道。

曾传琳把地契、租约、证人证言整理得清清楚楚，一摞一摞地摆在张毅面前。

张毅翻了翻，说了一句话：“这官司，打到南京去，也能赢。”

于是，曾家把官司从柳州地方法院一路打上去，经过广西高等法院，最后上诉到了南京的最高法院。

一个柳州的地主，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打官司，还打到了南京——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曾传琳就是不信这个邪。

他跑南京，找律师，递状子，一趟一趟地跑。

官司打了几个月。

最终，南京最高法院判决：军官强占民田，违法；曾家收回田地。

消息传回柳州，全城轰动。

一个商户，打赢了当兵的——这在当时几乎没人敢想。

七、

曾家兄弟有钱，可他们把钱花在了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们在铁局街租了一间平房。

房子不大，摆上几张桌凳，挂上一块黑板，就成了一个私塾。

请来的先生是东门莫家祠堂的主要成员——那是曾传瑸当年读书的地方。

私塾不收学费。

曾家自己的孩子和亲戚的子女可以来读，街坊邻里的孩子也可以来读。

笔墨纸砚、书本教材，全部由曾家承担。

那间平房里，每天早晨传来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穷人家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坐在板凳上，跟着先生念《三字经》《百家姓》。

他们也许不知道，供他们读书的钱，是曾传琳在日头底下摇着蒲葵扇、一分一厘攒下来的。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柳州城里有一批有识之士在筹办一所新式中学——龙城中学。

领头的是高天骥，他刚从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回到柳州。

办中学需要大笔钱，高天骥四处奔走募捐。

曾传琳和曾传瑸听说了这事。

兄弟俩商量了一夜，第二天派人给高天骥送了一笔巨款。

龙城中学在1935年正式成立。

曾传琳当选为校董。

那一年，柳江边多了一所新式学堂。

校园南临柳江，与文庙隔江相望，北邻柳侯公园。

清晨，江风吹过教室的窗户，学生们在课桌前翻开课本。

那课本的纸张里，有曾家的钱。

八、

1944年夏天，战火逼近柳州。

日军从北面压过来，桂林告急，柳州人心惶惶。

城里的学校陆续停课，师生们不知该往哪里去。

龙城中学决定迁往罗城县的龙岸乡山区。

可几百号师生的吃住、校舍、教材，样样都是难题。

曾家兄弟站了出来。

他们主动联系了高家（高伯伦、高天骥）、龙城中学校长陈如平、柳州商会主席黄琳。

几家人凑在一起，商量转移的方案。

曾家出钱、出车、出粮，把能带的都带上了。

1944年9月18日，柳州中学的师生率先撤离。

随后，龙城中学的师生也启程了。

队伍里有老师，有学生，有家属，浩浩荡荡向南走。

高中部的七十多名学生带着学校二十多支长短枪，跟着队伍向罗城进发。

两天后，他们到达了罗城县龙岸乡。

师生们借住在何家祠堂里。

祠堂是老式的砖木结构，地方不大，勉强能摆下桌椅。

课桌是砖头和木板搭的，凳子直接放在泥巴地上。

晚上没有电灯，点的是桐油和松脂。

吃的是糙米、玉米和青菜，十天半月才能见着一回肉。

条件虽然艰苦，可课照常上。

先生们在祠堂里讲课，学生们坐在泥巴地上记笔记。

后来还在当地招了几十个新生，学生人数增加到一百多人。

曾家兄弟也跟着去了罗城。

他们协助安排校舍、筹措粮食，让这些在战火中逃难的师生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

那一年，柳州沦陷了。

可龙城中学的课，一堂都没有停。

九、

1951年夏天，曾传琳在柳州去世。

消息传开，最先赶来的，是龙城中学的学生。

他们臂缠黑纱，自发组织起来，要为这位曾经的校董送最后一程。

出殡那天，几百名学生排在队伍里，臂上的黑纱在夏日的阳光下格外醒目。

送葬的队伍从铁局街出发，绕了大半个柳州城。

沿途的市民站在路边，看着这支沉默的队伍缓缓走过。

没有人说话。

只有脚步声，整齐而沉重。

一个地主出殡，几百个学生戴孝送行。

这在柳州城的历史上，恐怕是头一回。

曾传琳走了。

弟弟曾传瑸还在。

后来，时代变了。

曾家的田地、工厂、铺面，一样一样地没了。

那座四层主楼和花园别墅还在西门铁局街77号站着，门楣上黄旭初题的“传户”二字还在。

可楼里的人，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再后来，连楼也没了。

柳州城在变，老的巷子拆了，新的马路修了。

铁局街还在，可77号的那栋四层楼，早就不见了踪影。

曲园大戏院也没了，那些曾家兄弟从来没去看过的免费戏票，成了老辈人口中一句带过的闲话。

可有些东西留了下来。

龙城中学还在。

柳江边的校园里，每年秋天都有新生入学。

他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也许没人知道，七十多年前，有一个穿纹纱衫、摇蒲葵扇的中年人，曾经为这所学校捐过一笔巨款。

罗城县龙岸乡的何家祠堂还在。

当年泥巴地上的课桌早没了，可那个战火纷飞的秋天，一百多个学生在祠堂里读书的故事，被写进了校史。

曾传琳和曾传瑸，这对柳州城里最不像财主的财主，一辈子没穿过绫罗绸缎，没上过茶楼酒店，没看过一场大戏。

他们攒下的钱，盖了房子，买了田地，办了工厂。

可到最后，这些都没了。

留下来的，是铁局街那间平房里传出的读书声；是龙城中学那栋教学楼里的朗朗书声；是罗城龙岸祠堂里，学生们在桐油灯下翻开课本的身影。

一个地主，一辈子勤俭，从不张扬。

他攒了一辈子的东西，最后什么都没带走。

可那些他散出去的钱、办起来的学校、救下来的师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另一笔财富。

西门铁局街77号的老楼不在了。

可你要是夏天路过柳州，还能看见有人在街边摇着蒲葵扇，穿着洗得发白的纹纱衫，跟街坊邻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那身影，像极了当年的曾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