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下岗开摩的，拉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

94年我下岗开摩的，拉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

那年我二十七，刚下岗三个月，老婆怀着二胎，家里米缸见底。

我在火车站拉摩的，接了个穿灰布衫的老头。

他坐在后座突然说：“你命里该有九个台阶，走完就出头了。”

我以为他胡诌，没成想这九个台阶，一走就是三十年。

“嗳，师傅，火车站去伐？”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嘴里叼着半截皱巴巴的烟，听见这声喊，赶紧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摁，抬起头。是俩拎着蛇皮袋的民工，操一口苏北口音。我跨上我那辆嘉陵70，拍拍后座：“去去去，上来，五块钱。”

这活儿我干了三个月了。要说以前，我可是棉纺厂的正式工，机器一开就是八年。三月份厂子说倒就倒了，全厂三千多人，一块儿回家。发的那点遣散费，交了俩月房租，买了这辆二手摩托，剩下的也就够买几袋子米。

我老婆娟子肚子里还揣着一个，大的刚上幼儿园。每天晚上我收了车回家，她都把饭菜热在锅里，自己坐在床头叠尿布。她不说什么，但我看得出她眼里的愁。那愁就跟梅雨天的潮气似的，往骨头缝里钻。

火车站这地方，活儿是有，但抢的人也多。我这种半路出家的，比不得那些老油子。他们知道哪班火车几点到，哪个月台出口人多，连派出所几点出来查车都摸得门清。我只能在边上捡点他们吃剩的。

那天下午下着小雨，毛毛的，不打伞也行，但骑起车来脸上就跟蒙了层纱似的。火车站广场上人不多，我正准备收车回家，就看见出站口那儿站着个老头。

那老头大概六十来岁，穿件灰扑扑的布衫，对襟的，脚下是一双黑布鞋，鞋边沾了点泥。他也没拎包，就手里拿了个帆布袋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他也不像别的旅客那样东张西望找车，就那么站在雨里，仰着头看火车站的大钟。

我骑车过去：“大爷，去哪？我送你。”

他转过头来看我。那眼睛挺亮，不像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浑浊。他上下打量了我两眼，又看了看我的车，点点头：“去城隍庙，多少钱？”

“五块。”

他没还价，坐上后座。我发动车子，那嘉陵70突突响起来，排气管冒着淡淡的蓝烟。雨丝打在脸上，凉丝丝的。从火车站到城隍庙，要穿过大半个老城区，路不算远，但碰上晚高峰得走一阵子。

我骑车不爱说话，但后座这老头也不说话，就挺奇怪。一般坐摩的的，要么催你快点儿，要么跟你唠两句路怎么走，这老头就安安静静坐着，跟个影子似的。

走到半道，前面堵车了。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公交车蹭了一块儿，把整条路堵得死死的。我正想调头绕路，后座的老头突然开口了。

“小伙子，”他说，“你停一下。”

我捏住刹车，脚撑着地：“大爷，前面堵了，我绕一下，快得很。”

“不急。”他说，“你下来，我跟你说句话。”

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有点怪。但看他那年纪，那穿着，又不好说什么，只好下了车，把摩托车支好。

雨还在下，他站在路边一棵梧桐树下，我也跟过去。他看着我，那眼神就好像能把人看穿似的。我心里有点发毛，该不会是遇上碰瓷的吧？

“你姓什么？”他问。

“姓林。”

“林什么？”

“林建国。”

他点点头，掐着手指头，嘴里念念有词。我心想完了，遇上算命的了。这一带火车站边上确实有不少算命的，摆个小摊，面前铺张红布，但那些都是中年妇女或者瞎子，没见过这种到处跑的。

他念叨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我，忽然说了一句话。

“你命里该有九个台阶，走完就出头了。”

我当时就愣住了。什么九个台阶？我心里想的是，这老头该不会是想讹我钱吧？先说我命里有灾，然后要我拿钱消灾，这套路我听得多了。

“大爷，”我耐着性子说，“您要是算命的，我这可没钱给您。我下岗工人，开摩的养家糊口呢。”

他听了，倒也没生气，反而笑了。那笑挺和气的，脸上的皱纹堆起来，像秋天收割完的稻田。

“不要你的钱。”他说，“我今天坐你的车，就是缘分。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九个台阶，一级一级走，别急，也别停。走到头，你的命就转过来了。”

说完这话，他也不等我反应，转身就往路边一条巷子里走了。那巷子窄，两边的屋檐伸出来，把天遮得只剩一条缝。他走进去，几步就不见了。

我站在梧桐树下，雨丝飘在脸上，脑子里嗡嗡的。九个台阶？啥意思？我数了数我住的那栋楼，总共六层，一层一阶，也没九个啊。

我骑上车，心想管他呢，就是个胡诌的老头。可那句话就跟钉子似的，扎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了。

后来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摩的生意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三十，差的时候十块都费劲。娟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每天回家，看着她的肚子，再看看米缸，心里就发慌。

有一天晚上，我收了车回来，娟子坐在床上叠衣服。她把我的那些旧工服一件件叠好，码在箱子里。那是厂里发的，藏青色的，袖口都磨白了。

“建国，”她说，“我今天去街道办问了，说是有个看大门的活儿，一个月一百八，你去不去？”

“看大门？”

“就是街道办事处那个楼，晚上值夜班，不耽误你白天开车。”

我蹲在门口换鞋，没吭声。看大门，我以前在厂里好歹是个技术工，车床开得溜溜的，现在沦落到看大门了。可我又能怎么样呢？肚子里那个月底就要出来了，生下来得喝奶粉，大的那个下个月该交学费了。

“去吧。”我说。

这就是第一个台阶。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回想起来，可不就是嘛。从工厂出来，到看大门，这第一步，是往下走的。但老头说的是九个台阶走完就出头，没说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想，兴许是先往下，到了底，才能往上。

在街道办事处看大门，白天睡觉，晚上值班。那门房也就巴掌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暖水瓶。我夜里没事干，就把那儿的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以前在厂里，我除了看车床的刻度表，啥也不关心。但那段时间，我开始看新闻，看那些关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政策，看那些做小买卖发财的故事。

有一天夜里，我翻到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早点摊月入过千”。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月入过千，那是我开摩的加看大门两样加起来的快三倍了。我又想起那天下午城隍庙的事，那老头说九个台阶，我现在刚走了一个，下一个在哪儿呢？

我想了想，觉得早点摊这事儿靠谱。我跟娟子商量，她刚开始不答应，说摆摊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再说本钱从哪儿来？我把那份报纸给她看，又把账算了算。买辆三轮车，置办一套家伙什，几百块钱就够了。

“咱家就剩那点钱了，”她说，“万一亏了呢？”

“亏不了。”我说，“我看了，咱们这片儿，卖早点的不多，就路口那一家，天天排长队。咱也卖，卖跟他不一样的。”

娟子摸着肚子，没再说话。那个月底，我儿子出生了，七斤二两，哭声亮得很。我给他取名叫林远，远方的远。娟子说这名儿好听，我说是，咱不能让他再窝在这老城里，得让他走得远。

出了月子，娟子把儿子绑在背上，跟我一块儿张罗早点摊的事。我们从旧货市场淘了辆三轮车，又找了个铁皮匠焊了个炉子。我琢磨着，那家卖的是大饼油条，我就卖包子馒头，再熬一锅豆浆。不一样的东西，各做各的生意。

开张那天，是大夏天，天没亮我们就起来了。娟子把儿子放在旁边的婴儿车里，自己在那儿揉面，我在生炉子。六点钟，第一批上班的人出来了。我憋着气喊了第一嗓子：“包子——热乎的包子——”

有人停下来看了一眼，买了两个。有人问豆浆多少钱一碗。那一早上，我们卖了二十块钱。不多，但够本了。收摊回家的时候，娟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她在笑。

“建国，”她说，“比看大门强。”

我点点头。这是第二个台阶了，我想。往前走，别停。

摆摊的日子苦，但比开摩的强在有个盼头。每天看着那些上班的人来来往往，有的成了熟脸，来了不用说话我就知道他吃什么。有个在边上银行上班的小姑娘，每天都来买两个菜包子一碗豆浆，后来熟了，她管我叫林叔，管娟子叫嫂子。她说林叔你这包子比我们单位食堂的好吃。

我听了高兴，又多放了一勺馅。

日子就这么过着，包子摊从一辆三轮车，变成了两张桌子几个板凳，后来又搭了个棚子。我儿子林远会走路了，会在棚子底下跑，逮着哪个吃早点的就叫叔叔阿姨，嘴甜得很。那些老主顾都稀罕他，有时给他带颗糖，有时给他带本旧小人书。

这样过了三年。三年里，我把开摩的那辆嘉陵70卖了，因为用不上了。又攒了点钱，在离早点摊不远的地方租了个小门脸，正式挂了个招牌，叫“林记包子铺”。娟子还是揉面，我又雇了个老家来的小姑娘帮忙打下手。

有一天下午，店里没什么人，我坐在门口抽烟，旁边修鞋的老赵跟我聊天。他说：“林子，你这包子铺生意不错啊，一个月能挣多少？”

我说：“凑合，够过日子。”

老赵嘿嘿一笑：“别瞒我了，你这门口天天排队，少说一个月这个数。”他伸出一只手，比了个五。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但说实话，比那个数还多点。我算了算，从摆摊到现在，四年工夫，我手里攒了一万多块。九四年的时候，一万块那可是一笔大钱。我夜里躺在床上，听着娟子均匀的呼吸声，想着那老头的话。九个台阶，我才走了两个，就已经从看大门的变成包子铺老板了。要是九个都走完，那得是什么光景？

我不敢想，又忍不住想。

林远五岁那年，上了小学。我每天早上送他去学校，路过包子铺，他总要进去拿个包子边走边吃。娟子在后面喊：“慢点儿！别跑！”

那一年，包子铺旁边那家卖面条的干不下去了，老板想转让铺面。我动了心思，要是把隔壁也盘下来，打通了，就能多摆几张桌子。可那老板要价两万，我手里的钱不够，差了八千。

我找亲戚借，找以前厂里的工友借。有的人说没钱，有的人借了但不多，凑来凑去还差三千。那阵子我愁得睡不着，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娟子说：“要不别扩了，现在这样也挺好。”

我说：“不行，现在这样，也就这样了。咱得往前再走一步。”

她没再劝。第二天早上，她把她陪嫁的那对银镯子拿了出来，那是她妈留给她的，说是她姥姥那辈传下来的。“去当了吧，”她说，“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我看着那对镯子，手指摸着上面细细的缠枝莲花纹。娟子嫁给我这些年，没穿过一件好衣裳，没吃过一顿好的，现在连陪嫁的镯子都要当掉。我心里头酸得很，但还是接了过来。

当铺给了两千二。我拿着钱，又找银行贷了一千，总算是把隔壁盘了下来。打通的那天，我请了几个帮忙的朋友吃了顿饭。酒喝到一半，我说：“我命里有九个台阶，这是第三个了。”

他们都笑，说林子你什么时候信这玩意儿了。

我也笑，没跟他们解释。有些事，说不清楚。

隔壁盘下来之后，林记包子铺变成了两间，能摆八张桌子。我又添了几样东西，卖起了馄饨和面条。客人更多了，有时候中午都有人来吃。娟子一个人揉面揉不过来，又雇了两个人。

忙是忙，但心里踏实。每晚上关门算账的时候，我看着那些零票子，一张张捋平了，心里头就想，这日子，有奔头。

那几年市里搞旧城改造，我们这条街被划进了拆迁范围。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条街的商户都慌了。有的连夜把铺子里的东西往外搬，有的去找街道办理论。我没慌，我坐在店里，把那些年的报纸又翻出来看。

我看的是政策。政府说了，拆迁有补偿，还能优先安排回迁或者置换。我想的是，这未必是坏事。我这铺子虽说是自己的，但到底是个老房子，墙上都掉皮了，一到雨天还漏。要是能借着拆迁换个好点的地方，也许还能再往前走一步。

果然，过了半年，补偿方案下来了。我可以选拿钱，也可以选在新盖的商业区里置换一个铺面，面积比现在的大，位置也好。我选了置换。

选完之后，娟子有点不放心。“新地方，”她说，“人都不认识，能有生意吗？”

“包子做得好，”我说，“到哪儿都有人吃。”

新铺面在商业区的二楼，正对着步行街，人流量比原来那条老巷子大多了。开张那天，我在门口摆了两排花篮，还请了个人放了一挂鞭炮。林远那时候已经上初中了，放学过来帮忙，个子蹿得老高，都快赶上我了。

他站在门口帮我招呼客人，一口一个“欢迎光临”，叫得比我还顺溜。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他不能这样。他得走得更远，远到我够不着的地方去。

那一年，林远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通知书拿回来那天，娟子高兴得直抹眼泪，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我给他倒了杯啤酒，说：“儿子，好好念，考上大学，爸供你。”

他点点头，把那杯酒喝了。我看见他喉结动了一下，知道这孩子长大了。

生意做到第五个年头，我开始琢磨一个新的念头。那时候市里开了好几家挺大的饭店，装修得富丽堂皇的，门口有迎宾的，进去还有人给拉椅子。我带娟子和林远去吃过一回，点了四个菜，花了一百多。娟子心疼得直咂嘴，说在家里吃能花这个钱？我说你尝尝这个糖醋排骨，跟咱做的有啥不一样。

她尝了，说甜了点。我说是，这是杭帮菜，咱这边人吃不惯。我要是开个本地口味的家常菜馆，你说行不行？

娟子瞪着眼睛看我：“你这包子铺开得好好的，又要折腾？”

“不折腾，”我说，“包子铺继续开着，我再另开一家。我把包子铺的利润攒下来，够了就开。”

她叹了口气，没再拦我。这些年她算是摸透了我的脾气，我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她只能说：“那你算算，还差几个台阶？”

我想了想。看大门是第一个，摆早点摊是第二个，盘下隔壁是第三个，拆迁置换是第四个。现在开饭馆，那就是第五个了。

“还有四个。”我说。

“能走到头吗？”

“能。”我说，“那老头说了，别急，也别停。”

攒了两年钱，我在市中心租了个门面，不大，就一层，摆了十几张桌子，起了个名叫“林记家常菜”。我又把老家的大姐请来掌勺，她做了一辈子饭，手艺比我强。我管着前头，她管着后厨，娟子管账。

开饭馆比开包子铺操心多了。采购、后厨、前厅、卫生，哪一样都得盯着。那两年我头发白了一半，人也瘦了一圈。但生意确实好，家常菜实惠，口味也对本地人的胃口，慢慢就有了回头客。

有一天晚上打烊，我在门口收拾桌子，有个中年男人带着几个人进来。我说对不起啊师傅，我们打烊了。那人说，我专门从城南过来的，听说你家菜不错。我说那明天早点儿来，今天实在是做不动了。

他站在门口看了看，说：“你这店小了，要是有个包厢就好了。我们谈事，坐大厅不方便。”

他走了之后，我站在门口想了半天。包厢，是啊，现在来吃饭的，不光是填饱肚子，还要有个地方说话。我这个店，清一色的大圆桌，谁跟谁都看得见，确实留不住那种谈事儿的客人。

我想着要不再开一家大点儿的，带包厢的。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压不下去了。娟子这回没反对，她说：“你这都第六个台阶了吧？走都走到这儿了，接着走吧。”

我笑了。她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比我还在意那老头的预言。有时候夜里我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她就在旁边迷迷糊糊地说：“别急，慢慢走，那老头不是说了嘛，别急。”

可我哪能不急。那时候林远已经在读大学了，学的计算机，一年学费加生活费不少钱。我想着多挣点，让他手头宽裕些，别像他爸当年那样，兜里连包好烟都买不起。

开大饭馆的本钱不小。我把包子铺和那家小饭馆都抵押了，又从银行贷了一笔，才凑够了首付。新饭馆在城南新开发的商业街上，上下两层，楼下散台楼上包厢，装修花了三个月，光那个门头就花了好几万。

开业那天下大雨，我心想坏了，这兆头不好。可没想到，到了中午，雨停了，太阳一出来，来了好多人。原来那天正好是旁边一个新楼盘的开盘日，来看房的人顺便过来吃饭，把我这儿坐得满满当当的。我在门口迎客，笑得嘴都合不拢。

晚上算账，营业额破了记录。我坐在账台后面，数着那一沓沓的票子，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下雨的下午，城隍庙边上那棵梧桐树，还有那个穿灰布衫的老头。他说的九个台阶，我已经走了六个了。还差三个。

那之后的日子，就跟开了挂似的。

大饭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在城南出了名。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林胖子”，其实我不胖，是别人看我日子过得好，叫着叫着就这么叫了。后来连不认识我的人都这么叫，我一听就知道是熟人。

到了2004年，也就是我下岗之后的第十个年头，我把那家大饭馆买下来了。产权到手那天，我跟娟子说：“这是第七个台阶了。”

她这回没笑，她看着我，眼睛有点红。“建国，”她说，“你头发都白了。”

我去照了照镜子。镜子里那个人，是比以前老了，眼角有了纹，两鬓是真的白了。但精神头还行，腰板也挺得直。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转身跟娟子说：“走，今儿不开张了，我带你去吃顿好的。”

“去哪儿吃？”

“去市里最好的那家。”我说，“咱也让人服务服务。”

娟子抿着嘴笑，说那得花多少钱啊。我说你甭管钱，这钱该花。跟着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你也该享享福了。

那顿饭我们俩吃得很慢，从下午吃到天黑。窗外华灯初上，街上车水马龙。我给她夹菜，她给我倒茶，两个人也没说多少话，就那么坐着。我想起很多年前她坐在床头叠尿布的样子，想起她背着儿子揉面的样子，想起她当掉银镯子时说的那句“放着也是放着”。

这一路走过来，吃了多少苦，只有她知道。

林远大学毕业那年，跟我说他要回市里工作。我问他为啥不回上海或者北京，那儿的公司给的钱多。他说他想回来，离家近，再说市里这几年互联网发展得也不错。

我说随你，你自己拿主意。我心里其实是高兴的，但嘴上不说。老头子嘛，都这样，心里热乎，脸上端着。

他回来之后，在一家做软件的私企上班，起早贪黑的，跟我当年似的。但他比我强，他干的活儿我一点儿看不懂，就知道对着电脑噼里啪啦敲键盘。娟子心疼他，天天给他炖汤，说你爸那会儿是没法子，你用得着这么拼命吗？

林远端着汤碗，说：“妈，你不懂，我这叫创业，趁年轻多干点儿。”

我听了这话，在旁边没吭声，心里头却高兴。这小子，有闯劲，随我。

2010年的时候，我的餐饮连锁已经开了五家店。林远下班之后有时候来店里帮忙，他跟我商量，说爸，你这店现在都还是手工记账，老土了。我给你做个系统吧，点菜、结账、库存都能管。

我说啥系统？

他说就是我们公司做的那种软件，你手机上就能看到每个店每天卖了多少，赚了多少，哪个菜卖得好，哪个菜该下架。

我半信半疑，但还是让他做了。做出来之后，还真好使。我坐在家里就能看着几家门店的实时数据，哪个店今天人多，哪个店今天上了新菜，一目了然。我问他这得花多少钱，他说没花钱，他自个儿写的。

我心里头那个美呀，就跟喝了蜜似的。我儿子，有出息。

那年冬天，大年初一，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林远带了女朋友回来，是个教书的姑娘，文文静静的，喊我和娟子叔叔阿姨。娟子拉着人家姑娘的手，问长问短的，恨不得把人家祖宗八代都问出来。

我坐在主位上，面前摆了一桌子菜。窗外下着雪，屋子里暖和和的。我看着一桌子的人，忽然想起那年蹲在火车站马路牙子上的自己。那时候我兜里连一包好烟都买不起，现在呢，五家店，百来号员工，儿子有出息，儿媳妇也定了。

我端起酒杯，站起来。

“来，今天高兴，我敬你们一杯。”

大家都站起来，酒杯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我一仰头，把酒喝了，辣的，但到了喉咙里就变成了暖的。

那天晚上，我喝得有点多。娟子扶我上床，给我脱鞋。我躺在床上，天花板在转。我拉着她的手说：“娟子，第八个台阶了。”

她嗯了一声，坐在床边，给我掖被角。

“还差一个，”我说，“就出头了。”

“那你出头了想干啥？”

我想了想。想干啥呢？这些年的日子，就跟赶路似的，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从来没停下来想过。要是真走到头了，我该干啥？

“带你去旅游，”我说，“咱俩哪儿也没去过，去北京，看天安门。”

她没说话，只是把手放在我额头上。她的手粗糙，全是这些年揉面捏出来的茧子。我用脸蹭了蹭那只手，就这么睡着了。

2012年，市里搞了一个“创业明星”评选，我被选上了。颁奖那天，我穿着娟子给我买的新西装，打了条领带，站在台上，底下乌泱泱全是人。

主持人让我讲讲创业经历，我拿着话筒，想了半天。讲啥呢？讲我下岗那年在火车站拉摩的？讲那穿灰布衫的老头？讲九个台阶？

我清了清嗓子，说：“我就是个下岗工人，没啥文化，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认准了事儿就干到底。这些年，从摆地摊到开连锁店，我运气好，赶上好时候了。”

底下哗哗鼓掌。我站在聚光灯下面，心里想的却是那个下雨的下午。那老头说的没错，九个台阶，真的在。我也没别的本事，就是老老实实走，一步没少。

之后又过了几年，互联网的势头起来了。林远跟他几个朋友合伙开了家做餐饮管理软件的公司，做得还挺大，据说连外省的酒店都用他们的系统。他有时候来找我商量，说爸，你这几个店也该往线上走走了，搞个外卖，搞个团购。

我不太懂那些，但他说行就行。我让他去折腾，反正这些店早晚是他的。他确实折腾得不错，给我那几家店添了不少流水。

到了2016年，我60了。六十大寿那天，娟子说要大办。我说不用，一家人吃顿饭就得了。她不肯，说我这一辈子不容易，该热闹热闹。

结果那天来了好多人，亲戚朋友，老主顾，街道办的人，连以前厂里的工友都来了好几个。在酒店摆了大几十桌，我挨桌敬酒，脚都走软了。

酒过三巡，我坐回主桌，喘口气。旁边坐着老张，是我当年在街道办事处看大门时候认识的一个科长，现在也退休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你这辈子，值了。从一个下岗工人，混到今天这个份上，你是有大造化的人。”

我笑了笑，给他倒茶。

他还在那儿感慨：“你说这人啊，有时候就看运气。你当年要是没碰上那个算命的，没准现在还在开摩的呢。”

我端着茶杯，没接话。不是，不是运气。那老头只是跟我说了那句话，可路是我自己走的。每到一个台阶跟前，是上还是不上，都是我自己拿的主意。是娟子当掉镯子替我凑的钱，是林远花了无数个夜晚写的那些代码。不是一句算命的话就能成的。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阳台上抽烟。娟子出来给我披了件衣裳，说夜里凉。

我说：“娟子，第九个台阶到了。”

她在我旁边坐下来：“你咋知道？”

“六十了，”我说，“该出头了。从今往后，这日子，就是享福的日子了。”

月光照在阳台上，明晃晃的。远处有汽车的声音，模糊糊的。娟子的头靠在我肩膀上，花白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我想起那年冬天，也是夜里，她在床头叠尿布，我蹲在门口换鞋。那时候屋里头就一盏灯，昏黄黄的，我连句硬气话都不敢说。

现在呢，灯亮了，人也齐了。

后来，我真的带娟子去了北京。看了天安门，逛了故宫，爬了长城。她站在长城上往下看，说：“建国，这墙可真长。”

我说：“再长也走到头了。”

她笑着拍了我一下：“又来了。”

我也笑。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那老头的话你怎么还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呢，那句话陪了我二十多年，从摩的后座到饭店包厢，从梧桐树下到天安门前。它就像道上的路标，让我在黑夜里也能看见前面的路。

现在路走完了，该歇歇了。

有人说，人这一辈子就跟爬山一样，有的人停在山腰，有的人上到山顶。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到了山顶，但我知道，我是从最底下一步步走上来的。那些台阶，一级一级的，踩实了，才有了今天。

所以那天下午在城隍庙边上，那个穿灰布衫的老头对我说的那句话，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

但真正改变我一生的，是我自己，是我那个坐在床头叠尿布的女人，是我那个在电脑前熬夜写代码的儿子。

是那九个台阶上，每一步的脚印。

续写：站在第十个台阶上往下看

阳台上那根烟抽完了，我又点了一根。娟子进屋给我端了杯茶出来，放在小茶几上，没催我睡觉，自个儿先进去了。她知道我有时候就爱这么坐着，一个人想点事儿。

风从对面楼顶吹过来，带着春天晚上的草木味儿。我靠在藤椅背上，仰头看天，城市里灯光太亮，看不见几颗星星。但这不妨碍我脑子里翻江倒海地过那些年的事儿。

其实那老头说的话，我心里头不是没琢磨过。第九个台阶走完了，然后呢？他说的"出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发财了就算出头，还是日子过好了就算出头？我这些年没少琢磨这茬，但琢磨来琢磨去，越来越觉得，那老头可能就是个跑江湖的，看人下菜碟，瞅我那年那副落魄相，随口编句好听的话糊弄我。

可问题就在这儿——他要是糊弄我，怎么就能说得那么准？九个台阶，我数来数去，不多不少。就算有些台阶我自己也分不清该算哪一级，但凑一起，刚好九个。

算了，不想了。我掐了烟，端着凉了半截的茶，推门进屋。

娟子已经躺下了，背对着我，呼吸匀匀的。我轻手轻脚爬上床，她在被窝里翻了个身，含糊地问了一句："抽几根了？"

"两根。"

"少抽点。"

"嗯。"

我关掉床头灯，黑暗里睁着眼睛。隔壁房间林远还没睡，键盘噼里啪啦响着，隔着墙传过来，断断续续的，像秋天的雨打在铁皮棚子上。再过两个月他就要结婚了，婚礼的事儿全是娟子在张罗，我插不上手，乐得清闲。

想到婚礼，我就想起彩礼那档子事。亲家那边是知识分子家庭，通情达理，说不要彩礼，两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就行。娟子不干，说人家越是不要咱越得给，这是态度问题。最后谈来谈去，给了一笔，不算多，但体面。

我倒是无所谓这个。我琢磨的是，林远结婚以后，我这几家店谁来接手。他公司那边的业务越做越大，我看他也没心思管我的饭店。我跟他说过一嘴，他说爸你再干两年，不着急。

是不着急。可我今年六十了，门口那棵梧桐树年年落叶子，我也不能老这么干下去。我想着，要不然就把店交给下面几个经理管着，我挂个名，隔三差五去转转就行。再不然就盘出去，拿笔钱，养老也够了。

不过这些事不急，慢慢想。

婚礼那天，天气好得出奇。四月底的太阳，暖洋洋的，又不烈。我在酒店门口迎客，穿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娟子说我穿这个精神。林远穿着西装站在我旁边，个头比我高出半个头，眉毛眼睛都随他妈，秀气。

客人来得差不多了，我往里走，经过大堂那面落地镜子，瞥了一眼自己。这些年胖了些，肚子起来了，头发白了大半，但腰板还是挺的。镜子里那个人跟二十多年前蹲在火车站的那个，简直不像同一个人。

婚礼进行到敬茶环节，林远和新媳妇跪在我和娟子面前，端了茶杯，喊了声"爸、妈"。我接过茶，手有点抖，喝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红布包，递过去。里头是两把钥匙，一把是楼下那套房子的，一把是我那辆新车的。

"好好过日子。"我说。

娟子眼圈红了，拿手帕直擦。林远站起来，抱了我一下。这小子从小到大没怎么跟我亲近过，这一抱倒把我整不会了。我拍拍他后背，说了句"行了行了"，嗓子眼有点发紧。

婚礼散场后，客人陆续走了。我坐在主桌那儿，脚酸，懒得动。娟子去送她的几个老姐妹，林远领着新媳妇在门口跟人合影。我一个人坐在满桌残羹冷炙中间，忽然觉得这场景我好像经历过似的。

对了，那次在城隍庙，那老头走了以后，我也是一个人站在梧桐树下头，雨丝打在脸上，脑子里懵懵的。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现在坐在婚礼现场，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

但感觉不一样了。那时候是慌，现在是定。

六月份，林远带着媳妇去度蜜月了，一走半个月。娟子天天给他发微信，问吃了吗睡了吗累不累，我笑话她，说人家年轻人出去玩儿你跟着操什么心。她说你懂什么，当妈的不都是这样。

我懂。我嘴上说不懂，心里头明白。那年我下岗开摩的，每天出门之前娟子也是这么问的，吃饭了吗，路上小心，早点回来。她一辈子都在操心，操完了大的操心小的，操完了小的操心更小的。

那天下午我坐在店里算账，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头是个年轻的男声，说林总是吗，我是市电视台的，想做一期关于下岗再就业的专题节目，想采访您。

我说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他说在网上看到的，您不是2012年评过创业明星嘛。

我想了想，说行。

采访那天来了三个人，一个主持人小姑娘，一个摄像的，一个打光的。他们在店里架机器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心里头有点别扭。我这辈子接受过最大的采访就是当年厂里黑板报上登了我一张照片，底下写着一行字：三车间技术能手林建国同志。

主持人让我坐在靠窗那张桌子边上，给我倒了杯茶，开始了。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林总，您觉得是什么支撑您从下岗走到今天？

我端着茶杯，想了想，说了一句："有个念想。"

"什么念想？"

"就是觉着以后的日子能好起来。"

她追问我，说这个念想从哪儿来的，是因为家庭责任还是因为个人理想。

我没提那老头的事。这些年来，那九个台阶的故事我只跟娟子和林远说过，别人问起来，我都说是赶上好时候了，政策好，自己也肯吃苦。今天对着镜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说。

我说："就是不甘心吧。二十多岁正年富力强的时候，咣当一下让你回家了，心里头那口气咽不下去。再加上家里头老婆孩子要吃饭，你不能躺那儿等着，总得干点什么。"

他们又问了很多，问我包子铺怎么起步的，第一家店怎么开起来的，中间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克服的。我一件件说了，说到当银镯子那段，旁边帮忙的小丫头在抹眼睛。我倒没觉得怎么着，都是过去的事了。

最后主持人问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我说："别怕从头开始。我当年在火车站拉摩的，那比我以前在厂里开机床差远了，但你也得干。干着干着，路就出来了。你别停在原地，往前走，走一步算一步，走着走着就远了。"

节目播了之后，第二天我去菜市场买菜，好几个摊贩认出我来，说老林你上电视了，说得不赖。我摆摆手，说瞎说的，你们别当真。

有个卖鱼的拉着我，非要多给我一条鲫鱼，说林老板你给我们下岗工人长了脸。我推了半天没推掉，只好拎着那条鱼回家了。娟子见了问我咋回事，我说人家送的。她说你又不认识人家，人家凭啥送你？我把电视的事儿跟她说了，她哦了一声，低头刮鱼鳞，嘴上没说啥，但我看见她嘴角翘着。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平淡淡的。店里有几个老伙计跟了我十几年，我给他们涨了工资，又给两个年轻的升了店长。我慢慢把日常管理交出去，就每周去转转，看看卫生，尝尝新菜，跟老主顾聊几句。

有一回我在店里坐着，进来了个老头，六十来岁，瘦瘦的，穿了件灰夹克。我正要招呼他，他先开了口："你是林建国吧？"

我说是我，您认识我？

他笑了笑，说我不认识你，但我认得你这张脸，你上过电视。说完他就在我对面坐下了，要了碗炸酱面。

我给他倒了杯茶，坐在对面陪他聊天。他说他是从河南过来的，儿子在这儿打工，他过来帮着带孙子。我说那您辛苦，带孙子比上班还累。他说可不是嘛，刚来的时候谁也不认识，就看电视，看见你那个节目，觉着亲切，今儿路过就想进来看看。

我给他又加了个凉菜，不收钱。他说那不行，你这开门做生意的。我说没事儿，今儿我请客，您就当我给老乡接风了。

他吃完了面，擦擦嘴，站起来要走。临走的时候，他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林老板，我看你那节目，你说你以前拉过摩的。"

"对，拉过。"

"那你拉没拉过一个算命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意思？"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瞎子，以前也到处跑，给人算命。他说他九几年在城隍庙那边坐过一个摩的，后头坐了个算命的，那算命的跟开摩的的小伙子说了一句话。老瞎子后来老跟我念叨这事儿，说那算命的不是一般人，是个走方的高人。"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没拿住："那个老瞎子，他现在在哪儿？"

"早没了，零八年走的。"老头说，"他就爱念叨这些闲事儿，我听着玩儿的，也没当真。今儿看见你，忽然想起来了，随口一问。"

他走了以后，我在店里坐了好半天。窗外的太阳偏西了，暖色的光斜斜地照进来，把桌面上的筷子筒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我盯着那道影子，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真有这么个人。

以前我总觉着那老头是我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或者就是个碰巧说中的江湖骗子。但今天这个河南老头的话，让那件事又真切了起来。那个灰布衫，那棵梧桐树，那句"九个台阶"，全都是真的。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跟娟子说了这事。她正在厨房里切菜，刀在砧板上笃笃笃的，听了我的话停了手。

"那个算命的，真的有那么神？"她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就是觉得，挺巧的。"

她没再追问，继续切她的菜。但我注意到她把刀放下来的时候，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站了一会儿才重新拿起刀。

晚上躺床上，我忽然跟娟子说："你说，那老头要还在，我想请他吃顿饭。"

"请他吃饭？"

"嗯。不管他那话是算出来的还是瞎蒙的，我感激他。"我望着天花板，"要不是他那句话，我可能真就蹲在火车站开一辈子摩的了。"

娟子把脸转过来，枕着手看我："建国，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没有他那句话，你也会干别的。"

"也许吧。"我说，"但有那句话，跟没那句话，不一样。它让你觉着前面有光，不管多黑的路，你知道那头有东西等着你。"

月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照在她脸上。她老了，皱纹爬满了眼角，可那双眼睛还是跟二十多年前一样，安安静静地看着我。

"那就请。"她说，"不管他在哪儿，你心里请他一顿就行了。"

我嗯了一声，翻了个身，闭上了眼。

梦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下午。火车站的大钟当当当地响，雨丝细得像雾。我骑着嘉陵70突突突地穿过老城区的巷子，后座坐着那个灰布衫的老头。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不高不低，清清楚楚：

"你命里该有九个台阶，走完就出头了。"

我在梦里问他："大爷，出头以后呢？"

他笑了一声："出头以后？"他的声音在雨雾里飘着，"出头以后，就该看风景了。"

我猛地睁开眼。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对面楼的窗户里亮起了灯，有人在准备早饭。厨房里传来娟子烧水的声音，滋滋的。

我坐起来，脚伸进拖鞋里，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清晨的街道上有早起锻炼的老人，有赶着上班的年轻人，有小贩推着三轮车经过。一切都是寻常的样子，但看在眼里，说不出的安详。

我转过身，穿上衣服，出了卧室。

娟子在厨房里煮粥，看见我出来，说："起这么早？再睡会儿。"

"睡不着了。"我说，"今天你去不去店里？"

"去啊，中午有几个老主顾订了桌，我得去盯着。"

"我跟你一块儿去。"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给我盛了碗粥，放了两个包子在碟子里。我坐下来吃，她站在灶台边剥蒜，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围裙上。

我忽然觉得，那天早上的一切都特别好。粥的热气，包子的香味，娟子剥蒜的声音，还有窗外逐渐喧闹起来的街市。这些寻常东西，以前我从来注意不到，今天看着，心里头满满的。

吃完早饭，我和娟子一前一后下楼。她锁门的时候我站在楼道口等她，顺手在门口那棵老槐树上拍了拍树干。这棵树搬来的时候就种下了，现在快三层楼高了，春天发新芽，夏天洒阴凉，秋天落叶子，冬天光秃秃地站着。

跟我一样，一年年地长，一年年地过。

娟子锁好门走过来，我伸出手，她愣了愣，然后把手递给我。

"走吧。"我说。

我们挽着手，慢慢走在早晨的街上。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背上，脚下的路平平的，安安静静的。

前面的路还长，但我不急了。台阶已经走完了，接下来的路，是平的。慢慢走就是了。

续写：风从哪边来

林远的公司上市那天，我正在店里跟一个供应商吵嘴。电话响了，是林远打来的，他说爸，你打开手机看看新闻。我挂了电话，让娟子帮我点开那个绿色的小图标。她翻了好一会儿，忽然啊了一声，把屏幕怼到我面前。

那上面有张照片，是林远站在交易所敲钟的样子。红底金字，领带打得端端正正，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我看了半天，娟子在旁边抹眼睛。

“哭啥？”我说。

“我高兴。”她把手机贴胸口上，像是怕那照片飞了似的，“咱儿子有出息了。”

我说那是，也不看谁生的。供应商在对面等着我签字，我摆摆手说你那价格再便宜两毛，不便宜就算了，我高兴，不跟你计较。他苦着脸说林老板你这可不厚道，我说算了算了，就按你说那个价吧，今天心情好。

那天晚上林远回来了一趟，难得没加班。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跟我们讲敲钟的事。我其实听不太懂那些A股B股的，就知道他公司上市了，值钱了，他不用再那么拼命了。但他嘴上说高兴，眼底那两片青黑还在，瘦得下巴都尖了。

娟子去厨房给他炖汤，我跟他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演的什么我没看进去。我扭过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墙上挂着的全家福。那照片还是五年前他结婚时候拍的，那时候他脸上还有肉，现在一笑，颧骨都出来了。

“该歇歇了。”我说。

他愣了一下，说爸你说啥？

“我说你该歇歇了。钱挣不完的，身体要紧。”

他笑了笑，说还年轻，再冲几年。这话听着耳熟，跟我当年一个口吻。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我当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谁劝也不听，一门心思往前冲。到了这个年纪，才明白慢下来的好。

汤端上来了，他低头喝汤，热气蒙了他的眼镜片。他摘下来擦，娟子看见他眼下的青，手顿了一下，没说啥，又去厨房切了盘水果端出来。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喝汤的样子，想起二十年前他刚考上重点高中那会儿。那年的通知书是寄到包子铺的，我拆了信封，看着上面那个红印章，手都在抖。我没跟他说，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店门口抽了半包烟。后来他放学过来，我把通知书给他，他看了一眼，说了句“哦”，就放下书包去帮娟子端盘子了。

这孩子，从来不说漂亮话。就跟了。

那阵子我琢磨着一个事——把那些年记的账本整理出来。从我摆摊第一天起，每一笔进账出账，娟子都记在一个硬壳笔记本上。后来开了店，换了更大的本子，但那个最早的绿皮本子她还收着，压在衣柜最底下。

那天我翻出来看了看。第一页写着：“1994年8月15日，开张，卖包子23个，豆浆12碗，共收入27块5，本钱18块，净赚9块5。”

那字是娟子的，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后面的页数越翻越厚，从每天一页变成每周一页，后来又变成每月一页。数字从几十变成几百，又变成几千几万。我那辆嘉陵70卖了60块钱，也记在上面；盘隔壁铺面借了老张两千，也记在上面；当镯子得了两千二，娟子在旁边打了个括号，写了两个字：不舍。

我看着那两个字，鼻子酸了一下。把本子合上了。

后来我找了个做手工书的朋友，把这个本子重新装订了一下，又把我这些年拍的照片洗了一批出来，夹在里头。封面上写了几个字：“林记·1994-2016”。做好了那天，我拿给娟子看。她翻了翻，指着那张在火车站广场拍的旧照片，问我这是啥时候拍的。

我说那是九四年夏天，我刚买那辆嘉陵70，在火车站门口请人拍的，想留个纪念。照片上的我瘦得跟竹竿似的，穿了件汗衫，蹲在摩托车旁边，嘴里叼着烟，表情挺凶的。

“你那时候可真瘦。”娟子说。

“穷的。”

她瞪了我一眼，但嘴角是翘着的。她把那本书放在床头柜上，天天睡前翻两页。有时候半夜我醒了，看见她还开着台灯在看，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慢慢翻。

九月份的时候，市里办了个下岗再就业成果展，让我去发言。到了会场我才发现，好家伙，来的都是些老熟人。台上坐了一圈人，有当年跟我一块儿在厂里干活的，有后来开小店的，还有几个如今当了大老板的。大家彼此看看，都笑了，说老林你也来了。

我们坐在后台等上场，有个叫王建国的老工友递了根烟给我。我说你不是戒烟了吗，他说今儿破戒。我俩凑一块儿抽烟，他说你还记得那年咱俩一块儿去领遣散费不？我说怎么不记得，排了一上午队，到手四百多块钱。

“那钱我三天就花完了，”他说，“后来去工地搬砖，腰都搬坏了。”

“现在呢？”

“现在开了个五金店，不大，够吃够喝。”他吐了口烟，“你比我强多了，电视上老看见你。”

我说啥强不强的，都是过日子。他嘿嘿一笑，说老林你这人没变，还是那股劲儿。我说什么劲儿？他说就是那种，认定了事就闷头干，不吭声不吭气的，闷声发大财。

我笑了笑，没接话。

发言的时候，我站在台上面，底下坐着好几百人，有政府官员，有记者，还有不少跟当年的我一样的下岗工人。我看着下面那些年轻的脸，忽然想着要是能跟他们说点有用的就好了。

我说：“我今天就讲一件事。我下岗那年，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命里有九个台阶，走完就出头了。我当时不信，但后来信了。不是因为我真信算命，是因为那句话让我有了个盼头。人这一辈子，得有个盼头。有了盼头，再苦的路你也走得下去。”

底下安安静静的。

“我走过的那些台阶，不是什么玄乎的东西。第一个台阶是我媳妇给我找的看大门的工作，第二个台阶是摆早点摊，第三个是盘下隔壁铺面，第四个是拆迁换地方，第五个是开饭馆，第六个是开大饭店，第七个是买下铺面，第八个是开了连锁，第九个是活到了六十岁，活明白了。”

我停了停，忽然觉得再说下去该矫情了。于是笑了笑：“我就说这么多。大家伙儿好好过日子，路走着走着就宽了。”

底下哗哗鼓掌。我走下台，王建国冲我竖了竖大拇指。我坐回位子上，擦了擦汗。娟子坐在观众席后排冲我招手，我也冲她招了招手。

从会场出来那天下午，阳光白花花地晃眼睛。我和娟子没直接回家，沿着街慢慢走。路过当年摆摊那条巷子，现在全变了，老房子拆了，起了商业楼，红红绿绿的招牌挂了一排。

“找不到了。”娟子说。

“找啥？”

“咱当年那个棚子。”

我看了看四周，确实找不到了。连那棵梧桐树都没了，地面上铺着光溜溜的地砖。但我记得那地方，大概就在路口第三根电线杆子那个位置。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好像还能闻见当年那炉子里的煤烟味儿，混着包子的热汽，飘在冬天的早晨里。

“走吧。”娟子拉了我一下。

我跟她往前走，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路口那根电线杆还在，上面贴满了小广告。我笑了一下，转过头，继续走。

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每天早上起来吃早饭，去店里转一圈，回来午饭，下午睡个午觉，傍晚出去遛弯，晚上看看电视。有时候林远带着媳妇和孩子回来吃饭，娟子就做一桌子菜，我就在旁边逗孙子。

小孩子才三岁，胖乎乎的，见了我叫爷爷。他口齿还不太清楚，“爷爷”叫出来像“耶耶”。每次他这么一喊，我那张老脸就笑得跟朵菊花似的，恨不得把兜里的糖全掏给他。

有一回他坐在我腿上玩儿，忽然抬头问我：“爷爷，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想了想，说：“爷爷以前开过摩的。”

“摩的是什么？”

“就是两个轮子的车，跟自行车似的，但有发动机。”

他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他也要开摩的。娟子在旁边听见了，赶紧说不行不行，那是爷爷以前干的，现在谁还开那个。

我说你让他说，他说说又不要紧。

孙子从我腿上溜下去，跑去找他妈妈了。我坐在沙发上，腿上还有他压出来的凹痕。我看着那小子跑掉的背影，胖墩墩的，两条小短腿倒腾得飞快，忽然想起林远那么大的时候，在包子棚底下跑来跑去的样儿。那时候他也胖，也爱笑，逮着谁喊谁叔叔阿姨。

一代一代的，都这么过来的。

去年冬天，有个人找上门来。是个写书的女作家，说要给我写传记，说我在下岗工人里头有代表性。我说我这有啥好写的，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她说正是因为你普通才有写的价值，普通人的日子才是最打动人的。

我说那你写吧，我配合你。

她来了好几趟，坐在我店里，一聊就是一下午。我把那些年的照片和账本都翻出来给她看，她一边看一边记，眼睛亮晶晶的。

最后她问了我一个问题，跟那年电视台主持人问的差不多。

“林叔，”她说，“你觉得你这一辈子，最幸运的是什么？”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气在眼前散开。

“最幸运的是，”我放下杯子，“我媳妇一直跟着我。”

她笑了，说这个答案她没想到。

“你以为我会说赶上好政策是吧？”我也笑，“政策是赶上了，但日子是自己的。当年我蹲在火车站拉活儿的时候，国家再有好政策也帮不了我。是我媳妇在家里给我留着一口热饭，我每天干完了才能回去吃上那口饭。没有那口饭，我走不了那么远。”

她低头刷刷记了两笔，抬起头来，眼睛亮亮的。

“林叔，你这辈子，走完了九个台阶。那第十个台阶呢？你觉得自己走到第十个台阶上了吗？”

我看着她，想了想。窗外有风吹进来，轻轻柔柔的，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来的。

“第十个台阶？”我说，“我这个岁数了，不往上走了。第十个台阶是平的，就在这儿站着，看风景。看孩子们往前走，看他们走得好，我就高兴了。”

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店里坐了会儿。天擦黑了，娟子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回家吃饭。我说就回，挂了电话，站起来，把椅子归位，关了灯，锁了门。

街上路灯亮了，一条街都是暖黄黄的。我顺着光走回去，推开家门，屋里头饭菜的香味儿扑过来。孙子在客厅地板上玩积木，林远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娟子在厨房里喊了一声“洗手吃饭”。

我换了拖鞋，洗了手，在饭桌前坐下。一家人围着桌子，热气腾腾的。

这就是我的第十个台阶了。

续写：梧桐树又开花了

那本绿皮账本，后来被女作家写进了书里。书出版那天，她寄了两本样书来，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辆老式摩托车的剪影。书名就叫《九个台阶》。我翻开看了看，里头把我那点破事写得挺像那么回事，连在火车站拉摩的时跟人抢活儿的事都写了。

娟子把书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看完以后搁在枕头底下，跟那本绿皮账本搁在一块儿。我问她怎么不放书架上，她说放枕头底下踏实。

书卖得还行，后来还有读者找到店里来，要跟我合影。有回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来了，点了碗面，吃完不走，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过去问还有啥事，她站起来鞠了一躬，把我吓了一跳。

"林叔，"她说，"我爸也是下岗工人，前年走的。他要是能看到你这本书就好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给她倒了杯茶。她坐下来，跟我讲她爸的事。她爸下岗以后去建筑工地干了十几年，后来腰坏了，干不动了，就在家里待着。她妈在超市上班，两个人省吃俭用供她念完了大学。她毕业那年她爸查出了病，没撑过那个冬天。

"我爸一辈子也没等到他的九个台阶。"她说，眼圈红了。

我坐在她对面，茶杯的热气袅袅地飘。我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但嘴拙，憋了半天，说了句："你爸把你供出来了，这比他自个儿走多少台阶都强。"

她点了点头，擦了擦眼睛，起身要走。我让后厨给她打包了一份红烧肉，她说不用不用，我说拿着，家里做的，带回去给你妈尝尝。她推了几回，最后收了，道了好几声谢才走。

那姑娘走了以后，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街上人来人往的，夕阳照在对面楼的玻璃上，晃眼。我想起那句话——你自己走完了台阶不算完，还得让后面的人接着走。那个姑娘她爸没走完的路，这姑娘替他接着走了。她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日子会好起来的。

这么一想，心里就舒坦了些。

今年开春的时候，我跟娟子回了一趟老厂。那个棉纺厂早就拆了，原址上盖了个大商场，一楼卖化妆品，二楼卖衣服，三楼是餐饮。我站在商场门口，怎么也对不上记忆里的样子。以前厂门是朝南开的那时候，门口有两棵大槐树，我们下了夜班就在槐树底下抽烟聊天。

现在那两棵槐树也没了。

碰巧遇见了以前车间里的一个老伙计，姓刘，比我大几岁，头发全白了。他拄着拐棍，在商场门口等人。我先认出了他，喊了一声"老刘"。他眯着眼看了我半天，忽然一拍大腿："建国！是你小子！"

我俩就在商场门口的马路边上蹲了下来，跟当年在厂门口一样。老刘说他前几年脑梗了一回，腿脚不利索了，现在跟儿子住，今天是等儿子下班接他回去。

"你呢？"他问，"听说你现在阔了？"

我说阔什么阔，就是开了几个小饭馆。

他嘿嘿笑，说你甭谦虚，我都听说了，你那店都上电视了。他叹了口气，"当年全厂三千多人，混出头的没几个，你是其中一个。"

我抽着烟没说话。老刘拍了拍我的肩膀："当年你被裁的时候，我还替你抱不平。你手艺那么好，说不要就不要了。"

"都过去了。"我把烟掐了，"现在不是挺好。"

老刘的儿子来了，开了辆挺新的车，车窗摇下来喊爸上车。老刘站起来，腿确实不大灵便，扶着我的胳膊才站稳。我跟他们父子俩道了别，看着那辆车汇入车流，消失在前面的路口。

娟子在商场里逛了一圈出来，手里拎了个袋子，说给孙子买了件衣裳。我接过袋子，跟她慢慢往回走。路过以前厂里那片家属区，现在也拆干净了，建了一排排新楼。

"你还记得咱住的那间平房不？"娟子忽然说。

"怎么不记得。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那时候你每回上夜班，我都在窗户那儿留一盏灯。你老远就能看见，亮堂堂的。"

我停了一下脚步。那条巷子早就没了，但那盏灯还亮在我脑子里。昏黄黄的，从窗户纸里透出来，隔了老远就能看见。下了夜班的人，远远望见那点光，就知道快到家了。

这些年我走过那么多路，爬过那么多台阶，说到底，那盏灯才是我的根。根扎在那儿，再多风雨也不怕。

清明节那天，我跟娟子去给我妈上坟。我妈走得早，八十年代末就不在了，没赶上我下岗那些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她要是活着，看见我那会儿的模样，不定得急成什么样。

我把一束菊花放在墓碑前头，蹲下来擦了擦碑上的灰。我妈的名字刻在上头，笔画有点褪色了。我摸着那几个字，心里头说了句："妈，你儿子现在好了。"

娟子也在旁边蹲下来，烧了叠纸钱。火苗窜起来，纸灰打着旋儿往上飘，被风吹散了。

从坟山下来的时候，我在山脚一棵老梧桐树下歇了歇脚。那棵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四月初的天气，梧桐叶子刚冒出来，嫩绿嫩绿的，跟那年我在城隍庙看见的差不多。

"又见着梧桐树了。"我说。

娟子也抬头看了看："还记着那棵呢？"

"记着。一辈子都记着。"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又回到下雨的火车站，大钟当当响，雨丝在灯光里飘。我蹲在马路牙子上等活儿，裤腿上全是泥点子，手指头夹着半截烟，烟头的红点在雨雾里一闪一闪。

然后那个灰布衫老头出现了。他还是那副模样，六十来岁，黑布鞋，帆布袋，站在我面前。

"小伙子，"他说，"走完啦？"

我在梦里点了点头，说走完了。

他笑了，那个笑容跟在城隍庙那天一模一样，温和得很。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完了就好。走完了，剩下的日子就是你的了。"

我说大爷，谢谢你。

他摆摆手，转身往雨里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了句："对了，那会儿忘了跟你说——'出头'的意思啊，不是你挣多少钱、当多大老板。是你走到头了，回头一看，对得起自个儿。"

然后他就走了，跟当年一样，几步就消失在雨雾里。

我站在那儿，雨丝打在脸上，凉凉的。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湿漉漉的汗衫不见了，换成了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脚底下那双破解放鞋也没了，换成了一双锃亮的黑皮鞋。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在墙上画了一道金边。娟子还在睡，呼吸均匀，眉头舒展着。我侧过身看了看她，花白的头发散在枕头上，嘴角微微翘着，不知道做什么好梦呢。

我轻手轻脚下了床，走到阳台上。清晨的风吹过来，带着楼下花坛里月季花的香味儿。对面楼的阳台上有个老太太在浇花，看见我冲我点了点头。我也冲她点了点头。

楼下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送孩子上学的电动车叮铃铃地响，卖早餐的摊子飘出热汽，隔壁单元的老头牵着他那条黄狗慢悠悠地走过。天上的云淡淡的，一片一片的，像是谁随手扯开的棉絮。

我站在阳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