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退伍分配到公社，书记让我去当支书，才发现他女儿在那当老师

楔子

深秋傍晚的风，从破窗棂里钻进来，吹得煤油灯的火苗轻轻歪了一下。教室里有一架掉漆的风琴，踏板一踩就吱呀响，一个姑娘坐在琴前，辫梢扎着红头绳，带着十几个孩子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站在窗外，手里还攥着退伍证。那天寒露刚过，我被分回胜利公社，又被赵书记一句话派回了周家坪。十五里山路走下来，鞋底沾满了泥，心里也沉。我原以为当了六年兵，回来总能留在县里，哪怕做个文书也好，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回到这个穷山沟。

周家坪三面环山，一面靠河滩，土坯房歪着，屋顶长草，地是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老人蹲在老槐树下晒太阳，看见我都愣了半天，才有人喊我小名：“黑子，你咋回来了？”

我笑了笑，说：“回来当支书。”

这话一出口，树下安静了一下。有人低头磕烟锅，有人叹气，还有人把脸转到一边，像是不忍心看我往坑里跳。

我就是在这样的傍晚路过学校的。三间土坯房，窗户糊着旧报纸，门板裂着缝。风琴声从里面飘出来，孩子们唱得跑调，那个姑娘也不恼，手指按着坏了一半的琴键，一遍一遍给他们带。

她发现我时，拿着教鞭走到门口，问我是谁。

我说：“周志刚，新来的村支书。”

她怔了一下，又笑了：“赵明华，这里的老师。”

我这才想起赵书记临出门前嘱咐过我，说他女儿就在周家坪小学，让我照应一下。可她听了这话，没半点要人照应的样子，只抬手指了指屋顶：“你要是真有心，先把教室修修。一到下雨，孩子们的本子都湿。”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屋顶上有几个窟窿，天光从缝里漏下来。那一刻我没说大话，只点了点头，说：“行，我记下了。”

那晚我睡在村部，前任支书留下的被子潮得能拧出水。我生了盆火，把军大衣盖在身上，还是冷。窗户纸被风吹得噼啪响，我闭上眼，眼前却总是那盏煤油灯、那架破风琴，还有赵明华辫子上的红头绳。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本子挨家挨户走。老支书躺在炕上咳嗽，说这个村别太较真，地就那些地，人就这些人，把天捅个窟窿也变不出粮。我没接话，只把他的话记在心里。

后来我又去看水渠。那条渠从后山溪水引下来，修了一半就荒了，里面全是淤泥和塌下来的石头。周老蔫蹲在渠边说：“要是这水能下来，河滩上那几十亩地就活了。”

我又去看学校。孩子们坐在缺腿的桌子旁，黑板是木板刷了墨汁，字写上去灰蒙蒙的。赵明华下课后把一摞作业本抱出来，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她抬手按住本子，手背冻得发红。

我心里慢慢有了数。这个村穷，不光穷在粮食上，也穷在人心上。大家穷得太久，谁都不信日子还能变好。要让人信，先得做成一件看得见的事。

我先修学校。

队干部开会时，张德福第一个说没钱。他是村里的会计，脸上总挂着笑，眼睛却转得快。几个人跟着附和，说修学校不如修水渠，也有人说先把欠着的补贴发了。

我等他们说完，才说：“钱我来想办法，不花集体一分钱。愿意搭手的搭手，不愿意的，我一个人干。”

那天下午，赵明华拎着布兜来村部。她把布兜往桌上一放，里面是一沓零票和硬币，五块的都少，加起来七十多块。

我推回去：“这是你的工资。”

她把手背到身后，不接：“孩子们不能再在漏雨的屋里上课。”

我看着那些卷了边的钱，半天没说话。后来我把自己退伍攒下的一百二十块也拿出来，又去公社磨了五十块补助，拉回几张旧课桌。钱还是不够，我就自己扛锹去学校，先把漏雨那间屋顶掀了。

第一天没人来，我一个人干到天黑，灰扑了满脸。第二天赵明华带着孩子来搬碎瓦片，几个妇女站在墙根看了一会儿，回去叫了自家男人。第三天，周老蔫也扛着锄头来了。

人心就是这样，话说得再响，不如先弯腰干一阵。

屋顶修好那天，太阳很亮，新瓦片泛着青光。赵明华把孩子们领进教室，摸着新黑板，笑得像过年。那架破风琴也被我拆开修了修，虽然声音还是哑，总算每个键都能响。

她坐下试琴，风琴声一出来，孩子们跟着唱。那天我站在窗外，心里第一次觉得，自己回来不是白回。

后来我们修水渠。冬天的山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我带着二十几个劳力，天不亮上山，天黑才回来。赵明华有时提着暖壶，带孩子们来送热水。她把粗瓷碗一只只摆好，给每个人倒上，自己手冻得通红，也只搓一搓就笑。

腊月里，水渠通了。溪水顺着新渠哗哗往下流，老人们蹲在渠边，伸手摸水，有人偷偷抹眼角。周老蔫说：“这水，我们盼多少年了。”

我回头看见赵明华站在人群后头，红头绳在风里轻轻晃。她没有说话，只朝我点了一下头。

那年春节，我一个人在村部过。赵明华回公社前，给我送来一双千层底布鞋，还有一罐腌萝卜。她说：“一个人在村部，别总凑合。”

我提着东西，憋了半天只说了句谢谢。她走后，我把布鞋放在炕头看了很久。那双鞋针脚细，鞋底厚，穿上脚的时候，心里也跟着暖了一点。

正月十五后，她又办扫盲班。村部的汽灯点得亮，七八个妇女围着黑板念“人、口、手”。我坐在旁边记账，她教得认真，连五十多岁的大娘写歪了字，她也弯下腰，一笔一画带着改。

可闲话也跟着来了。

张德福到处说，一个姑娘家晚上在村部抛头露面，不成体统。又有人说我修学校、办扫盲，都是为了讨好赵明华。话传到她耳朵里，那天她收拾粉笔盒时，手停了好一会儿。

她背对着我说：“以后扫盲班，你别来了。”

我知道她是怕连累我。我把桌上的煤油灯拨亮一点，说：“我行得正，不怕人说。你要是因为几句闲话就让我躲开，那才叫他们得意。”

她回头看我，眼里有水光，硬是没掉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把粉笔盒扣好，说：“那课继续上。”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拧巴。夜里回到屋里，我把账本摊开，救济款、扶贫款，一笔一笔看，越看越觉得不对。张德福的账总有地方接不上。我知道，村里不只是穷，还有些旧账藏在灰里。

四月，公社拨来一批救济粮。到了发粮的日子，几个困难户说领到的粮比账上少了一半。我找张德福要粮库钥匙，他说找不到。我没有再跟他绕，叫上两个队干部，直接撬了门。

粮库门一开，大家都愣住了。麻袋上面一层是粮，下面却是沙子。

我站在那里，手攥得发疼。那些粮是老人和孩子青黄不接时的口粮，他却拿去还了赌债。那天我没有骂太多，只让人看住他，自己去了公社。

张德福被带走后，村里闹了好几天。有人哭，有人骂，也有人堵在他家门口不肯走。我坐在水渠边，听着水声，心里空得厉害。

赵明华找到我，坐在我旁边，把脚边一颗小石子踢进水里。

我说：“我是不是太傻了？总以为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她低头看水，说：“你不是傻。你只是愿意把事往正处做。”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后来她母亲病重，她要回公社。我陪她走了十五里山路。到了医院，她握着母亲的手，哭得肩膀一抽一抽。我站在门外，听见病房里的压低的哭声，心像被什么扯着。

她母亲走的那天，下大雨。赵明华跪在泥水里，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我把军大衣披在她肩上，她抬头看我，眼神轻得像一片湿透的叶子。

回来的牛车上，她裹着我的军大衣，半路忽然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想了很久，说：“总得做点什么，让别人因为你过得好一点。”

她把脸埋进衣领里，眼泪又落下来。后来她告诉我，她母亲攒下的钱，本来是给她过日子的，可老人临走前说，学校要是还漏雨，就拿去修屋顶。

那以后，赵明华更忙了。白天上课，晚上扫盲，常常把自己累到说话都轻。我心疼，却不知道怎么劝。直到有天夜里，她坐在村部门槛上，说她爹给她张罗相亲，县里一个小学副校长的儿子，条件不错。

我心里一沉，嘴上却只问：“你怎么想？”

她看着我：“我想听你的。”

我犹豫了半天，最后说：“周家坪需要你，孩子们也需要你。”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出几步又停下：“周志刚，你有时候真让人生气。”

那一夜我没睡着。煤油灯快灭时，我才明白她等的不是一句村里需要你。她问的是我心里有没有她。

第二天我去公社开会。散会后，赵书记把我叫到一边，说：“明华没去相亲。她说她有喜欢的人了。”

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赶，十五里山路，手心全是汗。到村口时天已经黑了，学校窗里还亮着灯。赵明华在备课，影子映在窗户纸上。我站在窗外，像第一次见她那天一样。

她推开窗：“你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夜风吹过来，煤油灯晃了一下。我深吸一口气，说：“赵老师，我嘴笨，但我心里有你。不是因为你是赵书记的女儿，也不是因为你帮了村里多少忙，就是因为你是你。你要是愿意，我就去提亲。”

她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碎成两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擦了一把脸，带着哭腔说：“周志刚，你知不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

后来我们把婚期定在五月，却又被一场冰雹耽误了。鸡蛋大的冰雹砸下来，刚拔节的麦苗倒了一地。那天我蹲在田埂上，把烂麦苗攥在手里，半天没说话。

村里人都慌了。有人说卖牲口，有人说等救济。我说：“牲口不能卖，那是老本。趁节气还来得及，翻地补种玉米和红薯。”

种子是我去县里找老营长要来的。拖拉机拉回一车玉米种、红薯苗，村里人才像重新有了气。那半个月，男女老少都下了地，赵明华也挽着裤腿踩在泥里，带大一点的学生帮着栽苗。

后来天也帮忙，补种的庄稼长得好。秋收时，玉米堆在晒场上金灿灿的，比前一年还多。打完最后一车粮，赵明华递给我一条毛巾，说：“擦擦脸，全是灰。”

我接过来，看着她晒黑的脸，忽然笑了：“咱俩的婚事，是不是该补上了？”

她红了脸，抬手在我胳膊上轻轻捶了一下。

中秋那天，我们办了婚礼。没有花轿，也没有像样的排场。她穿着红布衫，辫子上别着孩子们凑钱买的红绒花，从学校一路走到村部。全村人都来了，王大娘送鸡蛋，周老蔫放鞭炮，赵书记坐在主位上，一杯接一杯喝酒，眼圈一直红着。

晚上送走最后一拨人，新房里只剩下我们。土坯房，一张床，一盏煤油灯。她靠在我肩上，红绒花蹭着我的脸，有点痒。我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富不富，不全看屋里有多少东西，也看身边坐着谁。

婚后的日子没什么大起大落。她继续教书，我继续当支书。我们糊了新窗户纸，添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放着洗脸盆架。她把家收拾得干净，连盐都悄悄减了半勺，说我干活出汗多，别吃太咸。

后来我们有了儿子。她出了月子还惦记学校，我拦不住，只好每天用自行车送她。她有时把孩子背在背上，一边讲课一边轻轻晃，教室里读书声和孩子的咿呀声混在一起，我站在门口听着，心里稳稳当当。

周家坪也一点点变了。水渠灌到了上百亩地，黄牛、山羊越养越多，通往公社的路铺了碎石，后来又铺上柏油。学校学生从十来个变成四十多个，邻村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赵明华考了函授大专，转成公办教师，县里想调她走，她没去。

她说：“周家坪小学是我看着长起来的，我舍不得。”

我知道，她舍不得的不只是学校，还有那些仰着脸问外面世界有多大的孩子。

再后来，刘小梅考上了县中学。那是周家坪第一个考出去的孩子。消息传来那天，赵明华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星星，半天没说话。我抱着儿子坐在旁边，她忽然说：“志刚，以后会有更多孩子走出去。”

我说：“会的。”

她笑了笑，眼里有光：“那个走出去的孩子，是我教的。”

很多年后，我还常想起第一次见她的那个傍晚。破窗棂，煤油灯，掉漆的风琴，十几个唱跑调的孩子，还有她辫子上的红头绳。那时我以为自己被派回了一个穷山沟，后来才知道，那是我一生最好的开始。

现在学校换了玻璃窗，风琴也换了新的。夏天的风从水渠那边吹来，带着果园的青气。赵明华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坐在琴前带孩子们唱歌。我站在窗外，她抬头看见我，轻轻笑了一下。

红头绳还在她辫梢上，像当年一样鲜亮。

日子过到最后，靠的不是谁赢谁输。家也好，一个村子也好，都是有人愿意把灯拨亮一点，把水引过来一点，把话说软一点，然后一起往前走一点。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让你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忽然觉得日子有了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