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入学军训，辅导员盯着我的籍贯看了半晌，突然拨通电话

新生入学军训，辅导员盯着我的籍贯看了半晌，突然拨通电话：爸，你说失联了十二年的小叔，他女儿坐我班里

第1章

“林小禾，你站起来。”

军训第三天下午，太阳正毒。我蹲在操场边上的树荫底下喝水，帽子摘了搁在膝盖上，迷彩服的袖子卷到手肘以上，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个穿白衬衫、胸口挂着工作牌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面前，手里拿着花名册，眼睛从镜片后面盯着我看。

工作牌上印着：“新生辅导员——赵远舟”。

旁边坐着的李萌萌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水瓶差点洒了。我站起来，裤子上沾着草屑和碎土，脑门上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淌。

“你父亲那一栏怎么填的？”赵远舟问。

他的声音不大，但周围几个同学全听见了，齐刷刷地抬头。我看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那双眼睛像是在翻一本很旧的书，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一个折了角的页码上停住了。

“我爸不在了，”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失踪。”我用了这两个字。十二年里，我对无数人用过这两个字。小学班主任、初中班主任、高中班主任，每一个新学期的第一天，我都要把这两个字拿出来说一遍，说得像说今天天气很好一样熟练。

赵远舟低下头，又看了一眼花名册。他看的是籍贯那一栏。我的籍贯写的是“皖省桐城县”，一个大多数人在地图上要找一会儿的小地方。他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抬头看我。那个眼神不像是在看一个刚入学的新生，更像是在核验一份他找了很久的答案。

他掏出手机的时候，动作很自然。但拨号的手指在抖。

我看见了。

电话响了两声就通了。

“爸。”赵远舟的声音忽然压得很低，低到我刚好能听清每一个字，“你说失联了十二年的小叔——他女儿——坐我班里。”

操场边上那排法国梧桐的叶子忽然不响了。知了还在叫，但那个叫声像是隔了什么东西。李萌萌手里的矿泉水瓶捏得咔嗒响了一声，她赶紧松了手。远处篮球场上有人在打半场，球砸地的声音砰砰的，一下一下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赵远舟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屏幕，确认没挂断。

然后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那个声音很响，带着颤：“你说什么？”

“爸，她就站我面前呢。”

我的后背开始发凉。不是害怕的那种凉，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很深的地方往上浮，还没浮到水面，但我已经能感觉到它的形状了。

一个做了十二年的梦。

梦里总是同一个场景：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绿色的塑料椅子，我爸把我抱上去坐着，说“小禾你在这儿等爸爸，爸爸去趟厕所，很快回来”。他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我腿上，里面是三个茶叶蛋，还冒着热气。我剥了一个吃，蛋黄噎在嗓子眼里，到处找水喝。旁边座位上有个阿姨递给我一瓶水。我爸没回来。

那年我五岁。

“林小禾！”教官的声音从操场另一边炸过来，“归队！谁让你离队的？”

我回过神来。教官姓马，剃着板寸，脖子晒得黑红黑红，大踏步走过来。他看了一眼赵远舟，又看了一眼我，语气稍微缓了半拍：“赵辅导员，我这边还在训练。”

赵远舟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揣进裤兜里，推了一下眼镜，脸上有一种很复杂的表情。像是在忍着什么东西，忍得很用力。

“林小禾，训练结束后你到辅导员办公室来一趟。”他说完就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我一眼。

那个眼神里有很多东西，但我只读懂了一样——他认识我。或者说，他认识一个他不该认识的我。

马教官吹了哨子，所有人站起来重新列队。我站在队列第二排中间，前面人的后脑勺挡住了我的视线，但我的余光一直在看操场尽头那个越走越远的白衬衫背影。

太阳又烈了三分。汗水从额头淌下来，流进眼睛，涩得发疼。

午饭是在食堂吃的。李萌萌坐我对面，用筷子戳着餐盘里的红烧肉，犹豫了半天才开口：“那个辅导员，他刚才说什么小叔——你认识他？”

“不认识。”

“那他怎么——”

“我也不知道。”我用勺子舀了一口饭，米饭在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我爸的事，我妈从来不跟我多说。我只知道他是二〇一二年八月份不见的，在桐城县长途汽车站。”

“那你后来……”

“后来我妈带我搬了三次家。最后一次搬到了外婆家，在蚌埠。我妈在那边找了个工作，没有再结婚。”我把勺子放下，看着李萌萌，“她从来没跟我说过我爸还有兄弟。”

李萌萌没再问了。食堂里人声嘈杂，碗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头顶的吊扇转得嗡嗡响。

下午的训练三点就结束了。因为武装部的人来学校做征兵宣讲，所有新生都被拉到礼堂去听报告。我坐在倒数第四排靠过道的位置，离空调出风口最近的地方。宣讲的人讲了什么，我一个字没听进去。我一直在想我爸。想那个长途汽车站，想那三个茶叶蛋，想那个一直没回来的背影。

礼堂的灯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

宣讲快结束的时候，有人从侧面过道快步走过来，在我旁边弯下腰。赵远舟。

“林小禾，你跟我来。我爸来了。”

“你爸？”我看着他，“你爸找我有什么事？”

赵远舟深吸了一口气。礼堂里主持人在台上说“感谢武装部同志们的精彩宣讲”，掌声响成一片，有人站起来开始往外走。赵远舟就站在这个嘈杂的人潮里，用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周围所有的声音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爸叫赵长河，他有个弟弟叫赵长海。一九九八年在桐城县结的婚，娶了一个叫林秀兰的女人。二〇〇八年生了一个女儿。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号，赵长海在桐城县长途汽车站失踪。他女儿那年五岁。”

我的脚钉在了地板上。

“他女儿叫赵小禾，”赵远舟看着我的眼睛，“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户口本上的名字。”

林秀兰。那是我妈的名字。

“我姓林。”我说。

“你妈后来给你改的姓。”

礼堂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李萌萌在门口喊我，我没应。她就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然后被后面的人流推着走了。整个礼堂空下来，只剩我和赵远舟两个人站在过道上。头顶的灯管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你怎么确定是我？”我问。

“你籍贯填的桐城县，”赵远舟说，“父亲那一栏你填的是失踪。一九九八年到二〇一二年之间，桐城县登记在案的成年男性失踪案只有三起。两起是老年人走失，后来都找到了。只有一起——只有赵长海。”

“你给我爸打个电话。”我突然说。

赵远舟愣了一下。

“你手机给我，”我说，“我打给我妈。你打给你爸。让他们两个通话。让他们说。”

我掏出自己的手机，翻出通讯录里那个一年打不了几次的号码。“妈”这个备注安静地躺在屏幕上。我按下了拨号键。

赵远舟看了我一眼，也掏出手机拨了出去。

两部手机同时响着等待音。我的那通先接通了。

“喂，小禾？”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丝惊讶，“怎么这时候打电话？不是在上课吗？”

“妈，”我说，“我这边有个人想跟你说话。”

赵远舟的手机也接通了。他对着话筒说：“爸，你跟她说——赵长海是不是有个大哥叫赵长河？”

他把手机递过来。我的手机也开着免提。

两个老人隔着两部手机，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同时沉默了。

然后我妈的声音先响起来：“长河哥？”

电话那头，一个苍老的男声回了一句：“秀兰？”

我妈在那头忽然哭了。我从来没听我妈哭过。搬家的路上她没哭，外婆去世她没哭，我考上大学她送我上车的时候也没哭。但现在她哭了。哭的声音很闷，像是用手捂着嘴。

赵远舟把自己的手机音量调到最大。那个苍老的声音继续在说：“秀兰，长海的事——我一直没有放弃找。这十二年，我去了桐城县汽车站不下五十趟。我找过车站派出所，找过县公安局，找过市局。档案说他是自己走失的，我说不可能。长海不是那种人。”

“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人。”我妈的声音从我的手机里传出来，哭腔很重，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那天走之前跟我说，他去接一个人。我问是谁，他没说。他就说接了人就回来，让我在家煮好饭等他。我在家等了一夜。”

“他有没有说去接谁？”

“没说。他只说那个人从外地来，坐长途车到桐城。”

我的脑子像被人敲了一下。长途汽车站。接人。从外地来。我爸那天不是去坐车。他是去接人。

赵远舟在旁边听着，脸色变得很白。他忽然把手机从他爸那边拿开，转身往礼堂外面走，边走边翻手机。我跟上去，我妈还在那头问“小禾你在哪儿”，我说“妈我待会儿打给你”，然后挂了电话。

礼堂外面，赵远舟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台边上，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划。我走过去的时候，他把手机转过来给我看。

屏幕上是一张翻拍的旧照片。一张黑白打印的监控截图，左上角有时间戳——“2012-08-17 14:23:17”。画面里是长途汽车站的出站口，一个男人站在栏杆外面，穿深色短袖，身形瘦高，侧脸轮廓清晰。他的对面站着一个女人，穿碎花衬衫，手里拎着一个旅行包。

那个男人是我爸。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不是凭记忆，是凭一种更深的、骨头里的东西。

“这是谁发给你的？”我问。

“我爸。他这些年在桐城县各个单位跑，攒了一堆材料。这张截图是车站派出所给他复印的，说是当天下午出站口的监控记录。那个女人——你看清她的脸了吗？”

我看清了。碎花衬衫，圆脸，短发，大概四十来岁。不认识。

“警方有没有查到这个女人的身份？”

“查了。”赵远舟把手机收回去，喉结动了一下，“查不到。她用的是假身份证买的票，从合肥到桐城。车站登记的名字是假的，地址是假的。线索到这儿就断了。”

走廊那头有人喊赵远舟的名字，是另一个辅导员。赵远舟应了一声，说马上过去。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又停了一步。

“林小禾，今晚你回宿舍收拾一下东西。明天上午，我开车带你回桐城。”

“回桐城干什么？”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沉的东西。

“我爸说，你爸失踪之前那几天，他们俩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里你爸说了句话，我爸记了十二年。”赵远舟顿了一下，“你爸说：‘哥，我要是出事了，你帮我照顾好小禾。别让秀兰知道。’”

走廊里的穿堂风吹过来，我胳膊上的汗毛全竖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怎么都睡不着。李萌萌的呼吸声从上铺传下来，均匀绵长。窗外路灯的光把窗帘映成淡黄色。我翻出手机，看着通讯录里那个刚挂断不久的通话记录，打了三个字，又删掉。打了三个字，又删掉。

最后我还是发了一条：“妈，我爸当年去车站接的人，你有没有印象？”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睡了，屏幕亮了一下。

“有。”就一个字。

然后又来了一条：“那个女人姓周。你爸叫她周姐。”

第三条消息跟着跳出来，是我妈发过的最长的一段话：“小禾，有些事妈瞒了你十二年。明天你回来，妈当面跟你说。但不是妈不想告诉你，是你爸走之前交代过，说你成年之前一个字都不能提。下个月你就满十八了。”

我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

我妈删了又发的最后一条消息弹出来，只有四个字：

“他保护你。”

我把手机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黑暗里长途汽车站的绿色塑料椅子又浮上来，茶叶蛋的热气，我爸的背影，还有那个他等了很久也没等到的人。一个从合肥来的、姓周的女人。她是谁？为什么我爸接到她之后就出事了？为什么他要提前交代后事一样的话？

十二年。他在知道自己会出事的情况下，还是去了那个车站。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还没亮透。我洗漱完出来的时候，赵远舟已经在宿舍楼下等着了。他换了身便装，白色T恤，站在一辆灰色轿车的旁边，车没熄火。他身边还站着一个老人，背微驼，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

“这是我爸。”赵远舟说。

老人看见我，往前走了一步。他抬起手，像是想摸摸我的头顶，又放了下去。他的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你长得像你奶奶。你爸也像。你们赵家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爷爷。”我叫了一声。这个称呼从嘴里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老人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别过脸去看车，说“上车吧，我坐后面”。

上了车，赵远舟发动引擎。我从后视镜里看见老人坐在后座上，手里攥着一个灰色的布袋子，布袋子里不知道装着什么。

“这是我爸每次去桐城都带着的东西。”赵远舟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里面是你爸的照片，还有一份他亲手写的寻人启事。十二年，那份寻人启事他印了不知道多少张。”

老人没说话，把布袋子的口捏得更紧了。

车子开出校门，拐上主路。清晨的街道很空，路灯还没灭。我靠在车窗上，看着路边的楼房一棵一棵往后退的树，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不是在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走，而是在往回走。走回那个五岁的夏天，走回那个长途汽车站，走回我爸还没消失的那个时刻。

赵远舟的手机在支架上亮了一下，弹出一条消息。他瞥了一眼，说：“校武装部把你的档案关联到那个失踪案了，学籍系统自动弹了核查。你先别管，我帮你处理。”

“关联什么？”

“你入学填的父亲信息跟公安系统的失踪人口库对上了。系统自动匹配到一个未结案的失踪案件，就弹了。没事，只是行政程序。”

“那个案件现在是什么状态？”

赵远舟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两下。他和他爸交换了一个后视镜里的眼神，那个眼神很短，但我看见了。

“悬案。”赵远舟说，“十二年了，定性还是‘疑似走失’。没有刑事立案。”

“为什么不立？”

后座的老人忽然开口了。他的声音从后座传来，很慢，很沉，像是一块石头在被一点一点地搬开。

“因为要立刑事案，就得有证据证明是人为造成的失踪。你爸失踪那天的监控记录，警方调了。除了那段出站口的视频，其他几个关键机位的录像——全坏了。”

“全坏了？”我转过身看着后座。

“车站一共六个摄像头，那天下午有三个没工作。车站说是前一天打雷打坏了。打了报告，但没修。”老人的手在布袋子上攥出了青筋，“三个坏了的摄像头，覆盖的位置正好是停车场、车站后门和进站通道。”

车里安静了几秒钟。

“巧吧？”老人说，“十二年了，我越想越觉得巧。”

车速提上去了。高速公路的指示牌一块一块地从头顶掠过。桐城，一百二十公里。

我重新掏出手机，看着我妈昨晚发的那几条消息。周姐。合肥来的。我爸叫她周姐。

“爸，”我对着后座喊了一声，这个称呼第二次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顺了很多，“你认识一个叫周姐的人吗？”

老人的身体在座位上僵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周姐？”

“我妈昨天晚上说的。她说我爸那天去车站接的人姓周，我爸叫她周姐。”

老人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他低下头，打开那个灰色布袋，从里面抽出一个旧笔记本，封皮是那种老式的牛皮纸，边角都磨破了。他翻开其中一页，手指顺着竖排的字一行一行往下划，停在一个名字上。

“周素琴。”他把笔记本递过来，“你爸跟你提过她吗？”

我摇头。

“她是你爸的初中同学。合肥人。嫁到桐城，后来离了婚，回了合肥。”老人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背一份他背了无数遍的档案，“你爸失踪前一个星期，她给你爸打过一个电话。那个电话的内容，你爸跟我在电话里提过一嘴。”

“她说了什么？”

“她说——有人要来桐城找你爸麻烦。让他赶紧出去躲一阵。”

“谁要找他麻烦？”

老人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那一页上贴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小豆腐块，纸质泛黄，印刷模糊。我凑近了看，那是一则通报，标题是“桐城县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日期是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号——我爸失踪后第三天。

“你爸失踪前两个月，在县城一个工地上干活。他有个工友姓钱，拉他进了一个‘项目’，说交两万块钱，三个月回本，半年翻倍。你爸没干，但他在工地上劝了另外两个工友别投。那两个人听了你爸的话，没交钱。姓钱的放话说要让你爸好看。”

“姓钱的全名叫什么？”

“钱大军。”老人合上笔记本，“传销案破了以后，钱大军跑了。一三年在江西被抓住，判了五年。他在里头交代了很多事，但对你爸的事，一个字都不认。警方也没有他跟你爸失踪有直接关联的证据。”

“那周素琴怎么会提前知道？”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车子在高速上行驶的声音嗡嗡地响。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地方。”他说，“周素琴二〇一二年八月初给你爸打了那通电话之后，自己也失踪了。她娘家人报了案，合肥那边立了失踪人口，到现在也没找到人。”

又一个失踪的。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冰凉的玻璃贴着太阳穴。外面的天已经全亮了，大片的农田在车窗外交替掠过。十二年前的八月，一个女人从合肥坐长途车到桐城，我爸去接她。当天下午，我爸失踪。三天后，传销案告破。十二年里，我爸没有消息，周素琴没有消息，钱大军坐了五年牢出来，也没有人再去找过他。

不对。有人找过。赵长河——我身边这个老人——他找了十二年。跑了几十趟桐城，攒了一摞材料，磨破了不知道多少双布鞋。

“爷爷，”我说，“你相信我爸还活着吗？”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笔记本塞回布袋子里，把布袋口扎紧，然后看着窗外。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皱纹一条一条的，像是刀刻的。

“我不知道。”他最后说，“但我答应过他。要是他出了事，我帮他照顾你。”

车速慢下来。前方路牌上出现了“桐城”两个字。快到了。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我妈的短信：“小禾，你到哪儿了？”

我回了一个字：“桐城。”

我妈回得很快：“妈在汽车站等你。那个车站，你爸当年接人的那个出站口。”

赵远舟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我收起手机，看着越来越近的县城轮廓，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十二年前，我爸就是在这条路上走的，坐车去车站，接一个叫周素琴的女人，然后人间蒸发。十二年后，我沿着同一条路回来，坐在他哥哥的儿子的车里，去见他十二年没见到的真相。

车下了高速，穿过县城的主干道。桐城还是那个桐城，街两边是五六层的旧楼房，一楼全是门面，卖建材的、卖水果的、卖农药化肥的，招牌一个挨着一个。菜市场门口停着一排三轮车，卖菜的摊贩把菜叶子扒了一地。

“汽车站在前面左拐。”老人说。

赵远舟打了转向灯。车子拐进一条窄街，两侧的行道树很高大，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斑斑点点地打在挡风玻璃上。

汽车站出现在街尽头。一栋三层楼的旧建筑，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大门两侧是售票厅和候车室，出站口在最右边，一道铁栅栏门敞开着。

赵远舟把车停在车站对面的路边。我推开车门，一股热浪扑过来，混着汽油味和路边摊煎饼的香气。

我妈站在出站口的栏杆旁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短袖，头发比过年时见到的又白了些。她看见我，嘴张了张，没出声。

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妈”。

她抓住我的手，力气很大，指尖冰凉。“小禾，妈带你去看个人。”

“谁？”

“周素琴的妹妹。”我妈说，“她昨天从合肥过来了。”

我愣住了。赵远舟和他爸也下了车，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我妈看了他们一眼，冲老人点了点头：“长河哥，你也来了。”

“秀兰。”老人走过来，“你说的周素琴的妹妹——”

“她姐姐失踪以后，她一直在查这个事。查了十二年。”我妈的声音很低，“她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她找到了一个人。”

“谁？”

我妈没回答。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五十岁上下，皮肤黝黑，剃着平头，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站在一艘渔船的甲板上。背景是大海，天很蓝，云很低，像是在南方。

“这个人姓罗，叫罗大友，”我妈说，“广西东兴人，在海上跑渔船。他上个月回老家，跟人喝酒的时候说了一件事。他说，二〇一二年八月份，他送过两个人从东兴过境到越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说自己是安徽人。”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不是快，是重，像是在胸腔里砸了一下。

“他有没有说那个安徽男人叫什么？”

我妈看着我，眼眶红着，但没哭。

“他说那个男人在船上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师傅，麻烦你开慢点，我怕我女儿找不到我。’”

出站口吹过来一阵风，带着尘土的味道。赵远舟在旁边倒吸了一口气。老人从后面走上来，一把扶住了铁栅栏，手指关节发白。

“东兴，”赵远舟说，声音在发抖，“从桐城到东兴，直线距离将近两千公里。”

“所以那个男人的女儿是谁？”我问。

我妈把手机接过去，手指在屏幕上划了两下，翻出另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个旧钱包，棕色的皮子磨得发亮，边角全烂了。钱包里夹着一张剪下来的照片，小小的，边缘被剪成了锯齿状。照片上是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穿着红色的小棉袄，站在一棵槐树底下笑。

那个女孩是我。

“这是罗大友帮那个人保存的东西。”我妈说，“那个人上船之前，把钱包交给他，说：‘帮我收着。等哪天有个叫小禾的姑娘来找我，你把这个给她。’罗大友等了十二年，没等到小禾来找他，就把钱包寄给了周素琴的妹妹。”

我看着那张照片。五岁的我，门牙还没长齐，站在外婆家门口的槐树底下。那年冬天的棉袄是外婆做的，红色的，袖口绣着一朵小黄花。

我爸把这张照片从家里的相册里剪下来，塞进钱包，带着走了两千里路。

他还活着。

或者说，他上船的时候，还活着。

“去东兴。”我说。

赵远舟转过头看我。老人的手还抓着铁栅栏，嘴唇在发抖。我妈低着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一滴一滴地打在水泥地上，很快就蒸发了。

“小禾，还有一个消息。”我妈擦了擦眼睛，“罗大友说，那个跟你爸一起走的女人——那个姓周的——前年回来了。她在越南待了十年，然后回了广西，在防城港一个菜市场卖菜。罗大友说，他知道她在哪个摊位。”

我深吸了一口气。十二年的答案，从一个长途汽车站开始，到一艘渔船，一个越南的菜市场。中间隔着两千公里，十二年的空白，和一个夹在旧钱包里的五岁小女孩。

“妈，”我说，“我今天就去。”

赵远舟拿出手机，开始查飞南宁的机票。老人站在出站口的铁栅栏旁边，抬起头看着车站的招牌。十二年前他弟弟就是从这个门走进去的，再也没出来。十二年后，他的孙女——这个他昨天才第一次见到的孙女——要沿着他弟弟的足迹，一路向南。

“我去开车。”赵远舟说，“桐城到合肥机场，两个小时。下午三点有一班飞南宁的航班。”

“我跟你们一起去。”老人把灰色布袋子往怀里揣紧了一点。

我妈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她说：“妈在家等你。”

我伸手抱了她一下。她的肩膀很瘦，抱在怀里像一把干柴。

“这次不用等十二年。”我说。

太阳已经很高了。桐城县长途汽车站的出站口，铁栅栏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我转身往车那边走，口袋里手机又震了。

是赵远舟发来的航班信息截图，底下附了一句话：“南宁落地之后，我租车。东兴口岸两百公里不到，开过去一个多小时。”

然后又来了一条：“你爷爷说，他带了现金，够用。让你别操心。”

我在车门前站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汽车站。我妈还站在出站口，风吹着她的头发，灰扑扑的，跟十二年前一样。只是十二年前她身边站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等她丈夫回来。十二年后，那个女儿正坐上另一辆车，往更远的地方去。

我坐进车里，关了车门。

“走吧。”我说。

赵远舟发动引擎。灰色轿车掉了个头，沿着来时的路开出了桐城县城。后视镜里，汽车站越来越小，渐渐变成一个小点，然后被路边的树挡住了。

老人坐在后座上，把灰色布袋子放在腿上，慢慢地解开袋口，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的纸。纸面泛黄，边缘都起了毛。他展开来，是一张手绘的地图，用圆珠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的，但每一条路、每一个地名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这是我十二年里画的，”他说，“你爸可能走的每一条路线。”

我接过那张地图。桐城到合肥，合肥到南宁，南宁到东兴，东兴到越南。一条弯弯曲曲的红线，从地图的中部一直延伸到最南端。

在红线的尽头，圆珠笔用力地画了一个圈。

圈里写着两个字：“小禾”。

第2章

去合肥机场的路上，车里的气氛跟来时完全不同了。来的时候是闷的，每个人都揣着各自的疑问，话说不出口。现在是急的，像一锅水忽然烧开了，所有的念头都在往外冒。

赵远舟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先是打给航空公司确认下午那班飞南宁的航班还有没有余票，然后又打给租车公司问南宁机场有没有取车点。他的语速很快，但条理清楚，每件事都问了三遍。

“三张票，有。航班号CZ6350，下午三点零五起飞，六点二十落地。租车那边我订了一辆SUV，满油，机场三号门对面取车。”他把手机放回支架上，看了一眼后视镜，“爸，你身份证带了吗？”

“带了。”老人拍了拍胸前的口袋，“我出门都带着。十二年了，我习惯了。”

“习惯什么？”

“习惯随时可能出门。”老人说，“你小叔刚失踪那两年，我每天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音量开到最大。就怕半夜接到消息，说要我去认人。”

高速公路上车不多。路两边是大片的玉米地，秸秆青绿，穗子已经开始泛黄了。车窗开了条缝，热风从缝里灌进来，吹得后座上那张手绘地图哗哗地响。

“爷爷，你画这张地图，花了多长时间？”我把地图重新叠好，小心地放回布袋子里。

“画了好几年。”老人说，“一开始只是在桐城周边找。后来听人说可能在合肥，就在合肥找。再后来有人跟我说，你爸以前提过想去南方打工，我就把线画到了广东。我每年画一点，修修改改，最后画到东兴，画到越南——是因为四年前有人从广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边有个口音像桐城的老乡在打听回家的路。我顺着那条线摸过去，人没找到，但我觉得方向没错。”

“四年前就有人打过电话？”

“对。一个在防城港打工的阜阳人，他说在菜市场碰到一个男的，说话一口桐城腔，问他桐城现在通高铁了没有。那个阜阳人觉得奇怪，回来跟老乡说了。老乡里有个人知道我发的寻人启事，就给我打了电话。”

“你当时没过去找？”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风把他花白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

“我去了。在防城港待了半个月，把大大小小的菜市场都走遍了，没人见过那个桐城口音的人。回来以后我把地图上的红线又往南画了一段。”他顿了顿，“现在想想，我可能离他就隔了一条街。”

车里的空气忽然变得很重。赵远舟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指节泛白。

“爸，”他说，“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有名字，有地址，有人证。”

后座没有回应。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老人正望着窗外，嘴唇抿得很紧。他的手放在布袋子上，食指一下一下地敲着，像是在数什么节拍。

到了合肥机场，赵远舟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三个人背上随身带的包就往航站楼走。过安检的时候，老人把灰色布袋子放在传送带上，安检员多看了一眼，问里面是什么，老人说是纸，安检员摸了摸就放行了。

登机口在二楼。离起飞还有一个小时，三个人在候机区的椅子上坐下来。赵远舟去买水，我跟老人并肩坐着。机场的广播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催促不同航班的旅客登机。

“小禾，”老人忽然开口，“你怕不怕？”

我转头看他。

“怕什么？”

“怕到了那里，找到的人不是你爸。”

我看着玻璃幕墙外面那些停在跑道上的飞机，白花花的机身在日光下反着光。地勤人员开着电瓶车在机位之间穿梭，远远看过去像玩具。

“怕。”我说，“但我更怕一辈子都不知道。”

老人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他从布袋子里掏出那个牛皮纸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贴着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白衬衫，站在一栋平房前面，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这是你爸跟你。”老人说，“你出生第三天拍的。他一直想要个女儿。”

我接过笔记本，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父亲。他笑得很开心，嘴角翘着，眼睛弯成一条缝。怀里的婴儿裹在碎花襁褓里，只露出一张小脸，皱巴巴的，眼睛还没睁开。

“你爸年轻的时候爱笑。”老人说，“工地上的人都说他是话最多的那个。他不怕吃苦，干活实在，工头都喜欢用他。出事那年他在县城一个商品房工地上做钢筋工，一天挣一百二十块钱。他说再干两年攒够钱，就带你去市里上幼儿园。”

一百二十块。二〇一二年，一个钢筋工一天的工钱。他攒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为了护着工友不去碰那个传销的坑，把姓钱的得罪了。

“爷爷，钱大军出狱以后去哪儿了？”

老人的脸色沉了一下。“听说去了江西，在工地上继续揽活。也有人说他在浙江，没人能确定。”

“他知不知道我爸可能还活着？”

老人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很锐利的东西一闪而过。那不是一个七旬老人该有的眼神，那是一个等了十二年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我希望他不知道。”他说。

赵远舟拿着三瓶水回来了，在我旁边坐下。他看了看我手里捧着的笔记本，没说话，把水递过来。

登机广播响了。

南宁的航班在日落时分落地。机舱门一开，一股潮湿的热浪涌进来，跟合肥那个干燥的热完全不一样。空气里有一种南方特有的气味，植物的、海风的、被太阳晒透了的泥土的。

取了车，赵远舟把导航设到东兴。一百九十公里，全程高速，预计两个小时。

“到了东兴先找个地方住下。”赵远舟一边开车一边说，“明天一早去找罗大友。他在东兴码头那边住，我查了地址。”

“不用等明天。”老人说，“天还没黑，先过去看看。”

导航的女声在车里响着：“前方行驶十三公里，请保持直行。”窗外的景色跟江北完全不同了。高速公路两边是成片的甘蔗林，间或有几棵高大的椰子树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在晚霞里变成剪影。

天色暗得很快。南方的夜晚说来就来，不像北方那样有漫长的黄昏。七点刚过，天就全黑了。高速公路的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一排一排地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八点二十，车子下了东兴出口。导航报了一句“您已进入东兴市”。街道两边的房子不高，很多是两三层的小楼，一楼是铺面，卷帘门半拉着，透出灯光和说话声。路边摊上摆着成堆的椰子，挂着的灯泡上缠着飞虫，密密麻麻的。

罗大友的地址在东兴老码头附近，一条叫“渔港路”的巷子里。赵远舟把车停在巷口，三个人下了车。巷子很窄，两边的房子挨得很近，晾衣竿上挂着渔网和衣服，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海腥味。

巷子深处有一户人家的门开着，灯光从屋里泄出来，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男人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正在剥蒜。他脚边放着一个塑料盆，盆里泡着鱿鱼干。

赵远舟上前问：“请问罗大友罗师傅家是在这儿吗？”

剥蒜的男人抬起头，打量了我们一眼。他的皮肤黑得发亮，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手上有厚厚的老茧。

“你们找罗大友？他是我哥。你们从哪里来的？”

“安徽。”我说。

男人的手停住了。他放下蒜瓣，慢慢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安徽？桐城？”

“对。”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朝屋里喊了一声：“哥！出来！有人找！”

屋里传来一阵拖鞋拖地的声音，一个更高更瘦的中年男人从里屋走出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海魂衫，头发乱糟糟的，嘴角叼着半根烟。他看见我们，愣了一下，把烟从嘴里拿下来。

“你们是——”

“我叫林小禾，”我说，声音在安静的巷子里格外清晰，“赵长海的女儿。”

罗大友的嘴张开了。烟从他指间滑落，掉在地上，烟灰碎了一地。他没去捡，只是直直地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很复杂的神情——惊讶、释然，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悲伤。

“小禾。”他念了一遍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像是怕把这个名字念碎了。“你爸说的那个小禾。”

“是我。”

他转身进了屋，我们跟在后面。屋子很小，客厅里摆着一张方桌，几把塑料椅子。墙上贴着日历和一张手绘的海图，角落里堆着渔网和浮漂。罗大友走到一个老式衣柜前面，拉开抽屉，翻了一会儿，找出来一个铁盒子。铁盒子生了锈，盒盖上的图案早就磨没了。

他把铁盒子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个棕色的旧钱包，皮子干裂得厉害，边角全烂了。就是我妈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的钱包。

“这个钱包，我在船上保管了十年。”罗大友说，“那个人——你爸——他上船之前把这个给我，说：‘师傅，帮我收着。我女儿要是来找我，你把这个给她。她要是没来，你就帮我留着。’我当时以为他是怕路上被偷，没多想。后来下了船他就走了，再没见过。”

我拿起钱包。皮子已经硬了，摸上去像一块干树皮。我打开它，里面的夹层已经脱胶了，但那张剪成锯齿边的照片还在原处。五岁的我，红棉袄，槐树底下，笑得没心没肺的。

“他上船的时候还说了什么？”老人从后面走上来，声音很急。

罗大友看了看老人，又看了看赵远舟，像是在确认他们的身份。

“这是赵长海的大哥，”赵远舟说，“我是他侄子。”

罗大友点了点头，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从桌上摸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那天是八月二十号——也可能是二十一号，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是傍晚，我准备收船回家。码头上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三十多岁，瘦，脸上有伤，像是被人打的，嘴角破着，颧骨青了一块。女的四十出头，拎着一个旅行包，也是疲惫得很。男的说他们要去越南，问我能不能送。我说太晚了，明天再走。男的说不等明天，今晚必须走。他说话很急，一边说一边往身后看，像是怕有人追上来。”

“有人追他们？”

“我看他那样子，像是躲什么人。我当时不想接这个活，怕惹麻烦。但他掏了一沓钱出来，全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看着是攒了很久的。他说这是他所有的钱了，让我帮帮忙。我心一软就让他们上了船。”罗大友弹了弹烟灰，“从东兴到越南芒街，水路不远，开船一个多小时。那天晚上没月亮，黑得很。船上那个女的在哭，哭了一路。男的没哭，就是一直看着北边。我问他看什么，他说——‘我女儿在那个方向’。”

老人的手在发抖。他扶着桌沿慢慢坐下来，塑料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响。

“下了船以后呢？”赵远舟问。

“下了船在芒街码头，有人来接他们。是一个越南人，会说一点中文，骑了一辆摩托车。那男的临走之前拍拍我肩膀，说：‘师傅，你是个好人。我欠你一个人情。哪天我女儿来找我，你帮我告诉她，爸爸不是不要她——’”罗大友说到这儿，把烟掐灭了，揉了揉脸，“他说：‘爸爸只是走了一条回不了头的路。’”

屋里安静了几秒钟。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巷子外面传来狗叫声，远远的。

“他还说了别的吗？”我听见自己在问，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让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罗大友摇了摇头。“没了。他上了摩托车就走了。那女的坐在后座上，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摆了摆手。”

“那个接他们的越南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吗？”

“记得。小个子，黑瘦，下巴上有一颗大黑痣。他说他叫阿雄，在芒街做边贸生意的。”

“这些年你有没有再见过阿雄？”

罗大友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烟蒂丢进脚下的一个空易拉罐里，站起身来走到墙边，从海图后面翻出一张名片。名片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了，印刷的字迹模糊了半边，但还能辨认。

“去年有人在芒街见过他。那个人给了我这张名片，说阿雄现在还在做边贸，但不在芒街了，搬到了海防。”

名片上印着一行越南文和一个电话号码。

赵远舟接过名片，用手机拍了照。“罗师傅，那个跟你描述赵长海的阜阳老乡，是你让他打的电话吗？”

“阜阳老乡？”罗大友皱眉想了想，“哦，你说那个在防城港打工的？不是我让打的。那个人在菜市场碰到过一个桐城口音的人，回去跟人说了，传到我耳朵里。我让他给你们老家那边打个电话说一声。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那个人现在在哪儿？”

“走了。干了一年活就回老家了。临走之前我跟他说过，让他留意着点，看见那个桐城人就给我打电话。后来没消息了。”

我手里攥着那个旧钱包，指腹反复摩挲着干裂的皮面。有个问题一直堵在喉咙里，从桐城堵到东兴，从十二年前堵到现在。

“罗师傅，”我说，“我爸脸上有伤。他上船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他跟没跟你说？”

罗大友沉默了一会儿。他重新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散开。他吸了两口，然后把烟夹在指间，抬头看着天花板。

“说了。”他的声音很低，“他在船上跟我说了一路的话，可能是心里憋得太久了。他说他去车站接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从合肥来，是来给他报信的。他到了车站，那个朋友刚下车就被几个人围住了。他想上去拦，被人拉到停车场打了一顿。他迷迷糊糊地被人塞进一辆面包车，车上有人说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处理掉’。他趁车在加油站减速的时候拉开车门跳了车。那个朋友也跟着跳了。两个人在路边拦了一辆拉货的卡车，求人家把他们捎走。”

“那个朋友就是周素琴？”赵远舟问。

“他没说名字。只说是他初中同学，女的，姓周。”

“面包车上的人是谁？”

“他说他认识其中一个。姓钱，叫钱大军。”

我的指甲掐进了掌心里。

“钱大军在面包车上？”

“对。你爸说他以前工地上认识的人，拉他进传销他没进，还坏了人家的事。你爸跳车的时候听见钱大军在后面喊——‘你跑了你家里人跑不了！’”罗大友把烟掐了，“你爸说他本来想回桐城的，但听了那句话以后就不敢回了。他怕那些人真去找你们麻烦。所以他往南走，越走越远，一直走到没法回头。”

往南走，越走越远。一直走到越南，走到海上，走到一个他以为仇人找不到的地方。然后把女儿的照片放在钱包里，十二年，从一座渔船上交到一个陌生人手里。

“他后来没联系过家里吗？”老人问。他的声音是哑的。

“他说他写过信。从越南寄的，寄了好几次。”罗大友说，“但都没回音。他不知道你们收没收到。”

“信寄到哪里的？”

“他说寄到他老婆娘家，蚌埠那边的。”

我和赵远舟对视了一眼。蚌埠是我外婆家。我妈带着我搬过去是二〇一三年的事。二〇一二年八月份，我爸失踪的时候，我妈还住在桐城。他写信寄到我外婆家，我外婆那时候已经不住老房子了。

“寄信的具体地址你记不记得？”我问。

“不记得了。他就提了一嘴，没细说。”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是我妈打来的语音通话。

我走到屋外去接。巷子里很暗，只有隔壁人家的窗户透着一点光。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小禾，你到了吗？”

“到了。见到罗师傅了。”

“你爸——”她停了半拍，“他还活着吗？”

“妈，”我靠着巷子的墙壁，抬头看着天上稀稀拉拉的星星，“你告诉我一件事。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三年之间，外婆的老房子有没有收到过从越南寄来的信？”

电话那头沉默了。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有。”我妈的声音变了，变得很轻很细，像是怕被风刮走了，“收到过三封。你外婆跟我说了。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信上没写寄件人地址。信封上只有‘赵长海’三个字。你外婆当时已经糊涂了，把信放在抽屉里忘了跟我说。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大半年了。”

“信封呢？”

“还在。在蚌埠老房子的柜子里，你外婆去世以后我没动过那个柜子。”

“妈，你现在就去找。找到之后把信封拍给我。”

挂了电话回到屋里，罗大友正在给赵远舟画那个越南人阿雄在芒街的活动范围。老人坐在旁边，拿着手机，用两根手指慢吞吞地打字，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更深了。

“小禾，”他抬起头，把手机递给我看，“我让人帮忙查了芒街到海防的路线。那边有火车，也有大巴。明天一早我们就过去。”

我接过手机，屏幕上是他跟一个叫“老杨”的人的对话。老杨发了一段语音，我用文字点开翻译，大概意思是说芒街到海防三百多公里，坐大巴四个多小时。

“老杨是谁？”

“以前在凭祥做边贸的朋友。后来搬到东兴了。他经常跑越南，对那边熟。”

赵远舟收起罗大友画的那张路线图，抬头问我：“你妈那边有消息吗？”

“她说有三封信，在外婆老房子的柜子里。我已经让她去找了。”

“三封信——”罗大友忽然插了一句，“你爸说他寄了不止三封。他说前前后后寄了七八封，有的寄到桐城，有的寄到蚌埠，还有一封寄到他大哥家。”

赵长河猛地抬起头：“寄到我家的？我没收到过。”

“他说寄了。他说所有信都没回音，他觉得你们可能都搬走了。”

老人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他低下头，嘴唇动了动，念叨着什么。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那个表情我认得——那是失望和期待同时存在的表情，两种相反的情绪在皱纹里打架，谁也没赢。

“信的事回去再查，”赵远舟站起来，“今晚先把明天的路线定好。我订了码头附近的旅馆，两间房。明天一早走东兴口岸过关，到芒街找阿雄。”

罗大友把我们送到巷口。夜已经深了，渔港路的灯火稀稀落落的，远处码头那边传来渔船发动机的突突声和海浪拍岸的声音。

“罗师傅，”我临走前问他，“你最后见我爸那次，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要去越南什么地方？”

罗大友想了想。“他说他要去海防。那个阿雄说海防那边有中国人开的厂子，能打工。你爸是钢筋工，那边工地多，能混口饭吃。”

海防。一个越南的港口城市。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此刻它在我的脑子里变得无比清晰，清晰到我可以想象出那些街道的样子——窄的、湿的、长满青苔的，街边小摊上冒着热气的河粉，码头上装卸货物的吊臂，和一群在工地上干活的、黝黑的中国工人。其中有一个人，他会在夜里掏出钱包，看着里面那张剪成锯齿边的照片发呆。

“小禾，”老人走在我旁边，脚步很慢，布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明天到了芒街，你打算怎么找？”

“先找阿雄。”我说，“他是我爸到越南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他知道我爸去了哪儿。”

“如果阿雄也不记得了呢？十二年了。”

我看着远处码头上的灯光，那盏灯在风里晃着，光线断断续续地扫过水面。

“那就找下一个。再下一个。就像你画那张地图一样——一点一点地画，一直画到找到他为止。”

老人没再说话。他的手在布袋子里摸索着，摸出一个东西，递到我手里。

是一个栗子。

不是糖炒的，就是普通的生栗子，表皮光滑，棕褐色，握在手心里有点硌。

“你爸小时候爱吃栗子，”老人说，“我每次去桐城都在车站门口买一袋带给他。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在合肥机场买的。”

我把栗子攥在手心里。凉凉的，硬硬的，像一颗还没发芽的种子。

旅馆的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扇对着巷子的窗户。我洗完澡坐在床边，把那个旧钱包放在枕头旁边，看着天花板发呆。南方的夜晚比北方湿得多，空气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空调嗡嗡地转着，把窗帘吹得微微晃动。

手机亮了一下。我妈发来了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三个信封的合照。信封是那种最普通的白色航空信封，表面已经泛黄了，上面有圆珠笔写的字，笔迹潦草但有力——“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号 林秀兰收”。寄件人那一栏没有地址，只有一个名字：“赵长海”。

第二张是信纸的照片，信纸折痕很深，边角都磨得起毛了。信的内容很短，字迹很挤，有些地方的墨水已经洇开了。我放大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秀兰：我到了越南，在一个叫芒街的地方。暂时安顿下来了。小禾好不好？你让她好好念书，爸爸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就回来。不要找我，你带着小禾好好过日子。赵长海。2012年10月3日。”

我往下翻，我妈又发了一条消息：“另外两封信的内容差不多，落款时间分别是2013年2月和2013年7月。之后就再也没收到过了。”

2013年7月。距离现在整整十一年。从2013年7月之后，赵长海这个人就从所有渠道里彻底消失了。没有信，没有电话，没有口信。连罗大友都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只有四年前那个阜阳老乡在防城港菜市场听到的一句桐城口音的话——“桐城现在通高铁了没有？”——那是他存在过的最后一个痕迹。

我把手机放下，仰面躺在床上。天花板上有条裂缝，从灯座一直裂到墙角，像一张不完整的地图。

闭上眼，十二年前那个长途汽车站的画面又浮上来。绿色的塑料椅子，腿上热乎乎的茶叶蛋，来来往往的陌生人。那个五岁的小女孩等了一个下午，等了一个晚上，等了十二年。她的爸爸不是不想回来，他只是走了太远的路，远到信都寄不到。

窗外传来渔船回港的汽笛声，低沉悠长，在夜风里飘了很久。

我拿起那颗栗子，放在窗台上。南方的月光照在棕褐色的果壳上，泛着一层淡淡的银白。

明天，去芒街。

第3章

东兴口岸的清晨来得特别早。六点刚过，太阳就已经升得老高了，把北仑河的水面照得波光粼粼。我们三个人在口岸对面的早餐摊上吃了碗米粉，罗大友一早就过来送我们，还带了一个人——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穿着拖鞋，脚趾缝里夹着泥沙。

“这是阿强，”罗大友介绍，“我表弟，跑边贸的，今天他带你们过关，越南那边他熟。”

阿强用生硬的普通话跟我们打招呼，牙齿因为常年嚼槟榔变得黑红黑红的。“芒街我熟，阿雄我也认识。走吧，过关人多，早点排。”

口岸大厅里人不少，大多是挑着担子做边贸生意的边民。过了中方这边，再过一座横跨北仑河的桥，就到了越南芒街。桥下的河水浑浊发黄，河面上漂着一些树枝和塑料袋，几只白鹭在水边踱步。

芒街比我想象的要热闹。街道两边全是商铺，招牌上写着越南文，间或夹杂着中文。卖咖啡的、卖沉香的、卖红木工艺品的，一家挨着一家。摩托车在窄街上穿梭，喇叭声响成一片。

阿强带着我们在一条小巷子里拐了几个弯，在一栋窄窄的三层楼房前面停下来。一楼是个杂货铺，门口堆着成箱的方便面和矿泉水，一个黑瘦的小个子男人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下巴上有一颗大黑痣。

阿雄。

他看见阿强，站起来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越南话。阿强回了两句，然后指了指我们。阿雄的脸色变了，黑痣上的几根毛跟着他的表情抖了一下。

“你们是——”阿雄用生硬的中文问，上下打量着我。

“赵长海的女儿。”我说。

阿雄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他跟罗大友的反应几乎一模一样——愣住，盯着我看，然后慢慢地、像是不敢相信似的摇了摇头。

“长海的女儿。”他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长海的女儿都这么大了。”

“你认识我爸。”这不是一个问句。

阿雄拉了把凳子过来，示意我们坐下。他给每人倒了一杯茶，然后自己也坐下来，点了一根烟。他抽烟的姿势跟罗大友很像——深吸一口，让烟在肺里待一会儿，再慢慢吐出来。

“长海是我送到海防去的。”阿雄说，烟雾在他面前袅袅地飘着，“他在芒街待了大概两个多月，在工地搬砖。他干活不要命，别人搬一摞他搬两摞，手磨得全是血泡。工头喜欢他，给他多加一份工钱。他攒了三个月，攒够了去海防的路费，让我帮他找那边的活。”

“海防那边是什么活？”

“还是工地。海防有个中国老板开的建筑公司，专门用中国工人，工资比越南本地人高。长海是钢筋工出身，技术好，去那边能多挣点。”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阿雄仰头想了想。阳光从巷子里斜射进来，照在他黝黑的脸上，汗珠亮晶晶的。“2013年底。他来芒街办事，在我这儿住了一晚。他说海防那边干得不错，老板器重他，让他带了几个越南徒弟。他还说——他攒了一笔钱，想托人带回国给家里，但是找不到可靠的人。”

“他后来把钱带回去了吗？”

阿雄摇了摇头。“我不知道。那次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2014年初我搬了家，手机也换了号。他可能联系过我，但我没收到。”

赵远舟从手机里翻出那张在桐城汽车站拍的监控截图，递到阿雄面前。“你见过这个女人吗？”

阿雄接过手机，眯着眼看了半天。“见过。这是周姐嘛。她跟长海一起上的我的船。后来在海防也见过一次，她在菜市场卖菜。”

“她现在还在海防吗？”

“不在了。”阿雄放下手机，“前几年听说她回国了。好像去了广西。”

赵远舟和我对视了一眼。这个信息跟罗大友说的一致——周素琴在越南待了十年，然后回了广西防城港，在菜市场卖菜。她是我爸失踪前最后见到的人，也是唯一可能知道我爸去向的人。

“阿雄叔，”我说，“你帮我们一个忙。你带我去海防，带我去我爸干过活的工地。”

阿雄沉默了一会儿。他掐了烟，用脚碾了碾烟蒂，然后抬头看着我。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像是从我脸上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你跟你爸长得很像，”他说，“尤其是眼睛。长海的眼睛也是这样，很亮，像两口井。”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吧。我开车送你们去海防。”

阿雄开的是一辆银色的丰田皮卡，车斗里装着几箱咖啡和香料，他说正好要去海防送货。从芒街到海防的公路沿着海岸线往南延伸，一路上经过无数的渔村和稻田。海风从车窗灌进来，咸咸的，混着柴油味和路边摊的烤肉香。

赵远舟坐在副驾驶，我跟老人坐在后座。老人一路上话很少，一直看着窗外的风景。他的眼睛在每一片海、每一块田、每一个工地塔吊上都停一停，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长河叔，”阿雄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你这些年一直在找长海？”

“找了十二年。”老人说。

“长海要是知道你们来了，肯定高兴。”阿雄打了方向盘，车子拐进一条窄一点的国道，“他在越南这些年，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全是家里。有一回他喝多了酒，跟我说——他最怕的不是死在外头，是死了以后没人知道他埋在哪儿，他女儿连个上香的地方都没有。”

我把脸转向车窗外。眼眶是热的，但没哭。南方的海在车窗外一闪一闪的，渔船的白帆像一片片贝壳漂在水面上。

海防到了。

这是一座被海风吹透了的城市。街道比芒街宽，法式的老建筑和新建的水泥楼房混杂在一起，路边的凤凰花开得正盛，红艳艳的，像一团一团的火。阿雄把车停在一个大型建筑工地的门口，围挡上写着越南文和中文——“海防滨海新城项目”。

“就这儿。”阿雄熄了火，“长海以前干活的地方。”

工地很大，塔吊林立，混凝土搅拌车的轰鸣声震得地面微微发颤。门口的门卫看见我们这一群中国人，走出来用越南话问了几句。阿雄上去交涉，说了一阵之后回来，脸色不太好看。

“他说这个工地换了好几个老板了。长海在这里干活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工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老人基本上都走了。”

“有没有干了十年以上的老工人？”赵远舟问。

阿雄又去问门卫。门卫朝工地里面喊了一嗓子，过了一会儿，一个佝偻着背的越南老人从工棚里走出来。他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皮肤被日晒和海风吹得跟树皮一样粗糙。

阿雄跟他聊了很久。老人一边听一边摇头，中间插了几句嘴，用手指了指工地后面靠海的方向。阿雄的表情变了，他转过身来，快步走回我们这边。

“他说什么？”我问。

阿雄的神情有些复杂。“他说长海不在这儿干了——2014年春节前后，工地上出了个事故。一个中国工人在绑钢筋的时候从三楼掉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个工人就是长海。”

我的耳朵嗡了一声。

“后来呢？”

“工地把他送到海防的医院治了几个月，腿接上了，但走不了远路，工地的活干不成了。老板赔了他一笔钱，他拿那笔钱在工地后面的渔村租了个小房子，住了下来。”

“他现在还在那个渔村吗？”老人的声音在发抖，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阿雄看着我们，沉默了几秒。海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

“这个老工人说，长海在那个渔村住了大概一两年。后来有一天，他就不见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我的心脏猛地沉了一下。从高空坠落，落到底，又被拽起来一点点，然后又落了回去。

“渔村在哪儿？”赵远舟的声音很稳，但我能听出来他在压着什么。

阿雄指了指工地后面的方向。“就那边，靠海的。走路十分钟。”

我们沿着工地围墙外的一条土路往海边走。路上全是碎石子和贝壳碎屑，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路两边长着半人高的野草，几只黄色的土狗趴在草丛里吐舌头。海腥味越来越重，海浪声越来越响。

渔村不大，二三十户人家，房子都是那种简易的砖瓦房，有些屋顶上压着废旧轮胎防台风。村口有个卖杂货的小铺子，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剥毛豆。阿雄上去问了几句话，老太太指了指村子最里面靠海的一排房子。

“她说那个中国人住过最边上那间。”阿雄翻译。

我们穿过村子，一路上有小孩光着脚在泥地里跑，有妇女蹲在井边洗衣服，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抽水烟。他们都停下来看我们——一群中国人，出现在这个偏僻的越南渔村里，像是在找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那间房子在海边。严格来说，是在一片椰子林里，离最近的邻居也有几十米远。房子很小，红砖墙，石棉瓦屋顶，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已经破了好几个洞。房门没锁，虚掩着。门框上钉着一块生了锈的铁牌，上面用油漆歪歪扭扭写着一个中文名字。

“赵长海。”

老人念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碎了一地。

我推开门。

屋里很暗，只有从窗户破洞里漏进来的几束阳光，照在落满灰尘的地面上。空气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房间不大，大概十来平米，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一把竹椅子，墙角堆着几个空啤酒瓶和旧报纸。

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灯座下面压着一沓纸。

我走过去，拿起那沓纸。最上面一张是用中文写的，圆珠笔的字迹，跟我妈收到的那三封信一模一样——

“小禾：爸爸搬新地方了。这里离海很近，晚上能听见海浪的声音。你要是来了，爸爸带你去海边捡贝壳。”

纸张发黄发脆，没有日期，没有落款。是一封没写完的信。

我往下翻。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全是没写完的信。有的只有几句话，有的写了大半页。每一封的开头都是“小禾”或者“秀兰”，每一封都没有结尾，像是写到了一半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不敢再往下写了。

第十二张纸上的字迹明显比前面的潦草，笔画发颤，像是手不太稳。

“医生说我脑袋里长了个东西。要开刀。海防的医院做不了，要去河内。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禾，爸爸可能回不去了。你要是看到这封信，帮爸爸跟你妈说一声对不起。跟你大伯说一声对不起。跟所有人说一声对不起。赵长海。”

我把这张纸攥在手里，纸张边缘割进了掌心的肉里。

“他病了。”我的声音在空屋子里显得很轻，“他生了病，去了河内。”

赵远舟从后面走上来，接过那张纸，快速扫了一遍。他的眉头越皱越紧。

“这封信没写完，没有日期。”他说，“我们必须找到他去了河内哪家医院。”

老人在屋子里慢慢走着。他的手摸过桌子上的灰尘，摸过竹椅子的扶手，摸过床板上那条薄得能看见弹簧的旧褥子。他弯下腰，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子。

箱子里是一些零碎的东西。一本被翻烂了的中文版《越南语日常会话》，一双破了好几个洞的劳保手套，一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还有一个塑料相框。相框里是我那张红棉袄的照片——不是剪下来的那张，而是完整的原版彩照，跟我放在老家相册里的那张一模一样。应该是外婆寄给他的。

箱子的最底下，压着一张河内医院的病历单。

病历单是越南文打印的，上面盖着一个红章。阿雄接过去看了看，脸色凝重起来。

“河内市白梅医院。神经外科。时间是——2016年5月。”

2016年5月。距今八年。

“病历上写的什么？”赵远舟问。

阿雄的眼睛在病历上扫了几行，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他又看了一遍，然后慢慢放下病历单，用一种很不愿意开口的语气说：“颅内占位性病变。建议手术。病人签字——拒绝手术，要求保守治疗。”

“什么叫保守治疗？”我问。

赵远舟站在我旁边，声音很低：“就是不开刀。”

“为什么不开刀？”

没有人回答我。屋子里只有煤油灯的味道和灰尘的味道和海风从破窗户里灌进来的声音。海浪在远处一波一波地拍着沙滩，不急不慢，像时间本身一样无情。

“因为他没钱。”老人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他坐在那张竹椅子上，佝偻着背，手里攥着那个搪瓷缸子。“开颅手术，在河内的大医院，不是他一个在工地上摔断了腿的人付得起的。”

阿雄把病历单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中文小字，字迹很小，挤在角落里的，像是怕被人看见。

“老赵，你要挺住。周姐。”

周素琴。她在这张病历背面写了字。2016年，她还在越南。或者说，她知道我爸在河内住院。

“阿雄叔，”我把病历单小心地折好，放进我爸那个旧钱包的夹层里，“周素琴——那个周姐——你后来有没有在越南再见过她？”

阿雄想了想。“2016年还是2017年，我在海防见过她一次。她在菜市场卖菜，我问她长海怎么样了，她说在河内治病。后来就没见过了。听人说她回国了。”

“她在防城港的菜市场，罗师傅说的那个地方，你知不知道具体是哪个菜市场？”

“知道。防城港的港口区菜市场，靠码头那个。我以前去进货的时候见过她。”

我站起来。阳光从破窗户里照进来，落在那沓没写完的信上。灰尘在光柱里缓慢地旋转上升。

“回东兴。”我说，“明天去防城港。”

老人从竹椅子上站起来，把那个纸箱子抱在怀里。“这些东西我带回去。”他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决，“长海的东西，不能留在这儿。”

我们走出那间小屋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西斜了。海面上铺着一层金色的光，渔船的影子拖得很长。椰子林的叶子在海风里哗哗地响，像有什么人在拍手。

我把那沓信抱在怀里，沿着来时的路穿过渔村。村里的孩子还在泥地里跑，洗衣服的妇女还在井边聊天，抽水烟的老人还在门槛上打盹。这个渔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安静的几年，然后在一个清晨或者黄昏，背着一个破旧的行李袋，离开了这个面朝大海的小屋，去了一个更大的城市，去见一个他最终没能战胜的东西。

到了村口，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红砖小屋掩在椰子林的阴影里，像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句号。

阿雄发动了皮卡车，掉头往海防市区开。赵远舟在副驾驶上用手机查白梅医院的电话，打了过去，用英语夹杂着零星的越南语单词跟对方沟通了好一阵子，最后放下手机，摇了摇头。

“对方说八年前的病人资料已经归档了，需要本人或家属持有效证件到医院档案室才能调取。电话里不给查。”

“那我们直接去。”我说。

“防城港和河内不在一条线上。”赵远舟打开地图，“从东兴到防城港开车半个小时，从防城港到河内——要先回东兴过口岸到芒街，再从芒街开车去河内，全程要六七个小时。”

“先去防城港。”老人的声音从后座传来。他抱着那个纸箱子，像抱着一个婴儿。“找到周素琴，问清楚你爸在河内的情况，再过去。不能两眼一抹黑。”

车子在暮色里穿过海防市区。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凤凰花在路灯下变成了暗红色。我靠在车窗上，翻开那沓信的第一页。

“小禾：爸爸搬新地方了。这里离海很近，晚上能听见海浪的声音。你要是来了，爸爸带你去海边捡贝壳。”

爸，你再等我一天。

我明天就去找那个知道你在哪儿的人。

然后我来找你。

第4章

第二天早上离开东兴之前，罗大友来码头送我们。

清晨的码头很热闹，渔船上的人正在卸货，一筐一筐的鱼虾从船舱里搬上来，鳞片在晨光里闪着银光。罗大友把我们送到停车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是一张过塑的照片，照片上是一艘旧渔船，船头站着一个黑瘦的船夫。

“这张照片是十二年前那天晚上拍的。”罗大友说，“你爸上船之前，我用手机拍了一张。这是洗出来过塑好的。本来想放在钱包里，后来觉得应该还给你。”

我接过照片。画面里是天色将黑的码头，一艘柴油机动力的旧木船，船夫扶着橹，船头上站着一男一女。男人的脸侧对着镜头，瘦，颧骨高，嘴角有伤口，看不清表情。他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鼓鼓囊囊的，应该是他全部的家当。

我爸。在失踪的第三天傍晚，站在一艘偷渡渔船的船头，准备离开他的国家。

“这张照片你要收好。”罗大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粗糙得跟树皮一样，“以后见到你爸，把照片给他看。告诉他，老罗说话算话，钱包送到他女儿手里了。”

我点了点头，把照片夹进我爸那个旧钱包里。钱包里现在有三样东西了——五岁那年剪下的锯齿边照片，河内白梅医院的病历单，和一张偷渡渔船上的最后影像。三样东西，加起来就是十二年的空白。

赵远舟发动了车子。从东兴到防城港很近，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港口区的菜市场就在码头附近，阿雄说的那个位置——靠海那一侧的第二排摊位。

车子停在了市场门口的马路边。这个菜市场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封闭的、有空调的大棚市场，而是半露天的，铁皮棚子下面一排一排的水泥台子，摊贩们的叫卖声和买菜的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闹哄哄的。市场的地面永远是湿的，鱼鳞和烂菜叶子粘在水泥地上，踩上去滑腻腻的。

靠海那一侧是卖水产的，鱼腥味更重。第二排摊位往里走，依次是卖蔬菜的、卖干货的、卖熟食的。赵远舟走在我前面，一边走一边左右张望，嘴里念叨着“周素琴”三个字。

在蔬菜区的最里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小摊位。水泥台子上铺着一张蓝色的塑料布，上面摆着几把青菜、一堆土豆、两筐西红柿。摊主是个女人，短发，瘦，穿着一件灰扑扑的长袖T恤，低着头在择韭菜。

她的脸抬起来的时候，我认出来了。

虽然比十二年前监控截图上老了很多，但眉眼还是那个眉眼——圆脸，下巴尖了些，颧骨更突出了，眼角的皱纹很深，鬓角全白了。但确实是周素琴。

“周阿姨。”我叫了一声。

她的手停住了。一根韭菜从指间滑落，掉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她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先是茫然，然后是困惑，然后是一种慢慢涌上来的、像是认出了什么但不敢相信的神情。

“你是——”

“赵长海的女儿。林小禾。”

周素琴的脸色唰地变了。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韭菜全撒在了台子上。她扶着水泥台子站直了身体，目光越过我，看见了赵远舟，看见了他身后抱着纸箱子的赵长河老人。

“长河哥。”她看着老人，声音抖得厉害。

老人走上前来，把纸箱子放在菜摊旁边，慢慢直起腰，看着周素琴。他的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只说了一句话：“素琴，还认得我吗？”

“认得。”周素琴的眼眶红了，“认得。你头发白了。”

“十二年了，该白了。”老人说，“我弟——长海他——”

周素琴忽然抬起手捂住了嘴。她的肩膀在抖，眼泪从指缝里淌出来，一滴一滴地打在菜摊的塑料布上。旁边摊位的人探头往这边看，她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声音压得很低：“收摊。我带你们回家说。”

她三两下把菜收进塑料筐里，跟旁边摊主打了个招呼，然后领着我们穿过市场后门，拐进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墙皮剥落了一大半，楼梯间里堆满了杂物。她家在三楼，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客厅的窗户正对着码头的吊臂。

“坐吧，家里小。”周素琴拉了几把塑料凳子出来，又去厨房倒了三杯水端过来。她的手还在抖，杯子里的水晃得厉害。

“周阿姨，”我坐下来，直截了当地开口，“我爸在哪儿？”

周素琴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互相绞着。她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很红，但没有躲闪。

“小禾，你爸他——”

“他是不是还活着？”

周素琴的嘴唇动了动。她又低下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打了三下才打着。她深深吸了一口，吐出来的烟雾在狭小的客厅里慢慢散开。

“还活着。”

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变了。老人的身体猛地往前倾了一下，赵远舟扶住了他的肩膀。我坐在原地没动，只是觉得心脏狠狠地跳了一下，像是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砸在了胸腔里。

“他在哪儿？”我的声音很平静。越是这种时候，我反而越平静。

周素琴弹了弹烟灰，看着窗外码头上那一排排吊臂。“河内。他在河内郊外的一个疗养院里。”

“疗养院？什么疗养院？”

“脑瘤手术之后，他恢复得还行，但是落了个后遗症——右半边身子不听使唤，走路要拄拐杖。河内的医院帮他联系了一个慈善性质疗养院，在河内市郊一个叫嘉林的地方。他这些年一直住在那里。”

“他为什么不回国？”老人问。他的声音里有压抑了十二年的东西，像地壳下面压了太久的岩浆。

周素琴沉默了很久。久到烟烧到了过滤嘴，烫了她的手，她才猛地回过神来把烟掐了。她把烟蒂丢进脚下的垃圾桶里，双手重新放在膝盖上。

“他不敢回。”她说，“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号那天，他在桐城汽车站接我。我刚下车就被钱大军的人盯上了。他们把我们两个拖到停车场面包车里，打了一顿，说要‘处理掉’。长海在车上跟钱大军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放了她，我跟你们走’。后来面包车在加油站减速的时候，长海拉开车门拽着我一起跳了车。我们拦了一辆卡车到了合肥，然后一路往南跑。”

“这些罗师傅跟我们说了。”我说。

“那你们知道钱大军为什么要‘处理’长海吗？”周素琴抬起头看着我们。她的眼神变得很锐利，跟刚才那个在菜摊上择韭菜的中年妇女判若两人。

“因为他挡了钱大军的传销财路？”

“不只是传销。”周素琴站起来，走到卧室里翻了一会儿，拿出来一个旧信封。信封口用胶水封着，她当着我们的面撕开，从里面倒出来几张泛黄的纸和一张老照片。

“钱大军那个传销组织，背后有更大的东西。”她把其中一张纸展开，摊在茶几上。那是一份举报信的复印件，抬头是“安徽省公安厅”，落款日期是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也就是我爸失踪前七天。举报信的内容很长，列举了大量关于一个传销团伙的详细信息，包括组织架构、资金流向、核心成员名单。信的最后一段被人用红笔画了圈——

“该组织核心成员钱大军，伙同他人非法拘禁、殴打拒绝加入人员，造成一人重伤。另据钱大军本人酒后透露，其背后有境外资金支持，具体资金来源不明，建议省厅并案侦查。”

落款有两个名字：赵长海、周素琴。

“这封信是我跟长海一起写的。”周素琴说，“那年七月份，长海在工地上劝退了两个工友，得罪了钱大军。钱大军放话说要找人‘弄’他。长海本来想躲一躲，但他从另一个被拉进传销又跑出来的工友那里拿到了一份内部名单和资金账目。就是举报信附件里的那些东西。他去过桐城县公安局，县局说金额不够立不了案。他就把举报信寄到了省厅。”

“寄到省厅之后呢？”赵远舟问。

“省厅签收了。但是——”周素琴苦笑了一下，“签收的人是谁，你们猜。”

她指了指举报信复印件最底下一行很小很小的收件章戳——“省公安厅信访科 周建国”。

周建国。

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子里所有的迷雾。

“周建国，是不是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是调走。”周素琴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周建国收到举报信之后，不但没立案，还把钱大军提前通风报信了。钱大军知道了长海手里有名单和账目，所以才带人在车站堵他——堵我们。”

“你怎么知道是周建国通风报信的？”

周素琴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放在茶几上。照片拍的是一个饭局，圆桌，一桌人在喝酒。画面里有三个人正对着镜头碰杯，其中一个是钱大军，一个是周建国，第三个人我不认识，穿着西装，戴眼镜，看起来像某个单位的领导。

“这张照片是二〇一二年十月拍的，”周素琴说，“在桐城县的一家酒店。那时候长海已经失踪两个月了，他的失踪案在县局还是‘疑似走失’。收到举报信的周建国，正在跟被举报人喝酒。”

老人的手在茶几上攥成了拳头。青筋从他的手背上一根一根地鼓起来。

“这张照片你是怎么拿到的？”赵远舟问。

“不是拿到的，是有人寄给我的。”周素琴说，“二〇一三年年初，我在越南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寄到海防那个工地上的。包裹里就是这张照片和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周姐，对不起。周建国是我哥。’”

周素琴的哥哥。周建国是周素琴的哥哥。

“你们俩都姓周——”赵远舟的声音变了。

“对。周建国是我亲哥。”周素琴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手已经不抖了。她的声音变得很平，平到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跟我哥十几年不联系了。他比我大八岁，年轻的时候在省城读书，分到公安系统以后就很少回家。我爸去世他没回来，我妈去世他也没回来。我对他没什么感情。但我没想到他收到举报信之后，会去给钱大军通风报信。”

“所以你提前去桐城报信——不是为了帮钱大军？”

“帮钱大军？”周素琴冷笑了一声，“我是在合肥一个老同学那里听说了钱大军要动长海的消息。我跟我哥虽然不联系，但他身边有人跟我还有来往。那个人告诉我，周建国收到了一封举报信，然后打了个电话，电话里提到了‘赵长海’三个字。我知道事情不对，连夜坐车去桐城找长海报信。结果——我刚下车就被钱大军的人盯上了。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我哥把我的行踪也漏出去了。”

客厅里安静了下来。墙上那个挂钟滴滴答答地走着，声音在沉默里被放大了好几倍。码头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低沉沉的。

“所以你们跑到越南之后，你一直陪着我爸。”我说。

“我陪了他十年。”周素琴看着窗外，目光落在很远的地方，“从芒街到海防，从工地到渔村，从渔村到河内医院，再到疗养院。我一个女人，四十多岁，不会说越南话，在菜市场卖菜养活自己，有空就去照顾他。不是因为他是我什么人——他跟我非亲非故，他只是我一个初中同学——是因为如果不是他拉了那一下，我跳不了那辆车。如果他没拽着我跳车，我可能早就被钱大军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你为什么回来了？”

周素琴沉默了一会儿，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按灭了。“二〇一八年，我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久了就疼，菜市场的活干不动了。长海那时候在疗养院已经稳定下来了，日常有护工照顾，自己能拄着拐杖走动。我跟他说，我得回国了。他说——你回吧，帮我打听打听小禾在哪儿。”

“然后你就回来了，在防城港落了脚。”

“嗯。回来之后我试着找过你们，但没有联系方式。你妈以前的手机号打不通，老家的座机也停机了。我给你外婆家写过信，没有回音。”她叹了口气，“我也去找过我哥周建国。他零五年就从省厅调走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听说后来进了信访局，又退了。有人最近见过他，说他在你们大学附近出现过。”

赵远舟和老人同时转过头看我。我想起了那张塞在宿舍门底下的纸条——“别回邯郸。他不是你继父了。”——红墨水写的，左手字。

“周建国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我说，“他给我塞过纸条。他说当年那封挂号信是他收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把那张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这些天我一直随身带着——摊在茶几上。纸条已经有点皱了，但字迹还是清清楚楚：“别回邯郸。他不是你继父了。”

周素琴接过纸条看了很久。她的手指在“继父”那两个字上停了一下。

“这是他写的。左手字，他想写得工整，但左撇子的笔画怎么都藏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