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七年
七月的长沙,连空气都是黏的。站在省委大院门口等车的那几分钟,江望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他抬手看了看表——下午四点十七分。七年前的今天,他第一次走进这扇大门时也是这个时辰,只不过那天下着雨,他没有带伞,在门卫室等了足足四十分钟才等到人事处的同志来接。那时候的他怀揣着一腔热血,觉得能在省委书记身边工作是天大的荣耀,是把这辈子都搭进去都值得的事情。
可七年后的今天,当他拎着那个磨白了边的公文包从办公楼里走出来时,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七年,到底算什么?
楼里楼外仿佛是两个世界。办公楼里的空调开得很足,冷气从通风口源源不断地灌下来,走廊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打印纸和茶叶混合的气味。他的办公室在五楼最里头那间,窗户正对着后院的桂花树,每年秋天桂花开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甜的。但今天他最后一次关上那扇门的时候,连多看一眼的念头都没有。三楼走廊拐角处的人事处牌子已经换成了崭新的,他经过的时候瞥了一眼,门关着,里面隐约传来压低了声音的说话声。张处长昨天就已经把调令的流程跟他说明白了——省里某处的二级调研员,待遇不变,工资不变,只是岗位换了。说这话的时候张处长的眼睛始终没跟他对上,盯着桌上的文件夹,翻了一页又一页,好像那上面有什么了不得的内容似的。
二级调研员。江望在心里把这个词翻来覆去嚼了好几遍。七年前他是正科级,七年里一步步走到正处,眼看到了该提副厅的节骨眼上,省里副秘书长这个位置空了出来,所有人都以为是他。连他自己都以为是他。宋怀远书记有一次在会议上提到"秘书处的同志要大力培养"时,目光分明在他身上停了那么两秒钟。那两秒钟让他产生了错觉——以为这七年的付出终究是被看在眼里的。可最后落定的结果是,孙副省长的外甥赵远接了这个位置。赵远今年三十四岁,比他小两岁,之前在省发改委干了不到三年,下过两年基层,履历上看起来样样齐全。可谁都知道,这个"齐全"是怎么来的。
他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等车。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梧桐树的叶子被晒得卷了边,知了在树冠里嘶鸣得近乎疯狂。门口停着几辆黑色的轿车,车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门卫室的老周探出半个身子跟他打招呼:"江主任,今天下班这么早啊?"老周在省委大院看了十二年大门,认识每一张进出的脸,但他显然还不知道江望今天办了离职交接。江望冲他笑了一下,说"这几天事少",老周哦了一声缩回去了。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妻子发来的:"晚上回来吃饭吗?小宝做了手工课的小船,非要等你回来看。"他看了两遍,拇指悬在屏幕上方半天,最后只回了一个"回"字。发完之后他又觉得太简短了,想补一句什么,但犹豫了一下,手机已经黑屏了。他跟妻子唐雅结婚九年了,孩子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这些年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了工作上,家里的大事小情全是唐雅一个人扛着。唐雅在区里的文化馆上班,工资不高但胜在稳定,每天下午四点半去接孩子,回家做饭收拾屋子,周末带孩子上兴趣班去公园。他从没听她抱怨过什么,可越是这样他心里越不踏实——一个人要是连抱怨都不抱怨了,要么是真的无所谓了,要么就是攒着。
车来了。省委大院门口常年有出租等着,他拉开后门坐进去,报了个地址。司机从后视镜里扫了他一眼,问"是省委的领导吧",他说不是,就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司机笑了笑没接话,打表起步。车穿过芙蓉中路的时候,堵了将近二十分钟,他靠着椅背闭着眼睛,脑子里走马灯似的过着这七年里的人和事。头一年他跟着宋怀远跑基层调研,那时候宋书记刚调来这个省不到半年,很多事情要从头摸起。他记得有一个冬天去湘西的一个贫困县,山路结了冰,车根本上不去,宋怀远带着他们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进村。那个村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好多房子还是土坯的,老人孩子缩在火塘边烤火,宋怀远蹲在火塘旁边跟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阿婆说话,问她今年收成怎么样,家里还缺什么。那个场景他一直记着,那时候他觉得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一辈子都愿意。
后来的几年里,他参与起草了省里好几个重要的政策文件,从脱贫攻坚到产业发展再到生态保护,每一个字都是熬着夜磨出来的。宋怀远对他的要求极高,一份报告往往要改七八遍,有时候半夜两三点收到短信让他立刻到办公室来,他就披上衣服骑车过去,到的时候宋怀远还在台灯底下圈圈点点地改稿子。那些年他没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开一个紧急协调会,唐雅是姐姐陪着去的医院。他到产房的时候孩子已经抱出来了,小小的裹在襁褓里皱成一团,唐雅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见他第一句话是"你吃饭了没有"。
这些回忆潮水一样涌上来,又潮水一样退下去。车拐进他住的那条巷子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发黄了。这是省直机关的家属区,六层的老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了好几处,楼道里常年堆着邻居家的旧家具和纸箱子。他上了三楼,掏钥匙开门,屋子里飘出来一股红烧肉的香气。唐雅在厨房里探头喊了一声"回来了",声音里带着那种平静的欢喜。小宝从客厅里冲出来,手里举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纸船扑到他腿上,仰着脸说"爸爸你看,老师说我做得好"。他蹲下来接住那个纸船,船身是用蓝色的卡纸折的,船帆上画了一个太阳,歪歪扭扭的线条一看就是孩子的手笔。他把儿子抱起来举了一下,说"真棒",儿子咯咯笑着踢腿。
晚上吃饭的时候唐雅问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他夹了一筷子菜,说工作上的事告一段落了,这两天在家歇一歇。唐雅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她知道他的脾气,不想说的事怎么问都问不出来。小宝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讲今天学校里的事,说同桌的女生送了他一块橡皮,蓝色的带香味,他把小船放在餐桌边上,时不时看一眼,生怕谁碰掉了。
吃完饭他主动去洗碗。唐雅坐在客厅里陪小宝看动画片,水龙头哗哗响着,泡沫从手指缝里溢出来,他盯着那些泡沫出神。水是温的,碗碟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客厅传来动画片里夸张的笑声和儿子跟着傻笑的动静。这个家他这些年待的时间太少了。有时候深夜回来孩子已经睡了,早上走的时候孩子还没醒,一天跟儿子说的话加起来超不过十句。他记得有一次小宝发烧,唐雅一个人抱着孩子去医院挂水,他在开一个重要的经济形势分析会,手机调了静音,等到会议结束看到八个未接来电再赶过去的时候,孩子烧已经退了,唐雅抱着睡着的儿子坐在输液室的椅子上,看到他进来只说了一句"没事了,你忙你的去"。
洗完碗他坐在沙发扶手上陪小宝看了会儿动画片,等唐雅把孩子哄睡了,两个人在客厅里坐下来。唐雅给他倒了杯水,问了他一句"是不是有什么变动"。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调任二级调研员的事说了。唐雅听完了,没有像他想的那样失望或者生气,只是很平静地点了点头,说了句"那也挺好的,正好能歇歇"。可她越是这样平静他越难受,那种难受淤在胸口,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他看着唐雅转身去阳台收衣服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欠她的太多了。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很久睡不着。唐雅睡在旁边呼吸均匀,一只手搭在他胳膊上,是他们多年来的习惯。他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缝,那是去年夏天楼上漏水渗下来的痕迹,物业来看过两回也没修好。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投进来一束黄蒙蒙的光,落在床尾的柜子上。他想起白天在省委大院门口等车时的场景,想起赵科长在送别宴上那些话里有话的客套,想起张处长始终没抬起来的眼睛。七年,他在这七年里写了多少份报告、熬了多少个通宵、跑了多少个基层点,这些事情全都真真切切地摆在那里,可到了关键的时候,竟没有一样能替他说话。
他想不明白。是真的想不明白。不是说工作做好就一定行,这个道理他懂,可七年贴身服务,七年无一错漏,到头来连一句像样的安排都换不来吗?宋怀远说"不方便在这件事上过多说话"的时候他理解了,可理解归理解,心里的凉意是实实在在的。那种凉不是愤怒也不是怨恨,说不上来是什么,就像你沿着一条路走了很远很远,以为终点就在前面了,结果到了跟前才发现路断了,前方什么都没有,来路也看不清了。
他翻了个身,唐雅在睡梦中动了动,手从胳膊上滑下去。他轻轻把她的手掖回被子里,闭上眼睛强迫自己什么都别想了。明天还得早起去办最后的手续,无论如何,这条路走到今天这一步,总要有个交代。
第二章 冷遇
第二天早上江望到秘书科的时候还不到七点半。办公楼里静悄悄的,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走过去的时候一盏盏亮起来,身后又一盏盏灭掉。他推开秘书科的门,发现赵科长已经在了,正坐在江望原来的办公桌前看文件,桌上那盆江望养了六年的绿萝已经被挪到了窗台上。
赵科长见他进来,站起身打了个招呼,脸上带着那种恰到好处的客气。"江主任,这么早。你的东西我都归拢到那边桌子上了,你看看有没有遗漏的。"
江望顺着他的手看过去,靠墙的桌子上整整齐齐码着几个纸箱,里面是他昨天没来得及收拾完的东西。几本书,一本工作笔记本的零散页,一个用了五年的保温杯,还有抽屉角落里翻出来的半盒润喉糖和一把旧钥匙。那把钥匙是后勤处配的柜子钥匙,他早就忘了开哪个柜子的,一直扔在抽屉里没管。
他走过去翻了翻纸箱,说了声"谢谢赵科长"。赵科长摆摆手说"别客气别客气",然后又坐下来看文件,像是对面根本没有人似的。江望站在那儿,忽然觉得很滑稽。这间办公室他坐了六年,从科员到科长再到主任,墙上的挂钟是他换的电池,门锁是他报修过三次才换好的,角落里那个饮水机也是他打电话叫人来修的。可现在他站在这里,竟然像一个多余的人。
他拿起保温杯拧开盖子闻了闻,里面还有昨天剩下的茶根,已经凉透了,泛着一股淡淡的涩味。他把杯子盖好放进纸箱里,又拿起那几本书翻了翻,有一本基层治理的案例集他看过两遍,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铅笔的字迹有些已经模糊了。他把书合上放进箱子,然后看见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照片——是三年前一个表彰会上拍的,宋怀远站在中间,他在旁边隔着两个人的位置,胸口别着红花,脸上挂着那种为领导服务后常见的满足的笑。他看着那张照片愣了一会儿,把照片抽出来塞进口袋,笔记本丢进了纸箱。
"江主任,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赵科长从文件上抬起头来,"今天上午十点有个短会,是布置下一阶段调研工作的,书记的意思是……你既然还没正式离岗,要不也来参加一下?"
江望心里咯噔一下。宋怀远让他参加的?还是赵科长自己自作主张?他看了赵科长一眼,赵科长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什么端倪。他想了想,说"好,我去"。
从秘书科出来他去了趟人事处。张处长总算在办公室了,正在接电话,见他进来指了指沙发让他坐。他坐在沙发上等着,听见张处长在电话里跟人讨论某单位的职数问题,语气里的那种亲近和随意,跟昨天跟他说调令时的生硬判若两人。他等了大概七八分钟,张处长挂了电话,冲他点了一下头。
"江望,手续办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赵科长那边在跟我对接。"
"好好好。"张处长连说了三个好字,然后拉开抽屉翻什么东西,翻了半天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你的档案复印件,还有组织关系转接函,你拿好。到了新单位那边,该交的交,该签的签。"
他接过信封,掂了掂分量,很轻。七年的全部记录就在这个薄薄的信封里了,纸面上的几行字,概括得了什么呢。他站起来道了谢,张处长又接起了电话,冲他摆了摆手算是告别。
从人事处出来他回了秘书科,在自己的临时位置上坐着,看着赵科长进进出出地忙。赵科长今年三十九岁,在这栋楼里也待了不少年头,但之前一直在信息处做副处长,调到秘书科来算是平调。江望跟他打过几年交道,不算深交,见面点头的交情。他能感觉出来赵科长对他的那种客套里带着距离,既不想得罪他——毕竟他在宋怀远身边待了七年,多少有些人脉——又不想跟他走得太近,毕竟他现在已经是个"走人"了。
九点四十五分他起身去会议室。会议室在三楼东头,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都是各处的负责人。他们抬头看他进来,有人点了一下头,有人假装没看见继续看手机。他在靠后的位置坐下来,把笔记本摊在面前,习惯性地掏出笔放在本子旁边。旁边坐着的是信息处的孙处长,比他大七八岁,以前见面都叫他"江主任"的,今天换了个称呼,叫"江望啊",那个"啊"拖得有点儿长。
"听说你去调研处了?"孙处长侧过身来低声问。
"还没定呢,可能吧。"
"调研处也不错,清闲。"孙处长笑了笑,"以前跟着书记太累了,正好歇歇。"
江望也笑了笑,没接话。这话听在耳朵里像是安慰,又像是别的什么。他低下头翻笔记本,翻开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上面一个字都没有。他盯着那片空白看了一会儿,把笔记本合上了。
十点整宋怀远走了进来。他今天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衫,领口扣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走到主位坐下,环顾了一圈,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掠过,落到江望身上时停了一下,大约半秒钟,然后移开了。那个停顿江望捕捉到了,可他分辨不出那是什么意思。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讨论的是下一阶段的全省营商环境优化调研方案。宋怀远提了几个要求,让各处在三天之内拿出初步意见来。江望坐在角落里听着,那些熟悉的话语从他耳朵里灌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里流出来。他以前是坐在宋怀远旁边做记录的那个人,每个处室汇报的内容他要第一时间梳理提炼,当宋怀远提出疑问的时候他要立刻给出补充说明。可现在他坐在最后一排,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手里的笔从始至终没有落下过一个字。
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有个细节让他心里紧了一下。讨论到几个重点地市的调研安排时,赵科长站起来提了个建议,说有些地方可以参照去年某份报告的框架来走,能省不少前期摸排的时间。宋怀远听了,问了一句"哪份报告",赵科长愣了一下,说"就是去年营商环境那篇"。宋怀远皱了皱眉,似乎没想起来是哪篇。江望坐在后排,嘴巴动了动,差点儿就接上了那句话——去年那篇报告的框架是他亲手设计的,当时宋怀远看了初稿连改都没怎么改就通过了,还夸了一句"这份东西做得好"。
可他到底没开口。他看见赵科长在宋怀远皱眉的间隙立刻补充了几句话,把那篇报告的内容大概说了说,宋怀远点了点头,说"那就用那个框架"。然后话题就转到下一项去了。江望坐在那里,忽然觉得有点可笑。他守护了那么多遍的稿子、那么多个夜晚磨出来的东西,此刻被提起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了。
散会的时候大家稀稀拉拉往外走。他慢了一步落在最后,宋怀远正在和赵科长说话,他经过的时候宋怀远抬了一下眼皮看他,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但旁边赵科长正好递了一份材料过去,那个话就没说出来。江望等了两秒,没等到,就径直走出了会议室。
回到秘书科他把纸箱搬到了走廊里,准备待会儿叫个车拉回去。他站在走廊窗前往外看的时候,正好看见赵科长从会议室那边过来,身边跟着两个年轻干部,一边走一边交代什么。走到楼梯口的时候赵科长看见了他,远远地冲他笑了一下,那个笑跟昨天送别宴上的笑一模一样,客气、周全、恰到好处。然后赵科长转身上了楼,那两个年轻干部也跟了上去,脚步声在楼梯间里渐渐远了。
江望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窗外的阳光白花花地照着后院的桂花树。七月的桂花还没开,叶子绿得发黑,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有风吹过来,那些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在说些什么,又像什么都没说。
他掏出手机想看看时间,屏幕上弹出两条消息。一条是唐雅发的,问中午回不回家吃饭。另一条是个陌生号码,没有备注,正文只有一句话:"下午三点之前来一趟中组部驻省联络办,有事面谈。"
他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中组部驻省联络办他知道,在省委大院西侧那栋独立的四层小白楼里,平时大门紧闭,进出都要刷卡登记。他跟那个部门从来没有过任何工作往来,这个陌生的号码是谁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找他?他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回复,把手机揣回了口袋里。
中午他没回家,在食堂随便吃了点东西。食堂里的熟人不少,碰面的时候都点头示意,但没有一个人坐下来跟他一起吃。他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扒了两口饭就没了胃口。饭粒干巴巴地粘在舌头上,他喝了口汤送下去,脑子里全是那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
吃过饭他回了秘书科,赵科长不在,办公室里只有小刘在整理文件。他坐回那个临时位置上,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好久。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终于按下了那个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对面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语气很正式,报了自己的名字——周正清,是中组部驻省联络办的副主任。对方说确有其事,请他下午三点前到联络办来一趟,具体事宜面谈。
"请问是什么事?"他问了一句。
"到了再说吧,电话里不方便。"对面很干脆地挂了。
他收起手机,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中组部找他,这种事情他之前想都没想过。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有了新的安排,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审查?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经手过的所有工作,想不出哪一样可能出问题。宋怀远的文件他每一份都处理得仔细再仔细,从没有过任何纰漏,也从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做过任何越界的事。可越是这样他越不安,因为实在想不出中组部的人为什么要找一个已经办完了离职交接的人。
下午两点二十分他下楼往西走。小白楼的门确实关着,他按了门铃,里面问了他的名字,然后咔嗒一声门开了。一楼大厅很安静,铺着浅灰色的地砖,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秉公持正"四个大字,落款看不清是谁。前台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姑娘,核实了他的身份后让他上三楼左转第二间办公室。
他上了楼,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请进"的声音,他推门进去,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一副银框眼镜,桌上摆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房间不大,但收拾得极为整洁,除了桌上的文件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那人站起来跟他握了握手,自我介绍说叫周正清,然后让他坐下。
"江望同志,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事要跟你面谈。"周正清说话的速度不快不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们这边收到了中央某部门的函,提名你参加今年的全国青年干部综合能力提升计划。这个计划每年名额极少,要求很高,全国范围内也就三四十个人能入选。入选之后要进行为期半年的集中培训和岗位锻炼,之后根据综合考评结果,统一进行职位安排。"
江望愣住了。全国青年干部综合能力提升计划他听说过,那是中组部直接负责的一个高端人才培养项目,入选者都是各地严格筛选出来的尖子。往年这个计划的名单都是各省定向推荐的,从未听说有"提名"一说。
"这个提名……"他斟酌着开口,"是哪里来的?"
周正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从杯沿上方看着他。"推荐单位的信息暂时不便透露。但可以告诉你,这个提名在上个月底就已经到我们这儿了,之所以今天才通知你,是因为前期需要做一些背景核实和程序审核。昨天所有手续都已经走完了,所以今天请你过来,正式告知你这件事。"
他脑子里轰的一声响。上个月底,那时候副秘书长的人选还没有最终落定,关于他调动的各种传言也还没起来。如果这个提名上个月底就已经到了省联络办,那意味着在他还不知道自己会被冷处理的时候,就已经有某个部门——或者某个他想不到的人——在背后推动这件事了。会是谁?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宋怀远,但转念又否定了。宋怀远如果真的要推他,直接在中组部驻省办打个招呼就行了,何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而且宋怀远昨天在送别宴上说的那些话,分明是已经无力再为他说什么了。
"江望同志?"周正清见他不说话,叫了他一声,"这个计划的下一个批次是九月开班,意味着你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如果决定参加的话,需要在一周之内提交一份个人申请材料,包括工作履历、主要业绩、自我评价和未来规划。这些材料我们会直接上报中组部。"
"我……"他张了张嘴,发现嗓子有点干,"我需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当然。"周正清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递给他,"这里面是计划的详细介绍材料和相关表格,你拿回去看看。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他在便签纸上写了一串号码推过来,又加了一句,"对了,这件事在正式批复下来之前,建议先不要对外公开。程序上还有一些环节要走,提前说出去反而不太好。"
江望接过文件袋,手指捏着牛皮纸的边缘,能感觉到里面纸张的厚度。他站起来道了谢,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周正清又叫住他:"江望同志。"他回过头,周正清看着他,表情里有种说不上来的意味,"有些事,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白费了力气。但在这个系统里,绝大多数事情都不会白费的。只是回报的时间、方式,往往出乎你的意料。"
他站在门口,那句话像颗石子投进了他心里最深的那口井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他冲周正清点了一下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第三章 抉择
从联络办出来的时候,江望的脚步是飘的。下午的阳光依旧毒辣,柏油路面泛着发白的亮光,可他走在大院里的林荫道上,整个人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每一步都不太真实。手里的文件袋被他攥出了汗,牛皮纸的边角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子。他走出大院门口,站在那棵梧桐树下愣了好一会儿,这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先回家。
路上他给唐雅打了电话,说晚上回家吃饭,有事要跟她商量。唐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说"好,我多炒两个菜"。挂了电话之后他坐在出租车后排,把文件袋拆开一条缝往里看了一眼。最上面是一张印着国徽的函件纸,抬头写着"关于推荐江望同志参加全国青年干部综合能力提升计划的函",下面的文字他用余光扫了个大概,没有逐字细看,又把文件袋封好了。
回到家的时候唐雅正在厨房忙活,小宝在客厅的地板上铺了一地的积木,正在搭一座歪歪扭扭的城堡。他换了拖鞋走过去蹲下来帮儿子递了一块积木,小宝头也不抬地说"爸爸你放这边",小手指着城堡的东侧缺口。他把积木放上去,正好严丝合缝。小宝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睛亮亮的,说"爸爸你今天好早"。他摸了摸儿子的脑袋,说"今天事情少"。
唐雅从厨房探出头来,围裙上沾着水渍。"冰箱里有西瓜,切好了,你先吃一块,饭还得一会儿。"
他应了一声却没有去拿西瓜。坐在沙发上看着小宝搭积木的时候,他的心思全在那个文件袋上。那个计划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半年的培训加锻炼,结束后统一安排职位。以这个计划的规格和含金量,出来的基本都能走到相当重要的岗位上。这意味着他之前以为已经关闭的那扇门,忽然又裂开了一道缝,缝里透进来的光比他之前看到的任何一束都要亮。
可代价是什么?半年的集中培训和锻炼,培训地点大概率在北京,锻炼地点也是不定向轮换,这半年他基本不可能回家。家里怎么办?小宝今年刚上一年级,唐雅一个人能不能扛得下来?还有就是这半年之后的事情——统一安排职位,听起来好听,可万一安排到一个离家很远的省份呢?他今年三十六岁了,不再是二十多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年纪,任何选择都要把这家人装进去一起考虑。
吃饭的时候唐雅做的菜很丰盛,红烧排骨、清炒空心菜、番茄蛋汤,还有小宝爱吃的炸鸡翅。小宝吃得满嘴是油,举着鸡翅在他面前晃,说"爸爸你尝尝这个,妈妈今天炸得特别脆"。他咬了一口,确实炸得好,外酥里嫩,盐味刚刚好。他看着儿子脸上沾着的酱汁,心里那根弦又紧了一下。
饭后小宝照例去看动画片,他把唐雅叫到卧室里,关上了门。唐雅坐在床沿上,他把文件袋递给她,把今天下午的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唐雅拆开文件袋把那份函件和介绍材料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把东西放回桌上,抬头看着他。
"你想去吗?"
他张了张嘴,没立刻回答。他想说"想",这个字在他嗓子眼里跳了好几次,可每次要蹦出来的时候他都看见了唐雅眼睛里那种平静的关注。那种平静让他害怕——因为唐雅越是这样不给他压力,他越觉得自己欠她太多。
"这个培训要半年。"他终于开口了,"半年不在家,小宝才一年级,我怕你一个人……"
"江望。"唐雅打断了他,语气很轻但很稳,"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去?"
他看着她的眼睛,点了点头。
唐雅也点了点头,像是一直在等这个答案似的。"那就去。半年就半年,小宝那边我应付得过来。实在不行让我妈过来住一阵子,她现在退休了也没什么事。"
"可是……"
"没有可是。"唐雅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手把他衬衫领子上一根线头摘掉了,"你今年三十六,错过了这个,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谁都说不准。我嫁给你的时候你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你在街道办当个小科员,一个月拿两千多块工资,我不也跟了你了?"
他低下头。唐雅的手还搭在他领口的位置,指腹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布料传过来。他想起他们刚结婚那几年,租在一个老小区的顶层阁楼里,夏天热得睡不着,两个人打着赤膊坐在阳台上啃西瓜,说以后要买一个有空调的大房子。后来房子买了,虽然是省直机关的家属区不算大,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方。可那些两个人凑在一起啃西瓜的夏天再也没回来过。
"唐雅,"他的声音有点哑,"这些年你跟着我太累了。"
"你少来这套。"唐雅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熟悉的、属于他们刚认识时的俏皮,"你出去为国家做贡献,我在家里给你守着后方,这叫分工合作,懂不懂?"她拍了拍他胸口,"赶紧去填表吧,别耽误正事。"
他伸手把唐雅搂过来抱了一下,下巴搁在她肩膀上。唐雅身上有淡淡的油烟味和洗衣液的香味混在一起,是那个熟悉的、属于家的味道。她在他后背上拍了拍,说"行了行了,肉麻不肉麻,赶紧松手,我去看看小宝有没有把动画片声音调得太大"。
当天晚上他就把材料拿出来仔细看了一遍。计划的全称是"全国青年干部综合能力提升计划",由中组部直接主办,每年面向全国遴选三十五名左右的优秀青年干部,年龄原则上不超过四十周岁。培训内容涵盖政治理论、公共管理、经济形势、领导科学等多个模块,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课堂学习,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到基层一线和中央机关进行轮岗锻炼。培训结束之后由中组部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和能力特长,直接进行职位分配,原则上不低于原职级,多数情况下会有相应的提升。
他把这些内容反复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这个计划的规格之高超出了他的想象。以前他也在内部文件上看到过这个计划的简报,知道入选的人后来都去了不错的岗位。可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尤其是推荐单位那一栏——函件上没有写,周正清也没说,这反而让他更加好奇。
申请表上的内容他花了两天时间填完。工作履历那栏他从头写起——大学毕业后先在街道办干了三年,然后考进省直机关,从科员到副科到正科到处级,每一步的时间节点清清楚楚。主要业绩那栏他斟酌了很久,写得太谦虚了显得不自信,写得太满了又怕给人浮夸的印象。最后他挑了几个自己牵头或者深度参与的重要项目写上去——包括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方案的设计、两个贫困县的产业帮扶政策制定、还有去年那份被宋怀远夸过的调研报告。每一项他都给出了具体的数据和效果,尽量让纸面上那些干巴巴的文字看起来有血有肉。
自我评价那栏他写了六百多字,把这几年的工作心得和个人反思都理了一遍。他写到"七年基层和机关工作的历练让我认识到,做政策的人不能脱离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能落地、能见效",又写到"在服务决策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写了多少报告,而是学会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同一个问题"。写完之后他读了两遍,觉得还算诚恳,就没有再改。
未来规划那栏他想了两天才动笔。这个不能写得太空洞,什么"为国家做贡献"之类的套话没有意义,但又不能写得太具体,毕竟未来的岗位和方向都还是未知数。他最后写的是"希望能在综合管理岗位上继续积累经验,把政策研究和执行落地这两个环节更好地衔接起来,为基层治理贡献一些实实在在的力量"。写完了自己读着觉得有些平,但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措辞,就那样交了。
材料交到周正清手里的时候是周五的下午。周正清翻了一遍,点了点头说"写得不错,条理很清楚",然后让他回去等消息,说后续如果需要面试或者补充材料会再通知他。从联络办出来的时候他心里踏实了一些,但那种踏实里又掺着忐忑——毕竟事情还没有最终落定,中组部那边还有初审、复审、面试好几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卡住了都前功尽弃。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他一边在家等待一边帮着做家务。这半个月大概是七年来他待在家里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每天早上送小宝去上学,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回来洗好切好,中午自己随便吃点,下午把家里那些陈年积攒的杂事一件件处理掉——换了客厅那个松动的水龙头,修好了小宝房间的门把手,把阳台上堆了半年的废旧纸箱拖去卖了。这些琐碎的事情做起来有种奇异的踏实感,像是把一块块松动的砖重新砌回了墙里。
唐雅下班回来看到焕然一新的厨房水龙头,愣了半天,说"你居然会修这个"。他说"以前在街道办那会儿什么都干过,水管工电工的活都跟着学过",唐雅笑着说"那你怎么不早说,之前那个龙头漏水漏了快两个月我都没找人来修"。他说"那不是没时间嘛",说完自己都愣了一下——以前是真的没时间,可这些明明花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的事,他居然让唐雅将就了两个月。
有天傍晚他带着小宝在楼下院子里玩,看着儿子跟邻居家的小孩追跑打闹,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院子里飘着各家各户炒菜的香味。他坐在花坛边上看着,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慢悠悠的、不需要想太多事的、身边有热饭和笑声的日子。可他也知道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多久——如果培训的事最终成了,接下来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又要回到那种快节奏高压力的轨道上去。到那时候他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每天接送儿子、买菜做饭、修水龙头呢?
八月初的一天他接到了周正清的电话,说初审已经通过了,中组部那边安排了一轮视频面试,时间定在八月中旬,让他做好准备。面试的内容是综合性能力测评,包括政策分析、情景模拟和个人答辩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专门的考官小组打分。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唐雅,唐雅说"好事啊,说明第一步迈出去了"。然后她转身去衣柜里翻出一件崭新的白衬衫,抖开看了看领口,递给他,"面试的时候穿这个,精神点"。那件衬衫的吊牌还挂着,他翻过来看了一眼价格,是唐雅平时绝对不会买的牌子。他问她什么时候买的,她说"上次逛商场看见打折就买了,想着你以后总有用得着的时候"。他心里酸了一下,没说什么,把衬衫挂进了衣柜里。
面试的那天他穿上了那件新衬衫,对着镜子把领带打了三遍才满意。视频镜头对面坐着三个人,看背景像是一间没有标识的会议室。提问从政策分析开始,给的材料是关于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案例,让他现场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那个案例涉及的内容他恰好接触过类似的,七年的工作经验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他条理清晰地拆解了问题的几个层面,再针对每个层面给出了可操作的应对建议。对面三个人一直面无表情地听着,偶尔低头在本子上记两笔。
情景模拟环节给了一个突发事件的场景,让他作为某个部门的临时负责人做应急处置。那个场景他以前跟着宋怀远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流程和要点心里都有数,虽然换了角色但框架还是那个框架。他按照轻重缓急理了三个步骤,第一是控制局势防止扩散,第二是摸清情况找准症结,第三是调配资源解决问题,每一层都说得很具体,连可能遇到的人力调配困难都做了预判。
个人答辩环节问的问题比较发散,从职业规划到价值观判断到个人优缺点的反思都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考官问的——"你觉得自己这七年最大的成长是什么,最大的遗憾又是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说最大的成长是学会了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以前在基层的时候只看眼前那一块,后来跟在领导身边做政策研究,慢慢学会了把一个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衡量权衡。而最大的遗憾……他顿了顿,说最大的遗憾是这七年里对家庭的亏欠。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平静,但说到"亏欠"两个字的时候,喉咙里有个地方不争气地紧了一下。
对面那位花白头发的考官点了点头,在纸上记了几笔,然后说"面试到此结束,请等后续通知"。视频挂断之后他坐在书桌前好一会儿没动,窗外的蝉鸣灌进来,空调嗡嗡地响着,他脑子里反复回放刚才说的那几句话,不知道自己的回答算不算好。
第四章 启程
结果来得比他预想的快。面试之后大约十天,周正清又打了电话来,说综合考评已经通过了,正式录取通知不日将发到省联络办,让他做好准备,九月初赴京报到。周正清在电话里的语气比之前热络了不少,加了句"恭喜江望同志"。
他挂了电话后在屋子里站了好一会儿。客厅里小宝在拼积木,哗啦啦翻着一整盒零散的塑料块找他要的那一块。阳光从南窗照进来,地板上落了一层暖融融的金色。他想喊一声"小宝"把这件事说出来,可嗓子眼像是被什么堵住了,最后只是走过去蹲下来帮儿子找到了那块绿色的三角形积木。
唐雅晚上回来的时候他把录取的事说了。唐雅正在擦餐桌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放下抹布,转过身来看着他,脸上慢慢绽开一个笑。那个笑从嘴角一直蔓延到眼底,她走过来抱住他,在他耳边说"我就知道你可以"。她抱得很紧,比平时任何一次都要紧,他能感觉到她肩膀微微发抖。他不知道那发抖是因为高兴还是别的什么,他也抱住了她,两个人在餐桌边站了好一会儿。
接下来将近半个月他都在准备赴京的事。首先是行李——九月到次年二月,半年时间要跨过夏秋冬三季,衣服得带够。唐雅把衣柜里他的秋冬外套都翻出来熨了一遍,毛衣叠得整整齐齐码进行李箱,连袜子都按颜色分了包。他说不用带这么多,北京那边什么都能买,唐雅瞪了他一眼说"买不要钱啊,能省就省"。他不跟她争了,看着她埋头整理的背影,忽然觉得这画面以后要过至少半年才能再看到了。
再就是小宝的事。他跟儿子坐下来很认真地谈了一次,说爸爸要去北京工作半年,每天可以视频通话,放假了会回来看他。小宝仰着脸问他"半年是多久",他说"就是从这个夏天到下一个冬天,等你放寒假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小宝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最后说"那你要给我带北京的糖葫芦"。他笑着说好,小宝就满意了,转头又去玩他的积木了。
最让他放不下的是唐雅。虽然她嘴上说得轻松,可他知道一个女人单独带着个一年级的孩子半年有多不容易。他把家里那些容易出毛病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水管、电路、燃气灶、热水器,能换的零件都换了新的,还专门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冰箱上,上面是物业的电话、修水电的师傅的电话、还有两个邻居的电话,万一有急事找不到人可以求助。
出发那天是八月三十一号。唐雅请了半天假送他去高铁站,小宝也跟来了,穿了一件崭新的小T恤,上面印着一只卡通恐龙。他在进站口蹲下来抱了抱儿子,小宝搂着他脖子说"爸爸你早点回来",他鼻子一酸,说"一定早点回来"。唐雅站在旁边,手里拎着给他路上吃的几个橘子,脸上的表情维持得很好,只是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伸手帮他整了一下衣领,食指在他锁骨那里停了一瞬,然后收了回去。
"到了发消息。"她说。
他点了点头,拎着行李箱转身进了闸机。走出去十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唐雅牵着小宝的手站在人群里,小宝冲他挥着手,唐雅的眼睛亮晶晶的,可她嘴角是笑着的。他冲他们挥了挥手,转过头大步往前走了。不敢再回头,怕一回就迈不动腿了。
高铁从长沙南站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楼群慢慢变成郊区低矮的厂房,再变成连绵起伏的绿色丘陵。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脑子里这半个月来装得满满的各种情绪像退潮一样慢慢褪下去,露出底下更深的、一直被他压着的东西。他想起七年前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院时的自己,想起在宋怀远身边修改文件的每一个深夜,想起送别宴上那些客套的笑脸,想起周正清递过来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时说的那句话。有些事情真的不会白费吗?他过去七年的每一天、每一份文件、每一次熬夜,真的是在为现在这一刻蓄力吗?他不知道答案,但他愿意信一次。
到北京西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拖着行李箱出站打车,报了一个地址——那是培训计划安排的集中住宿点,在西城区一条安静的胡同里。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他看见了路两旁华灯初上的街景,天安门广场在夜色里庄严肃穆,长安街的车流像一条光带缓缓流淌。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九月初的晚风吹进来,带着这座城市特有的、干燥而疏朗的气息。
报道手续办得很快。住宿点是一个改造过的干部培训基地,三层小楼,每层大约十几个房间,每间都是单人住宿,设施虽然不豪华但该有的都有。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一份详细的日程表和学员手册,告诉他明天上午九点在大会议室举行开班仪式,下午开始第一阶段的集中授课。
他进了房间把行李放下,洗了把脸,在床边坐下来给唐雅打视频电话。电话接通了,屏幕里出现了小宝凑得极近的大脸,鼻子几乎贴在镜头上,喊着"爸爸你到了吗"。他说到了,把手机举起来转了一圈给他看房间。小宝说要看看窗外有什么,他把手机贴到窗户上,外面是一棵老槐树和隔壁院子的灰瓦屋顶,在路灯下泛着柔和的光。小宝说"好像跟我们家不一样",他说"是不一样,但挺好看的"。唐雅在旁边把手机接过去,画面里出现了她的脸,她问"吃饭了没有",他说还没,待会儿出去找点吃的。她说"别凑合,好好吃顿饭",他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下楼去找吃的。胡同口有一家面馆还亮着灯,他进去要了一碗炸酱面。面端上来的时候冒着热气,酱香混着黄瓜丝的清爽味儿扑面而来。他低头吃了一口,咸淡正好,面条筋道。店里的电视正在播新闻,声音开得很小,背景里是筷子碰碗的脆响和偶尔几句邻桌的聊天。他坐在角落里慢慢吃完那碗面,觉得这是到北京之后第一个实实在在的、落了地的瞬间。
第二天上午的开班仪式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所有学员。三十五个人,来自全国不同省份和不同系统,年龄集中在三十二到四十岁之间,看起来个个都精神饱满、眼神明亮。大家坐在会议室里彼此打量着,带着同行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审视和好奇。台上坐着几位中组部的领导,轮流讲话,内容大概就是这个计划的意义、大家肩上的责任、以及未来半年的安排。讲话的间隙他扫了一眼周围的学员,发现每个人桌前都放着一本同样的笔记本和一支笔,跟他手里的一模一样。
坐在他左边的是个短发圆脸的女人,看起来三十出头,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姓郭,来自西南某省的发改委。坐在右边的是个高个子的男人,姓杨,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来自东部沿海某市的组织部。开班仪式之后是课间休息,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互通姓名和来处。他站在窗边跟几个人交换了联系方式,有人问他之前做什么的,他说在省委做政策研究。旁边一个姓黄的学员接过话头说"那是笔杆子出身啊",语气里带着一种对笔杆子的尊重,他笑了笑没多解释。
第一阶段的课程排得很满。每天上午是专题讲座,请的都是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一些部委的专家,讲宏观经济、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这些大题目。下午是分组研讨,三十五个人分成五个小组,每组七人,围绕上午讲座的内容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进行讨论发言。晚上有时候安排读书会或者专题观影,有时候留白让学员自己消化吸收。
那些讲座的内容让他大开眼界。以前在省里他接触到的信息虽然也不少,但毕竟有地域和层级的局限。到了这个平台上,老师们拿出来的全是全国层面的数据、趋势和案例,分析问题的维度和深度都比他之前的认知高出了整整一截。他听课的时候几乎不停笔地记,笔记本一页一页飞快地写满,有时候课上记不完整课后再翻着回忆补全。跟他同组的几个人也都是这种状态,大家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水,七个人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各抒己见,常常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散会之后又约着一块儿去食堂吃饭接着聊。
日子在这种高强度的节奏里过得飞快。从夏末到深秋,胡同里的老槐树叶子一天比一天黄,到十月底的时候已经落了大半,风一吹就漫天飘着金黄色的碎叶。他每天晚上固定跟唐雅和小宝视频通话,小宝在屏幕那边给他看每天画的画、做的作业、学校里发生的新鲜事。有时候小宝举着一张满分的测验卷子冲他显摆,他就对着手机竖大拇指。唐雅在画面边缘坐着织毛衣,偶尔插一句嘴问他在北京好不好、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视频挂断之后房间重新安静下来,他坐在桌前复盘当天的学习笔记,窗外偶尔传来胡同里自行车铃铛的清脆响声。
十一月中旬的时候第一阶段培训结束了,紧接着开始了轮岗锻炼。他被分配到了中直机关某部委的政策法规司,为期两个月的跟岗学习。报到那天他穿着正装走进那栋灰色的大楼,门口的安检比省里要严格得多,通行证刷了好几次才确认通过。他被安排在政策法规司综合处的一个工位上,跟岗期间主要参与政策文件的前期调研和框架拟订工作。他之前跟宋怀远做的那套工作方法在这边居然意外地对路——从问题调研到数据分析再到政策框架设计,虽然层级和规格不同,但底层的逻辑是相通的。带他的那位处长姓吴,四十出头,性子很急但做事极讲究效率,头两周对他要求很严,交过去的材料改了三遍才勉强通过。到第三周的时候吴处长对着他交上去的一份调研初稿看了半天,难得地点了一下头说"这份东西做得不错,思路比你刚来的时候清楚多了"。
跟岗锻炼的日子虽然也辛苦,但跟在省里那些年比起来反而轻松一些——因为这里的工作边界是清晰的,不需要像在省委秘书科那样全天候待命、随时随地准备处理各种突发的、边界模糊的事务。他每天按时上下班,周末还能去附近的公园走走、逛逛胡同。北京十一月底的风已经很冷了,他裹着唐雅给他织的那件深灰色毛衣走在北海公园的湖边,水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远处的白塔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沉静地立着。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唐雅,说"北京已经零下了",唐雅回了一张家里的照片,小宝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小区院子里堆雪人——长沙那年的初雪来得早,照片里唐雅穿着那件旧棉袄站在旁边笑着拍手。
他心里暖了一下。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两个屏幕里的人依然是连着的。这种连着的感觉让他觉得再远的奔波都不算什么了。
十二月中的时候他接到了一条意料之外的消息。周正清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中组部那边年底要做一个学员中期评估,每个学员要提交一份跟岗锻炼报告,然后由带教单位给出评价意见。这个评估结果虽然不是最终的考核成绩,但会影响到下一阶段的岗位安排方向。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处长的时候,吴处长说"你那份调研初稿可以做成一个完整的政策建议报告,框架和数据都有现成的,我再给你补充几组部里最新的数据,你拿回去整合一下,做成一个正式的材料交上去"。他连夜把材料重新打磨了一遍,从政策背景到问题梳理到对策建议到预期效果,每一块都写得很实,数据论证和案例分析穿插在一起,整份报告读下来逻辑严密、环环相扣。
交上去那天吴处长翻了翻,说"行,这个水平够了"。然后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以后要是想留北京,路子是有的"。江望听了心里一动,但嘴上只说了声"谢谢吴处"。
第五章 转折
十二月底的时候轮岗锻炼结束,学员们又回到了西城区那个培训基地集中。接下来是最后一段集中研讨和总结阶段,每个人都得提交一份完整的结业报告。这些天里大家相处了近四个月,彼此之间已经熟悉了很多,吃饭的时候聊天的话题也从一开始的客套寒暄变成了更深入的个人经历分享。
他渐渐知道了一些同行者背后的故事。隔壁组的张学员来自西北某省,四十岁了才争取到这个机会,来之前妻子刚刚查出需要做一个小手术,他犹豫了很久才决定来,因为"这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了"。同组的郭姓女学员两个孩子都在老家由老人带,她每天晚上九点准时打视频电话给孩子们辅导功课,有时候辅导到一半会议室里还有人在讨论,她就戴个耳机坐到角落去小声讲题。还有那位姓黄的学员,之前在某市的开发区干了八年,年年考评优秀但始终升不上去,这次被推荐来参加培训他自己都意外,后来听说是一位已经退了的老领导在某次座谈会上偶然提起过他。
这些故事听多了江望慢慢明白了——能坐到这个课堂里的,没有谁是一路顺风顺水上来的。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沟沟坎坎,每个人都经历过那种以为路断了结果又拐了个弯的迂回。他心里那点关于过去七年到底值不值得的疙瘩,就在这些故事的磨损里一点点变得平了。
结业报告他写了将近一万字,把这几个月学的、想的、悟的东西都理了一遍。他没写什么大话套话,就写实实在在的思考和体会。写政策制定不能光靠坐在屋子里拍脑袋,得真正走下去摸到实情;写基层和机关之间那道墙必须拆,不能让政策到了基层就变样;写当干部的人心里得装着那杆秤,一边是效率一边是公平,偏了哪头都不行。这些东西以前他也懂,但经历过这些年的打磨和这几个月更高视角的审视之后,那些道理不再是纸面上浮着的了,而是真正沉进了骨头里。
结业仪式定在一月中旬。那天上午全体学员和大合影,下午是各组的总结汇报,晚上有个简单的结业聚餐。合影的时候大家站了三排,前面坐着几位中组部的领导和授课专家,江望被排在最后一排偏左的位置。闪光灯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他想,这三十五个人再过几年散到全国各地去,不知道各自会走到什么位置上,但这个冬天的这个午后、这间会议室的灯光、这些并肩学习讨论的面孔,应该会在记忆里留很久。
仪式结束后他被单独叫去了一次中组部的办公室。一个姓徐的副局长接见了他,桌上放着他的档案和培训期间的考评材料。徐副局长说话很直接,说综合考评结果出来了,他的各方面评价都比较靠前,特别是政策研究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得分很高,跟岗锻炼期间的带教单位也给了很高的评价。
"现在有几个方向在考虑,"徐副局长翻了翻手里的材料,"一个是留在北京,中直机关这边有一个处级的岗位空缺,性质跟你之前做的政策研究比较对口。另一个是回你原来的省,但岗位会做相应的调整,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定,需要等最终的编制方案出来。还有一个……"徐副局长顿了一下,"西南某省那边最近在做一个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试点项目,需要一个有综合经验的干部牵头,那边跟我们提了申请,说想要从这个批次的学员里挑一个人。"
江望坐在那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留北京当然是很多人的首选,平台高、机会多。回原省也不错,离家近,熟悉环境。西南某省的基层试点项目……那个地方他从来没去过,完全陌生,而且一竿子插到基层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可"基层治理现代化"这几个字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响——这不就是他结业报告里写的最多的那个主题吗?不就是在宋怀远身边那些年他反反复复思考的那个问题吗?好政策到了基层怎么落地、怎么不走样、怎么让老百姓真正受益——这个问题他想了七年,写了七年,可从来只是在纸面上想、在纸面上写。
"我能考虑一下吗?"他问。
"可以,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给我答复。"徐副局长站起来跟他握了手,"无论选哪个方向,这个批次里你都是被重点关注的。好好考虑清楚,不要因为某个选项看起来轻松就选它,也不要因为某个选项看起来难就躲它。"
他走出那间办公室的时候步子比来的时候慢了半拍。走廊尽头的窗外是北京一月份灰白色的天空,没有太阳,但光线还是亮的。他站在窗前掏出手机,给唐雅发了条消息说"培训结束了,这两天做最后的决定,有两个选择,我晚点跟你细说"。唐雅回了个"好",后面跟了个笑脸的表情。
那天晚上他躺在培训基地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房间传来隐约的电视声,走廊里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远。他把三种选择的利弊在脑子里排了一遍又一遍。留北京意味着平台高前景好但离家远,回省里意味着离家人近但岗位不明朗,去西南意味着从头开始风险大但那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基层治理现代化"——这个说法在他脑子里反复弹出来。他想起在湘西那个冬天宋怀远蹲在火塘边跟阿婆说话的场景,想起自己写过的那些关于脱贫攻坚、产业发展、营商环境改良的报告,想起小宝搭积木时说的"爸爸你放这边"那种笃定的语气——做政策跟搭积木有什么不一样呢?每一块都得放在对的位置上,放错了底下那些就全塌了。可要是永远只在图纸上画位置,永远不下手去搭,那纸上画得再好又有什么用。
第二天他给唐雅打了个长电话。他在电话里把三个选择的利弊都说了一遍,重点说了西南那个试点的项目和他自己对这个方向的想法。唐雅在电话那头安安静静地听着,等他全部说完了,沉默了几秒钟。
"你觉得能做好吗?"她问。
"我……"他斟酌了一下,"我不能保证一定做得好,但这个事我想做。"
"那就去做。"唐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隔着上千公里的距离,那份干脆和笃定却一点都没衰减,"小宝那边我来跟他说,就说爸爸去一个更远的地方上班了,但要不了多久就能回来接我们去那边住。"
他愣住了。接他们去那边住?他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可唐雅已经在替他想了,甚至已经在计划着怎么跟孩子解释、怎么把整个家搬过去。那一刻他鼻子酸得厉害,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唐雅你等我"。
"等你什么呀等你,我一直都在等你好不好。"唐雅笑了,那笑声清亮亮的,像极了他们刚认识那年夏天她在图书馆门口笑出来的样子,"行了别肉麻了,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攥在手里攥了好久。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培训基地的院子里亮起了路灯,暖黄色的光落在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他深吸了一口气,给徐副局长发了一条短信,说选择第三个方向——西南某省的基层治理试点项目。
第六章 扎根
消息确认之后程序走得出乎意料的快。春节前他的新任命就下来了——西南某省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副秘书长,分管基层治理工作,同时兼任该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试点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级别提了半格,从正处到了副厅,但岗位的实质内容比他之前做的任何工作都要务实和接地气。
春节他回了长沙。那是他培训这大半年来第一次回家,高铁站出口唐雅和小宝早就等着了。小宝长高了大半个头,扑上来搂着他脖子不放,嘴里喊着"爸爸爸爸你终于回来了"。唐雅站在旁边笑,眉眼弯弯的,伸手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时指尖碰到他的手背,凉凉的。他说"你怎么不戴手套",她说"忘了,着急出来接你"。
那个春节他过得格外踏实。每天陪小宝看动画片、搭积木、去公园放风筝,帮唐雅做年夜饭、包饺子、贴春联。除夕的晚上小宝熬不住先睡了,他和唐雅坐在客厅里看春晚,窗外的鞭炮声远远近近地响着,电视里的热闹跟屋里的安静混在一起,有种奇异的和谐。他靠在沙发上搂着唐雅的肩膀,说"过了年我带你们去那边安家",唐雅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没有说话,手指轻轻绕着他毛衣袖口的一根线头绕来绕去。
节后他先动身去了西南,唐雅留在长沙处理房子的出租和搬家事宜。他到了新地方先安顿下来,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离市政府不算远,小区环境也还可以。然后他去学校帮小宝联系好了转学的事,一家一家的学校跑了四趟才最终确定下来,还专门跟班主任见了面介绍了孩子的情况。
三月初的时候唐雅带着小宝飞过来了。他去机场接机,远远看见唐雅推着两个大行李箱走出来,小宝跟在旁边拽着妈妈的衣角,眼睛东张西望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他快步迎上去抱住了儿子,小宝趴在他肩上小声说"爸爸这边的机场好大",他笑着说"以后我们就在这边住了,你慢慢就熟悉了"。唐雅站在旁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着他父子俩笑,说"行了吧赶紧回家,我累死了"。
新家的第一顿饭是唐雅做的。厨房比长沙的房子小了点但采光好,下午的阳光从西窗照进来,把灶台上的锅碗瓢盆都镀了一层金边。小宝趴在新房间的地板上拆他的玩具箱子,哗啦啦地倒了一地。江望坐在餐桌旁看着这一切,心里那个关于"家"的定义忽然有了新的形状——原来家的形状不是固定的,只要这几个人在一起,哪里都可以是家。
工作上他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试点项目涵盖的范围很广,从社区治理到乡村建设到数字化平台搭建到公共服务标准化,方方面面都要推进。他带着办公室的几个人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所有试点乡镇和社区跑了一遍,跟基层干部座谈,跟居民聊天,到田间地头去看实际情况。那些基层的干部见到他大都先是拘谨的客套,聊开了之后才慢慢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缺人手、缺经费、政策到了下面有时不合适有时来不及、老百姓的诉求千差万别一头雾水。他把那些问题一条一条地记在笔记本上,回来之后一条一条地梳理归类,再去找对应的解决方案。
试点推进的前半年磕磕绊绊。推数字化平台的时候基层干部嫌操作复杂不配合,搞公共服务标准化的社区反馈说标准定得太高高了根本够不着,乡村治理那块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改一个村的制度模式周边几个村都在观望。办公室里的人有时候急得上火,催他快点拍板定方案,可他总说要再听听底下人的意见。有一次开协调会的时候一个乡镇的副镇长站起来说了句"你们坐在市里想出来的办法,到我们那儿根本用不上",会场一时安静得落针可闻。他盯着那位副镇长看了几秒,然后说"你说得对,所以我下个礼拜要去你们镇住三天,你带我实地看看到底卡在哪儿了"。
那三天他真就在那个镇里住下了。白天跟着基层干部跑村入户,晚上住在镇政府的宿舍里跟干部们聊天、翻台账、看报表。第三天晚上他坐在宿舍的桌子前整理白天收集的材料,忽然发现那个镇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核心是信息的传递链条断了,上级的政策下来经过层层转达变形走样,到了村里已经跟原意差了一大截,下面的真实情况再层层上报上去的时候又被过滤得只剩大概。他连夜写了一份简报发回市里,建议调整试点的重心从"推工具"变成"建通道"——先把信息上下畅通这件事做透做好,再来谈工具和标准。
那份简报批转下去之后效果比预想的好。调整方向之后各试点单位的工作阻力明显小了,基层干部觉得上面的政策终于能听懂能用了,老百姓的反馈也渐渐从"搞这些虚的干什么"变成了"这回好像还真管点用"。当然事情远没有到一帆风顺的程度,各种新问题不断冒出来,但至少方向上对了,滚动的轮子一旦开始转,后面的阻力就越来越小了。
有一次他下乡回来的路上看见路边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三月底的风吹过来,花浪一层一层地涌。他让司机靠边停了一会儿,站在田埂上拍了张照片发给唐雅。唐雅回了一句"好看",隔了几秒又发了一条"小宝今天在学校的劳动课上种了一棵葱,说要给你看"。他看完笑了,把手机揣回兜里,钻进车里接着往回赶。
到了下半年的时候试点工作渐渐出了些名堂。省里下来检查了一次,评价是"思路清晰、措施务实、成效初显",市里的主要领导也在几次会议上公开肯定了这个方向。他办公室的人手从最初的五个增加到了九个,下面几个区县也陆续设立了对应的基层治理联络员。办公室墙上的那张试点进度表被他改过三版了,红色的标记线一点点从东到西推进,像是一条血管在慢慢活起来。
那年秋天他又回了一趟北京,是去参加试点工作的经验交流会。会上他代表所在市做了汇报发言,把这一年多来的做法、问题和思考全盘端了出来。台底下坐着很多人,有熟悉的面孔也有不熟悉的,他讲到"信息通道"那个概念的时候底下有人拿笔刷刷地记。讲完下来的时候那位头发花白的面试考官——他后来知道是某司的副司长——走过来跟他握了手,说"你这条路走得对,继续走"。
他站在会场外面的走廊里往外看,北京秋天的天很高很蓝,风里有银杏叶干燥的甜香。这个城市跟他去年培训的时候似乎没什么变化,可他自己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候他是刚从省里出来的、带着一身不甘心的、前面路不明不白的人。现在他站在这儿,脚下的路虽然还长,但方向清清楚楚。
电话响了,是唐雅。问他开完会了没有,说小宝的作文得了班里的一等奖,题目叫《我的爸爸》,写的是他出差回来给儿子带了一块在田埂上捡的石头,小宝把那块石头当宝贝收在了铅笔盒里。他站在走廊尽头听着唐雅在电话里读那篇作文的片段,窗外北京的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凉飕飕的,可他心里那个位置热得发烫。
"唐雅。"他打断了她的朗读。
"嗯?"
"谢谢。"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钟。然后唐雅的声音传过来,带着那种她特有的、笑着的、亮亮的语调:"谢什么呀谢,赶紧回来吃饭,今天晚上我做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暖了好一会儿。外面的天开始暗了,暮色从银杏树梢慢慢往下落,走廊里的灯自动亮了起来。他收拾好桌上的材料,拎起公文包往门外走。步子比来的时候轻快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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